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年 6 月 7 日晚，我的朋友约我去裕廊乡村高尔夫球场打夜光高尔夫球。

新加坡地处热带，常年受赤道低压带高温湿热所控制，一年只有旱雨两季。每年的 3 月到 10 月，是新加坡最闷热的时候。由于新加坡白天的高温着实吓人，所以，当地的夜光高尔夫球运动很受欢迎。

可以想象，在高尔夫球场运动没一会儿就汗如雨下。晚上7点钟左右，正在兴头上，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我的第一反应是，我都到这步田地了还有谁会找我啊！我迟疑了一会儿，还是按下了接听键。

电话那头是一口雄浑的男中音，那个人用英语跟我说：“你好！请问你是陈九霖先生吗？”在得到我肯定的回答之后，他接着说:“你能不能回来一下？”这么说，他是在我现在的住处？我眉头一皱。而且，此前我没有听过他的声音，对我来说他完全是一个陌生人。

“你是谁呀？是干什么的呀？要我回去做什么呀？”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客气地说：“我是送信的，我有一封信要交给你。” 我有些不解：“那封信有那么重要吗？有必要让我亲自回去签收吗？我正在打高尔夫球哩！”说完我就把电话挂断了。

那时，我已经是保释在外，无官一身轻，不太在意有谁来信。没过几分钟，电话又打过来了，还是那个人在说话：“陈先生，你回来一下，我有信要给你。” 我跟他说：“你从门缝里塞进去就行了，我回去会打开看的。” 他于是说好，就把电话挂了。我把手机放进口袋里，一边打球一边在想，事到如今我还会有什么重要的信件呢？

打完了 9 个球，朋友请我到休息亭喝点水、吃点东西。朋友说：“陈总，先少吃点。打完全场后，我请您去俱乐部吃一顿大餐，特地为您准备好了智利红酒和红烧牛尾，都是您的最爱！”和朋友坐在椅子上闲聊了几分钟，刚要起身继续打球时，手机又响起来了，还是刚才的号码，我按了接听键，是一种非常严肃的命令式口气：“陈先生，你必须回来一下。”

“不就是一封信吗？你不是把信放在我家里了吗？”

“这封信很重要，我想亲手交给你。”对方很执着。听我在沉默，对方终于透露身份：“我是 CAD 的人。”

CAD？取保候审、协助调查的我就没话可说了。“那好吧！我就回去，你在我住处门口等一会儿。”

打球的兴致一下子烟消云散，我们收拾好东西，由我的朋友开车送我回家。车里开着冷气，放着舒缓的音乐，完全隔绝了窗外的闷热。我的朋友一边开车一边安慰我说：“陈总，你放宽心，我估计没什么事情。下次，我再约你出来打高尔夫球。”

和朋友告别之后，我刚走到住处门口，就看到三个穿着一身黑色便衣的彪形大汉向我走来。原来，他们一直在我住处门口等着。

此刻，已经是晚上 9 点，我明白，这么晚了，CAD 的三个人候着我，一定是凶多吉少，因为以前从未这么晚请我去过警察总部。

我拿出钥匙把门打开，刚一进门，马上就有其中一人在门口把守着，可能是防止我逃跑吧！另外两个跟着我进去，监视我的一举一动。他们并没有给我出示什么信，只是其中一个人开口跟我说：“你要跟我们到 CAD 去。”

我点头表示同意，随口问他：“需要我带什么？比如说，衣服什么的？” 其中一个人回答我说：“不用。”但是，我感觉这一次可能有决定性的意见了，因为已经调查半年多了，我觉得他们想采取行动了。

当时，还有一个朋友陪我上楼。我走到他身边跟他说：“兄弟，我有预感，这一次事情可能不妙，请你把我家人照顾好。这个钱包、钥匙和手表都给你了，你到我的书房帮我把我的黑色皮夹克拿过来。”然后，我重重地拥抱了他，冥冥之中感觉这是一次久别。

这位朋友眼睛睁得大大的，显得很惊奇：“陈总，可能没你想得那么严重吧！再说，新加坡这么热的天不需要皮夹克吧！”

我镇定且神情严肃地对他说：“你给我就好了。兄弟，你也要多多保重，请你马上打电话告诉我的父母、岳父母和妻儿，叫他们不要悲伤，不要为我担心。我问心无愧！”

他哪里会知道呢？我可是体验过新加坡拘留所里的冰冷的。我拿过皮夹克，就跟着 CAD 的三个便衣调查人员坐上了一辆银灰色的民用车前往 CAD。

那时候，已经快到晚上 10 点了，暑热开始褪去，我的心里泛起无限凄凉，窗外是来来往往的汽车和一闪即逝的霓虹灯，我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在等着我。我在途中曾打电话给当时的航油集团新闻发言人边晖，告知他所发生的事情。同时，我对他说：“依我判断，他们这么晚来接我，一定是凶多吉少，请你马上帮我通知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寻求领事保护！” 对方回答：“明白！”与此同时，我也通知我的律师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