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了彪某甲犯强奸罪一案刑事判决书，被告人彪某甲系受害人彪某某父亲，多次强奸自己的亲生女儿，判处有期徒刑七年零六个月。

▲中国裁判文书网截图

去年8月，彪某甲趁妻子黄女士外出务工之际，连续两晚在自己家中卧室内强奸现年8岁的亲生女儿。9月初彪某甲酒后又对女儿再次实施了强奸。女儿通过微信将事实告诉了母亲，随后黄女士从外地赶回，带着女儿到公安机关报案。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彪某甲为满足自己的性欲，利用自己作为被害人父亲的特殊身份，强行与自己年仅八岁的亲生女儿多次发生性关系，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强奸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本罪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

此类父亲强奸亲生女儿的案例其实并不在少数。

案例一

来自湖北的黄某自2003年以来，多次以殴打等方式对当时还未满14周岁的大女儿小雅(化名)实施强奸，导致小雅先后两次怀孕并堕胎。2009年4月，黄某骗老婆说带小雅一起外出打工，实际上却把小雅带到了义乌，以武力逼迫小雅卖淫。

案例二

2017年5月，张姓男子与其妻离婚后，与女儿小花（2007年6月出生）共同生活。2017年7月至8月间，张某在家中多次强行与小花发生性关系，致小花会阴、阴道裂伤，阴部大出血，小花后被送至当地医院治疗。经鉴定小花阴道后联合处、阴道后壁及左侧壁裂伤致中度失血性休克，身体损伤程度构成重伤二级。小花出院后，张某又多次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

如此多残忍的案例暴露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往往以为性侵儿童的罪犯都是十恶不赦的陌生人，却忽视了熟人作案这一可能性。根据“女童保护”统计，在2019年媒体公开报道的301起案例中，熟人作案212起，占比70.43%。从近几年来发布的报告看，熟人作案比例一直居高，最高达87.87%（2014年）。而这212起熟人作案的案例中，家庭成员（父亲、继父等）作案22起，占比10.38%。因此，所谓“熟人作案”，并不只是发生于孩子的老师、朋友、邻居与旁系亲戚，直系亲属甚至亲生父母也有可能实施性侵。

▲数据图

在这上述案例中，犯罪者都是被害人的亲生父亲，本来应该是她们的抚养教育人与监护人，理应保护关爱女儿的成长。可他们却毫无人性、不顾伦理与道德，对年幼的女儿实施强奸行为。从犯罪性上分析，这些“父亲”们的恶意犯罪，具有明显的反伦理性和一定程度上反秩序性。据研究案例表明，被性侵的女儿普遍年龄在9-13岁，这个年纪的女孩，身体开始发育，对家长充满依恋和信赖的感情，最易轻信大人，上当受骗。而在教育比较落后的地区，她们对性知识的了解很缺乏。由于对性行为的不了解，或者不相信父亲会有侵犯她们的邪念，这些女孩更容易被父亲诱骗发生性行为。

虽然并非绝对，但通过上述案例我们不难发现，性侵女儿的背后基本都存在着母亲缺位的情况。美国医学博士A·伯恩斯坦研究发现，发生爸爸性侵女儿的家庭里，母亲要么缺席要么纵容。一些类似案例中，母亲对于父亲性侵女儿这一事实其实知情，但因为经济不能独立或各种其他原因，就一直装作不知道。极端案例中，母亲甚至诱导了这种事情的发生。

同时，作为父亲，对女儿实施强奸行为具有条件上的“优势”。因为生育、教育、抚养、赡养等关系形成父亲-女儿身份地位差异，女儿对父亲的权威、暴力威胁不敢反抗，考虑到亲情、伦理、生活保障以及羞耻感的自我规训等因素，受害人往往不敢声张，不敢报警维权，这也使得这些禽兽父亲得以长期性侵女儿。

▲《依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十大案例漫画》之一

那么，未成年人在处于这样权力结构十分悬殊的弱势地位下，如何使她们敢于说出事实的真相，找到合法合适安全可靠的举报维权渠道，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女童保护”建议，应完善对性侵受害未成年人的国家监护制度，对于未成年人遭遇监护人性侵的案件，除剥夺该监护人的监护权外，还应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完善的兜底保障制度，从而让他们敢于维权，降低伤害。

2004年10月出生的女童小玲，在2013年间，被其亲生父亲邵某多次强奸、猥亵并毒打。2014年10月，铜山区法院以被告人邵某犯强奸罪、猥亵儿童罪，数罪并罚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法院经过合议后作出判决，撤销被申请人邵某(父)、王某(母)对小玲的监护权，指定徐州市铜山区民政局为小玲的监护人。此案例为首例由民政部门申请撤销父母作为孩子监护人资格的案件。

最高检2019年2月发布的《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指出，应推行未成年人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近年来，青岛、莆田、深圳、上海等地也陆续成立了未成年一站式保护中心。建立一个完善的未成年人一站式保护中心，联动学校、社区、家庭、保护中心、司法机构与心理/医疗援助机构等多方力量十分必要。

文、编辑 | 石书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