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文章均由本报记者张晓迪采写

信用评级机构是金融市场上一个重要的服务型中介机构，其职责是对证券发行人和证券信用进行等级评定。成立于1994年的大公国际，是中国最早成立的“老三家”信用评级企业之一，也是第一家进行国家主权信用评级的中国机构。2018年10月，大公国际因违规而被禁业，2019年4月，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国新”）入主大公国际，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造。

中国国新是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之一，2016年初被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确定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

时至年中，大公国际复业已逾半年。中国国新入主后，大公国际发生了哪些改变？随着评级行业全面开放时代的到来，大公国际如何提高自身竞争力？“国家队”的新身份，对大公国际提出了哪些新要求？为此，《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了来自中国国新的大公国际董事长、总裁吕柏乐。

再造民族品牌

《中国经营报》：大公国际曾提出“民族品牌国际化的发展道路”。目前，是否还有计划继续开拓国际市场？是否有计划在海外设立评级机构？

吕柏乐：民族品牌国际化一直是我们的使命和目标。大公国际在国际化道路上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体系、实践经验和技术优势。不论是国家对外开放、走出去的战略要求，还是在此背景下所形成的市场需求，均要求大公国际在国际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公国际曾经获得香港和欧洲等地区的多个海外评级资质，在国际市场的知名度和关注度较高。未来，大公国际将继续深入开展国际评级方法研究，逐步开拓国际化市场。近期我们也会发布一批国家主权评级。

《中国经营报》：大公国际是第一家进行国家主权信用评级的中国机构。目前，主权信用评级业务在大公国际的业务中如何占位？在中国对外开放及与“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如何理解主权信用评级的意义？

吕柏乐：主权信用评级一直是公司评级研究重点之一。大公国际以国际经济长期发展前景，而非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为标准，于2010年首次对外发布了50个国家和地区的信用等级，成为第一个发布主权评级报告的非西方评级机构。大公国际主权评级团队建立并维护了覆盖全球268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权信用评级数据库和信用评级系统，每年跟踪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权信用风险状况，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及实践经验。在国际评级舞台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丰富了民族品牌国际化的内涵。也为未来继续拓展国际评级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有必要建立起一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打破西方垄断的主权信用评级体系，为维护我国经济金融安全、重构国际金融体系服务。

在中国不断对外开放与“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主权评级的意义体现在五个方面。其一，为全球市场提供公平公正的主权信用风险信息，揭示主权经济、金融风险。其二，提供科学的主权信用评级标准，为全球信用交易提供统一的定价标准。其三，打破国际评级垄断，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在世界范围内承担更大、更多的评级责任。其四，主权信用风险研究引发人们对经济金融风险治理的思考，为世界经济复苏、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路径与方法的探索提供依据。其五，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维护完善多边贸易体系，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构建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防范体系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主权评级结果被三大评级机构作为一国债券评级的上限，其高低直接影响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融资成本。由于三大评级机构依据中国政治体制、金融市场发展等因素对中国主权评级偏低，因此，建立以偿债能力而非一国政治体制为核心的评级标准对于中国企业意义重大。

内控机制改变

《中国经营报》：作为国企的中国国新入主后，大公国际有哪些新变化？

吕柏乐：中国国新入主以来，大公国际最重要的变化是，治理结构、内控体系发生了深刻改变。对大公国际来说，中国国新不仅注入了新的血液，更带来了成熟规范的管理经验和服务国家战略的使命责任。作为中国国新控股的公司，大公国际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评级领域的“国家队”。在行业自律上，大公国际通过治理结构、内控体系的改变，严守合规底线；同时，中国国新入主之后，央企的合规文化更加强化了合规意识，有助于行业自律。

《中国经营报》：如今，大公国际评级能力提升如何？客户恢复如何？

吕柏乐：过去一年大公国际的评级技术和评级质量还在持续进步中，2019年重组至今，大公国际共计修订评级方法和模型69项次。

从实际效果来看，2019年大公国际总体级别迁移率为3.70%，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其中级别向下迁移为主，以有效揭示发行主体信用资质弱化风险。2020年1～5月，大公国际所评级的83只债券中，票面利率与指导利率形成利差的债券有36只，其中64%债券票面利率低于指导利率，且平均利差值为0.57%。AAA级和AA+级债券中有指导利率的各有15只，其中票面利率低于指导利率的分别有10只和11只，均占比66.7%以上。

战略重组一年来，大公国际一共发布了将近500多篇研究报告，而往年的数量基本都是三四百篇。不仅数量大幅超越，在质量上也可圈可点，除了常规报告，还发布了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方面的报告。针对疫情，大公国际撰写了150多篇报告，全面梳理了疫情对于我国宏观经济以及各个行业的影响。

2019年以来，交易商协会对评级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对信息披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尽管当时技术人员紧缺，大公国际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一次性、高水平完成了评级技术方法和模型的更新工作。

《中国经营报》：目前，大公国际的人才队伍恢复情况如何？

吕柏乐：重组之后，大公国际重新制订了科学的薪酬制度、人性化的管理政策，由于对人才的重视挽留了不少业务骨干，给予基层管理人员津贴等措施也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有效稳定了队伍。目前，员工的离职率仅为7%，人员基本稳定。

战略重组一年来，大公国际的从业人员结构在实质上得到了优化。截至6月底大公国际共有员工270人，其中通过证券评级高级管理人员资质测试的高管6人，超过监管要求的3人；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员工173人，监管准入门槛要求为20人。此外，具有证券执业资格的员工68人，具有3年以上评级业务经验的员工共有166人，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的员工9人。

业务再创新

《中国经营报》：目前，市场上中国评级市场要引入双评级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请介绍一下双评级及为什么要双评级。

吕柏乐：双评级制度是指在债券发行过程中，同一债券发行主体或者同一债项由两家评级机构同时进行信用评级并独立出具评级报告的一项制度安排。从国际债券市场来看，双评级制度对于抑制债券市场级别竞争、提升信用评级的风险揭示功能、转变评级行业监管方式和提高本土评级机构在国际债券市场的话语权，促进评级行业和债券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违约事件和信用事件逐步增加，信用风险显著上升。债券发行人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影响投资者判断其拟投资债券信用风险的关键因素，信用评级的作用就在于及时、客观地为债券投资人提供信用风险信息和高质量的评级结果。通过双评级的制度安排，投资者可以获得更为充分的信用风险信息，并能够对不同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和评级依据进行比较，对债券发行人的优势和风险有更客观和全面的认识，从而提高投资风险的可控程度。

《中国经营报》：在金融科技的大浪潮下，评级行业也在加速变革，传统的业务面临挑战，大公国际在新兴业务上有哪些布局？

吕柏乐：中国国新重组后，大公国际成立了新兴业务部，主要立足于非资本市场的信用评级业务，对受评主体除发债以外的其他各类履行经济承诺的能力及可信任程度进行评价。根据其应用场景的不同，主要有中小企业信用评级、园区企业信用评级、信誉评级、借款评级、融资项目评级、小额贷款企业股东评价、招标企业信誉评级、融资担保公司股东出资能力评价、票据评级、供应商信用评价等。

《中国经营报》：目前国内评级有“就高”的趋势，在激烈的竞争中，事前下调评级，对于评级机构而言，往往有可能意味着丢失客户，那么大公国际如何确保评级客观、不“趋高”，同时又能争取到市场份额？

吕柏乐：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在避免和化解评级“趋高”的行业顽疾中，大公国际靠提高评级质量，积极研究信用风险、及时预警、精准评级，为投资者提供更高附加值的服务，来赢得客户和投资者信任。大公国际发布了大公国际市场人员“十不准”，市场人员十不准对市场人员方方面面都进行了约束，其中第一条就是“不准以承诺高等级、承诺低收费、诋毁同行等手段招揽业务。”目前来看，“十不准”的落实成效显著，Wind数据显示，2020年5月份整个评级行业有36次评级上调行为，大公国际仅占2次，是行业内上调评级最少的机构之一。

与外资机构同场竞技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国内评级机构和外资机构在评级方法、评级效果方面有哪些不一样？相对外资评级机构，国内评级机构的优势和短板是什么？

吕柏乐：相对于外资评级机构，国内评级机构起步时间短，国际影响力弱，未能建立起标准化的、普适性的国际评级标准，相对于海外评级机构所建立的市场和标准认知度，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但国内的评级机构更能从经济本身，而非意识形态去进行评级，评级方法和模型能较准确地捕捉到受评主体的竞争力要素和风险点要素，对政策、行业发展的把握更为准确。同时，由于过去20多年来市场的重心主要放在国内市场，对国内受评主体的情况更能全面把握。

比如此次新冠疫情，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一方面很快控制住了疫情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另一方面通过财政、货币、金融政策对冲疫情给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中包括减税降费、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等财政政策；降准、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宽裕；创设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增强服务中小微企业政策的针对性和力度等。这些政策使得中国无论在控制疫情方面，还是经济表现方面，均在全世界范围内脱颖而出，彰显出中国经济的韧性以及政府强大的执政能力。根据IMF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2020年全球GDP将萎缩4.9%，中国GDP预计会增长1%，成为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能够实现正增长的国家。

但在中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控制疫情、保证经济平稳运行、且可能成为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能够实现正增长国家的背景之下，海外评级机构下调了很多中资企业的信用评级。

深度 “新大公”破局

一年之前，对于大公国际能不能重新站起来，很多人心存疑问，甚至有人还为中国国新的决定捏了一把汗。

中国国新是两家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之一，大公国际是2019年中国国新并购的唯一一家公司。手握千亿资本的中国国新，收购一家年营业额不到3亿元的公司，背后深层次的战略考量，或许就如吕柏乐而言，大公要做评级行业“国家队”。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债券市场托管余额为106万亿元，市场规模位居全球第二。在此背景下，信用评级机构作为债券市场“看门人”的地位就显得更为重要和关键。

在采访中，吕柏乐表示，重组后的大公国际作为行业“国家队”将力图评级的公正独立、提高评级质量、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据了解，自从中国国新入主以来，高度重视评级质量，2019年是大公国际评级质量提升年，2020年是评级质量提升深化年，并且制订了一系列措施，鼓励评级质量提升。正如吕柏乐所言，“评级质量的提升是评级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目前，标普、惠誉两家外资评级机构获批进入中国市场，在政策层面，中国金融委也发布金融改革11条，明确规定推动信用评级行业进一步对内对外开放。中国信用评级行业迎来了全面开放的新时代，行业竞争格局正在重塑，国资、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三足鼎立”的市场格局已经形成。

在国内的竞争格局中，换血后的“新大公”最终将赢得怎样的位置？在以西方评级机构主导的国际市场，大公国际能否继续打破垄断，为维护中国经济金融安全、重构国际金融体系做出贡献？我们将拭目以待。

老板秘籍

1.中国国新入主后，大公国际有哪些新变化？

中国国新入主一年来，大公国际最重要的变化是，治理结构、内控体系发生了深刻改变。对大公国际来说，中国国新不仅注入了新的血液，更带来了成熟规范的管理经验和服务国家战略的使命责任。作为中国国新控股的公司，大公国际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评级领域的“国家队”。在行业自律上，大公国际通过治理结构、内控体系的改变，严守合规底线；同时，中国国新入主之后，央企的合规文化更加强化了合规意识，有助于行业自律。

2.大公国际如何确保评级客观，不“趋高”，同时又能争取到市场份额？

在避免和化解评级“趋高”的行业顽疾中，大公国际靠提高评级质量，积极研究信用风险、及时预警、精准评级，为投资者提供更高附加值的服务，来赢得客户和投资者信任。大公国际发布了大公国际市场人员“十不准”，市场人员十不准对市场人员方方面面都进行了约束，其中第一条就是“不准以承诺高等级、承诺低收费、诋毁同行等手段招揽业务。”目前来看，“十不准”的落实成效显著，Wind数据显示，2020年5月份整个评级行业有36次评级上调行为，大公国际仅占2次，是行业内上调评级最少的机构之一。

简历

吕柏乐，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具备证券评级业务高级管理人员资质，取得注册会计师及注册税务师证书。现任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他长期在中央企业从事财务管理工作，2019年5月加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任现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