明朝万历朝鲜之役，是指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1592-1598）援助朝鲜抵御日本侵略的战争。至今，这场发生于东亚近代前夕的国际战争结束已经整整420周年。用东亚汉文字文化圈国家的传统干支纪年来说，已经过去整整七个甲子了。后人对于这场重大战争记忆了哪些？不同时期对于同一重大事件的历史记忆，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肯定会发生不少变化。而人们对于重大事件的记忆，往往通过一些关键性人物的活动行迹呈现。那么，探讨对万历朝鲜之役这场重大国际战争中的关键性人物记忆，不仅仅涉及相关历史人物的历史评价问题，也有助于揭晰明清之际以及清代社会对日本观念的变化问题。
历史记忆离不开历史书写。中国古代王朝的“正史”著作，都是官修的纪传体史书，代表着官方的历史书写。一般来说，“正史”著作往往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它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政治教化功能。“正史”著作中所写的内容，往往表达出国家意志和民族情绪。因此，历来为中国读书人所重视。作为清朝费时达近百年（1645-1739）纂修的《明史》，它是记录明王朝二百余年的纪传体史书。其中，它的相关传记，是如何纪载万历援朝之役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清朝康雍乾时期统治者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因此，考察《明史》对于万历朝鲜之役关键人物的记载特别是人物立传问题，也便于我们了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东亚观由晚明向清朝前期演进的基本轨迹。
纵观明朝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朝鲜史上所称的“壬辰倭乱”和日本史上所称的“文禄之役”，这是明朝第一次援助朝鲜并取得初步军事胜利阶段（万历二十年四月至万历二十一年七月）----第二阶段为与日本议和时期（万历二十一年七月至二十四年年底）----第三阶段即朝鲜史上所称的“丁酉倭乱”和日本史上所称的“庆长之役”，这是明朝第二次加派援军直至取得御倭战争完全胜利阶段（万历二十五年至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本文拟根据这三个阶段，分别对明朝主导这场战争的关键性人物进行简略考察，然后对《明史》的相关人物记载尤其是人物立传问题做出分析。
一、第一次援救朝鲜的明朝关键性人物
（一）排除对朝鲜持怀疑态度的许国
壬辰年（1592年，日本文禄元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明朝万历二十年）四月十三日，日本军队在釜山登陆。旬日之间，朝鲜王京陷落，朝鲜国王即忙请求明朝援救。此时，明朝内部不少官员对于朝鲜持有怀疑态度，担心朝鲜与日本同谋。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万历二十年六月十八日，明朝辽东巡按御史李时孳所遣使者宋国臣持咨文来到朝鲜宣川，咨文中即指责：“尔国谋为不轨”；并称，尔国“八道观察使，何无一言之及于贼？八道郡县，何无一人之倡大义？何日陷某道？何日陷某州？某人死于贼？某人附于贼？贼将几人？军几万？” 朝鲜宣祖王读悉咨文而叹曰：“此盖疑我与贼同谋。” 据当时亲自经历的朝鲜都体察使柳承龙记载：在丰臣秀吉派兵入侵朝鲜前一年，有“福建人许仪俊、陈申等被掳在倭中已密报倭情，及琉球国世子尚宁连遣使报声息，独我使未至。天朝疑我贰于倭，论议藉藉。阁老许国曾使我国，独言朝鲜至诚事大，必不与倭叛。”
许国（1527—1596），字维桢，徽州歙县人，从万历十一年至十九年为明朝内阁大学士。他作为使节出使朝鲜，还是在先朝隆庆元年（1567年），当时他是翰林院检讨。是年，隆庆帝“遣翰林院检讨许国、兵科左给事中魏时亮颁《即位诏》于朝鲜，赐其国王及妃纻丝表里、文锦、彩绢有差。” 据史记载，在此次向朝鲜国王颁发隆庆皇帝即位诏书过程中，中朝双方围绕接诏书礼制还曾有过交涉，朝鲜国王最后按照明朝规定的蕃王礼制，由原来站立宫廷北侧改由站立宫廷南侧接诏。尽管如此，这次出使给许国还是留下了朝鲜为礼义之邦的深刻印象。不过，万历二十年日本侵略朝鲜战争爆发时，他已经从内阁大学士位置上辞职归家。然而，而从许国在内阁大学士任上对于外夷入侵中国的立场看，他一直主张重创外敌，并得到万历皇帝的同意。这与同时为辅臣的申时行极为不同，申时行主张“款贡”入侵的外夷。从万历皇帝对于许国极其尊重的情况考虑，许国对于朝鲜的态度应该对皇帝产生了影响。
（二）战争初期力主出兵援救朝鲜御倭的石星
明朝在获知知日本入侵朝鲜的消息后，万历皇帝即于当年六月根据兵部的奏请而敕令：“令辽东抚镇发精兵二枝，应援朝鲜，仍发银二万解赴彼国犒军，赐国王大红纻丝二表里慰劳之。仍发年例银二十万两，给辽镇备用。” 明朝所发的援朝先遣部队，其将领为戴朝弁、史儒。七月，明朝又派遣辽东副总兵官祖承训率兵三千进入朝鲜保卫宣祖王。这时主管兵部的尚书，即是石星。石星，字拱宸，号东泉，北直隶东明人。日本入侵朝鲜，朝鲜请援，他力主援救朝鲜。
当时，明朝内部对于派遣军队进入朝鲜抵御倭寇的军事行动，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据当年到北京出使求援的朝鲜使节郑昆寿回国向国王的报告：“臣行到帝京，则朝廷论议尚不定，或以为当御于境上，或以为两夷之斗，不必救。当初许弘纲上本，力陈不可救之意；今则石尚书锐意征剿矣。” 朝鲜“实录”所记，在明朝“实录”中也有具体印证。当时任言官的兵部给事中许弘纲上奏提出：“夫边鄙中国门庭也，四夷则蓠辅耳。闻守在四夷，不闻为四夷守。朝鲜虽忠顺，然被兵则慰谕，献俘则颁赏，尽所以待属国矣。望风溃逃，弃国授人，渠自土崩，我欲一苇障乎？夫倭未弱于虏也，在虏则欲抚之……即欲立功异域，又臣等所大惑也”万历皇帝闻奏，令兵部再进行会议然后具奏。很快，兵部官员就拿出意见：“朝鲜倘险，螫必中辽。则固我藩蓠，壮彼声势，亦势不可已。” 显然，以石星为首的兵部官员，已经认识到援救朝鲜以于保卫辽东的重要性。所以，他坚持出兵全力援救朝鲜。
（三）第一次援朝御倭的主帅宋应昌与主将李如松
历历二十年八月，工部右侍郎宋应昌改任兵部右侍郎，并被委任为经略蓟辽保定山东等处御倭军务，直至二十二年四月他辞职归里，宋应昌担任经略的时间为一年又八个月。宋应昌，字思文，别号桐岗，浙江仁和人。在壬辰战争爆发前夕的万历二十年正月，宋应昌在山东巡抚任上进《海防事宜》疏，认为倭寇情形已经显现，应重视防御事宜，并进选将、练兵、积粟三策。廷臣以其料敌如神，遂被推为御倭经略，但遭到御史郭实等人的质疑与攻击，宋应昌连忙辞任，万历皇帝“嘉其忠信任事”，不允其辞，并于九月二十六日专门颁发敕文，申明所有御倭军务皆由经略处置：“一应战守抚剿，悉听随宜处置；兵马钱粮，随宜调度；司道将领，随宜委遣；应与总兵官计议者，从长计议，而行勿执成心，期利国事；镇巡以下悉听节制；文职知府以下，武职参将以下有怠玩畏避应拿问者径自拿问，应参治者从重参治，务求将勇兵强，战胜守固。”
宋应昌于万历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正式就任经略一职，即开始进行紧张的军事准备，包括采购粮饷运往辽东，加紧制造所需各种火炮器械、火药、弓弩等，并从蓟镇、保镇、辽镇、大同镇、宣府镇以及南方调集御倭兵马七万余名。从宋应昌的现存著作《经略复国要编》所收万历二十年九月至二十一年十二月的公文和其它文献看，他在明朝第一次援朝御倭战争中运筹帷幄，对于战争胜利局面的打开起了关键性作用。十二月，宋应昌因不同意兵部尚书石星的主和立场而引疾辞归。
万历二十年十月，明朝从宁夏前线调李如松为御倭总兵官。李如松，字子茂，其祖为朝鲜人。其父李成梁，任辽东总兵官二十余年，为一代名将。十二月，李如松至明朝所调援朝军中，大军也于该月分批先后渡过鸭绿江。二十一年正月，明朝援军取得平壤大捷，但不久却在碧蹄馆之战时受挫。《明史》记载，“碧蹄败衄，如松气大索，应昌、如松急欲休息。而倭亦刍粮并绝，且惩平壤之败，有归志……四月十四日，倭弃王京遁，如松与应昌入城，遣兵渡汉江尾倭后，将击其惰归。倭步步为营，分番迭休，官军不敢击。倭乃结营釜山，为久留计。时兵部尚书石星力主封贡，议撤兵，独留刘綎拒守，如松乃以十二月班师。” 是后，战争便转入相持及议和阶段。
二、明朝与日本议和阶段的关键人物
（一）碧蹄馆战役后力主封贡议和的石星
明军在碧蹄馆战役失利后，明朝兵部尚书石星也从主战转向主和。石星的立场何时转变，为什么转变？这是一个尚未引起人们注意的问题。从现有史料的记载看，碧蹄馆战役是石星从主战到主和的关键点。当时，宋应昌向他报告战场情况称：“倭奴并集王京，据报实有二十余万，我兵不满四万，转战之后，士马疲劳，强弱众寡，既不相当，雨霪泥泞，稻畦水深，天时地利，又不在我，是以暂为休息。” 宋应昌的这份报告可能使石星感到明军士气已经受挫，继续用兵剿倭并无胜利之把握。而明朝同时却在进行三场战争：在宁夏正在进行平定蒙古首领哱拜的叛乱，在播州（今重庆、贵州、湖北交界处）正在平定土司杨应龙的叛乱，作为主持兵部的石星，已经感到增兵增饷都十分困难。这从后来丁酉倭乱再起时，明朝所派的到日本册封使杨方亨的上疏中也可得到证明，“石星欲息兵省饷，但轻听，误国情”。另外，明朝内部不少人认为，平壤、开城已经收复，援救朝鲜的任务已经完成。宋应昌曾告明确诉朝鲜左承旨洪进：“当初尔国请兵之初，廷议纷纭，多以防守鸭绿为得。及下平壤，则欲守平壤；及下开城，则欲守开城，谓已救援属国，平复大半，便可撤兵云。而我与石尚书之意不然，期于荡涤清净。” 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石星选择和谈的方式，期望通过外交的渠道以减轻明朝为援救属国所付出的代价，是完全可能的。
恰在此时，日军也因明军烧毁其龙山粮仓，“刍粮并烬，众生恶疮，闻我益发虎尊等炮及战车列江上，声日张，其酋行长亦惩平壤之败，有归志” 。于是，日本方面率先提出议和，石星则因此而予以接受，并委托沈惟敬具体与日方商谈。当明日议和失败后，万历皇帝以“谄贼酿患，欺君欺国”的罪名，将石星被革职下狱，石星最后竟死于狱中，成为完全悲剧式人物。
（二）明朝与日本议和的执行者沈惟敬
石星主张对日本议和，也是偏听沈惟敬意见的结果。沈惟敬，浙江嘉兴人，在壬辰战争爆发前还是一介平民。沈惟敬能够参与壬辰战争期间明朝与日本的议和外交活动，则缘于兵部的招募。《明史》记载：“当是时，宁夏未平，朝鲜事起，兵部尚书石星计无所出，募能说倭者侦之，于是嘉兴人惟敬应募。星即假游击将军衔，送之如松麾下。” 从石星最初招募沈惟敬的目的看，在于从日本军队方面侦探军事情况并用和谈麻痹日军。而沈惟敬于万历二十年八月底就进入朝鲜，并在该年两次（九月、十一月）至日军军营与日军将领小西行长会谈，首次为约定双方停战五十日，第二次则是要求日本从朝鲜领土上撤兵，并归还被俘的朝鲜王子及政府官员，然后再允许日本与明朝通商。而日方将领小西行长则以自己无法擅自作主为由，拒绝了沈惟敬的要求，但却表示可以转达其意见。这一次，沈惟敬还向日军普遍赠送小帽，以从中了解驻守平壤的日军之人数。后来，明军取得了平壤大捷。
万历二十一年四月，明朝方面答应了日本方面提出的议和请求，沈惟敬第三次前往日军营中议和。临行前，宋应昌向沈惟敬交待：“此间和议，汝既专主，我不当欺朝鲜，亦不敢诬朝廷，尔须率策士五人，领倭众归日本，受关白降书以来。我得此然后转奏请旨，封关白为王，使之进贡，勿令误事。” 于此可见，沈惟敬这次至日本军营议和的目标，一是要求日本从朝鲜撤军，二是要求丰臣秀吉向明朝送来投降书。而明朝回报的条件，则是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并允许日本向明朝进行朝贡贸易。
五月末，和谈有了初步结果，日本同意释放朝鲜的两位王子和黄廷彧等人，并派遣小西飞（内藤忠俊）随沈惟敬前来明朝落实议和事宜，但丰臣秀吉开出的议和条件却是：明朝嫁公主于日本天皇为妃，恢复中日间的贡舶贸易，两国大臣立约盟誓，归还朝鲜北部四道，朝鲜南部则割让约日本，朝鲜派王子以及一二大臣到日本为人质，朝鲜誓词保证不违背和约。宋应昌发现日本所开议和条件有异，并没有日本丰臣秀吉的投降书。于是，沈惟敬再入日本军营，要求得到日本谢表。二十二年正月，小西行长、小西飞与沈惟敬等人，直接伪造了一封丰臣秀吉的《关白降表》。
二十二年九月，小西飞来到北京，受到石星的优遇接待。石星提出三项条件：一、日本军队从朝鲜撤出；二、只册封日本而不允许日本朝贡；三、与朝鲜修好并不得侵犯朝鲜。小西飞也满口答应，明朝决定向日本派遣册封使团，沈惟敬作为册封使团成员随同前往日本。未料明朝册封正使李宗城，却在赴日本途中的釜山微服潜逃。明朝被迫改任原副使杨方亨充正使，并任命沈惟敬为副使前往日本完成册封使命。万历二十四年九月，当沈惟敬一行把明朝皇帝的册封诰命、敕谕以及金印、冕服转授给丰臣秀吉时，丰臣秀吉也对自己受明朝册封而十分愤怒，并决定再次对朝鲜用兵。沈惟敬一行也被日本驱逐出境，并遭明朝逮捕系狱。战争结束后，沈惟敬被处死，其妻也遭发配功臣为奴之境遇。
（三）议和时期先后出任的经略顾养谦与孙鑛
二十一年十二月，因宋应昌、李如松俱回国，万历皇帝担心倭情有变，乃敕命原蓟辽总督顾养谦担任经略，赶往朝鲜相机料理军务。顾养谦，字益卿，号冲庵，南直隶通州人。他担任经略时力主封贡，并奏贡道宜定宁波，丰臣秀吉宜封为日本国王，一直遭言官所劾。二十二年七月，明朝又以兵部左侍郎孙鑛代替顾养谦为朝鲜经略。孙鑛，字文融，号月峰，此前为兵部左侍郎，曾主张对日本封贡并绝，并令朝鲜自修武备，中国遥为声援，但兵饷俱难再助。孙鑛担任经略后，却持主战立场，并上奏认为：“朝鲜在我则代戍为难，在彼则自振无计，如必欲保属国以固藩篱，则惟特设一宪臣专理朝鲜兵备，凡抽兵派饷一切以我从事” 他提出的这种架空朝鲜国王的方案，并未得到石星与万历皇帝的认可。后来，他又差人至日本小西行长军中谈判，促其撤军，也无结果。
三、第二次援救朝鲜的明朝关键性人物
（一）第二次援朝御倭的主帅邢玠
万历二十五年初，日本出动水陆大军十六万余人，再度入侵朝鲜。朝鲜遣告急使权悏入明告急求援。三月，明朝升兵部左侍郎邢玠为兵部尚书，并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兼理粮饷，经略御倭事务。邢玠，字搢伯，号昆田，山东益都人，此前以兵部左侍郎身份总督川贵兵务，平息了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邢玠上任后，即调兵马和粮饷至朝鲜。五月，邢玠至辽东。当时进入朝鲜的明朝援军，不足三万人，而敌军却有十余万，邢玠“疏请募兵川、浙，并调蓟、辽、宣、大、山、陕兵及福建、吴淞水兵，刘綎督川、汉兵六千七百听剿。” 不久，邢玠即指派杨元屯兵南原，吴惟忠驻守忠州，以扼制日军北上，并等候新增援的大军抵达朝鲜后，再进行战略反攻，直捣釜山日军大营。
然而，日军却先机行动。七月，日军先在闲山岛大败朝鲜水军，使南原屏障顿失。八月，日军即攻陷南原，守将杨元弃城而逃，邢玠疏请依律重惩杨元。九月，日军由全罗道北上，陷全州上，逼近王京。当时朝鲜王京形势十分危险，东西两个方向都有日军，而明朝守军却十分单薄。关键时刻，邢玠亲赴王京指挥防守，“人心始定”。明日两军战于稷山，取得胜利，日军败退岭南。邢玠认为，经此一战，明朝“军威稍振”。十一月，邢玠分兵三路，趁冬南攻日军。同时从山东等地调运粮饷七十万石运往朝鲜。十二月，明军在进攻蔚山时失利。邢玠开始做持久战准备，并从南方募集水军前来参战。于是，陈璘领广东水兵，刘綎领川兵，邓子龙领浙直兵先后进入朝鲜增援。邢玠于是分兵四路，麻贵主东路 攻蔚山，董一元主中路攻泗川，刘綎主西路攻顺天，陈璘则主水路协攻顺天。九月，明军取得晋州胜利，后互有胜负。十一月，日军因丰臣秀吉去世，开始从朝鲜撤军，明军与朝鲜军队借击阻击日军。十二月，邢玠以飞骑向万历皇帝奏报清正所部日军从朝鲜遁逃的消息，明朝援朝御倭战争大体结束。二十七年四月，万历皇帝在午门接受邢玠献倭俘，并祭告天下。五月，邢玠条陈东征善后事宜十事。九月，明朝以东征功成，加总督邢玠为太子太保，并荫一子为官。
（二）第二次援朝御倭的前线总指挥杨镐
明朝在第二次援朝御倭战争的指挥体系安排上，与第一次又有所不同，除了总督邢玠外，还安排了一位“经理”杨镐。杨镐，字京甫，号风筠，河南商丘人，进入朝鲜战场前任辽海道副使并兼山东右参政，受命防御蒙古人入侵。二十五年三月，吏部会推杨镐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理朝鲜军务。时值杨镐父丧，帝命夺情视事。八月，杨镐奏朝鲜纳粮十事；又奏朝鲜君臣有意隐藏粮食不饷援军，由是招致朝鲜怨愤。杨镐至平壤，闻日军进京畿，乃日夜驰奔王京，并指挥副总兵解生率军大破加藤清正所部日军，取得稷山之捷。十二月，杨镐率军南下攻蔚山日军，因攻城殊难，对敌实施围城战术。城中日军陷于无粮之窘境，加藤清正乃困守以待小西行长来援。而小西行长也恐明军攻釜山，乃选三千士卒，佯挂帜帆顺流而来。朝鲜将领李德馨乃报倭军扬帆而来，杨镐闻报，仓惶而逃，明军溃败。杨镐还王京谎称蔚山之捷，为监军丁应泰所劾，遂被罢职。十月，朝廷以天津巡抚万世德接替杨镐经理之职。
（三）备倭总兵官麻贵
丁酉倭乱发生后，明朝于万历二十五年二月任命麻贵为备倭总兵官。麻贵，字西泉，大同右卫人，出身将门。此前，他先后任大同和宁夏总兵。麻贵赴朝鲜后，经邢玠奏请，明朝又加麻贵为“提督”，由他统领援助朝鲜的南北诸军。当日军从东西两向来攻朝鲜王京之初，麻贵认为明军单薄，拟退守至鸭绿江，为海防使萧应宫所止。于是，麻贵乃发兵守稷山，并取得胜利。后将明朝援朝分为三协，并亲自督兵南攻日军，将日军压制于朝鲜东南的釜山至蔚山一隅。战争结束后，麻贵因军功进右都督。
四、《明史》中朝鲜之役关键人物立传问题
我们在上面各节所列举的几位人物，基本上都是对万历朝鲜之役起关键性作用的人物。除此之外，还应加上万历皇帝。关于万历皇帝，《明史》对其评价甚低，称他“晏处深宫”、不理朝政、“纲纪废弛”。不过，若是我们就他在援朝御倭战争中的表现来看，我认为他基本上持积极立场。如二十年六月，辽东巡抚郝杰奏报向朝鲜调遣援兵之事，受到牵制。万历皇帝则颁旨：“援兵之遣，岂容迟误！今后各边镇紧急事务，毋拘奏请，致误军机。” 七月，兵部奏报九卿科道官员对于援救朝鲜仍有争议，所以暂缓派遣征倭文武大臣。但“上（指万历皇帝）念朝鲜被陷，国王请兵甚急，既经会议，宜速救援，无贻他日边疆之患”。 次年二月，兵部奏报大军已收复平壤。万历皇帝即敕令：“平壤既复，便行与朝鲜国王仍旧居住。还令乘胜鼓勇，会兵进剿，务期荡平。” 数日后，他又专门敕谕东征将士，要求他们不 避艰险，痛击倭寇， 永清边疆，并发银十五万两犒赏大军。即使在第二阶段，他对于与日本议和问题的底线，也是要求日本从朝鲜国土上撤出侵略军。而在第三阶段，他对于杨镐所劾朝鲜君臣有意隐藏粮食而不供应明军问题，万历皇帝还是持比较理性态度，颁旨称：“朝鲜连年疲敝，不能自振，以致欺隐粮物，全无举察，情有可怜，非尽险诈。” 后来，明朝内部对援救朝鲜持反对立场的人，竟直接讥讽万历皇帝为“高丽皇帝”。显然，没有万历皇帝对于援朝御倭问题所持的积极立场，这场战争的进程将更为复杂和缓慢。
《明史》对于万历朝鲜战争的叙述，分别出现在卷三百二十《朝鲜传》和卷三百二十二《日本传》之中。其中，以《朝鲜传》为详，而《日本传》仅述丰臣秀吉入侵朝鲜背景以战争的简要过程。从《明史》对指挥万历援朝战争将帅人物人物所列的人物传记情况看，立传的人物有：卷二百三十八中的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梅、麻贵，卷二百三十九中的的董一元，卷二百四十七中的刘綎、陈璘、邓子龙，卷二百五十九中的杨镐。
在这些人物中，李如松是第一次援朝御倭战争的主将，为其立传，当属必要。而且，该传本主为其父李成梁，李成梁诸子皆附其后，只是文字长短不一。本传中对李如松的叙述字数仅次如其父。李如柏为李成梁第二子，李如松之弟，在第一次援朝御倭战争时担任副总兵，平壤大捷和收复开城时皆有军功。李如梅也为李如松之弟，前后两次参加援朝御倭战争，第二次且为副总兵身份担任左路军指挥，与杨镐关系密切。
麻贵为第二次援朝御倭战争的主将，为其立传，也属必要。董一元，宣府前卫人，也为将门子弟。他在第二次援朝御倭战争时，最初被邢玠招来参赞军事，后为中路总兵官，在收复朝鲜晋州战中立有军功。他被立传，主要还在于在宁夏御边中立有显赫军功。
刘綎作为万历援朝御倭战争的主将之一，前后三个阶段都曾参加。刘綎，字省吾，江西南昌人，也为将门子弟。第一次援朝御倭战争时，刘綎率川兵五千赴援，被任命为副总兵官，率军由王京进至全罗地区。明朝与日本议和期间，大部分明朝士兵被撤回国内，他却仍被安排驻札朝鲜，以防不测。万历二十四年，因川贵交界处土司杨应龙叛乱，刘綎又被召回任四川总兵官。丁酉倭乱再起，刘綎受诏担任御倭总兵官，被邢玠指定过西路军主将，斩获小西行长所部日军甚多。陈璘，字朝爵，广东翁源人。第二次援朝御倭战争时，他以副总兵身份领广东兵五千朝鲜，并提拨为总兵官，为水路主将，在朝鲜全罗、庆尚沿海焚日本兵舟甚多。战后论军功，他列第一，刘綎为第二，麻贵为第三。不过，刘綎和陈璘进入《明史》人物传记之中，据该传“赞曰”所称，皆是因为他们在平定土司杨应龙叛乱中立赫赫战功。邓子龙，江西丰城人，应募为军。万历二十六年从陈璘东征，年逾七十，领水兵在釜山南海与日舟搏击，不幸战死，《明史》作者认为他是“武官不惜死”的典型，可能也是入传的理由。
在明朝指挥援朝御倭战争的文官中，杨镐是唯一一位有幸被《明史》列传的人物。不过，从该传后面作者所写的“赞曰”以及所列人物包括袁应泰、熊廷弼、袁崇焕等人的情况看，这组人物所以立传皆是因为明朝处置东北地区后金政权的关键人物，杨镐最后也是以辽东巡抚身份处理辽事失败被诛。
由此不难发现，作为明朝主持万历援朝御倭战争的关键性人物，包括最初力主援朝御倭后又坚持与日本议和的兵部尚书石星，还有先后被直接派往朝鲜的经略宋应昌、邢玠，在《明史》中竟然都没有被列入传记。曾对清朝纂修《明史》产生一定影响的徐乾学在《修史条议》说，“明之武功，最为不振。洪（武）、永（乐）勿论，宣（德）、正（统）以后，遂渐衰微，总由武职日轻，军功鲜纪。然而疆场之上，凡有斩馘微功，尽见历朝实录，因而广搜，犹可作传。” 由此可见，《明史》纂修者在同一军事大事上，相关人物立传安排存在着重武将而轻文官的倾向。他又说，“明之战功，大约文武数人共之。如麓川之役，王骥与蒋贵共事；大藤峡之役，韩雍与赵辅共事；播州之役，李化龙与刘綎共事。决机发策当归于文，冲锋陷阵必归于武，不得重文轻武，以血战之功归诸文墨之士。数人之传出于一人之手，庶无抵牾，且免重复。” 在这里，他虽然强调的是对同一场战争之文帅武将，应安排同一作者去撰写，那么，既然安排了万历朝鲜之役中武将李如松的传记，就应该安排宋应昌的传记；既然安排了麻贵的传记，也就应该安排邢玠的传记。而且，无论是前期经略宋应昌，还是后期经略邢玠，还是从主战到主和的石星，他们不仅对这场战争所起作用更为关键，而且他们对于明朝的国防安全与朝鲜、日本关系之认识也远远高于当时一般文臣武将之上。显然，《明史》纂修者在援朝御倭问题上，存在着只关注武功，而轻视谋划与战略的写史倾向。
实际上，石星、宋应昌、邢玠的作用和地位，在清初又不仅仅是《明史》编纂者的轻视问题。宋应昌的《经略复国要编》在清初就曾被列为禁书。有人曾认为，宋应昌所说的“复国”，曾被清朝统治者视之为复“明朝”之国，故专门禁绝之。实际上，宋应昌所说的“复国”，是要恢复属国朝鲜之国。《经略复国要编》所记，为宋应昌在经略任内及事后疏奏檄函牍札等文，兼及相关官员关于朝鲜事务题奏，以及朝鲜方面咨文，共分十四卷。另外，书前附有“华夷沿海图”及其图说，书后附有兵部、礼部等章疏以及日本使节小西飞之禀帖。宋应昌在其公文内，对于敌方日本和援救国朝鲜的军政情况，书中多有分析和论述。如果稍加翻检，“复国”的意义即可明确。而邢玠的《经略御倭奏议》，虽未被列为禁书，但在清代也是无人关注，以至明刻十卷 本仅剩五卷，且还有残页。这些情况或许表明，晚明时期对于东亚问题的那种强烈关注，在经过朝代更替后，在清朝康雍乾时期已经十分淡化了。即使清朝最高统治者也曾念及日本，也只是关心日本的洋铜贸易等经济问题，而对日本的军政国情并无兴致。从长时段角度看，清朝晚期也是在朝鲜国境上败于日本所挑起的甲午战争，或许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