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是宋代著名瓷窑之一，烧瓷地点在今河北省曲阳县漳磁村及东西燕山村。曲联县宋属定州，定州唐未、五代以来是义武节度使的驻地，是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曲阳瓷器的集散地。定窑白瓷对后代瓷器有很大影响。宋以来留下了不少有关它的记载。本世纪20年代未叶麟趾先生第一次对其进行调查，指出定窑在曲阳漳磁村。50年代以来，故宫博物院、河北省文物工作队等单位对它进行了多次地面调查与小规模发掘，基本上了解了定窑的烧瓷历史以及与邻近地区瓷窑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各地

宋墓也出土了不少定窑器，定县两座宋塔塔基出土了一百多件既完整又精美的定窑白瓷，寻于进一步研究定窑的分期断代有极大帮助，江南地区南宋墓与北方地区金墓都出土有定窑白瓷，从而也使定窑废于北宋未年金人南侵之说，得以修正。

曲阳漳磁村窑址发掘中取得的早期标本，有平底浅身碗，外施黄釉里施白釉。胎厚重，制造较粗糙，这种碗具有唐代早期的典型风格。比这种平底碗时代稍晚的是白釉碗，这类碗的碗身多做45度斜出，碗身较浅，宽圈足，胎较上述平底碗薄，里外施釉，这种碗具有标准唐代后期形式。五代时期唇口白碗在遗址里稍多，《曲阳县志》里著录有一件五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碑，碑石立于后周显德四年（957年），立碑人中有“使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殿中使御史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冯翱从碑文可知五代后期这里商品瓷产量已经很大，才派瓷窑税务使冯翱在此收瓷器税。

漳磁村窑址面积相当大，地面散布标本极多，绝大部分是宋代白瓷，有印花、刻花、划花和光素无纹几种。北京通县金大定十七墓、辽宁省朝阳金大定二十四年墓以及流散到英国的金大定二十九年印花陶范、墨书金泰和三年印花陶范，这些带纪年铭文的定窑瓷器有力地说明金代定窑仍继续烧白瓷；南京南宋庆元五年（1194年）张同之墓也出土有定窑印花瓷器，反映了定窑瓷器不仅供应金人统冶的淮河流域以北地区，商品瓷器也有运到江南地区销售的。

窑址标本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粗瓷，如白釉碗之中碗心一周刮釉的叠烧法，具有北方地区金代瓷窑装烧方法特色，此外，粗白碗中碗心书段、李、刘、元、液、蛰等字及纹饰的也不少，也具有金元时期特征。遗址里看不到晚于元代的标本，应该说涧磁村窑的烧瓷历史始于唐而终于元。《大明会典》记录的明宣德、嘉靖年间光禄寺每年所需的酒缸、瓶、坛、均由钧、磁和曲阳县等窑承办。但在涧磁和燕山村窑址里没有看到这些器物标本。可能明代曲阳另有专门烧造酒缸、酒瓶和酒坛等器物的瓷窑。

宋代定窑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釉、酱釉、绿釉及白釉剔花器。白瓷装饰有刻花、划花与印花三种。划花装饰南北方瓷窑大都采用，是宋代早期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

莲瓣纹样在五代时期的越窑瓷器上曾大量使用，北宋早期定窑和耀州窑首先吸取了越窑的浮雕技术。定瓷早期刻花，除莲瓣纹外，还有莲瓣经纬度与缠枝菊经纬度在一件器物上同时出现，布局很不谐调，这可看作是一种新装饰工艺还处在初期阶段的表现。

刻花装饰兴起之后，又盛行刻花与篦划纹结合的装饰，在折沿盘的盘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缠村花卉轮廓线条，然后在花叶轮廓线内以篦状工具划刻复线经纬度；装饰经纬度样以双朵花为常见，或左右对称，或上下呼应；有两花并放，有一花盛开，一花含苞待放；也有莲花荷叶两枝交错并出，布局富有变化。耀州窑青瓷也有这种布局，是那时的瓷器装饰共同的特征。定窑刻花器常常在花果、莲鸭、云龙等经纬度饰轮廓线的一侧划以细线相衬，以增强经纬度饰的立体感，也使主题更加突出。

定窑印花装饰始于北宋中期，成熟于后期，纹饰多在盘碗的里部。布局严谨，层次分明、线条清晰，密而不乱。这些都是它的特点。从大量标本观察，定窑印花纹饰似取材定州缂丝，的缂丝纹样局部地移植于瓷器。因此，定窑印花装饰一开始就显得比较成熟，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此外，定窑装饰也受金银器纹饰的影响。因此，定窑印花瓷器在宋代印花白瓷中最有代表性，对南北瓷窑均有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