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影响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还有可能进一步传导，引发社会动荡。举例而言，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其后续事件就推动了“占领华尔街”等一系列抗议运动的爆发。总体上来说，金融危机会对企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后者不得不采取措施削减成本，导致工人收入的下降和劳资矛盾的激化。在Fabio Braggion, Alberto Manconi和Haikun Zhu合著的“Credit and Social Unrest: Evidence from 1930s China” 一文当中，作者以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为案例，分析了外生的金融冲击是如何对社会矛盾起到激化作用的。
在1933年5月，美国罗斯福政府受到产银州以及农业利益集团的游说，启动了所谓的“白银收购计划”，以接近1.5倍的市场价格购入白银。这使得全球市场上的白银价格在两年时间内翻了一倍。这一外生冲击对中国的银行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南京国民政府规定银行发行纸币必须要以白银作为准备（平均的准备金率约为65%），而由于中国又是一个不产白银的国家，银行必须要对外收购白银，白银价格的上升会严重影响中国的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进而使依赖银行进行融资的企业陷入经营困难。国际白银价格上涨对于社会动荡的影响机制：白银价格上涨→银行信贷收缩→企业经营困难→劳资矛盾激化。
作者首先检验了白银储备对银行信贷活动的影响。采用从中国银行出版的《全国银行年鉴》中获取的银行和企业间贷款规模的数据，作者用银行在1931年的白银储备对1933年之后银行发放贷款的数额进行回归。在控制银行和企业其他特征变量的情况下，白银储备对贷款金额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白银储备更充足的银行能够在冲击的面前表现得更好，在冲击结束之后贷款恢复的速度更快。反过来也证明了世界市场的白银价格上升，的确对中国的银行业产生了负面效应。
在此基础上，作者用和企业有债务关系的银行的白银储备对企业爆发的工人运动次数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和企业有债务关系的银行，白银储备越不足，企业爆发的工人运动就越多。
为了排除企业和银行之间的选择效应，即白银储备充足的大银行更倾向于和实力雄厚的企业进行借贷交易，作者构建了另一个“白银池”的指标来衡量可能和企业发生借贷关系的银行的平均白银储量。企业f 的“白银池”为：
其中d(f,b)代表企业f 和银行b之间的地理距离，“白银池”即代表企业能够接触到的（地理）平均白银储备水平。用白银池取代原先的白银储备指标进行回归，结果表明，白银储量和工人运动之间的负向关系依然稳健。
图2 与企业有借贷关系的银行的白银储量与工人运动之间的关系
除工人运动次数之外，作者考察了劳资关系恶化的另一个指标：共产党组织在工人中间的壮大。回归结果表明，相关银行白银储量越低的企业，工人当中有记载的共产党活动越多。但系数的显著性水平要低于工人运动，这可能是与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代表的对共产党的血腥镇压有关。由于党组织被迫转向地下，共产党的活跃程度可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度量。
接下来，作者对几种竞争性假说进行了检验。首先，由于美国的白银收购计划实行于大萧条时期，因此国际总需求的萎缩也会对中国的企业产生影响。除此之外，白银价格的上升会导致中国货币的升值，对中国的产品出口也会造成负面影响。对于这一问题，作者将出口部门与非出口部门进行区分，在回归当中加入是否属于出口部门的哑变量与白银储量的交叉项之后，白银储量的效应依旧保持显著。
其次，银行的信贷收缩有可能是由中国经济的内部趋势或者是东亚经济的整体趋势所导致的。为了排除内部趋势的可能，作者假定1929年存在冲击，按照和前文一样的方式进行双重差分回归，结果表明银行的信贷活动在1929年前后没有出现大的波动，这说明银行的信贷紧缩并非是内部趋势的结果。而对于东亚经济的整体趋势问题，作者选择香港和内地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香港虽然也执行银本位，但香港的银行发行纸币并没有固定的白银储备要求，因此美国的白银收购计划不应当对香港银行的信贷活动产生影响，作者选取香港当时最重要银行——汇丰银行的贷款情况证实了这一点。
最后，1932年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作为中日之间的武装冲突，也可能造成信贷波动。由于一二·八事变被认为是中华民国取得了最终的优势，因此如果事变对银行业产生明显影响的话，信贷活动应当在1932年下跌，在之后恢复，但事实上信贷活动只有在1933年之后才出现下降的情况。这也排除了信贷收缩是由政治动荡造成的冲击导致的可能。
因此，作者认为，金融的紧缩和社会动荡之间的确存在着因果联系。金融危机对企业经营产生的负面影响会恶化劳资关系，进而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在金融收缩期间，政府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如何稳定经济局势，还有如何在企业经营状况恶化的条件下保持社会的稳定，避免劳资关系的恶化失去控制。
文献来源: Fabio Braggion, Alberto Manconi, Haikun Zhu, Credit and Social Unrest: Evidence from 1930s China, 2020,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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