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之作，用以自励，不敢丝毫有所窥避。而尤要者，则必先去陈言，而后建新说……”1905年11月的东京已是寒意渐浓，在一座普通的日式阁楼里，一个20多岁的青年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一本英文名著，一边向冻得发硬的手指呼了一口暖气，又来回摩挲着双手。待双手稍稍苏醒后，他便迫不及待地提起笔，埋案疾书。

奋笔疾书的人正是广东青年廖仲恺，他写的正是中文版的《进步与贫乏》；交给他此项任务的则是刚刚组建中国同盟会的孙中山。

“平均地权”的思想很新鲜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此时的廖仲恺正在香港筹措经费，当他从何香凝的来信中得知同盟会成立的消息之后，便带上一岁多的女儿返回日本，于9月1日到达东京。当天傍晚，廖仲恺经何香凝、黎仲实的介绍加入了同盟会。

就在这个晚上，孙中山较为详细和全面地向廖仲恺等人阐述了关于“平均地权”的思想理论。“平均地权”是孙中山所主张的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方针，早在1905年同盟会宣言发布以前，他便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

同盟会成立后 “平均地权”成了其正式纲领。其主张用征收地价税和土地增价归公的办法，消除地主从地租及地价增涨中获得暴利的可能性。当孙中山讲到“中国此时似尚未发生问题，而将来乃为必至之趋向，吾辈为人民之痛苦而有革命”这一点时，廖仲恺深受感染和启发，一方面他对“平均地权”思想感到很新鲜；另一方面这一思想和他当时追求爱国的理想非常契合。

孙中山的理念深深打动了廖仲恺，从此他成为了同盟会积极宣传“平均地权”思想的盟员之一。这一思想也为他日后成为关心人民疾苦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晚上聆听孙中山讲解的还有同盟会另外一位元老人物胡汉民，胡汉民当时对“平均地权”的思想却表现得极为怀疑，他认为当时不宜提出该思想。为此，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等人整整辩论了一宿。最后，胡汉民才决定加入同盟会。廖仲恺、胡汉民是孙中山革命事业得力的助手，两人乘坐同一艘船抵达日本，同一天加入同盟会，两人的亲密关系也维系了20年，但是最终因为理想信念不同而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由于思想的沟通和共鸣，廖仲恺受到了孙中山的特别信任，他们经常在一起研讨看书的心得和体会，互相印证、十分默契。此后，廖仲恺一直追随孙中山，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

三民主义的“思想酵母”

1905年同盟会刚刚成立，会员对同盟会纲领意见分歧很大。比如，章炳麟只赞成民族革命的“一民主义”；胡汉民则赞成民族、民权的“二民主义”；只有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人坚持“三民主义”。因此，孙中山认为必须加强对民生主义的宣传，使“平均地权”让更多革命同志所了解。为此，他“命廖仲恺译述美人亨利.乔治所著《进步与贫乏》一书，载于《民报》，以广宣传。”

廖仲恺当即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他怀着满腔热血，短短数日便翻译了《进步与贫乏》的《序言》和《问题》一节，并以“屠富”的笔名于1905年11月27日在《民报》第一号上发表。

孙中山为何选择《进步与贫乏》？这其中还有一些渊源。亨利.乔治是美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的著作在美国没有引起注意，却风靡于英国。他在书中，大力宣扬“单税社会主义”，表示“解决贫困的唯一方法，就是以租税的方式征收相当于地租额的土地税，废除其他一切赋税……”。他的这一理论和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思想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从1894年到1895年，孙中山就开始接触乔治的经济理论，他对《进步与贫困》极为推崇，在一次演讲中，他称道乔治“曾著一书名为《进步与贫困》，其意以为世界愈文明，人类愈贫困，盖于经济学均分之不当，主张土地公有。其说风行一时，为各国学者所赞同，其阐发地税法之理由，尤为精确，遂发生单税社会主义之一说”。所以，廖仲恺一直认为，《进步与贫困》一书中的理论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思想酵母。

廖仲恺的汉学基础虽然比不上胡汉民等人，但是他精通英文，善于作诗和填词。他还曾经与胡适征引古文进行过讨论，以一位长期在国外生活的青年来说，廖仲恺的中文造诣已经很不错了。在《民报》杂志翻译《进步与贫困》等文章也为他日后文学素养的提升打下了坚实基础。

此外，廖仲恺在这一时期，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的弊病，并试图找寻一种避免重蹈覆辙的办法。他用“屠富”这一笔名，就是打倒“富豪”即大资本家的意思；但是，由于环境和时代的局限性，廖仲恺当时还没有充分认识工农，也没有理解工农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通讯员：白瑞强

凤凰网广东发自惠州

编辑：陈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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