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玉清（1895-1965），祖籍广东南海西樵简村，自号西樵山人、琅轩馆主。1895年1月出生于澳门，父亲冼藻扬是港澳著名商人。1927年开始先后任岭南大学国文系讲师、教授兼博物馆（后称文物馆）馆长，并在勷勤大学兼课，1952年院系调整中岭南大学停办后，转任中山大学教授，1965年当选为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冼玉清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画家、广东文献专家，有“岭南才女”之称。她毕生贡献给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自称“以事业为丈夫，以学校为家庭，以学生为儿女”，终生未婚，当时人尊称她为“冼姑”、“冼子”。1942年，因为岭南大学在粤北复课，冼玉清从香港到澳门，途径广州湾回到韶关。

冼玉清

选定广州湾作为内迁中转站

冼玉清幼年居住在澳门，后在“灌根学塾”师从名儒陈荣衮（字子褒）学习文史达六年之久，先后就读香港圣士提反女校、广州岭南大学，192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冼玉清跟随岭南大学迁到香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占领香港。当时日寇组织香港东亚文化协会，企图让她和前清翰林张学华牵头，但遭到她的严词拒绝。

1942年6月21日，岭南大学在香港结业疏散，冼玉清化名“冼清”，从香港乘船到澳门。她在《澳门小住记》中提及此事，“香港陷后，社会秩序凌乱恐怖，人人都欲离此阿鼻地狱。但离境亦非易事，必须经过申请、填表、托人事，用黑钱，乃能取得通行证。予候岭南大学办理结束，宣布疏散，乃申请离境。至6月20日取得离境证。予家在澳门，亲戚朋友居留该地者甚多，故于21日买船位返澳。下船之前，须经过打针及验粪，吆喝叱咤之声，冷酷狰狞之貌，非有血性者所能忍也。”香港被日军侵占后，为了均衡粮食供应问题，曾允许妇女儿童离开香港。冼玉清觉得此时的香港犹如“阿鼻地狱”，因此经过多项手续取得离境证回到澳门老家。

1942年冼玉清离港许可证

直到7月中旬，岭南大学决定在粤北曲江仙人庙复课，李应林校长委托李毓弘到澳门请冼玉清返校授课。冼玉清毫不犹豫服从学校安排，但是她身边的人对于战时进入内地任教非常担心，她在自传中曾表示：“抗战期间，澳门是最繁荣安稳的。我老家在澳门，当时家人、亲戚、朋友都苦劝我不可随校入内地。因为校舍不好，环境卫生不好，医药缺乏，饮食起居都不习惯，何必舍弃温暖的家庭而去驳（疑为博）命呢？我认为我已经委身教育了，我必要尽国民责任，与员生同甘苦，遂毅然而去。其间不知经过多少艰苦，如失行李走兵、走险等。但卒之得到胜利，几年辛苦又有什么问题呢？归来之后，家人认为我的命是执回来的，因为我的身体一向是很脆弱的。”由此也可以看到冼玉清作为教师的伟大的奉献精神，宁愿放弃优渥安定的生活条件，也要排除万难返回内地为学生授课。

既然决定从澳门返回内地，那选择那一条路呢？她说：“时内迁有二路：一从斗门都斛入，费用廉，时间省，且较直捷。惟人挤盗多，安全不保。一从广州湾入，路迂回而最安全。予乃选广州湾一路，随于八月十五日，乘白浪丸（应为白银丸）返国。此行生死莫卜，对送行者不免凄然下泪也。”可见当时从斗门进入内地的道路虽然有种种好处，但是缺乏一个最根本的安全问题。因此考虑到安全问题，冼玉清决定从广州湾内迁。白银丸是日本轮船，常常往返香港、澳门、广州湾之间，8月15日下午三时乘坐白银丸船从澳门抵达广州湾。然后经广州湾寸金桥、遂溪、廉江、盘龙、郁林、柳州、桂林等地，途中行李尽失，直到9月27日辗转回到岭南大学。

寸金桥

在寸金桥写就爱国诗篇

抗战八年期间，冼玉清在颠沛流离之中写了不少诗词和文章，体现了她崇高的民族气节，先后写有“抗战八记”，包括《危城逃难记》《香港罹灾记》《故国归途记》《曲江疏散记》《连州三月记》《黄坑避难记》《仁化避难记》《胜利归舟记》。除此之外，还写有《流离百咏》。

1949年，冼玉清将1942年-1945年所写的大型七绝组诗结集为《流离百咏》出版，共有八章112首，分为归国途中杂诗、曲江诗草、湘南诗草、坪石诗草、连州诗草、黄坑诗草、仁化诗草、归舟杂咏。这些诗歌是她抗战时期逃难过程的亲身感受，是颠沛流离中的忧时愤世之作。她在《流离百咏》自序中说：“中日衅起，讲学危城。穗垣既沦，避地香海。旋以不肯降志，孑身远引。顾玉清有家濠镜，尚余薄田，使归而苟安，未尝不可。以隔岸观火，优游得计，乃人之以为乐者，我甘避之；人之以为苦者，我甘受之。冒硝烟弹雨之至危，历艰难凄痛之至极，所以随校播迁，辗转而不悔者，岂不以临难之志杰当励，育才之天职未完，一己之安危有不遑顾者哉！间关内地，茹苦含辛，苦甚穷途，愁深故国，成流离绝句百首。”容庚为此题曰：“一代闺门好女子，百篇诗卷怨流离。”

《流离百咏》第一章第一首为《壬午七月初六抵赤坎》，诗云“国愁千叠一身遥，肯被黄花笑折腰。地限华夷遗恨在，几回痴立寸金桥。”自注时间“三十一年八月十七”，即此诗作于1942年8月17日，当日农历为七月初六。施立松指出，《流离百咏》是女诗人冼玉清深入战地的实录，如第一篇《壬午七月初六抵赤坎》开宗明义，首句“国愁千叠一身遥”已经揭示出组诗主旨。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千叠深愁，压在一个文化人的心上。有人解读这首诗时就认为，“在赤坎寸金桥边，冼氏回想清末法军侵犯，甲午战争后广州湾沦为法租界，抚今追昔，诗人感慨万分。”

寸金桥是广州湾租借地的分界线，越过寸金桥就进入到遂溪县辖境，具有特殊含义的政治象征，蕴含着“一寸山河一寸金”的重要意义，反映一段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史实。《广东民俗大观》一书对“寸金桥”进行介绍时提及：近代名人涉足寸金桥时，多有诗作，以抒怀抱。岭南大学教授冼玉清女士是一位著名的广东地方文献专家（解放后曾任广东文史馆副馆长），她在抗战时谢绝香港东亚文化协会之聘，返国经湛江时，写有一诗：国愁千叠一身遥，肯被黄花笑折腰。地限华夷遗恨在，几回痴立寸金桥。

冼玉清的赤坎诗歌表达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刘谷诚在《青瘦集》中对此诗注释云：诗人在香港坚决拒绝了日本文化特务机关的聘请，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阻挠来到湛江。当她伫立在寸金桥头，面对法国帝国主义的租界时，真是国愁千叠，亡国恨，割地耻，一齐涌上心头。要知道，这寸金桥是前辈爱国民众用鲜血维护民族自尊夺回来的。一寸国土一寸金啊！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爱国者，也只有人民才是坚决抵御外侮的坚强战士。在迷蒙中她似乎受到了启迪，看到了希望，以致“几回痴立”，久久不能离去。此外，刘谷诚、黎小瑶又在《粤西诗歌发展概观》一文中指出，“在现代革命的这三十年里，真正的闪光的诗篇，不在装璜精美的诗册里，不在高雅的殿堂上，而是在黑暗牢狱的墙壁上，在弥漫硝烟的枪杆上，在山林茅舍群众的诉说中，在逃亡流离的轮舱里，在反动派满纸荒唐的报缝里。象朱也赤的《就义诗》，黄杰的雷歌演说，无名氏的《思想起》，阳光的《<老百姓>发刊词》，冼玉清的《初抵赤坎》，杨荫的《打、抢、涨、杀》，粤桂边解放区民谣，等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里的《初抵赤坎》应是前面所引的《壬午七月初六抵赤坎》，这个确实是冼玉清在逃亡流离中驻足赤坎引发感慨的诗篇。著名作家秦牧曾赞叹冼玉清的爱国思想，他认为冼玉清对民族大义十分执着，香港陷入日军铁骑之下，日军诱胁她到伪广东大学任教，她巧妙应付，辗转流离逃出了魔掌，在大是大非之前，她绝不含糊，这也是很值得称道的。

冼玉清从赤坎寸金桥出发到粤北途中，在湛江境内仍留有诗作，如《遂溪道中（八月二十七）》诗云：篮与安稳客程赊，夹道青苗黄豆花。千里葱葱尽甘蔗，百畦簇簇认芝麻。再如《廉江道中》诗云：鸡声未唱趁征途，天际犹悬片月孤。百里半程刚日出，路劳随意问朝哺。尽管此两首诗不如前述赤坎一诗广为人知，但是对于了解冼玉清途径遂溪、廉江的见闻和心境也有所脾益。

寸金桥

对粤讴《广州湾》的挖掘与研究

粤讴是广东地区通俗说唱文学形式之一，与南音、木鱼、龙舟同属粤曲歌谣系统。粤讴通常以俗语俚言入曲，突破南音、木鱼、龙舟等以七字为基本句式的格式，句子可长可短，犹如自由说话，可以随心所欲地抒发情怀，内容为作者所见所闻，同时使听者易于理解。

冼玉清是最早对招子庸与《粤讴》进行研究的学者，早在1947年就在《岭南学报》上发表《招子庸研究》，其中对于《粤讴》有详细的研究。1965年，冼玉清完成了《粤讴与晚清政治》这一篇约七万字的曲艺长文，她注意到“在一九零五年反美爱国运动中，开始以粤讴作为宣传工具。当时在《广东日报》与《有所谓报》附刊发表的戏曲谐文，就有一五六篇，其中粤讴占了五十四首。这样大量运用通俗说唱文学，作为政治宣传工具，在当时是一创举。《有所谓报》成为最受欢迎的报纸。它能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领域，引起他们的共鸣。”这些粤讴作品以通俗易懂的粤语反映时事，成为研究清末社会问题的一大素材。她自述：“我对粤讴虽然出于个人爱好，比较注意。更主要的是想借搜集这一类反映当时政治生活的作品，作为研究中国近代革命史和文学发展史的印证和补充。”目的就是通过粤讴反映近代中国对外抗争的历史。

冼玉清收录的粤讴包括1905年7月7日《有所谓报》登载的《广州湾》。冼玉清对于广州湾是有不少认识的，除了在抗战时期亲历广州湾之旅，1960年她作为广东省政协委员曾到湛江、茂名、雷州半岛等地参观学习，这些经历无疑使冼玉清对于清末广州湾的抗法斗争有进一步的认识。

冼玉清

《有所谓报》是在1905年反美华工禁约运动时创办的，其登载的粤讴以讴歌反帝精神为主。该报登载的粤讴《广州湾》为郑贯公创作，内容全文为“痛定（思）痛，我个广州湾不堪回首，珠泪偷弹。虽则地土无多，人亦有限，以算个通商良港，都系大汉嘅河山。自从把租界划与法人，我就知有后患，又有别人想着开埠呀，几咁心烦。几国都想分的杯羹，惊死手慢，好似群鱼争饵，天咁交关。是以法国知机。忙把铁路来办，佢央求清政府、切勿为难。我想一揸到路权、就可以把死命制硬。唉！真可叹，大局成鱼烂；恨只恨政府慷他人慨，不肯把汉土交还。”冼玉清对此“题解”：“《广州湾》一讴，是有感于法帝国主义者在一九零五年六月要求清政府允许由广州湾敷设铁路通向内地，进一步侵犯中国主权而作。”

冼玉清对于这首粤讴的“本事”有进一步记述，“甲午战争后，一八九七三月，法帝国主义迫使清政府声名海南岛及对岸广东海岸不割让与他国。在一八九八年四月，法帝又藉口德国租借胶州湾，强迫清政府租借广东遂溪县的广州湾，租期九十九年，并强迫清政府宣布两广及云南省不割让与他国。”还写道：“广州湾（今广东省湛江港），离遂溪县城四十里。清政府把它租借给法国的卖国行为，受到广东人民特别遂溪县人民的强烈反对。一八九八年十月，法帝国主义者从广州湾向内地进行侵略时，受到遂溪县黄略村附近各村人民英勇的反击，使他们不敢再向内地入侵。法帝国主义建筑铁路企图渗入内地的阴谋，卒不得逞。作者‘仍旧’，是郑贯公的笔名，他是同盟会会员，《有所谓报》的编辑。”郑贯公（1880-1906）是香山县人，经孙中山介绍，到香港先后任《中国日报》记者，《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和《有所谓报》总编辑。

冼玉清已经指出，这首《广州湾》粤讴创作的时代背景就是1905年法国要求清政府允许在广州湾铺设铁路。根据景东升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人文岭南》登载的文章可知，法国的租借地广州湾为中心向外拟修建的铁路计划，至少应该包括三条线路，除赤坎到安铺路线外，还有郁林到广州湾以及广东省城直达广州湾的路线。20世纪初，法国拟修建广州湾到省城广州铁路时，引起舆论极大反响，1903年6月南洋新加坡叻报报道称：“法人拟由广州湾开筑铁路，迤逦达羊城。巴黎理藩院大臣亦甚注意于此，谓此路若成，则广州湾商情自必大为兴旺，其路资拟招集华股四分之一，轨道绕由高州、梅菉折至西江而抵省会”。直到1905年7月，法国政府拟在广州湾设立税关，兴筑铁路。正是在此背景下，郑贯公创作《广州湾》粤讴，感叹广州湾算得上是“通商良港”，租借给法国后又引起其他国家的垂涎，法国的如意算盘就是“忙把铁路来办”，通过控制路权进而渗透全省，作品的主旨就是对于外国侵略者的憎恨以及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愤慨。这首《广州湾》粤讴是清末列强侵占中国的现实写照，通过冼玉清的收集和释读使其得到更多的传播和研究。

本文作者为钱源初

编辑：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