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会悟1991年在北京家中

作 为一 个 青 年 ， 她 勇 立 潮 头 、 敢 为 人 先 ， 为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成 立 和 党 的 妇 女 工 作 做 出 了 特 殊 的 贡 献 ；

作 为一 个 妻 子 ， 她 不 畏 艰 险 、 矢 志 不 渝 ， 协 助 丈 夫 传 播 马 列 主 义 的 真 理 ；

作 为一 个 母 亲 ， 她 含 辛 茹 苦 、 竭 尽 全 力 ， 培 养 儿 女 成 为 社 会 的 有 用 之 才 ；

作为 一个 女 性 ， 她 不 仅 努 力 实 现 自 身 的 独 立 、 解 放 ， 还 坚 持 用 自 己 的 智 慧 和 力 量 去 帮 助 他 人 、 奉 献 社 会。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利接防北平城一个多月后，坐落在西郊城外香山南麓的双清别墅，悄然迎来一位特殊客人，他就是率领中共中央刚刚从西柏坡迁到北平的毛泽东。

在中国革命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一切条件都已成熟，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一面密切关注千里之外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一面频繁会见各界民主人士、谋划建国大业。

这天傍晚，一位从南方远道而来的故人，被毛泽东专门派车从北京饭店接到双清别墅。两位多年不见的老友推心置腹、彻夜长谈。在回忆峥嵘岁月、共叙昔日友情时，毛泽东特别问起这位老友的夫人，并再三嘱咐老友，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尽快将她接到北平。

这个与毛泽东香山夜谈的老友是谁？他们夫妇和毛泽东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情谊？为什么一个开国领袖在日理万机的时候，还对他们如此挂怀？

到更广阔天地寻找志同道合朋友

1921年7月，暑期刚刚开始。位于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上一所女子学校，突然来了两位陌生男子。其中一位年纪稍长，留着八字胡，另一位年轻俊朗，身材高大。

此时上海，不仅空气湿热难忍，整个城市也压抑着某种不安气氛。由于近期接到几份有关共产国际派人到上海煽动革命的密报，负责管辖租界的上海工部局，已经通知中国警察界和租界各捕房加强监视，密切注意两名外国赤色分子行动，租界上下到处布满密探的眼睛。

如果不是事先有一位年轻女子在学校里接应，两个陌生人到来，势必招来怀疑目光。

在随后的半个多月里，这所女子学校又陆续住进几名陌生男子。他们自称是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成员，却并不结伴外出游玩，有时甚至呆在学校里，一整天都不出门。

党的创始人之一陈潭秋回忆：楼下女学校，因为暑期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了熟人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房子里去，如果没有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

这些神秘的临时寓客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到上海究竟有什么目的？那位在暗中关照他们的“熟人”又是谁？

多年以后，历史学家们才通过几个为数不多的知情人措辞隐晦的日记、文章和信件，以及少数当事人零星回忆，渐渐了解事情原委。

那个较早来到女校的高个子青年，就是时年二十八岁的毛泽东，与他同来的那位长者，是他在湖南的革命挚友何叔衡。

其他几位寓客分别来自北京、济南、武汉、广州和日本，此行来上海的目的，是代表各地五十多名党员，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而武汉代表陈潭秋在回忆中所说的这位“熟人”，就是事先在学校接应他们的那位年轻女子，也是专门负责这次会议接待和安全警卫的人，她的名字叫王会悟。

当时上海租界监视严密、危机四伏。之前被工部局通报的两名外国赤色分子，正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这么多外地来的陌生面孔，集中在一个学校落脚、议事，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密探一网打尽。

王会悟少女时期

可为什么如此重要而危险的会议，接待和安保任务竟会落在一个年轻女子肩上？这个身形娇小、外貌清秀的女子，究竟有何过人之处？她，又来自何方？

在江浙两省三府交界处有一个鱼米之乡。一条市河横贯南北，将这里一分为二，河西叫乌镇，河东叫青镇。解放前，乌镇属湖州府乌程县，青镇属嘉兴府桐乡县，但外地人习惯将两地统称为“乌镇”。

1898年7月8日，青镇中市大街上三代教书的王家私塾里，诞生一个女婴，身为秀才的王彦臣，给女儿取了一个颇有意味的名字叫会悟。

王会悟在1978年6月书信中说到童年的记忆：乌青镇是两省三县（府）交界的地区，商业一向发达。有许多书生，受了戊戌政变影响，都觉悟提高。但乌青两镇的书生们在思想上也明争暗斗甚利害。

乌镇的秀才们叫“书爷”，较保守，青镇的秀才们多看新出版书物，早接触新思想，这是当年小地方村镇上知识分子的现象。

由于家住河东、常与镇上维新人士一起谈论时事，父亲王彦臣思想比较开明。这个以教学严谨闻名远近的私塾先生，娶了镇上一位长于刺绣的平民女子，共生育九个子女。存活的五个子女，会悟排行第三，因为出生时正值戊戌变法且自幼聪明好学，而深得父亲喜爱。

得 益于 维 新思想对父亲的影响，幼小的会悟不仅幸运 地 摆 脱 缠足命运，而且五岁就得以在父亲私塾里，跟众多男孩子一起念书识字。

当时同窗中，有一个与她自幼相熟的伙伴，是父亲好友沈永锡的儿子沈德鸿。这个比她大两岁的男孩，就是后来著名的革命文学家茅盾。

王家与沈家之所以来往密切，还有一层特殊姻亲关系。王家两代嫁入沈家，会悟姑婆是茅盾曾祖母，而她的姑姑又嫁给茅盾的四叔祖。按辈分，会悟是茅盾表姑母，但因为年纪相仿，加之父辈又志同道合、交往甚密，因而两人从小就青梅竹马。

同窗共读经历，更加深两个小伙伴之间情谊。多年以后，茅盾和弟弟沈泽民先后外出求学、走上革命道路，他们的思想和经历一直影响着王会悟，并激励着她成长。

然而，童年的美好时光对小会悟来说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天真无邪的她就遭遇人生第一次打击。

那是1904年秋天，乌镇第一所采用西式方法教学的初级小学——立志小学正式开学。茅盾和镇上维新人士子弟都转到这所新式学堂上学，可王会悟报名的请求却遭到拒绝。因为镇上封建势力根深蒂固，迫于封建礼教压力，这个新式学堂也和旧式学堂一样“概不招收女生”。

看着男孩们兴冲冲地背着书包去上学，会悟第一次亲身体会到身为女孩的委屈，一颗渴望平等的种子从此埋在她幼小的心灵里……

1910年，大清王朝在各地革命党人起义枪炮声中摇摇欲坠。可年少的会悟没有等到封建统治覆灭和新政府“小学男女同校”章程出台，却遭遇父亲突然病故。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一夜之间失去顶梁柱，生活很快陷入困顿。家中唯一儿子——会悟十六岁的哥哥王会先，被迫从北京的财经学堂辍学、开始谋生。

看着母亲流着眼泪，把十岁的大妹王会林送给人家当童养媳，把八岁的小妹王会真送到北京舅父家寄养，王会悟意识到，她的童年结束了，自己也必须做出人生抉择：要么像大姐王会情那样早早出嫁，要么想办法自谋生路。

这一天，会悟久久地徘徊在立志小学对岸，淅淅沥沥的雨水落在河里，宛如女孩心里流淌的泪水。

六年来，她无数次怀着渴望的心情站在这里，聆听对岸传来的朗朗书声；也暗暗发奋在父亲私塾里苦读，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不仅能和男孩子一起走进课堂，甚至还能像父亲一样，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难道这些希望就此破灭了吗？难道她只能听天由命吗？

看着自己在水中的倒影，那么青春、美丽的身影，而踩在地上支撑她的，是一双冲破了千年束缚的天足！这足以让她拥有与世俗抗争的勇气！她庆幸自己没有被残酷地裹脚，她要用这双大脚，走出一条女子的新路！

冬去春来，人们惊讶地发现，青镇中大街寂静许久的王家私塾又传出朗朗读书声，而且巷子里还常常出现背书包的女孩身影。原来，年仅十三岁的王会悟不仅学着父亲样子在家里办起私塾，还大胆地打破常规，招收几名渴望上学的女生。

茅盾故居首任馆长汪家荣介绍：“王会悟这个人呢，她是有点儿敢说敢做的。以前，这个镇上女孩子念书的很少，在封建社会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镇上没有正儿八经的女学。王会悟来了以后，她那个私塾里面收女孩子。”

就在王会悟闭门教学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新政府推出一系列充满民主共和精神、废除封建陋习的革新措施，各地纷纷兴办学校、推行新学。

1912年3月，浙江嘉兴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成立，这个消息让王会悟兴奋不已。她马上写信给在外地谋生的哥哥，诉说自己渴望提高教学水平、获得办学资质的心情，终于在哥哥帮助下说服母亲，于1913年前往嘉兴女子师范求学。尽管由于家庭经济困难，王会悟只读了一年预科，但这段外出求学经历却大大开阔她的眼界。

回乡后，她毅然在家里办起一所女子学堂。平日里，除了教姐妹们读书识字外，王会悟常常结合时事向她们介绍外面的新思想。为了让女孩们不致因读书而荒废闺秀的技能、进而招致家人反对，她还别出心裁开设一门女红课，请擅长刺绣的母亲一起教授。

新颖的内容、活泼的形式，甚至吸引了镇上不敢外出读书的大小姐前来上学。各式各样的学生都有，有读小学一册的，有读高一点的，程度不同。先前还在王会悟家里教，后来学生越来越多，家里顶多坐二十个学生，后来有三十多个，坐不下了，那怎么办呢？王会悟想法子。

为了让渴望读书的姐妹都有地方上学，王会悟找到附近宝阁寺主人清辉师太，向她坦陈自己办学的初衷和困难，最后说服师太，把最大一间殿堂借给她做教室。

正值县里大力倡导地方自治办学，对此事大为赞赏，不仅对王会悟所办女学予以认可，每个月还拨给她五块大洋作为办学津贴。可没想到，这个举动却招来镇上保守势力嫉恨。很快，一个在西式学堂教国文的乡绅就站了出来，要求与王会悟一较高下。

汪家荣说：“他不服气，教书都是男人的事儿，你一个女孩子教书，已经是抢了男人的风头，你现在还拿了五块钱。他就放出风去，这个（女学）我来教，我教得比她好，我也不要五块，三块钱就行。县里面那个管教育的官员，还真信了他，就说，那你来吧。

自己辛辛苦苦办起来的学校，就这样被昏庸的官员和卑鄙的乡绅夺走，王会悟感到无比愤怒。但这一次，

她并没有哭。她知道，在这个被封建思想团团围困的小镇里，无论自己怎么挣扎，都无法改变被歧视的命运。她只有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寻找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才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在今天的浙江省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内，保留着一幢历经百年的西式建筑，这是湖州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学校——湖郡女校旧址。

湖郡女校旧址，现在是湖州第一人民医院医技楼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外国传教士为了传播教义，先后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创办多所大中小学，开设西方现代课程，湖郡女校就是其中一所。

经过十几年积累和扩大，这所学校逐渐发展成为江浙一带颇具影响的女子学校，更因其与当时著名的上海中西女中学籍相通、互为姐妹学校，吸引各地中上阶层大家闺秀前来就读。

这一年新学期开学，湖郡女校中学部来了一位学生。她面目清秀、举止大方，衣着十分简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所中学要求寄宿的学校里，几乎所有学生都是由家庭供养，她却是通过给学校做工来换取学费。这名与众不同的学生就是王会悟。

先前是在里面做做工，后来教中文的先生发现她的国文还不错，就叫她教一个娘娘班，是那种没有念过书的太太，教她们识字。

这是一个充满了新奇和生机的新天地！在这所设施先进、科目齐全的学校里，十八岁的王会悟第一次接触体育、音乐课程，也第一次参与交际、辩论活动。她如饥似渴学习各种新鲜知识和技艺，不仅学会说英语、弹钢琴，还结识几位思想活跃、气质不凡的同窗好友。

这些与她年龄相仿的姐妹，因为各自机缘巧合，都幸运地逃过缠足厄运、拥有一副健康体格，也都是自幼饱读诗书、不愿受封建伦理束缚的新女性。

1920年王会悟（前排中）在湖郡女校与同学合影

尽管王会悟隐隐地感到，自己与她们之间还是有些说不清的距离，但这并不妨碍年轻人对新事物的渴望和追求。课余时间，王会悟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和这几个同学一起传看进步报刊、谈论时事。

王会悟好友张佩英回忆：“我经常看进步报纸，也读《女子解放》《新青年》《新潮》等，帮助我懂得女子要求平等，首先要有知识和经济独立，还要有健全的教育。”

王会悟1985年回忆：“我还学着用白话文给陈独秀、恽代英写信，都是看《新青年》、《少年中国》里来的，受到点新思想了嘛，就要革命了。”

1919年，北京爆发抗议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践踏中国主权、反对北京政府卖国政策的五四爱国运动，很快在全国上下掀起反帝反封建热潮。各地女学生纷纷加入学联，与男生一起开展罢课游行和抵制日货行动。

备受鼓舞的王会悟，也积极投身到这场运动洪流中。她不仅率先剪了短发、和几个同窗好友一起带头参加湖州吴兴县中小学组织的声援行动，还常常到周边乡下去反对封建礼教对女子的迫害、宣扬女子解放的新思想。

“我回到乡下去，鼓动她们不要缠小脚。还有人家强迫什么（做）童养媳、买卖婚姻的事情，我就去管。”

可是，王会悟的正义行为，却惹恼乌镇当地保守势力，也引起学校不满。就在毕业前夕，家乡传来当局要抓捕她的消息。

家是回不去了，学校又难以立足，她该往哪里去？在同学提议下，王会悟决定，离开湖州，去风云际会的大上海，寻找真正能让妇女解放的途径。临行前，几个要好的姐妹围着王会悟，在校园草坪上拍下合影。她们当中大部分毕业后都投考大学，成为我国最早一批男女同校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出国留学的女界精英，并各自在教育、外交、慈善等领域作出杰出贡献，而王会悟却从此走上一条与她们迥然不同的路。

历史即将赋予她一个特殊使命

1920年春夏之交，暑期尚未来临。原本寄读在湖州教会学校的张佩英，突然带着一个剪了短发的女同学，形色匆忙地回到位于上海小南门外陆家浜桥南的家里。这个剪了短发的女同学正是王会悟。

张佩英回忆：“乌镇当局要捕她，同学派我送她到上海去。我母亲不肯招待，原因是王会悟已剪短头发。”

面对张母拒绝，王会悟并不意外。尽管五四运动后，有关妇女解放的话题已经频繁出现在报刊上，但在寻常百姓眼里，女人剪短发、与男人共事，还是被视为触犯礼教的洪水猛兽。

事实上，当时王会悟在上海并非举目无亲。早在几年前，哥哥王会先就在银行里谋了一份稳定的差事，而在上海金融界和文化界也有不少颇有成就的乌镇亲友。如果她投奔这些亲友，也许就能靠着他们资助继续读书，毕业后谋一份体面职业，在十里洋场嫁一个衣食无忧人家。但这并不是王会悟想走的路，她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

可眼下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她的路又在何方？情急之下，张佩英把王会悟带到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会会长何世桢是东吴法大学生，学生会日刊社社长是潘公展，张佩英曾在日刊社工作过，受到他们的启发和影响。就由何世桢接待，留在他家一周。

王会悟渴望独立的思想令何世桢十分欣赏，他当即把王会悟安排在上海学联工作。考虑到一个女青年住在自己家里多有不便，何世桢决定，把王会悟介绍给与学联常有交往的上海女界联合会。

上海女界联合会就设在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上一所女子学校里。当二十二岁的王会悟第一次走进这幢青砖黛瓦的石库门房子时，全然不知，历史即将赋予她一个特殊使命，这个使命就跟眼前这幢房子有着密切关联。她只听上海学联的青年介绍，这所学校虽然规模不大，却在上海有着不小的影响。

不单单这“博文女校”校名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亲笔所提，而且校长是章太炎唯一女弟子黄绍兰，几位校董也都是上海女界颇有名望人物。尤其是身为校董事长的徐宗汉，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中豪杰。

她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为起义军制运军火，在革命党中声望颇高。丈夫黄兴去世后，徐宗汉在上海一面抚养遗孤，一面大力倡办女学。五四运动时，她又发起成立上海女界联合会，领导上层知识妇女投身爱国运动、开展妇女活动，在上海女界颇具影响。

可因为不久前，徐宗汉得力助手、副会长李果因病去世，上海女界联合会工作正缺人手，王会悟的到来，刚好解了她燃眉之急。

湖郡女校校史研究会会长俞月琳回忆：“王会悟经过湖郡女校专业培养，她的素养非常高，待人接物大方得体，她的中文功底很好，又会英语，在当时的上海，这样的女性青年也是非常难得。”

徐宗汉见到她，非常满意，不仅把她留在身边做自己的秘书，而且让她参与协助女界联合会的工作，还让她住在自己家里，非常看重她。

上海女界联合会经常邀请上海文化名人和知名女性前来博文女校，举办有关爱国教育、女子觉悟和儿童教育演讲会，在协助会长徐宗汉开展活动过程中，王会悟能力得以迅速提升，也很快结识不少优秀女性。

其中有一个气质优雅的女士特别引人注目，她就是当时《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妻子高君曼。这个比王会悟大十岁的知识女性，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几个月前才随丈夫陈独秀到上海定居的她，对聪慧热情的王会悟也是一见如故，很快与她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并主动邀请她到家里做客。

王会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有幸拜会仰慕已久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而引领她和无数青年人向民主科学靠拢、向封建思想宣战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竟然就设在离博文女校不远的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和家人寓所里。

初次见面，陈独秀高瞻远瞩的眼界和忧国忧民情怀令王会悟敬佩不已，王会悟对新文化的理解和对新思想的渴望，也让陈独秀刮目相看。就这样，王会悟很快成了老渔阳里2号的常客，并渐渐发现这里不为人知的秘密。

陈独秀于1920年5月在自己寓所里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维经斯基等人帮助下，以这个研究会为基础，加快建党步伐。为了创办一份党的机关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他邀请了一位刚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青年学者住在一楼编辑部隔壁房间里，秘密从事相关著作和文章的翻译与写作。而这位青年学者，竟是王会悟前些日子在学联见到过的李达。

李达出身湖南农村，先后两次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留学日本，在认识到中国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后，又毅然弃理从文，师从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家河上肇，专心研究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连续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以“鹤”为笔名发表多篇介绍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章，在国内思想界引起极大反响。此次回国，他以留日学生会理事身份，担任全国学生联合会领导工作。没想到近来令学联青年们崇拜的这位青年学者，也是陈独秀正在筹建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核心成员！

知道老渔阳里2号秘密之后，王会悟更加对进出这里的人充满敬意。当得知李达工作十分繁重、需要物色一名有觉悟又懂英文的助手，她自告奋勇站出来，令陈独秀欣喜不已。为方便工作，陈独秀当即让妻子高君曼把王会悟接到老渔阳里2号居住。

就这样，王会悟住在李达楼上，常常帮他誊抄稿件、校对刊印。这个时候她才知道，陈独秀正在发起组建的这个政党叫中国共产党，而她协助李达夜以继日编辑的这份刊物，名字就叫《共产党》。

上海中共一大旧址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研究员韩晶说：“李达在编辑《共产党》月刊的时候，因为工作非常辛苦，经常通宵达旦地伏案工作。他写文章的字迹比较潦草，这样王会悟帮他进行誊写，还帮他进行写作的一些辅助工作。”

《李达传记》作者宋镜明教授说：“李达那时不仅是《共产党》月刊主编，又是《新青年》编辑，还要写文章，他哪有那么多时间？没有王会悟帮助，李达不可能完成那么多任务，也做不好那么多事情。”

1920年11月7日，由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正式创刊。

这份秘密出版发行的刊物，除了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学说、介绍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外，还刊登批驳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章，为各地早期党组织建立和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武器。当时正在湖南长沙主持俄罗斯研究会的毛泽东看到后，激动地在给蔡和森的信中称赞它，“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并多次将其中的文章推荐转载在长沙《大公报》上。

此时的王会悟在协助李达编译稿件过程中，也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了解，尤其对其中有关妇女解放的主张深表赞同。她主动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党的事业中。

在紧张的工作中，王会悟深深地为李达的思想和学识折服，李达也渐渐地对才貌双全又思想独立的王会悟产生爱慕。朝夕相处中，两人的理想越来越近，感情也日渐升华，于1921年4月正式结为夫妻。

李达1949年回忆：“四月间，我和我的妻子王会悟由相爱而实行同居，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同志们纷纷责难，我们置之不理，但到后来，许多同志们都照样实行了。”

没有明媒正娶，也没有婚礼宴席，两个追求真理的青年，就这样用颠覆传统的结婚方式，表达他们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决心。

这是王会悟一生中最美的时刻！这个从十二岁起就在风雨和阻力中艰难前行的女子，不仅找到人生的伴侣，也找到自己苦苦追寻的解放之路！

用勇敢和智慧保障中共一大顺利召开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李达、李汉俊建立联系。

李达、李汉俊与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于7月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保证大会如期召开，李达、李汉俊立即着手给各地中共早期组织写信、寄路费，通知他们派代表参会。可当时的上海到处布满暗探，这些外地的代表们来了，住宿问题怎么解决？开会地点选在哪里？安全又如何保障？

经过慎重考虑，李达决定，把这些琐碎却重要的事务交给妻子王会悟。接到任务后，王会悟马上行动起来，她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熟悉的博文女校。

她找到校长黄绍兰，以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名义租下学校二楼三间房，作为代表们住宿和开会场所。为了保险起见，她又在离博文女校不到两百米的望志路上物色一处会址，这幢房子主人，是李汉俊哥哥李书城，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是颇有名望的同盟会元老。

李书城一直以来支持李汉俊搞社会主义运动，当时正好在外地。房子在法租界边上，旁边就是农田，环境比较安全。房子是新造的，家里比较宽敞，人比较少，地方多。据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徐云根研究，当时王会悟经费比较困难，也没找到合适的开会场地，就选中了这里，跟李汉俊商量，确定了“一大”召开的会场。

1921年7月，十一名来自各地中共早期组织的代表陆续抵达上海。除了北京代表张国焘另有住处、广州代表陈公博带着新婚妻子住在大东旅社外，其余九人都在王会悟妥善安排下住进博文女校，其中就包括二十八岁的长沙代表毛泽东。

徐云根说：“买了一些草席，铺在地板上，作为代表睡觉的地方。”红船精神研究中心原执行主任陈水林教授说：“安排了一个做饭的兼门卫，不让陌生人或者可疑的人进会场，所以就比较安全。”

细心的王会悟注意到，提前到会的毛泽东个子很高，用板凳给他在靠西一个小房间里搭了一张“大床”。

多年以后，有关这次大会召开的时间和细节，参会的代表都记忆模糊了，但他们对博文女校和负责接待的王会悟却留下深刻印象。

《包惠僧回忆录》记载：“我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在大会开会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间房子内商量过一次，像是预备会。李达也把王会悟带来了，我们在里间开会，她坐在外间的凉台上。”

上海渔阳里6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

就这样，王会悟精心保障，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

大会从7月23日开始总共召开六次会议，就在7月30日晚上最后一次会议刚开始没多久，会场突然闯进一个陌生人。

当时具有斗争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这个人肯定是租界的“包打听”，建议马上中止会议。果不其然，过了十五分钟租界就派巡捕警察来进行搜查。

由于撤退及时，法国巡捕并没有查获实际的线索，但在周围加强警戒，并连夜出台加强集会管控的规定。而此时，大会还没有通过党的纲领决议，也没有选举党的中央机构，到哪里去完成大会最后的议程？

马林说上海不能待了。开始有人说要去杭州西湖，但是那里更加危险。

陈水林说：“西湖毕竟很热闹，人很多，万一被人认出来，不是就有问题了吗？所以不太安全。还有，根据当时的火车时刻表，从上海北站坐七点三十五分的早班车，到杭州要十二点五十分，然后再从杭州城站到西湖，那剩下开会的时间就很少了。”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王会悟提出一个建议：转移到嘉兴，租一条船，改在船上开会。

陈水林说：“南湖毕竟比杭州西湖要小，游人也少，比较安全。嘉兴在上海、杭州之间，坐车时间要省一半，用一天时间开会，比较宽裕。”

中国茅盾研究会原副会长、高级编辑钟桂松说：“还有一个，嘉兴那个时候的形势，相对来讲比上海要宽松一些，去的人多一点，也不会引起地方上的人注意。”

她提出来以后，大家都觉得很合适，又是王会悟老家，她亲自去安排，安全肯定要比到杭州西湖牢靠得多。为了确保会议万无一失，王会悟先行赶到嘉兴做准备。她先到城内张家弄的鸳湖旅馆订了两间房，再托旅馆租了一条游湖的画舫作会场。

考虑到代表们从上海坐车到嘉兴已近中午，为了节省时间，她还嘱咐船家预备一桌饭菜。

租画舫的时候，她想得比较周到，租借一副麻将牌，这样来掩人耳目。代表就在中间开会，她坐在船舱前头，发现异常情况，就敲船沿，代表就赶快“打麻将”。

盛夏南湖，荷花盛开、翠柳拂堤。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就这样，在靠近湖心岛一条游船上悄然召开。

在这条精美的画舫里，代表们激动而有序地进行着大会最后议程，王会悟则坐在船头，密切观察着湖面的动静。随着党的第一个纲领和有关决议讨论通过、党的中央局领导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

2011年，这个动人场景呈现在电影《建党伟业》里。很多人因此知道了，在这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有一位叫王会悟的年轻女性，用她的勇敢和智慧，保障了中共一大顺利召开。正是因为她当年的建议和安排，才有了今天的南湖红船。

然而人们并不知道，南湖仅仅是王会悟革命生涯一个起点。虽然她以后的经历更加鲜为人知，但是她的名字，从此被历史铭记，而她和毛泽东之间的友情，也从那个时候开始，穿越二十八年血雨腥风……

此次南湖一别，中国的命运发生巨变，王会悟的命运之船，也在惊涛骇浪中颠簸起伏

世上的路有千千万，惟愿选择去往心中理想的那一条。

梦想是一种信仰，追梦人心中自有日月，哪怕雨雪风霜。

用热血和青春高举起妇女解放的旗帜

1921年8月中共一大闭幕后，各地代表们纷纷回到所在区域，按照会上形成的共识，积极开展党的工作。此时，在中共一大上缺席当选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已经向广东省长陈炯明请辞，准备回上海主持中央局工作；组织主任张国焘很快在上海法租界成都北路上，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传主任李达，为了给党内刊物编辑工作腾出场地，决定与新婚妻子王会悟搬出《新青年》编辑部所在的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

出于开展工作便利和安全考虑，王会悟在位于《新青年》编辑部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间公共租界内，找到一片幽深曲折的弄堂，从一名法租界巡捕手里，租下一座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

王会悟1958年12月书信：“辅德里30号是当时我家的寓所。当我看到第三张照片，30号门牌后门处所开着的那扇矮门，感到十分亲切，有甜美的回忆，想起当时家中有同志在楼上商讨革命工作的时候，我往往被派在矮门外，往来走着当放哨者。”

这是王会悟人生中最幸福时光，不仅因为她平生第一次拥有一个独立生活空间，还因为二十三岁的她，刚刚怀上与李达第一个孩子。

这个浑身充满力量的女人，没有按照母亲意愿，回到乌镇娘家休养，而是选择留在丈夫身边，继续与他并肩作战！

为了掩人耳目，王会悟在法租界长浜路上一家木器铺，租了几件像样的家具，又从附近花鸟市场买回两盆月季花。女主人精心布置，小小的房子打理得井井有条。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富有生活气息的寓所，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机关所在。

王会悟1958年12月书信：“亭子间内本是姨娘（保姆）睡的，为了党工作的慎重起见，我家就不雇佣姨娘了。两只柳条箱放在窗口，上覆一布，当桌子用。李达在亭子间写秘密文件，楼下柴垛里是藏秘密文件的地方。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筹建人叶供发说：“李达是中央局宣传主任，当时很多文件都是由李达夫妇保管，陈独秀、张国焘等中央局其他领导，都到这里来批阅文件、处理政务。这个地方是当时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联络点或者办公点。”

每当家里有党内同志前来找李达议事，王会悟就在后门外弄堂里佯装散步，给他们放哨。没有访客的时候，她常常就坐在二楼书桌旁，协助李达编辑书稿。

因为在他们刚搬进新居没多久，李达就在这间寓所里秘密创办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并准备出版一系列传播马列主义的革命丛书，这些书籍基本上都是首次在国内出版的外国译著，审稿和编辑工作十分繁重。

除了帮李达誊抄译文、校对书稿外，王会悟还承担外出排版印刷的任务。为了避免租界和北洋政府搜查与破坏，他们将这些革命书籍冠以广州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夫妻俩在寓所的亭子间，将印好的书籍包扎成捆，再由王会悟出面，寄往全国各地。

《李达评传》作者王炯华教授说：“比如到哪个地方去取个信，到哪个地方去联系工作、印刷，到哪个邮电局去寄一包书，这些具体的事，李达有时候不方便出面，那只好王会悟去做。她一个是女孩子，大家对她不太注意，另外她也可以算是‘上海通’了，在上海住了一两年，对上海的大街小巷她比较熟。”

就这样，王会悟拖着怀孕的身体、冒着被捕的危险，协助李达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秘密编辑出版15种革命理论书籍，每种印发3000册。这些经典著作成为当时大部分共产主义者启蒙读物和教科书，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发挥重要作用。

这一切并不是王会悟当时工作的全部，她肩上还有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按照中共中央局指示，开展党的妇女工作。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上海发起组成员们就已经认识到，妇女运动是中国革命重要组成部分，并开始秘密庆祝三八妇女节。

可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于秘密状态，无法公开宣传党的妇女运动主张。中共一大闭幕后，还在广州的陈独秀就和李达商议，利用王会悟在上海女界联合会工作的便利，促进这个进步的妇女团体改造提升，为党开展妇女工作开辟一个公开的渠道。

王会悟在《怎样去解决妇女问题》一文谈到：“现在社会中，阶级的对立日益显明，工人阶级的觉悟，一天一天地增进。依我所见，无产的妇女们，最好是和同阶级的男子们，共同团结起来，去要求资本家改良工厂的设备，订定工场法，要求增加工资，减少时间，再进一步，去运动根本的解决方法。

劳动问题根本解决了，女子才有受教育的机会，有婚姻的自由，有参与政治的机会了。”

在王会悟影响下，原本致力于发动知识女性改良社会的上海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转而开始把关注目光投向更广大的劳动妇女。

1921年9月1日，上海女界联合会在《新青年》发表《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这份《宣言》从教育、家庭、政治、经济、就业、人权等方面，提出女子要求解放十大纲领，不仅具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思想，而且特别提出拥护女工及童工的权利，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对妇女问题的主张。

此时的上海，随着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迅速展开，女工参与罢工的热情也日渐高涨，可领导妇女运动的干部却十分缺乏。

经过商议，陈独秀和李达决定，以改组后的中华女界联合会名义创办一个平民女校，由李达任校长、王会悟任校务主任，广泛吸收有觉悟的女性，为开展党的妇运工作培养人才、集聚力量。

可办学校先要有场地，在建党初期、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上哪儿去找既便宜又合适的房子？经过一番寻觅和比较，王会悟最终把目光落在自家寓所后门斜对面辅德里632号。

这座两楼两底的住宅，是她不久前用李达的稿费租下来，专门给外地来上海取经的同志及家属安排住宿和生活的。把这里改造成学校，不仅可以节省党的经费，也便于她和李达就近管理和领导学校的工作。

这个建议得到李达和陈独秀赞同。三人商议后决定，马上着手展开平民女校筹建工作。与此同时，由王会悟负责，借助中华女界联合会力量，先创办一份妇女刊物，以唤起更多知识女性，加入妇女运动行列。

考虑到王会悟有孕在身，陈独秀派了一名来自湖南的进步女学生王剑虹，协助王会悟开展编辑工作。

1921年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份妇女刊物《妇女声》，在王会悟、王剑虹等中华女界联合会成员共同努力下正式创刊。

这份由女性自己撰稿、编辑的半月刊，旗帜鲜明地号召知识阶层的女性与广大劳动妇女结合起来，通过革命的手段，打破一切掠夺和压迫，争取全体妇女的解放！

上海中共二大旧址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筹建人叶供发说：“里边有很多都是王会悟的文章，她很多的笔触都是‘姊妹们啊’，就是用这种语言来开头，对妇女同胞深受压迫这样一个现状，她痛心疾首，希望大家赶快认识到我们苦难的根源，并且寻找解放的途径。”

《妇女声》报的刊行，很快在全国妇女界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主编王会悟细腻的笔触、铿锵的话语，激起众多妇女姐妹共鸣。各地妇女组织纷纷来信，向她请教有关妇女运动的问题。

当时正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上学的中共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也激动地写信与她交流思想、表达自己的崇敬之情。

缪伯英1922年1月书信：“会悟姊：我对于妇女声的宗旨，异常表赞同。对于妇女的运动，非从无产阶级中创出一条唯一的大路不可。但我在两月前，觉有点不同的思想……”

面对各地妇女喷薄而起的革命热情，王会悟感到十分欣慰。她热情洋溢地给每一位来信的姐妹回信，鼓励她们加入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行列。

王会悟1922年2月书信：“伯英姊：接读来信，非常欢喜。无产阶级运动的先锋队，从此添了一个健将，真是异常的幸运。

我极盼望一切姐妹们，都集中到我们这平民女校来，大家扎一个被掠夺被压迫的妇女的大本营，学得相当的知识，共同实行社会改造的事业。”

1922年2月，经过三个多月紧张筹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个女子学校——“平民女学”在辅德里正式开学。前来入读的三十多名学员，大多是经各地党团员介绍而来。

正如当初王会悟设想的那样，她们当中，有来自农村年长失学的家庭妇女，有从小被送给人家的童养媳，有来自城市寻求革命真理的女学生，还有为反抗包办婚姻愤而离家的大小姐。针对她们的文化程度不同，学校分设高级和初级两班。

对财力不济的学员不仅免除学费，还专门设立一个工作部，由王会悟负责，组织大家半工半读，用做工的收入维持学习生活。

这种全体学员不分阶层平等互助、以工养读的形式，比王会悟当初在湖郡女校独自一人半工半读的做法更加理想，也正是她梦寐以求的办学模式。

尽管因为经费困难、学校基础设施十分简陋，尽管自己有孕在身、行动不便，但王会悟依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学校日常管理中，千方百计解决学校面临的各种困难。

校内工具、工作台、床铺板和书架等，都是逐步从旧货摊上收购添置，新旧大小不一。前后厢房内床铺板、长条桌、小方桌等等，在白天作为初级班学习的课桌，以及工作时作为裁剪熨烫等工作台，吃饭时又作为饭桌，晚上学员用来睡觉。

令王会悟感动的是，经过她在《妇女声》报上的宣传和呼吁，上海平民女校得到很多进步人士同情和支持。

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专门给她们捐赠一批课桌椅。不少上海文化界知名的编辑、学者和学问大家，纷纷前来给高级班学员义务授课。他们除了用新颖独特的方法讲授各科知识外，还轮流对学员们宣讲有关妇女解放的内容。一些在上海活动的年轻党团员，也常常义务来学校帮忙、为初级班学员上课。

面对社会各界支持，王会悟更加充满干劲。她与好姐妹高君曼一起，既做高级班学员，又当初级班教员。身为校务主任，她不仅要负责联系老师、安排课程，还要兼顾学员生活指导和社会活动。

平民女校学员傅一星女儿、83岁的傅红渠老人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妈妈还在，王会悟经常提到，因为她很关心她们的生活，她吃住用好像都是王会悟负责，包括组织大家出去，参加工人运动、学生运动。”

1922年5月20日，为抗议资本家虐待女工、打击工会的行为，上海浦东日华纱厂爆发三千多人的联盟罢工。

此时的王会悟，刚刚生下女儿李心田一个多月，身体尚未恢复，但她依然代表女界联合会赶到现场，向女工们做演讲。

王会悟《对罢工女工人说的话》：“姐妹们，资本家用势力来压迫你们，你们只有用团结力去抵抗他。我相信你们这几天不得工做，没有饭吃，一定是受极大的痛苦，但你们要忍受这几天的困难，才能免除永久的苦痛。”

为了提高女工们觉悟，王会悟带领学员在工厂集中的叉袋角一带开办女工夜校，在教女工们识字的同时，向她们传播妇女解放的思想。不仅如此，她还和学员们一起走上街头开展宣传募捐，直到罢工赢得胜利！

傅红渠说，“妈妈去发动群众，完全放弃了她所谓大小姐的生活，她就觉得应该推翻这个黑暗的社会，建立新社会，要自由、民主、平等”。

上海平民女校的创办，为党培养妇女干部积累宝贵经验。从这里走出的学员，大部分都走上革命道路。

她们有的在大革命时期英勇牺牲；有的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为党的情报事业做出突出贡献；有的经过女校磨炼，从原来的大小姐，变成坚强的女战士；有的由曾经的童养媳，成为追求解放、献身革命的女干部。

而王会悟当年为妇女解放所做的一切，都被无声地融进这条幽静古朴的弄堂里……

这是王会悟刻骨铭心的一个地方！在这里，她不仅孕育了自己与爱人的第一个孩子，还用理想和信念播撒下一颗颗革命的种子；她置身于中国革命风潮的中心，用热血和青春高举起妇女解放的旗帜！

这年夏天，王会悟和上海同志们迎来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经过慎重挑选，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的地点，就定在辅德里625号李达和王会悟寓所里。

1922年7月16日是中共二大开幕的日子。这天，王会悟安排好所有会务工作后，就抱着襁褓中的女儿，在寓所后门弄堂里佯装乘凉，给大会放哨。

王会悟1960年2月书信：“当时党给我的任务是服务工作和放哨工作。据我的回忆，他们就在前楼开的，也未正式布置什么会场，不过加几张凳子而已。并且他们持续不断地开，下楼吃饭的时候，也有在饭桌上讨论会务。”

看着代表们如此忘我地谋划着党的前途，王会悟满心欢喜。这次大会不仅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还讨论通过第一部党章，明确阐释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然而，在大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李达没有被选入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此后上海平民女校工作，转由新当选中央宣传部长蔡和森和妇女部长向警予负责。

离开中央机关的李达开始专心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王会悟也渐渐退出上海平民女校工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