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间试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后谪戌云南永昌，终身不获赦免。杨慎著述繁富，他的诗话、词话、书论、文论、画论都很有声誉，同时又在文字小学、古籍校勘、金石碑刻、文献纠误方面均有所贡献。《明史·杨慎传》云：“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百余种，并行于世。”他曾对人说：“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杨慎死时，门人丘文举清理遗书，已得93种，其后，从子有仁刊行年谱，附载书目共列117种。万历间，遗编续出，焦竑等编《升庵书目》计列160种。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周亮工《书影》和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皆称200种，而李调元重订杨慎书目，与此数正合。然综计明清公私著录，实在280种以上。
杨慎实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图书编撰家，但学界对这位图书编撰家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至今重视不够，评介很少。据笔者所知，在专著方面，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上编第六章的“明代图书编撰家”中评介了杨慎。论文方面，查阅中国知网，在近400篇研究杨慎的文章中，只有郭伟玲《杨慎与图书编辑学》、曾绍皇《论杨慎文言小说专集编撰的师法渊源与艺术特质》等涉及杨慎的编辑主张和编辑思想。据数篇有关“杨慎研究”的综述文章来看，学界对杨慎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作为图书编撰家，杨慎编撰了大量图书，其著述内容丰厚、范围广泛。杨慎之好友简绍芳在《赠光禄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杨慎年谱》中评介说：“凡宇宙名物之广，经史百家之奥，下至稗官小说之微，医卜技能、草木虫鱼之细，靡不究心多识，闻其理，博其趣，而订其讹谬焉。”从他所编撰的书中，可以窥见他的编辑主张和编辑思想。
首先，他倡导并践行实事求是，重文献、重证据之学风，对明代理学的空疏提出严厉批评。他主张在治学上应该大胆质疑：“古之学者，成于善疑。”同时，提倡回到经典，重视汉唐注疏，开经典诠释的考证之风，成为清代考据学的先声。杨慎的这种主张，是其哲学思想的反映，因为他从根本上反对明代理学空谈性理，脱离实际。他说：“或问何谓道学？曰天下之达道五，能行五者于天下，而又推类以尽其余，道学尽于是矣。何谓心学？曰道之行也，存主于内，无一念而非道；发达于外，无一事而非心，表里贯彻，无载尔伪，心学尽于是矣。”杨慎推崇汉学，反对宋学。他说：“或问杨子曰：‘子于诸经多取汉儒而不取宋儒，何哉？’答之曰：‘宋儒言之精者，吾何尝不取？顾宋儒之失，在废汉儒而自用己见耳!’”“予尝言，宋世儒者失之专，今世学者失之陋。失之专者，一骋意见，扫灭前贤。失之陋者，惟从宋人，不知有汉唐前说也。”他在学风上的倡导与实践，经过晚明学者如胡应麟等人的推行，至清代，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显学。这种重文献、重实证的学风，在杨慎的书学、诗学和词学等理论著作中，体现得鲜明而突出。研究杨慎的著名专家王文才在《杨升庵学行述略》（《杨升庵诞辰500周年纪念册》1989）中指出：“慎因道学之锢弊，心学之虚浮，力倡博约以矫陋习，标举实学以挽颓风……慎治学之方，固为清代儒遵循之径。一曰明音义，二曰通句法，三曰重校勘，四曰存佚说……其导启明清学术，宜雄踞于儒林矣。”
其重文献、重证据的编辑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书学论著之中。杨慎书学论著有《书品》《墨池琐录》《法帖神品目》等多种。其《书品》是历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三部同名书论著作之一。它全面论及书法创作、书法史、审美批评、时代风尚、书法典故、文字小学、金石篆籀、碑刻文献、书论文献、考古辨伪等内容，宗法东晋王羲之、元代赵孟頫，崇尚魏晋，指斥唐宋，讥诮当朝，在明代书论乃至中国书法理论史上较有地位和影响。从编辑学的角度考察，杨慎《书品》的显著特色之一，就是征引前人书论广泛，涉及文献众多——有庾肩吾《书品》、王僧虔《论书》、李嗣真《书后品》、米芾《海岳名言》、姜夔《续书谱》等数十种，可以佐证其重文献、重证据的编辑思想。
杨慎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其诗文创作于李何外独树一帜，其文论亦与李何有异，有所批评，也有所承袭。杨慎论诗，有《升庵诗话》十四卷，清人丁福保重编收入《历代诗话续编》。丁氏“提要”云：“升庵著此书在谪戍永昌之时，边地少书，惟凭记忆，故不免小有舛讹。然学有根柢，兼富词章，其所论究在明人之上。”《升庵诗话》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特色之一，也是重文献重考订，杨慎用了大量篇幅去考证用字造语的来历，有的还兼及词义的训诂和辨析，其中许多对读者、研究者理解作品很有帮助。例如，他对“双鲤鱼”内容的考订：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有“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之句。对“双鲤鱼”，古来有不同解释。杨慎作了如下考证：“古乐府诗：‘尺素如残雪，结成双鲤鱼。要知心里事，看取腹中书。’据此诗，古人尺素结为鲤鱼形即缄也，非如今人用蜡。《文选》‘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即此事也。下云烹鱼得书，亦譬况之言耳，非真烹也。五臣及刘履谓古人多于鱼腹寄书，引陈涉罩鱼倡祸事证之，何异痴人说梦邪！”又如，他对《琵琶行》的“瑟瑟”的解释，认为是影指“碧”字。他说：“白乐天《琵琶行》：‘枫叶荻花秋瑟瑟。’此句绝妙，枫叶红，荻花白，映秋色碧也。瑟瑟，珍宝名，其色碧，故以瑟瑟影指‘碧’字。”否定了把“瑟瑟”解释为“萧瑟”的说法，并用白居易的另一首《暮江曲》为证：“一道残阳照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此瑟瑟岂萧瑟哉？正言残阳照江，半红半碧耳。”清人吴景旭在《历代诗话》中赞同杨慎之说。又如，杨慎认为唐代诗人杜牧两首绝句，刻本肯定有误字，他作了十分细致的考辨和精到的分析。他说：“唐诗绝句，今本多误字，试举一二，如杜牧之《江南春》云‘十里莺啼绿映红’，今本误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映绿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又《寄扬州韩绰判官》云：‘秋尽江南草未凋’，俗本作‘草木凋’。秋尽而草木凋，自是常事，不必说也，况江南地暖，草木不凋乎，此诗杜牧在淮南而寄扬州人者，盖厌淮南之摇落，而羡江南之繁华，若作草木凋，则与‘青山明月’、‘玉人吹箫’不是一套事实，余戏谓此二诗绝妙。‘十里莺啼’，俗人添一撇坏了，‘草未凋’，俗人减一画坏了，甚矣，士俗不可医也。”
其次，杨慎编选图书，有明确的选录标准和品评标准。他在《书品序》中，阐明“书有以‘品’名者”即古籍中以“品”来命名的来由时，从书学渊源之师承和法书作品之优劣，进行品评。他的《法帖神品目》，乃杂记自己所见古碑帖，前列古篆刻、次秦汉、三国、南北朝碑及杂碑，并及诸家法帖，计164种。杨慎选择的标准，就是从书法的视角着眼的，故书名称为“神品”。他在书学主张上，是宗法王羲之、赵孟頫，崇尚魏晋，指斥唐宋。他认为：“书法唯风韵难及。唐人书多粗糙，晋人书虽非名法之家，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缘当时人物以清简相尚，虚旷为怀，修容发语，以韵相胜，落华散藻，自然可观。可以精神解领，不可以言语求觅也。”
杨慎在诗学理论上，坚持“诗以道性情”之说，认为《三百篇》虽约情合理归之道德，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并无道德性情之句；宋人言诗主理，离《三百篇》就日远了。他在编选诗歌集子时，有明确的选录标准，就是十分重视诗歌的艺术特征。他所编选的《唐绝增奇》《唐绝搜奇》《绝句辨体》《唐诗要》等，正体现了这种编辑思想。他的《升庵诗话》也充分体现了他的编撰思想，其对诗人及诗作的品鉴标准也十分鲜明。这部诗话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批评方面，他通过诗人品评和诗歌品鉴，表达了他的诗歌主张和诗学观点，同时也体现了他对诗歌的编选标准。在《升庵诗话》卷十四中，对钟嵘的《诗品》，他精心选择了有关曹植、阮籍、陆机、张协、谢灵运、嵇康、刘桢、鲍照、谢脁、江淹等人的评论，集中体现了他对钟氏“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审美理想的赞赏和仰慕。
再次，在图书的编撰结构上，既重视理论探讨，又重视考订辨析。杨慎精于词学，在词学理论上独树一帜，有重要贡献。其词学著述，除《词品》外，还编有《填词选格》《词林万选》《百琲明珠》《古今词英》《填词玉屑》等。其《词品》六卷计三百余条，其编撰结构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卷一，通论词学理论，重点在追溯词体起源，尤其注重词与音乐之关系；第二部分，为卷二，以语词考订为主，旁征广引，甚为该博；第三部分，为卷三至卷六，品评历代词人及词作，内容涉及词人生平、词作本事、文字校勘、名作欣赏，精彩纷呈，美不胜收。这种结构安排，反映了杨慎既重视理论探讨、又重视考订辨析的编辑思想。其理论探讨方面，如他在《词品序》中勾勒了词形成发展的轨迹，指出：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陆琼之《饮酒乐》、隋炀帝之《望江南》，表明“填词之体已具矣”。若唐代韦应物之《三台曲》《调笑令》，刘禹锡之《竹枝词》《浪淘沙》，“新声迭出”。至五代时，孟蜀之《花间》，南唐之《兰畹》，“则其体大备矣”。又如，他提出了一个涉及词名的来源问题，明确指出“词名多取诗句”：如《蝶恋花》则取梁元帝“翻阶蛱蝶恋花情”；《满庭芳》则取吴融“满庭芳草易黄昏”；《点絳唇》则取江淹“白雪凝琼貌，明珠点絳唇”；《鹧鹕天》则取郑嵎“春游鸡鹿塞，家在鹧鸪天”；《惜余春》则取太白赋语；《浣溪沙》则取少陵诗意；《青玉案》则取四愁诗语；《菩萨蛮》，“西域妇髻也”；《苏幕遮》，“西域妇帽也”；《尉迟杯》，“尉迟敬德饮酒必用大杯，故以名曲”；《兰陵王》，“每入阵必先，故歌其勇”；《生查子》，“查，古‘槎’字，张骞乘槎事也”；《西江月》，卫万诗“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之句也”；《潇湘逢故人》，“柳浑诗句也”；《粉蝶儿》，“毛泽民词‘粉蝶儿共花同活’句也”，“余可类推，不能悉载”。杨慎对词与音乐关系的考察与论述，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抓住了词学的关键问题：“词是配合隋唐燕乐可以歌唱的诗。它的特征是：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从配乐而言，它是乐府，从格律而言，它又类于近体。但它与六朝乐府和唐代绝句有质的区别，抓住了这一点，就抓住了解剖这一问题的关键。升庵词学理论的卓越之处，正是抓住了这两个最佳切入点。”杨慎之所以能抓住“这两个最佳切入点”，是因为杨慎善制词作曲，并能亲自弹奏，对音乐有相当高的造诣，其丰富的音乐实践体验，为他的词学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据清人王奕清《历代词话》卷十载：“杨用修少时善琵琶，每自为新声度之。及登第后，犹於暑月夜绾两角髻，著单纱半臂，背负琵琶，共二三骚人，携尊酒，席地坐西长安街上，歌所制小词，撮拨到晓。适李阁老早朝过之，听其声异常流，令人询之，则云杨公子修撰也。李为之下车。杨举卮进李曰：‘朝尚早，愿为先生更弹。’弹罢而火城将熄，李先入朝，杨亦随著朝衣而至。朝退进阁，揖李先生及其尊人。李笑谓曰；‘公子韵度自足千古，何必躬亲丝竹，乃擅风华。’自是‘长安一片月’，绝不闻杨公子琵琶声矣。（桐下听然）”
杨慎在重视探讨词学理论的前提下，对调名的来源作了细致精到的考订辨析，他从乐府、诗句、小说、名物、地名、子史、本词等，作多方位考察，对后来诸词学家如毛先舒《填词名解》、万树《词律》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词品》卷二是以语词考订为主，引据十分该博，论证多很精当。杨慎对曲名的考订很精细，比如，认定《阿那》《纥那》为曲名：唐李郢《上元日寄湖杭二从事》诗曰：“谢公留赏山公唤，知入笙歌阿那朋。”刘禹锡《夔州竹枝词》云：“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縁萝。”其中之“阿那”“纥那”，杨慎考订“皆当时曲名”。他考订《醉公子》又名《四换头》：“唐人《醉公子》词云：‘门外猧儿吠。知是萧郎至。剗袜下香阶，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罗帷。不肯脱罗衣。醉则从他醉，还胜独睡时。’唐词多缘题。所赋《临江仙》则言水仙子，《女冠子》则述道情，《河渎神》则咏祠庙，《巫山一段云》则状巫峡。如此词题曰《醉公子》，即咏公子醉也。尔后渐变，与题远矣。此词又名《四换头》，因其词意四换也，前辈谓此可以悟诗法。”又如，他对“鼓吹”“骑吹”“云吹”三个名称的不同，进行了细致区别：他引用《建初录》云：“列於殿廷者名鼓吹，列於行驾者名骑吹。”“鼓吹，陆则楼车，水则楼船。其在廷，则以簨簴爲楼也。水行则谓之云吹。”“《朱鹭》《临高台》诸篇，则《鼓吹曲》也。《务成》《黄雀》，则《骑吹曲》也。《水调》《河传》，则《云吹曲》也。”他还指出：“宋之问诗：‘稍看朱鹭转，尚识紫骝骄。’此言鼓吹也。谢朓诗：‘鸣笳翼高盖，叠鼓送华輈。’此言骑吹也。梁简文诗：‘广水浮云吹，江风引夜衣。’此言云吹也。”他还考订一些词的作者，例如：辨析唐庄宗的一首《如梦令》词，乃庄宗之自度曲，非为吕洞宾：“唐庄宗词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鸾歌凤。长记別伊时，和泪出门相送。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此庄宗自度曲也。乐府取词中如梦二字名曲，今误传为吕洞宾，非也。”又如辨析《闻笛辞》非张子野所作：南渡后，有人于杭州题了一首《闻笛》的（玉楼春）词：“玉楼十二春寒侧。楼角暮寒吹玉笛。天津桥上旧曾听，三十六宫秋草碧。昭华人去无消息。江上青山空晚色。一声落尽短亭花，无数行人归未得。”“其词悲感淒恻，在陈去非‘忆昔午桥’之上。”有人以为是张子野所作，杨慎否定了这一说法，他指出：“子野卒于南渡之前，何得云‘三十六宫秋草碧’乎？”又如考辨《秋霁》非陈后主所作：“《草堂词选》，《春霁》《秋霁》二首相连，皆胡浩然作也。格韵如一，尾句皆是‘有谁知得’，而不知何等妄人，于《秋霁》下添入陈后主名。不知六朝焉知此等慢调。况其中有‘孤鹜落霞’语，乃袭用王勃之序，陈后主岂能预知勃文，而倒用之邪？”
再次，在图书的编撰体制上，既重继承，又有自己的鲜明特征。比如，杨慎在编撰文言小说集时，继承了宋代张君房之《丽情集》系出于“娱情遣兴”目的而“纂古今丽情事”之编撰原则。如他在编撰《丽情集》等文言小说专集时，在运用这一原则的同时，又融合了自身广博的学识修养，呈现出迥异于他类文言小说专集编撰体制的鲜明特征：在题材选择上，以女性为对象的专门化；在具体操作上，尚考证的学问化；在价值取向上，兼重“才”“貌”的女性价值观等。李调元在为杨慎《丽情集》所作序中说：张君房之《丽情集》“今其书不传”，惟升庵有《丽情集》等存世，其“意即补张唐英之所未备者。散见于先生各说部诗话中，今合并梓行，庶可归当日之全面目云”。
总之，杨慎的编辑思想及其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作者简介：皮晓霞, 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编辑，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编辑学。
文//来自于《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