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协和医院（下文简称“协和”）① 神经精神科② 创立于1921年，是国内首个具有科室建制的神经精神病学科，由美国神经精神病学医生伍安德（Andrew H. Woods）③ 担任首任科主任，兼神经精神病学副教授，当时确立的建科原则有两条：“第一条，为适应中国人多医生少的状况，神经、精神科不能分开；第二条，为训练合格的神经精神病学人才，必须同时通晓临床神经病学、精神病学和神经病理学的基础知识。”此后，荷兰神经病理学家狄福瑞（Ernst de Vries）、美国神经精神病学医生雷曼（Richard S. Lyman）和希德隆（Theron S. Hill）先后继任科主任。

以上4位科主任始终遵循神经精神不分家的建科原则，结合自身学术背景，为协和神经精神病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临床神经病学家伍安德（任期1921—1928年）

图 1 临床神经病学家伍安德

1.1 学术经历

伍安德（Andrew H.Woods，图1）于1872年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1899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取得医学学位，毕业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院任住院医师。

1900至1907年，伍安德在广州博济医院④ 担任外科助理医师（当时尚无神经科建制），并在广州格致书院⑤ 做校医兼教习，1907年，回到美国的伍安德受聘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神经科讲师，兼费城总医院神经科和精神科助理医师。

1912年伍安德再次来到中国广东，继续担任医师，同时任广州格致书院院长，1913至1915年就任广州博济医院管理委员会主席。

1918年，时任协和院长的麦可林⑥（Franklin C.Mclean）推荐伍安德前往美国巴尔的摩与美国著名精神病学教授阿道夫·迈耶（Adolf Meyer）⑦ 会面。

阿道夫·迈耶不仅认可伍安德的临床技术能力，还赞扬其在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两个研究方向的造诣。

获悉美国著名专家的评价后，麦可林立即写信给伍安德，希望他于1920年秋前往协和就职，同时致信洛克菲勒基金会，认为伍安德具备在北京创建神经精神科的能力，并推荐其任职神经精神病学副教授，聘期4年。

1.2 主要贡献

1.2.1 定位科室在医院的隶属关系

作为建科主任，伍安德承担科室创建和制定各项规章制度的任务，其中核心问题是科室在医院中的定位，如何处理神经精神科与内科学系间的关系成为当时争议之焦点。

伍安德主张协和的神经精神病学应作为一个独立学系发展，而协和医学院校董事会则倾向于将神经精神科下设于内科学系，给出的解释是：“欲在中国设立神经精神病学系，除有大量的基础工作要做，还需大幅增加预算。因此尚不能将神经精神科从内科学系中独立出来。”

经反复商讨，校董事会最终决定将神经精神科设在内科学系之下，科室开设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的相关课程及临床实践，由科主任全权负责。

1.2.2 临床神经病学教学与实践

伍安德主要讲授“神经病理学”及“临床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两门课程。前者结合临床病例以幻灯片形式呈现，内容涵盖神经病理学大体和组织学相关知识，后者则在医院门诊和病房中结合神经疾病和精神疾病的病例开展授课，授课对象为三、四年级学生。

随后，伍安德开设了“神经系统疾病诊断”课程，且定期组织临床病例讨论会。中国学生程玉麟⑧ 1922年入校学习，在三年级时开始跟随伍安德学习神经精神病学知识，由此开启神经精神病学的学习与探索之路。

在临床神经病学实践方面，从1922年起，伍安德为科室引进了治疗神经、精神疾病的水疗法与物理疗法等技术，包括按摩、关节牵引、热疗及电疗（直流电、感应电流、高频电流）等，平均每周治疗16例患者。

伍安德注重临床病例总结，1926年在临床神经病学实践中总结出脑膜炎致病菌类型主要为结核和脑膜炎双球菌，并在临床精神病学实践中总结了中国患者出现神经症状和其他异常行为的主要原因是担心不被社会接受、丢面子及丧偶等。

1.2.3 建立神经学系

1921至1928年，协和“神经精神科”的名称发生多次变动。

1921年为“神经精神科”，1922年改为“神经科”，1923年从内科学系中独立出来改为“神经系”⑨ 。

科室名称的变化反映出科室工作重点逐渐偏向神经病学。

促成神经精神科从内科学系分离的直接原因是伍安德多次向校董事会提出“聘请助教事宜”迟迟未落实。

伍安德认为，对于一个新建立的科室而言，人力不足对学科发展极其不利，学校对神经精神病学的发展未给予足够重视，建立独立的神经系非常必要，大部分神经精神疾病患者在协和可得到有效治疗。

因此，伍安德表示如校董事会再不重视协和神经精神病学的发展，他将离开中国。

为了留住伍安德，校董事会作出以下决定：“第一，自1923年6月1日起，将神经科从内科学系中独立出来，设立独立的神经系；第二，伍安德于上述日期起，升为神经病学正教授，并担任神经系科主任。”

2 神经病理学家狄福瑞（任期1928—1932年）

图 2 神经病理学家狄福瑞

2.1 学术经历

1883年狄福瑞（Ernst de Vries，图2）出生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就读于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专业。

1907年获得医师资格后，狄福瑞前往德国慕尼黑，在现代神经病学泰斗冯·莫纳科夫（C.Von Monakow）⑩ 门下学习脑部解剖学。

1909年，由德国神经精神病学家阿里恩·凯珀斯（C.U.Ariёns Kappers）⑪领导的脑中央研究所在阿姆斯特丹成立，狄福瑞回到阿姆斯特丹，担任阿里恩·凯珀斯的首席助理。

因其在研究大脑屏状核方面取得重要成果，荷兰神经精神病学家伦特·布曼（Leendert Bouman）⑫ 称赞狄福瑞为“荷兰最优秀的神经精神病学者”，并将其研究称为“屏状核的进步”。

1911年狄福瑞加入了Voorgeest协会，该协会主要围绕荷兰莱顿市乌赫斯特海斯特镇儿童精神卫生研究而组建，由莱顿市政府筹办，研究对象是儿童心智缺陷者。

狄福瑞不仅利用空闲时间在教师培训学校开设“智力缺陷儿童心理学”的课程，还在莱顿大学主讲组织学和非临床的神经病学基础课程，如神经病理学。

在临床实践方面，狄福瑞曾跟随科尼利斯·温克勒（Cornelis Winkler）⑬ 做助理医师，兼任莱顿大学附属精神病院医师的工作。

1925年狄福瑞应协和医学院校董事会之邀来到协和，从事辅助教学工作。

1927年狄福瑞成为神经病学副教授。

1928年4月，伍安德离开协和，神经系独立结束，重新回归内科学系，科室名称改回“神经科”，狄福瑞成为第二任科主任。

2.2 主要贡献

2.2.1 坚持科室发展以神经病学为重

1928年协和神经科的神经病学发展速度显著优于精神病学。虽依然秉持“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兼顾”的宗旨，但在科学研究和临床实践层面，二者的差距逐渐拉大。

以顾临（Roger S.Greene）⑭ 为代表的校董事会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决定重视精神病学的教学与实践。然而短期内在协和建立精神病急诊特殊病房和普通诊断病房绝非易事，于是决定利用北平市政府管辖的疯人收养所15作为临床实践场地。

顾临将该想法告知了狄福瑞，狄福瑞表示反对。他非常清楚自己擅长的是神经病学，尤其是神经病理学，来到协和后，一直致力于神经病理学的教学和实验室研究。而在精神病学方面，尽管能够治疗一些患者，但开展教学尚力不从心。他直言，可全权负责神经病学的教学、临床和研究工作，但若负责精神病学工作，则恕难从命。

狄福瑞坚持把工作重点落在神经病学方面，精神病学仅限于例行管理。因缺乏足够的病房安置精神病患者，故难以开展临床精神病学工作。

自1930年起，科室虽再次更名为“神经精神科”，专业重心依然是神经病学。

任期将满时，狄福瑞本人有意续聘，但校董事会更倾向于聘任对精神病学有兴趣的神经精神病学家，以便能够真正同时主持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的临床工作。几番交谈后，狄福瑞承认自身专业能力与协和神经精神病学发展目标不相匹配，并于1932年9月离开协和。

2.2.2 神经病理学教学

1925年狄福瑞初来协和，讲授“神经病理学”选修课程，课程内容主要涉及尸检材料的修复、分类和浸染等具体操作及与之相关的研究。随后，狄福瑞单独开设了必修课程“大体和显微镜下的神经病理学”，用幻灯片形式，既为学生展示大体解剖材料标本，也展现镜下形态。狄福瑞非常鼓励三、四年级学生进入实验室，亲自操作。

图片来源于 北京协和医院 官网

从1927年开始，狄福瑞陆续接替伍安德开设的课程，包括“神经疾病的检查与诊断”、“临床疾病讲解和图示”及“病房及门诊见习制度”等，主要讨论以北平为代表的中国北方常见神经精神疾病类型及特点。1930年科室更名后，精神病学基础课程进入筹备阶段。

3 临床精神病学家雷曼（任期1932—1937年）

图 3 临床精神病学家雷曼

3.1 学术经历

雷曼（Richard S. Lyman，图3）于1913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921年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并留院任职，兼任内科学研究员、精神病学助教。

他师从阿道夫·迈耶进行精神病学训练，并分别在伦敦及阿姆斯特丹师从高登·福尔摩斯（Gordon Holmes）⑯ 和阿里恩·凯帕斯进行神经病学学习。

1926至1930年，雷曼在罗切斯特大学负责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教学，担任内科学副教授，后前往列宁格勒的巴甫洛夫实验室，工作之余在慕尼黑沃特·斯佩里迈耶（Walter Spielmeyer）⑰ 门下学习。

雷曼是首个在中国正式开展西式精神病学教学、治疗的精神病学家。

1931年10月，雷曼来到中国，在上海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内科学系讲授神经病学，同时对精神病学也非常感兴趣。

顾临对雷曼印象颇佳，虽然与狄福瑞相比，在神经病理学方面稍有逊色，但他是一名优秀的神经精神病学家，与协和对新一任神经精神科主任的要求相符。

经与协和校方沟通，1932年初雷曼来到协和。此时的科主任仍为狄福瑞，且正处于对狄福瑞去留问题的讨论中，雷曼表示无论什么职位，他都非常愿意接受。

1932年4月29日，雷曼被正式任命为协和神经精神病学副教授兼神经精神科主任。

3.2 主要贡献

3.2.1 建立精神病病房

雷曼在协和任职期间高度重视精神病学工作的独立性。

他希望拥有一间上锁的独立诊室，可对精神病学诊治记录加以保密。同时，将精神病患者的特殊护理工作分为隔离病房和独立管理的社工服务站两部分，要求为精神病房配备专业护士及专业社工（至少一名），与其他社会服务记录分开。

正如雷曼的老师阿道夫·迈耶评价：“雷曼对目标具有不同寻常的韧性，他一定会尽全力去做到他想做的事情。”在雷曼的努力下，用于精神病学临床实践和教学的精神病病房得以建立，尽管病房规模小，但意味着协和临床精神病学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3.2.2 合办北平市精神病疗养院

雷曼上任后，一方面在协和建立精神病病房，另一方面敦促校方建立专门的精神病院。校方表示全力支持，特向纽约申请建立精神病院门诊大楼和研究所。然而由于财政预算有限，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在雷曼的强烈要求下，为采用最经济有效的方法推动精神病学发展，协和校方与北平市疯人收养所的管辖单位——北平市政府社会福利部沟通，北平市政府欣然同意合作。

此前协和与北平市疯人收养所的合作仅限于带学生见习，除一些特殊患者可被收入协和精神病房外，其他患者无法给予相应治疗。因此关于将收养所改组为“北平市精神病疗养院”的议题，双方很快达成共识。

北平市精神病疗养院将作为协和的教学医院，院长由协和医师魏毓麟担任。北平市政府每月提供财政拨款，协和则负责日常管理和患者收治。

1933年10月，协和神经精神科开始代管北平市疯人收养所，并正式更名为北平市精神病疗养院。

雷曼亲自询问患者病史，制定治疗方案，偶有患者转至协和治疗。北平市精神病疗养院的正常运行，不仅能够顺利开展临床精神病学实践，还能很好地完成精神病学临床教学工作。

3.2.3 开创临床精神病学教学

从1933年起，雷曼开设“神经疾病和精神疾病患者的体格检查”课程，主要采用讨论和讲解形式，不仅讲授神经疾病的检查手段，还对精神病患者的精神症状予以评价和判断。

在“病房和门诊见习”课程中加入临床精神病学教学内容，系统展示神经疾病和精神疾病在临床实践中的不同特点。

中国学生许英魁⑱ 和冯应琨⑲ 先后在雷曼的指导下，对神经精神病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其中，许英魁在校期间便已熟练掌握精神病学的理论基础和临床技能，雷曼对他大加赞赏。

1937年4月，雷曼在美国医学会学术年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的精神病学》的报告，总结了在中国精神病学的两大现状：

（1）中国人对精神疾病的消极认知无形中掩盖了病例，精神患者或被家人封闭，或被收容所等社会机构粗暴收留，很少到医院诊治；

（2）中国只有极少数专门的精神病医院可供患者就诊。

因此，雷曼呼吁需大力培养神经精神病学专业人员，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视精神疾病并接受专业治疗。此外，雷曼认为精神病学要想稳固建立，必须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4 精神病学家兼神经病学家希德隆（任期1937—1941年）

图 4 精神病学家兼神经病学家希德隆

4.1 学术经历

希德隆（Theron S.Hill，图4）于1925年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后在密歇根大学总医院神经病学系实习，1927年担任神经病学教员。

自1929年起，于密歇根大学附属精神病院担任助理医师和精神病学教员，期间曾在爱荷华大学附属精神病院做助理医师，同时成为精神病学助理教授。回到密歇根大学后，既为精神病学教员，又担任精神病院首席助理医师。

1937年前往中国北平。时任协和医学院代理院长的胡恒德（Henry S.Houghton）⑳ 评价希德隆是位非常自信的年轻人。他本从事精神病学教学工作，无任何管理经验，却对临床精神病学尤其感兴趣。

胡恒德推荐希德隆到协和做精神神经病学副教授，从1937年7月起担任协和神经精神科主任。但由于抗日战争等历史原因，希德隆于1938年才抵达北平。

4.2 主要贡献

尽管1939年北平出现局势战乱，协和医学院仍尽可能保持正常的教学秩序。

希德隆上任后，继续教授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并在原有基础上对教学课程进行了修改，如将理论课程中有关显微镜下的神经病理学内容统一归入“神经病理学”课程，学生可通过听课或讨论各类神经系统发生病理学改变的标本来掌握知识；“神经疾病体格检查与诊断技巧”课程主要通过课堂讲授和病例讨论的形式，讲授神经系统临床查体方法。

此外，希德隆新增设了“人类行为和精神病理学基础理论”课程，主要讲授人类行为动机以及人类如何调动身体技能以适应多变环境等内容。临床见习和实习的制度规范则沿袭科室传统。

在临床实践中，为了更大程度发挥协和精神病房的作用，希德隆提出增加精神病房的床位，主要用作专业治疗和康复，也可用作对于一些私密病例的讨论，他认为这样可有效促进教学工作。

1940年协和神经精神科设立永久性精神病房。

5 总结与反思

从1921至1941年，协和神经精神科的科室名称历经多次更改（表1），每次变更均与科室专业发生变动有关，既反映不同阶段科主任的工作重点，也体现了学校对科室发展方向的宏观把控。

5.1 学术背景影响学科方向

协和神经精神科早期的4任外籍科主任在赴协和任职之前，均已确立自身专业方向，对照其在协和工作的侧重点可发现，虽然校董事会在建科之初提到应同时发展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并获得科室内部的认同，但在实际教学和临床工作中，依然存在主次之分，表现为不同科主任任职期间科室工作和学科发展重心有所不同。

伍安德在就任前曾表示自己的专业兴趣倾向于神经系统疾病，即临床神经病学。在临床工作中他担任过神经科医师，发表过多篇研究论文，故在其担任科主任期间，对临床神经病学非常重视，在开设课程及科室名称变化中均有所体现。

擅长神经病理学的狄福瑞在来协和任职之前，研究成果也很丰硕，主要研究脑部疾病的神经改变，他上任后将原来的“神经病理学”课程细化为“大体和显微镜下的神经病理学”，积极鼓励学生开展神经病理学实验研究。

雷曼作为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的精神病学医师，对精神病学在中国发展有着浓厚兴趣，上任后便将精神病学作为协和神经精神科的发展重点，从临床精神病学着手，建立精神病房与精神病院，把协和精神病学的教学与临床实践推向了新阶段。

从希德隆的学术背景来看，其对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均有涉足。虽然他曾向胡恒德表示对精神病学更有兴趣，但在实际工作中，则表现为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在教学和实践上的“双重兼顾”。

由此可见，在协和神经精神病学的发展过程中，科主任均能够发挥各自所长，使得协和神经精神病学逐渐发展进步。

5.2 学术方向推动学科持续发展

对于医学临床学科而言，科主任多从教学和临床两方面入手，对于“集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于一科”的协和神经精神科而言，学术方向的平衡及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的并重对推动学科的持续发展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伍安德的专业方向为“临床神经病学”，从临床入手，他在积累临床病例的同时，为狄福瑞发展“神经病理学”的实验室研究提供了临床基础。从“临床神经病学”到“神经病理学”，反映出协和神经精神科已注重临床实践与实验室研究相结合，考虑到同时期美国神经病学优于精神病学的现状，校董事会对当时的学科侧重表示赞同。

然而，随着美国精神病学的不断发展，协和神经精神科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将重点转移到精神病学的倾向。经过雷曼对“临床精神病学”的努力，在希德隆任科主任时，协和神经精神科基本实现了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并重，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科的持续发展。

5.3 践行协和传统 重视临床兼顾科研

图片来源于 北京协和医院 官网

协和医学院自建校起素有重视临床实践与科学研究的传统，外籍科主任们在协和神经精神科任职期间致力于培养中国医师，增强科室实力，对学生及科室医师的实践与科研能力十分看重。

在教学中，他们不仅注重培养学生对基础理论的认识，更重视学生的临床实践，如课程大多围绕临床神经精神病例讲授并定期组织病例讨论会。

此外，科主任亦重视医师的科研情况，将科研成果作为医师评级晋级的基础，鼓励开展临床科研工作。因此，协和的临床医师亦是研究型医师，既掌握临床技能，又具备科研能力。

5.4 小结

在历任外籍科主任的带领下，协和神经精神科一度成为国内神经病学专科人员培养基地，临床诊疗水平紧跟世界先进，科研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在为协和神经精神病学奠定基石的同时亦推动了中国神经精神病学的蓬勃发展。

志谢：感谢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和美国洛克菲勒档案馆提供相关资料和图片

注释：

① 1928年国民政府将“北京”更名为“北平”，协和对医院名称及校名作相应改变。1921至1941年的协和年度报告显示，以1929年为界，1929年以前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1929至1941年为“北平协和医（学）院”。本文为了统一名称，均简称为“协和”。

② 《协医校刊（1931—1932）》系科结构中将Division of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译为“神经系精神病学科”，本文为再现科室名称与专业侧重点之间的联系，将其缩译为“神经精神科”。

③ 美国洛克菲勒档案馆资料显示，Andrew H. Woods在协和使用的中文名发音为“Wu An Te”，且《协医校刊（1927年）》中对其中文名的翻译为“伍安德”，故本文使用该译名。在其他著作中，也曾译作“林安德”。

④ 广州博济医院，即Canton Hospital，最早为伯驾（Peter Parker）创办的广州眼科医局，后由嘉约翰（John G. Kerr）改为博济医院。

⑤ 广州格致书院（Canton Christian College），是岭南学堂与岭南大学的前身，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Andrew P. Happer）1887年创校于广州。学校于1899年重新设校于广州四牌楼福音堂内，并于年底迁至广州花地萃香园。翌年，迁往澳门，直至1904年方以“岭南学堂”之名复迁广州。

⑥ 麦可林（Franklin C. Mclean,1888—1968），1910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后被任命为俄勒冈大学医学院药理和药物学教授，是全美最年轻的教授之一，1916年成为协和内科教授并被任命为医学院院长。

⑦ 阿道夫·迈耶（Adolf Meyer，1866—1950），美国精神病学家，出生于瑞士苏黎世。1892年获苏黎世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移居美国，任芝加哥大学神经学荣誉教授。1909年被聘为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新建的精神病学中心主任，成为精神病学教授。

⑧ 程玉麟（1905—1993），中国神经精神病学家，1905年出生于江苏苏州。1922年考入协和，1928年作为助理住院医师留校。1936年离开协和后，曾在中国多个城市建立神经精神病医院，编写教材并用中、英文编著出版了《临床神经病学》《动力精神病学》《儿童精神病学》等专业书籍。1993年在美国病逝。

⑨ 《协医年刊（1924）》《协医校刊（1927）》中将Department of Neurology译为“脑系学科”或“神经系”，本文为体现科室名称与专业侧重点之间的联系，将其译作“神经系”。

⑩ 冯·莫纳科夫（C. Von Monakow，1853—1930），俄裔瑞士籍神经病学教授，是现代神经病学先驱，主要研究脑部解剖学、神经病理学及临床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他发现并命名了神经病学中的“Von Monakow综合征（又称前脉络膜动脉综合征或Monakow综合征）”。

⑪ 阿里恩·凯珀斯（C.U. Ariёns Kappers，1877—1946），荷兰神经科学家，是荷兰神经胚胎学工作先驱。1909年创建阿姆斯特丹脑中央研究所并担任所长，1923至1924年间曾任协和神经解剖学客座教授。

⑫ 伦特·布曼（Leendert Bouman，1869—1936），荷兰神经精神病学先驱，致力于荷兰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统一发展，曾在德国慕尼黑、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个城市工作。1907年成为理论生物学、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教授，自1925年起，在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做精神病学与神经病学教授。

⑬ 科尼利斯·温克勒（Cornelis Winkler，1855—1941)，荷兰著名神经病学家，毕生致力于荷兰神经精神病学的发展。1896年成为阿姆斯特丹大学全职教授，是阿里恩·凯帕斯的老师，后任职于脑中央研究所。

⑭ 顾临（Roger S. Greene，1881—1947）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后就读于哈佛大学。1901年获学士学位，次年获硕士学位。1914年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下的中国医学考察团队员。1921年起出任基金会驻华代表，1927至1929年间曾任洛克菲勒基金会远东部副主任。1928年起担任协和代理校长。1947年在佛罗里达州逝世。

⑮ 北平市疯人收养所原为清末贫民教养院，1918年被划为独立机关，由京师警察厅管辖，1928年归属公安局并改名为“疯人收养所”，后转由北平市政府社会福利部管辖，1933年协和医学院与北平市政府合作，对精神病患者进行医治疗养，并更名为“北平市精神病疗养院”。

⑯ 高登·福尔摩斯（Gordon Holmes，1876—1965），英国神经解剖学家，主要研究脑损伤与视觉受损的关系，是现代神经病学重要创始人之一，首位研究小脑功能和疾病的科学家。

⑰ 沃特·斯佩里迈耶（Walter Spielmeyer，1879—1935），德国著名神经病理学家，研究方向为神经病学、组织病理学和神经解剖学，对脑炎、癫痫和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颇有研究，被誉为“世界级的神经病理学家”。

⑱ 许英魁（1905—1966），神经精神病学家。1934年毕业于协和，后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博士学位。1938年赴德国、美国、英国考察，1939年回国。1943年在北平大学医学院创建了神经精神科、神经精神病房及实验室。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协和教授及神经精神科主任。

⑲ 冯应琨（1908—1992），神经精神病学家。1936年毕业于协和，后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博士学位。1948年留学美国，1949年回国。曾任协和教授及神经精神科主任。对癫痫、脑电图学、肝豆状核变性的钙磷代谢等有深入研究。

⑳ 胡恒德（Henry S. Houghton，1880—1975）生于美国俄亥俄州。1901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后考入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1905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21年正式担任协和医学院院长。1928年1月，辞职返回美国。1935年9月，再次到北平担任协和医学院代理院长。

参考文献

略

作者：王茜雅1，甄橙2

单位：北京大学 1 医学人文学院 2 医史学研究中心

文章来源：协和医学杂志，2020,11(4):492-499.

基金项目：中国卒中学会资助中国卒中史研究项目（CSA201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