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 潞

人类学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祭天是人类大多数民族都曾有过的礼仪。但是由于时代、观念、文化的差异，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别。清入关前，满族的祭天活动跟汉族也有很多不同。比如满民族原是元旦堂子祭天，汉族则是冬至圜丘祭天。清入关后，在祭天礼制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清会典》上规定“正月上辛祈谷，孟夏常粤，冬至圈丘，皆祭昊天上帝”。这三项祭礼，显然不是满民族的传统，而是沿袭了中原帝王实行了两千年的礼制。

清王朝是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他们在中原地区取得了统治地位，接受了被统治的民族的圜丘祭天制并把它作为最重要的帝王礼仪之一，应当说是一种异常现象。这种表现在文化上的巨大变化，对一个民族，特别是一个取得统治地位的民族，绝非易事。事实上，清王朝接受并确立这一礼制长达一百多年，历尽坎坷。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清前期诸帝（清太宗——清高宗）的冬至祭天活动，说明这种礼制的变化和形成，与清朝政权的确立和文化变迁的关系。

清王朝的冬至郊天，始于皇太极时期。依照《周礼》，冬至祭天之意本为“冬至日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不过，崇德元年始行的南郊大祀与《周礼》的本意却毫无关系，而是出于纯粹的政治目的。清天聪九年（1635），后金的军队扫平元后裔察哈尔林丹汗，基本统一了长城以北广大地区，并且得到所谓的“传国玉玺”。

这对后金政权向南扩张无疑是一极好的推动力。早期降清的汉大臣范文程不失时机地向皇太极提出“汗宜受尊号，今玉玺既得，诸部来降，是诚天意也。若未知天眷，不受尊号，反见罪于天乎”范文程是后金政权中极受礼遇的汉大臣。崇德元年官至内秘书院大学士，为文臣之首。清初很多融汇了汉文化的重大政策，都始自范文程的提议。建议皇太极举圜丘祭天礼，便是他所提的一系列汉化政策之一。这样，在第二年四月，有了“上以受尊号，祭告天地。……率诸贝勒满洲蒙古汉官出德盛门至坛”之举。这次南郊大祀，清官书称为“本朝祭天于郊之始。”

有了圜丘祭天的开端，冬至祭天也就随之排上了日程。就在皇太极改国号为清的这年冬天，他决定发兵朝鲜。朝鲜向为明朝属国，在明金两方的冲突中，朝鲜必然是要站在明朝的立场上。这对皇太极要实现挺进中原的目标是一很大的制约。

皇太极在扫平漠南蒙古各部，调整兵力大举进军中原之前，吃掉朝鲜这一明朝的同盟军势在必行。正像历史上许多征服者一样，皇太极也需要将他这次出兵朝鲜合法化。按满民族习俗，这种向上天表明心迹，使出兵合法化的举动，一向是在堂子里举行的，“凡每岁元旦及月朔，国有大事，则为祈为报，皆恭诣堂子行礼。大出入必告，出征凯旋，则列纛而告，典至重也。”而这年的冬至日，距十二月朔日仅五天，在祭堂子之前，先采取中原皇帝的通用方式，在冬至日于圜丘祭告。

但这次祭圜丘与《周礼》上的意义完全不同，祝文自始至终讲的都是征明国和征朝鲜的正当理由“自祖父以前，与明国向无仇隙,明国无故害臣二祖……。朝鲜与臣国，素无嫌隙，而乃助明来侵，实彼之先兴仇端也，……朝鲜败盟，情理难宥，欲及其未备兴师致讨，谨告皇天后土，用张挞伐师之曲直，唯天地鉴之。”

从清王朝始行冬至祭天这一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郊天与政治目的是紧密地连在一起的。尽管冬至祭天在皇太极时期已经开始实施，但因未成为制度，所以自崇德元年至崇德八年间，仅是偶有祭祀。正式确立为国家大祀则是入关以后。清入关当年，顺治帝在冬至祭天之前，“定每岁冬至日大祀天于圜丘。”从此，冬至祭天成为清帝亲行的诸祭礼中的首要大礼。围绕这一大祀礼的实施和健全，顺康雍乾四朝的152年间，演出过不少政治悲喜剧。

首先是祭礼的实施。由于清帝高度重视冬至祭天，顺康雍乾四帝几乎每年冬至必“亲诣躬行”。仅有的少数几次遣官代祭，就成为人们分析探讨清帝本人与当时朝政状态的一个契机。以康熙帝的祭天为例，他在位61年，冬至亲祭多达43次，遣官代祭18次。

这18次代祭，除了康熙三十年、三十四年和四十一年的理由不详外，其余均有很清楚的原因。二十三年和四十二年，时逢康熙南巡和西巡，冬至时还在途中，圜丘祭天自然需要遣官代祭。三十三年冬至前二天，康熙的爱妃贵妃钮祜禄氏病故，他十分伤心，下令停冬至节的朝贺仪。在心绪不佳的情况下，遣官代行圜丘祭天礼是很可以理解的。

除去上述的6次遣官代祭外，其余12次的出现都与当时朝政直接相关。它们分别发生在康熙三十五年、四十年、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四十七年、四十八年、五十六年——六十一年。这几年，正是朝中就皇储问题发生激烈争斗、以至产生政治危机的几年。

下面分别考察这12次遣官代祭的情况这12次代祭的发生，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康熙三十五年——四十五年、四十六年—五十七年、五十八年—六十一年。在12次代祭中，有4次委派的是皇太子允礽，全部出现在第一个10年间。允礽是康熙初立的皇储。他在康熙三十五年至四十五年，曾受到康熙对其理政能力的全面训练和考察。康熙三十五年，康熙率军亲征额鲁特蒙古，命允礽留京代理政务。冬至郊天是允礽理政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次是允礽任皇太子期间代帝祭圜丘的第一次。此后，他又有过3次代祭。允礽成为所有被委派祭天大臣中次数最多的一位。

在第二阶段中（康熙四十六年——五十七年），共遣官代祭4次，而允礽却一次也没有这种荣幸。允礽失去这种殊荣是由于他的地位从皇太子骤然间变成了阶下囚。经过10年的训练与考察，康熙发现允礽不但缺乏继承祖宗大业的品格和能力，而且还结党营私，处心积虑地跟自己作对。

康熙四十七年秋天，康熙突然宣布废除允礽的皇储资格。自然，这年冬至祭天即使不亲行，也不会委派允礽代行了。这年委派代祭圜丘的大臣是内大臣阿灵阿。选择阿灵阿，绝非康熙帝随意，也是和立储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由于允礽是康熙“自幼亲为教养之人”，对他花费的心血和倾注的感情比对其他皇子都要大得多。一旦做出废皇太子的决定后，康熙自己又承受不起，竟然出现“自有废皇太子一事，朕无日不流涕”，“近日虽常安适，但渐觉虚弱，人生难料”。在这种情况下，废立问题又出现了新的争斗。冬至遣官祭天后的第4天，康熙在畅春园召集亲信大臣，要求他们举荐一位皇子出任皇储，并声言“众意谁属，朕意从之。”

被召见的大臣中，第一名就是阿灵阿。阿灵阿是康熙孝昭皇后与温僖贵妃两姐妹的弟弟，皇亲国戚的地位使他深受康熙的信任。康熙先派他代行祭天礼，又命他为推举皇储会议的首席大臣，用意很明显，希望他能在举荐会议中，说出皇帝想复立允礽，却又不便说出的话。

结果阿灵阿却辜负了这种信任。他与其他大臣勾结，推举了康熙特别厌恶且屡屡痛斥过的皇八子允禩。这种不能体察圣意的做法，激起康熙盛怒。不过，也正是这种大臣与皇帝的公然对抗，使康熙也察觉出朝中的党派对抗已非一日之寒。他只好采取“予严谴，不复穷治兴大狱”的姑息或宽容的态度。第二年冬至，康熙仍然“圣体违和”，祭天只有遣官代行。继续委派阿灵阿代祭，就是康熙“不复穷治兴大狱”态度的延续。

在第二阶段中，还有两次，即康熙五十六年和五十七年，派的是内大臣马尔赛代行冬至祭天礼。从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六年，康熙被皇储问题搞得心力交瘁，在四十七年畅春园会议严谴了阿灵阿等大臣后，只好亲自又宣布复立允礽为皇太子。由于是“复立”，使他对允礽的态度由过去的信任变为严苛，朝中大事，不再委派允礽代行。

而允礽，也由被废前在暗中与皇父对立变为公开对抗。康熙对此忍受了4年，终于宣布再次废除允礽皇储地位。在此后短短的6年间（康熙五十一——五十七年）竟发生了三起大臣上疏要求立储的事件。为此丢官受贬的大臣多达数十人。康熙自己的身心也深受摧残。五十六年秋，他“气血耗减，勉强支持”“腿膝痛疼”。太常寺上疏请求本年冬至祭天遣官恭代，他回复说：“朕自即位以来，凡大祀皆躬亲行礼。去年大臣等以联年高，恐致劳瘁，请遣大臣恭代。彼时朕躬尚能亲往行礼，故不允所请。今年入夏，雨水稍不及时，虑伤稼穑，积闷之极，身体甚是不安。……难以行礼。祀典关系重大，勉强而行，倘略有错误，反非诚敬之意。著如所奏，遣大臣恭代”。

于是，派了掌銮仪卫事的内大臣马尔赛代行。何以确定马尔赛其人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但是这次遣官代祭与立储一事有所关联，则是肯定的。

因为冬至后第二天，康熙即在乾清宫召见满汉大臣，发表了一篇长达二千多字的、日后可代替遗诏的上谕，中心就是总结自己一生的功过和传位立储的打算“汉高祖传遗命于吕后，唐太宗定储位于长孙无忌。朕每览此，深为耻之。或有小人，希图仓卒之际，废立可以自专，推戴一人以期后福。朕一息尚存，岂肯容此辈乎？……今臣邻奏请立储分理，此乃虑朕有猝然之变耳。死生常理，朕所不违，惟是天下大权，当于一统。

十年以来，朕将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书写封固，仍未告竣。立储大事，朕岂忘耶？”。联系前述冬至前康熙对礼部的上谕，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何人冬至祭天已成为康熙心目中重大的政治问题。

康熙五十七年，康熙的健康状况仍然不佳。冬至前他传谕礼部“十一月冬至祀天，明日即应斋戒。朕因足乏力，来至汤泉。身虽在此，瞻望郊坛，不能释怀。尔等传谕太常寺，令将斋戒铜人照常送至乾清门，朕在此照常斋戒。”这样，仍由马尔赛代行。

在第三阶段（康熙五十八年——六十一年）冬至遣官代祭，分别委派的是皇三子允祉、内大臣马尔赛、皇四子胤禛和大臣吴尔占。这四年是康熙69岁生命的最后四年，他把全部精力几乎都用到对皇储的选择和考察上。经过二十多年的曲折激烈的争斗，康熙逐渐把目标确立在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和皇十四子胤禵身上。

委派胤祉和胤禛代行冬至祭天礼，是康熙对他们二人信任和考察的体现。康熙六十一年祭圜丘，最初委派的是皇四子胤禛。十一月初，康熙始患重病，初九日，他派胤禛赴天坛斋宫斋宿，准备冬至代行祭天礼。十三日半夜，康熙病情突然恶化，胤禛被急召至康熙下榻的畅春园，听取遗诏。胤禛即位于一月十四日，十五日是冬至，国丧与登极，使他即便再强调自己称帝是“奉天承运”，也无心去圜丘祭告昊天上帝了。这一年的祭天礼，就只好派大臣代行。

雍正朝的冬至祭天与政治的关系，表现形式与康熙时期有很大不同。主要不表现在遣官或亲祭上的差别，而是反映到对祭祀的管理或改革上。比如，雍正元年正月即下令调整管理坛庙祭祀的大臣。

在此之前，负责天地坛祭祀的官员不过仅太常寺寺丞、典薄、博士、司库等五六品官员，皇帝亲祭，按规定也只是“赞相礼仪大臣摄事，赞引以满礼部尚书统之。”但是雍正元年却以坛庙祭祀典礼重大，“命派王二人、散秩大臣御史各二员、部院侍卫各四员，稽查失仪及扈从人等任意行走。”

并且要求“著为例”。雍正七年，下令“严诏坛庙演礼之禁，”部院大臣“遵旨议定：向来祭礼，于前二日赴天坛凝禧殿演礼，前一日于祭所演礼。嗣后应令执事官均前二日演礼于凝禧殿，停其前一日于祭所演礼。”雍正九年，“奉旨于日精门长街之南，仁祥、阳暇二门之中，建斋宫五楹，以为大祀致斋之所。”同时，要求各坛庙祭祀“陪祀执事各官约束从役人等，不得扭入栅栏，仍令步军统领委官拨兵加紧巡察。

如有从役人等及轿夫车马喧拥者，照例分别治罪。”雍正十年，要求陪祀官员胸前佩戴斋戒牌“内外大小官员，虽设斋戒牌于官署，但恐言动起居之际，稍有亵慢，即非致斋严肃之仪。……今酌定斋戒牌之式，令陪祀各官佩著心胸之间，使触目儆心，恪恭网懈。……传谕各部院八旗并直省文武官一并遵行。”

上述这些与郊坛大祀相关的谕令，乍看都是些繁文缛礼、细微末节的更动，但如果我们把雍正朝政与康熙朝政做一比较，就会发现，这些更动并非随意，而是与当时政局的变化密切相关的。

康熙时期，自鳌拜等辅臣被铲除后，皇权一直是高度集中的。但是雍正朝短短十三年，却用了整整八年的时间翦除政敌，平息舆论，巩固皇权。雍正帝是在众多政敌的怨恨与仇视下继承皇位的。他即位后，康熙时期诸皇子为储位的激烈争斗，并未因新君确立而偃旗息鼓，反而变得更加明目张胆。或公开顶撞，或暗中谋刺。仅总理事务王大臣隆科多就举报过两起对雍正帝行刺的案件。这使雍正在翦除政敌的同时，不得不时时处处加强防卫。雍正即位后第一次行祈谷礼之前，即下令由二名亲王、四名大臣主持稽查参加祭典官员及扈从人员是很可以理解的。

雍正用了四年时间逐步铲除了与他作对的诸王大臣，朝中风波渐趋平静，皇权相应得到稳定。不过，由于这场储位之争结怨太深，延续时间太长，当朝中风波平息后，却又成了民间反清情绪的一种口实。从京城到边陲，当时各处都可听到“皇上凌逼诸弟”“八佛被囚，军民怨新主”等等流言。雍正七年九月，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湖南生员曾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恳请他认清时务，反清复明的事件。

此事的直接起因，便是反对党散布的“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胤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新君“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流言。这种肆意攻击“当今圣上”的作法，在皇权集中的康熙时期从未发生过。雍正绝没料到在他全部处置了反对党成员后，在民间还留下了如此深远的影响。为此，他不得不再度强化防卫措施。其中最令人困惑的与坛庙祭祀防卫相关的措施是雍正九年在紫禁城后廷内建斋宫之举。

雍正七年秋，发生曾静事件。冬天，雍正便得了一场险些丧命的大病，皇位几乎被动摇。此病一直延续到第二年，以至八年冬至时不得不遣官代祭圜丘。紧接着，又发生了雍正以为是敬天不周、政治失阙而受上天惩罚的现象：“京师自冬至春，未得雨雪……朕心忧惧，拟于祈谷之期虔祷上帝，以迓天和。后因朕躬偶感风寒，医家奏请避风静摄，是以未曾躬亲祀典，此心愈加乾惕。唯兹数月以来，雪雨未降，显系上天垂象以示儆，甚可畏也。朕虔诚修省，体察政治之阙失，以期仰格天心。大学士九卿等，各宜恪慎斋戒，至诚祈祷，尤当洗心涤虑，殚职奉公，以为敬天祈福之本。”这条十年正月发的上谕，可视为九年于大内建斋宫的注脚。

雍正是一个笃信天人感应的人。在他的鼓励与暗示下，终雍正朝13年，全国祥瑞征兆层出不穷。他即位以后，政敌纷扰不断，八年冬至没有亲祭圜丘，结果九年便出现大旱，他必然会感到“甚可畏也”，一定要“虔诚修省，体察政治之失阙”。修省的手段，无非是“恪慎斋戒，至诚祈祷。”而雍正以往因防备政敌谋害，从不出京巡游“允禩、允禟密结匪党，潜蓄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巨测，朕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离。”他也从不赴天地坛斋宫斋戒。这一次，自身大病，天下大旱，其“上天垂象以示儆”的程度，不可谓不严厉。尽管九年的正月祈谷与冬至祭天礼，雍正都以病躯亲诣圜丘，但大旱却仍然继续。

他认为这是“上天垂象以示儆”还未中止的反映。万般无奈，只好下令大学士九卿等人也都必须“各宜恪慎斋戒”，而他自己，也只有“洗心涤虑，至诚祈祷”，才有可能求得上天的宽恕。然而，长期“防范之心，不便远离”，加上近二年传播甚广的流言蜚语，都使雍正对离宫赴坛斋宿疑虑重重。如何解决“恪慎斋戒”与“不便远离”的矛盾呢，只能在宫内另建斋宫。如果说，这种判断尚缺少直接证据，至少我们可以认为大内斋宫是在上述背景下建成的。从此，大祀斋宿就由天地坛移至宫内。

乾隆时期大祀致斋重返天地坛斋宫。此时清王朝的坛庙祀典已进入十分完备的阶段。一则体现在各种祀典名目空前繁复，比如属朝廷祭祀的大祀、中祀、群祀，就达78种之多。二则体现在仪式的繁缉与复古上，为求悉遵古制，对许多祭礼进行了修正，对圜丘祭天礼的修正，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乾隆七年将大祀斋戒迁回天地坛斋宫。“天坛地坛，旧制建有斋宫，年久倾纪，未经修缮，朕意于大祀前期致诚赴坛斋宿行礼。其应如何修建之处，该部即前往相视。”乾隆七年是开始制定和完善宫廷制度的一年。大祀前于宫内斋宿，显然不符合周礼之制。但于后廷建斋宫又为先皇之创举，乾隆不好贸然否定，只好在制定《宫中则例》时委婉地借“旧制”，提出“朕意于大祀前期致诚赴坛斋宿行礼。”乾隆八年，即“遵旨修理天坛斋宫，建正殿五间，左右配殿六间，内宫门一座，回廊六间，修理券殿一座，方亭一座。”从此，大祀斋戒又返回天坛。

二是乾隆提出若干与祭圜丘相关的细则。如“定郊坛大祀誓戒百官之礼”“更定大祀祭品祭器”“更定南郊卤簿”等等。这些细则的中心，就是“悉遵古制”。如设“誓戒百官之礼”时，乾隆说“古天地大祀，前期有百官受誓戒之礼。……国初祀典，太常寺先期行文出示，盖本古人誓戒遗意，而集中宣示仪章未举。”因此，“嗣后，有事于圜丘方泽祈谷常雩祭，应于午门前宣誓戒，陪祀之王公文武大臣官员朝服齐集，以明齐明严敬之义。”

在“更定大祀祭品祭器”时，乾隆也一反先皇所定的坛庙祭器“范铜为器”的原则，阐述自己遵古仿古的思想“考之前古……诸祭器，或用金玉以示贵重，或用陶鲍以崇质素。……历代相承，去古浸远，……我朝坛设陈设祭器亦用瓷，盖沿前明之旧。……朕思坛庙祭器既遵用古名，则祭器自应悉仿古制。一体更正，以备隆仪。著大学士会同该部稽核经图，审其名物度数，制作款式，折衷至当，详议绘图以闻。朕将亲为审定。”在乾隆悉仿古制的要求下，天地坛祭器，全部改为朴素无华的漆鲍陶制品。或许乾隆认为这种“以崇质素”的选择更贴近周礼吧。

对于以往使用的南郊卤薄，乾隆认为仅是参用旧制之名，而实际上并未达到三代时对郊享的崇敬程度。因此他提出了修正“古者崇郊享，则备法驾乘玉辂，以称巨典。国朝定制，有大驾卤簿、行驾仪仗、行幸仪仗。其名参用宋明以来之旧，而旗章麾盖，视前倍简。今稍为增益，更定大驾卤簿为法驾卤簿，行驾仪仗为銮驾卤簿，行幸仪仗为骑驾卤簿，合三者则为大驾卤薄，南郊用之。”

三是在扩建修缮天地坛建筑时，对颜色、尺寸、名称等等，反复强调要“敬谨从事，详考典章。”如乾隆认为当时郊坛建筑颜色不合古制“稽古明䄄，兆祀郊坛，各以其色。地坛方，色尚黄，皇祇室乃用绿瓦，仍前明旧制，未及致详。……南郊用青，而地坛用绿，于义无取。”大臣们赶紧“详检一切礼书，并无考据。查绿乃青黄间色，诚如圣谕，于义无取。”从此便把地坛的房瓦牲帛等全换成黄色。

对于圜丘的面积，乾隆认为祭祀时安上帐幄后就过窄，不便“从容进退，益昭诚敬”，提出须拓宽。但在比例上则必须“三层台面仍九五之数”，而且还要依《吕律正义》书中所载的古尺制度。

由于古尺与当时工部营造尺有差别，原定拓宽时需用的金砖和琉璃的烧造都出现了制作上的难度。乾隆为了坚持古制，只好放弃原来的设想，同意总理工程大臣关于材料改用房山县产艾叶青石的意见。在改造大享殿为祈年殿时，他认为明嘉靖帝建大享殿的初衷只是“附会严父配天之语”，不合礼制。何况清代以大享殿为祈谷之所，而“大享之名见于《礼记·月令篇》，指季秋报祀而言，与孟春祈谷异义”更与礼制不符。“大享名号，实觉未协”，不再沿用，因此才改称为与祈谷之意相符的“祈年”。

对比康雍两朝，乾隆帝在祭圜丘礼上的政治倾向显然大为减少，而追求稽古，讲究礼仪的文化色彩却相当浓重。这一从偏重政治到偏重文化的转变原因大略可归结为三点：一是清王朝发展到乾隆时期，皇权达到空前集中的状态。不仅朝中已经无条件形成反对势力，就是民间的反抗也再举不起“反清”的大旗。在这种稳定的环境下，乾隆巩固政权的手段很自然地就会由直接的政治措施转向经济和文化方面。二是经过清初三朝近百年的苦心经营，乾隆时经济呈现出十分繁盛的状态。

雄厚的经济资本，为乾隆举办各种文化的、宗教的活动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保障。重修天地坛，不过是他广修离宫别苑、坛庙祭所的庞大工程中小小的一部分。三是乾隆本人是个极有中华传统文化修养和兴致的皇帝。他不但明了三礼的真谛，也深知复兴古制与巩固现状的微妙关系。既然列祖列宗已经给他提供了充裕的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他又何乐而不为在文化上多做些文章呢？因此，冬至圜丘祭天从政治上到文化上的过渡，只能发生在乾隆时期而不会发生在前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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