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来说，永远是个谜。 而面对最后的结果，人们往往只知道去责备他而不是去了解他。

可惜自杀者永远没办法告诉别人，他为什么要自杀。”

讲述 | 梁捷

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沉重的话题，经济学家为什么要自杀。

过去我读过一篇文章，“诗人为什么要自杀？”诗人自杀也许还有一些文化上的意义，但是在大众的印象里，经济学家从来都是以长寿而著称的。

比如萨缪尔森，活到了94岁；弗里得曼，也是94岁；阿罗，96岁；哈耶克，93岁；科斯不得了，活到103岁。经济学简直称得上是长寿学科了。

但是，最近听到的新闻却让我们开心不起来。哈佛大学的宏观经济学家法希（Emmanuel Farhi）教授自杀去世，年仅41岁。

Emmanuel Farhi

他并不是个例。去年，经济学界就陆续传出新闻，哈佛大学的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自杀，然后是普林斯顿的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教授自杀。今年前两个月又是威斯康辛大学的桑德霍尔姆（William Sandholm）教授自杀。而现在，又是宏观经济学家法希自杀。

除此之外，在今年的新冠疫情期间，我还听说哈佛的艾莱斯纳（Alberto Alesina）心脏病去世，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新冠肺炎去世。这些都是响当当的名字，一大半未来都有可能获得诺奖，或者已经得到多次诺奖提名了。经济学界可谓损失巨大。

很多人都在问，经济学这个行业怎么了，经济学家为什么要自杀？

1.

他们的自杀，依然是个谜

其实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学者的研究领域其实各不相同。

比如魏兹曼是环境经济学家，他很关心风险和不确定性对于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导致灾难的影响。克鲁格是劳动经济学家，主要研究教育、收入分配、劳动力市场。

桑德霍尔姆主要研究博弈论里的一个分支，叫做演化博弈论。法希则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学。这些学科相差很远，所以这些学者的自杀与专业领域看起来没有直接关系。

但这些学者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的学术研究非常非常成功。普通学者想要在顶级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还不一定能成功。但对于这些顶级学者而言，发论文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上面提到的每一个学者，都已经发表了不计其数的优秀论文。一般的学者如果无法发表足够多的优质论文，在美国的大学都要面临终身教职的压力。而这些学者，早就不用考虑这些问题。按照我们的世俗标准，个个都称得上是功成名就。

而且这些学者都不见得是书斋里的学者，都有非常多的兼职和社会活动。

就以艾伦·克鲁格为例，他先后在克林顿、奥巴马等几任政府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或者经济顾问这样的职务，而他还热衷于听音乐，参加演唱会。

Alan Krueger

他实在太忙，过去不可能有时间写通俗的经济学著作。就在去年，他终于结合自己的兴趣，写作了第一本科普著作《摇滚吧，经济学》，今年中译本出版。

读过手稿的媒体都给予了高度评价，都在感慨，克鲁格终于愿意写书了。但克鲁格根本没看到这本书的出版，他在新书出版前夕自杀了。

这些学者在学术领域和世俗层面都是成功者。但他们仍然选择了自杀。我相信很多经济学家都读过他们的论文，了解他们的工作，连我都多少读过一些。但是我们对于他们的了解远远不够。

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来说，永远是个谜。而面对最后的结果，人们往往只知道去责备他而不是去了解他。可惜自杀者永远没办法告诉别人，他为什么要自杀。

据说魏兹曼教授曾经在一年前留下一张纸条，怀疑自己是否能继续产出有价值的学术作品。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环境经济学，但是没有颁给魏兹曼。

又有人说，魏兹曼写了一篇论文，发给同事们看，有人指出了其中的一个错误。这些小事当然可能影响魏兹曼的情绪，但是否是导致他自杀的原因，我们永远不知道了。

2.

经济学家们，正在经历什么？

引发自杀可能只是很偶然的事。但一般而言，产生自杀这个念头绝不是一天两天。自杀的人，往往经历了长期的折磨，可能是数年，数十年。

而且，越是表现出所谓“高功能”的人士，即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都表现得积极向上甚至能力远超一般人的人士，如果是抑郁症患者，他们的所经受的痛苦就越严重。

从事过学术工作的人都知道，在学者或者学生中，这样的比例很高很高。豆瓣或其他社交网站上都有一些互助小组，也许给一些深陷科研痛苦的人士一点点安慰。

不同人面对抑郁痛苦有不同的表现。我没有办法给出什么意见或者建议。有人会说，如果那么痛苦，就不要做科研了。世界那么大，做点其他的不也挺好吗？科研工作太苦太累，对脑力、体力以及意志力都是考验，而且是终身考验。

比如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不知道一般人能对自己的文章修改几遍。很多作者可能会修改一遍，两遍，我还知道一些名作家拒绝修改自己的文章。

那么现实中经济学家面对的情况呢？如果你要在过得去的经济学期刊上发表论文，那么一篇文章修改个十遍以上是最起码的；如果你要在顶级经济学期刊上发表文章，那可能得修改三十遍或者更多。

我曾看到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发表一篇论文以后，有些感慨，在朋友圈晒了一下他的修改过程。他把每一版都另存为一个文件，最后修改到90多稿，近100稿，文件夹里就有90多个文件。我估计，最终稿与初稿相比，可能每个字都重写过了吧。

这种学术制度对于写作者、研究者的自尊心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所以我见过很多研究者，因为无法忍受学术界的这种制度，毅然退出。

有一位同样非常优秀的学者，以前曾是大学教师，现在则是某个大数据公司的高管。他经常在知乎上写文章，也是个网红。

他表示自己更喜欢在知乎上写作，因为读者马上就能看到，并且作出反馈。以前给学术期刊写作，要修改几十稿，前后数年，发表出来其实也没什么读者会看。

所以，这些发表压力一直在折磨着当代学者。想当年，弗里德曼、哈耶克等人的那个年代，学术规则没有那么明晰，也没有那么死板。

很多学术期刊还很灵活，可以主动掌控学术热点，碰到重要的议题，甚至可以给一些重要文章提供连载的机会。这在今天都绝不可能。而今天顶级学者所要承受的发表压力，也不是弗里德曼、哈耶克那时所能相比了。

每一次自杀都是一个绝对的悲剧。我既不想批评死者，也不想简单归罪于这个学术系统、学术体制。现代学术体制存在很多问题，我们以后会慢慢讨论，慢慢批判。而对于悲剧，我建议我们不妨更多地去加以理解，加以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