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清水塘毛泽东杨开慧故居

在清水塘与毛泽东相知

秋天本该是一个收获季节，可1922年秋天，王会悟却感到无比惆怅。

因为中共二大闭幕后，不少年轻党员被派往莫斯科学习，党内大多数同志在事关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方面存有疑虑，而身为中央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又在8月间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数日，行动受到约束，党在上海的工作渐渐陷入低潮。

尤其让王会悟痛心的是，曾经声震南北的《妇女声》报，因为缺少帮手，早在7月就不得已停刊，上海平民女校因为缺乏经费，也面临停办的危机。

就在王会悟和李达为上海革命形势感到失望的时候，一封远方的来信，重新点燃他们的热情。写这封信的，正是一年前来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长沙代表毛泽东。

十一月间，李达接到毛泽东来信，说他们在长沙组织了一所自修大学，要他去做学长。李达看到创立自修大学的宣言，非常高兴，便向王会悟做工作，劝她到湖南去。

中共一大结束后，毛泽东一回到长沙，就与何叔衡、易礼容等湖南早期党员一起，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为了培养党员干部，他们利用长沙船山学社社址和经费，创办一所自修大学，引导学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组织学员参与湘赣粤等地的工人运动实践、领导工人罢工。善于学习和思考的毛泽东，一直渴望请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家来自修大学主持教务，得知李达离开中央领导岗位的消息后，他马上提笔写信，向李达发出邀请。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追求和对中国革命的热忱，不仅让李达为之振奋，也深深打动王会悟的心。尽管已经习惯上海的生活，尽管长沙远离家乡，王会悟还是决定和丈夫一起去湖南，支持毛泽东开展革命工作。

1922年冬，王会悟带着八个月大的女儿，跟随李达来到湖南长沙，受到自修大学学员们热烈欢迎。

欣喜万分的毛泽东，立刻在长沙最有影响的《大公报》上登报欢迎，并用耐人寻味的措辞，招揽有识之士前来入学。

不仅如此，他还把李达和王会悟一家三口，接到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边自己的居所里，与自己和家人同吃同住。

当时毛泽东是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妻子杨开慧是区委负责保管和传送秘密文件的机要员和交通员。这座位于长沙城外郊区的农家小院，就和当初李达、王会悟在上海辅德里寓所一样，既是毛泽东、杨开慧的家，也是党的秘密机关所在。

相同的理想、相似的经历，一下子拉近两对年轻夫妇的距离。赶上杨开慧两个月前刚刚生下她和毛泽东第一个孩子毛岸英，心灵手巧的王会悟，不仅热心地向这个年轻妈妈介绍育儿经验，还亲自动手给婴儿做衣服，很快就与毛泽东夫妇建立深厚感情。

经常在一起，杨开慧叫王会悟以“嫂子”称呼。他们是对门对户，除了工作以外，还可以聊天，可以请教。王会悟后来回忆，有一次深更半夜，毛泽东来敲李达的门，为什么？有个问题想不通，敲李达的门。

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毛泽东孜孜不倦地与李达探讨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并和李达一起创办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杂志。

王会悟也从毛泽东、杨开慧和自修大学学员们身上，看到中国革命的希望。不甘赋闲在家的她，常常到离清水塘不远的自修大学，帮忙做些宣传出版工作，得知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缺少英文教员，她便主动请缨去学校任教。

王会悟在《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一文中回忆：“湖南的革命精神与上海迥异。自修大学中许多革命青年精神饱满、生活朴素，做着为工为农及宣传出版等各种革命事业，从清早到晚十二点，人人守制度，人人忙碌。这种情景使我感动之至，内心说：这才真正叫干无产阶级革命工作！”

《毛泽东与李达》作者唐春元说：毛泽东与李达王会悟相识是在“一大”上，相知是在清水塘。在“一大”上，他就知道王会悟，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开会的地方、住宿的地方，安排得井井有条，印象就很好。

后来就是在清水塘这一段，他觉得王会悟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也是做得比较好，特别是革命热情，主动要求去担任教师，更加对王会悟留下很深刻印象，更加敬重她。

1923年4月，毛泽东奉命离开长沙到上海中共中央任职。与王会悟和李达在清水塘共处的五个月时光，成为彼此人生中一段珍贵回忆。

此后不久，李达因为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与陈独秀意见不合，又对陈独秀家长制作风极为失望，且未能采取正确斗争方式解决二人意见分歧，愤而中断与陈独秀联系，是年秋，正式离开党组织。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三儿女在上海合影。

“可以生死相托的朋友”

1926年冬，时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来到武昌筹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与正在武昌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的李达再度重逢。

两家人欢聚一堂、共叙友情，李达更是欣然接受毛泽东邀请，到讲习所给来自全国十七个省的农民运动骨干讲授社会科学概论。然而这次相聚，却笼罩在国共两党关系日益紧张的阴云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同年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尽管李达早已脱离党组织，但因为他一直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于1926年撰写一本联系中国革命实际论述唯物史观的哲学著作《现代社会学》，在当时革命者中流传甚广、影响极大，国民党反动当局依然把他列为重点通缉对象。

在一片血雨腥风中，王会悟陪李达历尽艰险、几次侥幸躲过反动派搜捕，最后在友人许德珩资助下，于1927年冬潜回上海，蛰居在法租界一条偏僻的小弄堂里，靠着给商务印书馆做翻译维持生计。

此时的王会悟，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为了安全起见，夫妻俩一度让孩子们改姓王，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有一次为了躲避巡捕搜查，王会悟带着孩子们在上海大世界里待了整整一夜。

王会悟1985年回忆：“我们躲在大世界最顶层，第二天商家开门的时候，为了不引起怀疑，我先倒打一耙，假装要跟他们吵架。我说：你们关门的时候，我和我的小孩还在楼上，我们一整晚出不去，只能坐在地板上。”

在危险而艰苦的环境里，李达的胃病和眼疾越来越严重。王会悟不仅独自挑起照顾一家五口的重担，还承担对三个子女进行启蒙教育的责任。

在她全力支持下，李达不仅得以坚持研究马克思主义，还于1928年冬与熊得山、邓初民等人一起创办昆仑书店，编译出版一系列哲学和社会科学著作，给处于低潮的中国革命注入新鲜空气。

随着昆仑书店名声渐大，李达在文化界声名鹊起，他的处境和立场也受到党的密切关注。

1930年前后，李达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下，开始在上海法政学院和暨南大学公开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受到进步师生热烈欢迎。

随着李达的社会活动日渐频繁，王会悟与上海各界进步人士也逐渐恢复联系。她充分利用各种人脉，做着有益于革命的事情，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为团结民主人士、保护进步青年发挥积极作用。

1931年1月17日，二十九名中共党员在上海东方旅社出席党的秘密会议时被警察抓捕，其中五人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青年作家。

消息传开，上海文化界为之震动。王会悟闻讯后，更是焦急万分。因为在五名被捕左联作家中，有一位是青年女作家丁玲新婚一年的丈夫胡也频，而丁玲就是当年上海平民女校学员蒋冰之。

丁玲回忆：“天黑了，屋外开始刮起风来了。房子里的电灯亮了，可是却沉寂得像死了人似的。我不能呆下去，又怕跑出去，我的神经紧张极了，我把一切想象都往好处想，一切好情况都又不能镇静下我的心。”

此时的丁玲，刚刚生下儿子两个多月，身体十分虚弱。就在她忧心忡忡、彷徨无助的时候，王会悟和李达赶到她租住的寓所，把她和孩子接到自己家里。

在丁玲为营救丈夫胡也频四处奔走的半个多月里，王会悟一直悉心地替她照料着嗷嗷待哺的婴儿。

胡也频牺牲后，她和李达更是像亲人一样，时刻陪在丁玲身边，鼓励她化悲痛为力量，用手中的笔与敌人战斗。

丁玲秘书王增如说：“在偌大的上海，只有李达王会悟是我唯一的亲人，丁玲经常这么说。因为丁玲曾经在李达、王会悟负责的平民女校上过学，王会悟是她最忠实又最爱护她的读者。在那种白色恐怖那么严重的情况下，人家好多人躲都来不及，他们两人把她邀到家住，感觉到他们是一种可以生死相托的朋友。”

在王会悟夫妇关怀下，丁玲捱过人生中最悲伤的一段时光。重新振作起来的她，在潘汉年、冯雪峰等中共地下党领导引领下，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

苦难是一种修行，坚持走出来，就会迎来生机。

1932年3月，丁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又担任领导左联的党团书记。为防不测，她把自己珍藏的私人物品，连同珍贵的书稿一起，托付给王会悟保管。

王增如说：“有瞿秋白的信和胡也频的照片、冯达的照片，有给冯雪峰的情书，有《莎菲女士日记》原稿，还有一些没写完没发表的小说稿，她放在一个小箱子里交给王会悟。

我觉得只有能够托生死的，才把这些珍贵的东西托付给他们。”就在王会悟和李达不遗余力保护丁玲的同时，他们自身也处在十分险恶的环境中。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1931年前后发动对革命文化围剿，不仅颁布《出版法》，对出版物进行严格审查，而且肆意封闭进步书店，捣毁文化机关，逮捕和暗杀革命文化工作者。

王会悟李达寓所也曾被法国巡捕搜查，李达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还遭到一次特务的毒打。

李达到上海暨南大学给进步学生做形势报告，特务事先得到这个消息，结果暴徒把他的右臂、右锁骨都打断，住院七个星期。

1932年2月学校搬家，以这个为借口把李达解聘了。面对反动派威胁和迫害，王会悟表现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冷静和坚强。她顶着经济和精神上双重压力，全心全意照顾受伤的李达。

《李达传记》作者宋镜明教授回忆：“在生活上关照他，在精神上鼓励他。虽然出院了，可这个右手还是不灵活啊。就鼓励他，她就拿一根竹竿，每天这样（撑竹竿）。只要这样坚持锻炼，持之以恒，你肯定会锻炼得跟以前一样，你还可以继续写书，还可以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真理。”

王会悟精心照料，李达伤势很快康复。为了支持丈夫继续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王会悟机智地化名王啸鸥，在上海注册一家笔耕堂书店，采取当年人民出版社挂名出版形式，躲过国民党审查，秘密出版李达编译和撰写的哲学著作。

宋镜明说：这个笔耕堂书店实际上就在她家里，为什么叫“王啸鸥”呢？“王”，王会悟的意思，“鸥”是相对于“鹤鸣”来讲的。王会悟、李鹤鸣两个就要共同为革命理论书籍的出版来呼啸，为马克思主义鼓与呼。

为摆脱国民党特务监视，李达伤愈后不久，从上海转移到北平任教。王会悟为吸引特务视线，独自带着三个孩子暂时留在上海。

1933年5月，正当李达在北平站稳脚跟，准备把王会悟母子接到北平的时候，上海突然传出丁玲与《真话报》总编辑潘梓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的消息。

心急如焚的王会悟不顾个人安危，立刻投入营救丁玲的行动。王增如说：“丁玲被捕以后，共产党这方面特别着急想营救她，但是又不能公开出面，所以经常在王会悟家商量怎么救丁玲。那时候有一个‘丁潘营救委员会’，都是一些民主党派人士。

后来决定由王会悟写信给沈从文，然后让沈从文陪着丁玲母亲上南京政府去要人。”

为了营造社会舆论、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丁玲，王会悟把当年丁玲托付给她的书稿，交给当时左联负责人公开发表。在尝试各种营救措施依然无果情况下，她又假借不同朋友的名义，给丁玲母亲发电报，安抚老人情绪。

多年以后，这件事情一直被丁玲感念在心，并写进她的创作提纲里。

1936年5月，被软禁三年的丁玲，终于等到可以出来活动的机会。她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最信任的师友王会悟夫妇，并千方百计从南京赶到北平，找到他们位于复兴门内宗帽胡同的家。

此时的王会悟除了协助李达出版哲学著作外，还在中国大学担任会计兼女生训导处主任。尽管当时丁玲还处在特务监视之下，而且周围舆论对她仍有诸多怀疑，王会悟却张开热情的双臂，拥抱这个饱受委屈和磨难的学生。

当了解到丁玲迫切想去苏区的愿望后，她又积极地通过中国大学教授曹靖华，帮助丁玲恢复与党组织的联系。

王增如说：“丁玲为什么对王会悟感情这么深，她觉得就是在南京被软禁那三年的时候，她获得第二次生命，再次找到党，是王会悟给她引的线。所以她说，这份感情我一辈子都不能忘。”

就在王会悟帮助丁玲寻找去往延安途径时，两千里外的延安，一位老朋友正在打听她和李达的消息。

这位好友就是刚刚带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毛泽东。

历尽艰辛到达延安的毛泽东，刚刚读到几本笔耕堂书店出版的哲学著作，其中李达与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尤其令他受益。《毛泽东与李达》作者唐春元说，这本书当中密密麻麻的（批注），有的字数超过它本身的字数，说明毛泽东在哲学上受李达影响也是很深的。

而且这本书出版与王会悟也有很大关系，如果没有王会悟，可以说难以出版，因为出版发行也是她，王啸鸥。

另外，李达正好是在上海被打了以后，身体还没有复原，在这种情况下写这本书，一些事务性工作，抄抄写写工作，肯定是王会悟给他完成。

感慨于王会悟和李达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毛泽东分外牵挂这对久违的老朋友，他当即给在上海从事工会工作的老友易礼容写信，询问夫妇二人下落。

毛泽东1936年8月书信：“李鹤鸣王会悟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能建立友谊联系通信更好。”

毛泽东的问候辗转传到北平，令李达王会悟夫妇十分感动。1937年5月，李达哲学新著《社会学大纲》出版后，夫妻俩第一时间就想方设法把书寄往延安。

可王会悟没想到，就在他们把书寄走一个月后，卢沟桥事变爆发，而李达因回乡探望病重的父亲，刚刚离开北平！

正当王会悟和李达的学生一起，把刚刚出版的《社会学大纲》埋在自家院子里、准备带着三个孩子逃离时，北平沦陷了！

战火纷飞下，王会悟带着孩子们逃离险境，山河破碎中，她和家人倍受磨难。

王会悟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北京宗帽三条的私宅院里

一生都无法平复的伤痛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西南郊外卢沟桥附近挑起事端，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消息传出，举国震惊。

家住北平复兴门内宗帽胡同的王会悟，内心更是焦急万分。因为自己的家就在北平城西边、离卢沟桥只有十五公里，而李达刚刚回湖南老家探望病重的父亲、此时不在北平！眼下，除了三个孩子的安危需要她独自照顾，还有一批李达的哲学新著《社会学大纲》刚刚出版、需要她妥善处理。

危急时刻，王会悟并没有惊慌失措。她一面托人弄离京车票，一面找来李达学生一起处理家中进步书籍。

可就在她把一切收拾停当、准备带着孩子们离开的时候，北平沦陷了。

王会悟儿子、92岁的李心天回忆：“印象比较深的，日本人的飞机在天空中转，我们就知道了，知道日本人来侵略我们了。”

王会悟小女儿李心怡回忆：“我们就准备要走了，什么都弄好了。记得当中寄来一次《社会学大纲》，是上海寄来的，我们就在原来住的那个地方，挖一个深坑埋起来，把爸爸好多书都埋好。

就在那个时候，准备走的头一天，日本人闯进我家。”先是搜了她的家，王会悟被打了巴掌，一定要她交出李达来。

李心天那个时候已经十来岁，三个孩子躲在角落里发抖。他回忆：“日本兵一走，我到门口，因为我们住的（宗帽）三条，独户独家，门口人挤满了，围着了，就是因为抄了我们家，把我母亲抓去了。”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王会悟表现得十分镇定。在确定李达不在北平后，敌人只好释放她。

几天后，王会悟在友人帮助下，摆脱日本宪兵监视，借着京剧名家马连良去天津演出机会，带着三个孩子逃离北平，踏上流亡之路。

这一年，她三十九岁。在北平辛苦经营四年的家园，转瞬间又只剩下几件随身颠簸的行李。

一路上，母子四人随着逃难的人群走走停停，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经过一个多月辗转，终于到达李达家乡湖南零陵，与正在家中服丧的李达重逢。

这是一家五口第二次回到李达家乡，上一次在这里团聚，是一年前李达父亲八十大寿时。昔日的喜庆和热闹犹在眼前，如今却山河破碎、物是人非。

尽管这里位于湖南与广西交界处，是永州地区最偏远地方，他们所在村庄更是四面环山、交通闭塞，是绝好的避难地，可王会悟却不想在这里荒废孩子们学业。

1938年2月，李达接到前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白鹏飞邀请，到桂林广西大学任教，王会悟毅然带着三个孩子一同前往。

这年冬天，因主张抗日受到蒋介石排挤的冯玉祥将军，特邀李达去重庆研究讲学。为了丈夫安心赴任，也为了一家人免受分离之苦，王会悟又带着孩子们跟随李达出发了。

可这次长途跋涉却让他们付出无比沉痛的代价。由于桂林到重庆道路崎岖不平、异常颠簸，卡车盘桓在阴冷潮湿的大西南山中，大女儿李心田突发急病、高烧不退，等抵达贵阳送医时已经奄奄一息。不知道是伤寒，还是结核性脑膜炎。李心天回忆：“没有医治，就死了，发高烧死了。”

王会悟儿媳、89岁的余国膺说：“姐姐的去世给这个家庭一个重大的打击，爸爸最喜欢姐姐。”

李心天回忆，“我姐姐放在第一位，我第二位，我妹妹第三位，最受优待是我姐姐”。

1936年前后，三儿女在北平宅院前合影

这是王会悟一生都无法平复的伤痛。在三个孩子中，大女儿李心田一直是她和李达的最爱。

当年，李达对这个孩子的降临欣喜若狂，别出心裁地给她取了一个乳名叫“点儿”，寓意夫妻二人之间多了一点爱情的结晶，并把她视为掌上明珠。而对于王会悟来说，她于这个女儿除了这份天然的感情之外，还有一份深深的歉疚。

早在王会悟怀孕的时候，孩子就在肚子里陪着妈妈，为进步书报编辑出版和平民女校创办四处奔走、日夜操劳。孩子出生才三个月、还在襁褓中，王会悟就抱着她在辅德里家门口给中共二大放哨。到了孩子牙牙学语、蹒跚学步时，夫妻俩又带着她离开生活相对优越的上海，到长沙清水塘边住农舍、吃粗粮、与革命同志一起艰苦奋斗。

大革命失败后，一家人被迫蛰居上海，孩子更是跟着父母东躲西藏，小小年纪就饱尝隐姓埋名、担惊受怕的滋味。可就是在这样艰苦恶劣的环境里，小姑娘却像当年的王会悟一样迎霜生长、傲雪绽放。她勤奋好学，还常常帮母亲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

每当家里有特殊的客人出入，她总会机灵地学着母亲的样子去门口望风。跌宕起伏的岁月里，这个乖巧懂事的女儿不仅是王会悟心灵的慰藉，更是她理想的寄托！

然而，就是这个陪伴她和李达走过峥嵘岁月、令他们无比骄傲的孩子，却在十七岁的花样年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怎能不令父母心碎啊！

王会悟《哭点儿》：“十七年来我用心血浇灌着你，为的是要看见你开放这美丽的花朵。然而，当你向妈说出最后告别的时候，我却坚决地说：不，点儿，我不答允！“你在妈心坎上刊了一道深痕，我漆黑了，我糊模了，我昏迷过去了……”

爱女的突然离世，深深刺痛着王会悟的心。为了不让剩下的一双儿女再受颠沛之苦，她决定改变之前的计划，让李达一人赴重庆讲学，自己带着两个孩子留在相对安定的贵阳。

此时的贵阳城里到处是各地流亡来的民众，陡然激增的人口不仅使当地物资供应出现困难，住房更是十分紧张。就在王会悟刚刚找到稳定的租房、正四处打听可以让孩子们上学的地方时，灾难再次降临。

1939年2月4日，贵阳遭遇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一次轰炸。十八架日军飞机在贵阳市中心大十字、中华南路和金井街一带，疯狂投下一百二十余枚炸弹和燃烧弹，造成两千多人伤亡、一千三百多幢房屋被毁、两万多人无家可归。

虽然王会悟租住的北门一带没有遭到直接轰炸、一家人幸免于难，但绵延的大火却将半个贵阳城化为灰烬，市区各大中小学校和西迁而来的高校，纷纷迁往贵阳郊区县城，王会悟也只好带着一双儿女，跟着逃难的人群，向郊区的花溪转移。

大女儿李心田

花溪岁月

位于贵阳西南郊外十余公里的贵筑县花溪镇，是贵阳地区颇负盛名的风景区。

一条花溪河自西向东蜿蜒流过镇中，两岸群山环绕、风光秀丽，犹如一处世外桃源，在抗战时期，成为无数颠沛流离的民众理想的避难地。

然而初到花溪，王会悟却没有心情欣赏这里的风景。自从全国抗战爆发后，孩子们学业已经中断一年半。

眼看春季招生就要开始，尽快给一双儿女找到理想的学校入学，是她最为关切的问题。

“巍巍大将山下，清清花溪河旁，清华校园书声朗朗，春催桃李争艳斗芳……”这是《清华中学校歌》。

坐落在花溪河边的清华中学，是一所诞生在抗战硝烟中的学校。1938年5月，八位流亡的清华大学学子，抱着“教育救国”思想，在贵州省财政厅长、原清华学堂老校长周贻春鼎力支持下，创办贵阳私立清华中学。

最初，学校就办在贵阳市区中华北路铜像台附近复圣祠内。日军二四轰炸后，全体师生紧急从贵阳转移到花溪，借用花溪河边几间油炸坊做教室，一边抓紧招生复校，一边在大将山脚下开荒建设校园。

学校提倡清华精神，提出“诚实、爱国、自立、合群”要求。为保证教学质量，每个班的学生以二十五人为原则，入学考试严格。

早在日军二四轰炸前，王会悟就在贵阳城里听说过这所学校，对清华学子们教育救国的赤诚之心钦佩不已。如今亲眼目睹师生们自强不息、开荒建校，她更对这所学校充满信心。

1939年春，十五岁的李心天在母亲鼓励下，考入清华中学高一年级。比他小两岁的妹妹李心怡，也入读搬迁到附近石头村的贵阳女中初中部。此时，李达已只身一人去往重庆，为冯玉祥主持研究室的工作。

王会悟就在靠近清华中学的花溪大桥旁，租了一座一楼一底的小木屋，在艰苦却不乏生机的环境里，开始新的生活。

王会悟1978年6月书信：“李老师嘱我咬紧牙关，吃苦三年，我们一定会胜利！爸爸亲自来接妻儿女。”

春去秋来，师生们共同努力，清华中学焕发出勃勃生机。学校建成教学楼和运动场，建立一系列严格教学、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培养制度。

学校培养学生的荣誉感、自尊心的少女，究竟与王会悟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频繁进出王会悟的家？原来，当时的花溪作为贵阳第一疏散区，汇集众多西南后方大中学校，看似一派民主的氛围，实际却弥漫着紧张的空气。

一方面，许多进步的青年师生经历惨绝人寰的二四轰炸，对日本帝国主义充满仇恨、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热情空前高涨；另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这些学校和进步师生的控制。

早在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就制定一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特别委派贵州籍官员黄宇人前来贵州加强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强制各大中学校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与亲共力量形成针锋相对之势，以此干扰和破坏共产党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

在抗战初期就建立中共地下党支部的省立贵阳女子中学，就是他们防控的一个重点。

为争夺学生自治会、控制学校主导权，三青团对进步师生采取跟踪、搜查、抓捕等手段严密监控，整个贵阳女中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孟昭方回忆：在校公开看进步书籍是不可能的，我和几位同学都是清晨到宿舍后面的松林里躲着看。我和同学们订的杂志，封皮都被撕破了，那是教官检查撕坏的。记得我曾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藏在枕头下，不料也被教官偷偷地搜索了，书被没收，我还挨了一顿训斥。

贵阳女中在花溪的处境，被常来学校探望女儿的王会悟看在眼里。有着丰富革命经历的她，深知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的复杂性，也颇为那些向往革命却缺乏斗争经验的孩子们担忧。

为了不引起国民党反动派注意，平日里，她除了以家长身份来往于两所学校，其余时间都称病在家、深居简出，暗中却常以款待女儿同学名义，把一些进步学生请到家里，给她们介绍马列主义，传授斗争经验。

孟昭方回忆：她经常借书给我看，与我讨论问题。记得那时《读书月报》连续刊登李达写的《中国封建社会停滞的原因》，她激动地与我交谈、讨论，这时我才知道，她便是李达夫人。

大女儿李心田

在王会悟教导下，孟昭方对马列主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花溪河边的小木屋，不仅成了她和几个进步同学的校外课堂，也是她们在白色恐怖下一个温暖的避风港。

就在王会悟冒着风险培养这群女中学生的时候，她和孩子正处在困境当中。自从与丈夫李达分开后，她就独自一人抚养着一双儿女。

1939年9月，李达结束给冯玉祥的讲学，离开重庆，准备返回桂林、再去广西大学任教。途径贵阳，他曾在花溪逗留一段时间，并把冯玉祥将军送给他的一笔钱款留给王会悟母子。

靠着这笔钱款，母子三人省吃俭用、艰难度日，眼看一年过去、所有积蓄就要用完，孩子们也面临辍学危机。

“我们家的牛奶锅，只有（煮）一袋牛奶刚合适，两袋牛奶就容易噗出来。所以妈妈就讲，你现在煮牛奶还嫌太小，那个时候我们一家三口，一顿饭就拿这个锅来煮。最先吃的是心天，第二个吃的（是）妹妹，吃剩的才是妈妈吃。”儿媳余国膺回忆。

情急之下，王会悟想到把小木屋分租给别人，以此来补贴家用。可自己经常在家里从事进步活动，万一被租客知道透露出去，势必会引来国民党反动派阻挠。

正在王会悟为招租事情发愁的时候，清华中学来了一位年轻英俊的美术教员，引起她的关注。

毕业于上海新华艺术大学的周吉士原本在苏州女师附小教美术，全国抗战爆发后，因为不愿在沦陷区做亡国奴，而跟随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来到贵阳，被分配在黔西县中学任教。

他曾在黔西县街头举办抗日漫画展，因为与学校的进步教师交往密切、又拒绝加入三青团，被黔西县党部视为赤色分子驱逐出境，1940年暑假经同窗好友介绍、来到花溪清华中学任教。当时清华中学在建校初期，教员们都租住在校外农民房里，条件十分艰苦。

头脑灵活的周吉士在教学之余，与朋友合开一家青年用品社，经营书刊杂志、学习用品和一些自制美术工艺品，以此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经过考察，王会悟对这位思想进步又颇有才华的青年十分欣赏。她主动到学校邀请周吉士，动员他把青年用品社开到自己租住的小木屋楼下。

得知周吉士爱人杨永珍，因为反抗封建家庭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来到花溪，王会悟更是在各方面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支持，帮夫妻俩操办婚事，热心地帮年轻的杨永珍照料孩子。

93岁的杨永珍回忆：“我们开店在楼下，她住在楼上，经常得到她的帮助。帮我们操办婚事，请了好几桌客人。我生小孩，她帮我烧饭、洗尿布。好人，好人，好人。”

周吉士儿子周国鼎回忆：“家里父母亲都反对，一个邻居这么支持，又帮着他们办喜酒，能不感激吗？在我母亲发病之前，她写了几句：王会悟，大好人，她的恩情我不能忘。那时候九十多了，还念念不忘。”

时光荏苒，转眼王会悟带着一双儿女在花溪度过三个春秋。清华中学在各地校友支持下，校园建设初具规模，师资力量不断壮大，成了西南后方声名远播的一所学校，甚至有不少远在南洋的华侨子弟慕名前来上学。

1942年春，十八岁的李心天以贵州学区第一名成绩，考入战时西迁到贵阳郊区的湘雅医学院，后经多年刻苦攻读和潜心钻研，进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成为我国从事神经医学和心理学跨学科研究的专家，被视为中国医学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奠基人之一。

高中三年在清华中学养成的良好习惯和意志品质，为他日后从事专业学习和研究打下坚实基础，而正是母亲王会悟当年在花溪的选择和坚守，成就他的一生。

在贵阳花溪的清华中学

然而就在李心天高中毕业没多久，清华中学教员们却发现，他们常去的小木屋楼上总是大门紧锁，热心的好邻居王会悟，突然间淡出街坊邻里的视线。一向深居简出的王会悟去了哪里？搬走了吗？

其实，当时王会悟并没有离开花溪，而是去完成一项特殊使命。在今天贵阳市花溪区档案馆里保存的花溪民国档案中，有一本卷宗真实记录了她当年的行踪。

全国抗战爆发后，不少西迁的教会学校和沦陷区民众转移到贵州，其中不乏教师、医生、商人等社会精英人士。

他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团结起来，充分利用自身能力，积极借助国际力量，建立学校、机关、医院、诊所等慈善机构，广泛参与抗日救亡活动，为战时贵州社会稳定和发展发挥特殊作用。

曾经在教会学校上过学、又懂英文的王会悟，于是想到利用教会，把花溪的社会精英人士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教会有场地有资金，她可以整合师生、社会各界力量，来为难民服务，解决他们一些具体困难。

花溪居民、82岁的郑培光回忆：“贫苦的群众，她相当支持。当时我们家很贫穷，我记得我们有个哥生病，拿了点药来了。”

除了利用教会组织募集物资、救济贫困百姓和学生，王会悟还带领青年教友，从花溪几所大中小学校挑选学生、排演节目，借助教会活动，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当时花溪公园有一个涵碧厅，是一个休闲的地方，租用那个地方演抗日歌曲，郑培光记得有《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还有就是发一些传单，就是要去打鬼子的传单，还搞些慈善捐款的那种会。”贵阳花溪区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黄依莉说。

郑培光回忆：“当时的老百姓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东西，都喜欢参加，周边的群众、小孩都去参加，那个场地坐满以后，旁边的过道都站满了。”在王会悟精心组织下，花溪抗日救亡的思想很快深入到贵筑县各个阶层。

1943年6月，贵筑县预备成立全县的妇女指导委员会，王会悟受县政府邀请，以发起人身份，参与妇委会各项筹备工作。

黄依莉说：妇女委员会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开展抗日宣传、救国募捐、难民帮扶，还有对妇女指导。当时发起人都是贵大的教师、贵大的学生、县长夫人这类，她应该是在花溪妇女界非常有影响，要不不会想到她。

“真正的人”

1944年，在太平洋战场连连失利的日军为扭转战局，向我国豫湘桂地区发动疯狂攻势，秋天相继攻陷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后，又沿黔桂铁路直逼贵州，并于12月2日攻占距离贵阳不到两百公里的独山县。

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寇，集中在贵阳的高校、机关和难民纷纷紧急向重庆转移。危难时刻，王会悟意外地接到一封来自重庆的电报。

1944年黔南事变，毛润芝给她拍来电报，寄来路费，要她到重庆。原来，正在陕北的毛泽东辗转知道王会悟母子下落，十分关切她们的安危，特意把自己的稿费委托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转寄过来，资助她们脱离险境。

毛泽东的汇款犹如雪中送炭，解了王会悟燃眉之急。她即刻带着女儿李心怡离别她们居住六年的花溪，动身前往重庆。

临行前，她把自己仅有的一本《社会学大纲》送给已经考入贵州大学的孟昭方。以后，孟昭方在大学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一直在上海从事教育工作，并和当年贵阳女中几个同学，始终与王会悟保持着联系。孟昭方说：“在我的心目中，她是一位革命的长辈，是我生活道路的指引人，我永远敬重她。”

王会悟与小女儿李心怡合影

1944年底，王会悟和十八岁的女儿李心怡跟随逃难的人群撤离至重庆。

在重庆，她加入中华妇女节制会，并担任华西区重庆分会常务理事，与重庆妇女界代表一起，积极投身到各种声援抗战的民主活动中。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终于迎来抗战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为了避免内战、和平建国，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张治中陪同下，于8月28日，从中共中央驻地延安乘专机抵达重庆，与蒋介石统治的国民政府进行停战谈判，受到重庆各界热烈欢迎。

在紧张繁忙的公务活动中，毛泽东依然惦记着李达王会悟夫妇。

自从1927年武汉一别，毛泽东走上领导工农红军武装斗争的道路，而王会悟一直伴随李达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出版工作。

彼此音断天涯长达十年，好不容易在八年前恢复联系，又被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断音讯。

在陕甘宁边区坚持抗战的岁月里，毛泽东常常怀念当年在家乡湖南一起开展革命工作的老朋友。尤其是在他思考中国抗战形势、撰写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文章时，经常要翻看和研究笔耕堂书店出版的几本哲学著作。

每当想起当年与李达王会悟夫妇在清水塘朝夕相处的日子，他的心头就格外牵挂这对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传播真理的革命伉俪。

早在半年前，毛泽东就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得知王会悟在重庆的消息。这次来重庆谈判，他再三关照身边工作人员，一定要想办法安排与这位故人见上一面。

得知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前来重庆谈判的消息，王会悟激动万分，当年在清水塘一起并肩作战、同甘共苦的老朋友，这次在重庆有机会相见、共叙离别之情吗？

9月5日这一天，是毛泽东接见中国妇女联谊会代表的日子。有幸参加见面会的王会悟在会后受到毛泽东单独接见。

“毛主席专门提出要她留下来。当时到重庆也是危险的，他的安保工作也是做得比较紧，不仅是共产党八路军给他做保安，而且当时的张治中专门派了一个警卫营在那里。所以毛泽东不提出来，她肯定见不到面。”《毛泽东与李达》作者唐春元说。

这是一场相隔十八年的重逢。

十八年来，他们一个投笔从戎、领导中国工农武装斗争，一个坚持协助丈夫在白色恐怖下传播马列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在残酷斗争中，毛泽东五位亲人先后为革命献出生命，王会悟也在八年战乱中失去五位至亲。

当毛泽东问及当年在清水塘见到的“点儿”时，王会悟禁不住失声痛哭。

六年来，她无时无刻不在痛惜这个心爱的女儿。可国难当头，无数母亲把自己孩子送上前线、为民族抗战做出伟大牺牲，她没有理由沉浸在个人的悲伤中，只有把对女儿的怀念，寄托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行动里。

王会悟《哭点儿》：

“点儿呀，妈怀念你。

“我参加了妇女工作队，我担任了伤兵救护、出征家属查调及慰劳，我走遍了湘桂黔各地战区及后方乡村。我做工日继夜，我疲劳不敢休息，我饥饿无暇进食，直至我的血压高到两百，终请准假日得以休息。

“点儿，妈为你留下的三个广柑，霉了，烂了，还不见你回来。

“妈等待你回来，默默地向着嘉陵江等待你回来！”

1946年秋，随着西迁的学校、机构陆续回迁，女儿李心怡考入金陵女子大学，四十八岁的王会悟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

多年颠沛流离和艰苦生活，使她的健康状况堪忧。可当看到家乡至今连一个妇女组织都没有、身边姐妹依然像过去一样被束缚在家庭里，她如坐针毡，根本无法安心在家休养。

她一面积极联络镇上进步教师，指导青年编印传播进步思想的《乌青学报》，一面发动镇上几个知识女性一起，挨家挨户上门，动员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活动，并在《桐乡民报》开辟专刊，传达妇女声音，呼吁妇女解放。

“我们要迎头赶上，做一个时代的妇女。我们要求知，我们要弃旧迎新，我们要服务社会。勇敢地站起来，唤醒更多的姊妹们，追随世界妇女获和平自由、走向‘天下一家’！”

王会悟在《我们该如何纪念三八妇女节》一文中写道。

这天，王会悟踏着轻盈的脚步，又一次来到立志小学对岸的河边。当年那个为争取女子独立而离开家乡的少女，不仅带着她寻到的真理回来了，而且还以自己三十年带血的脚印，赋予这份真理更加闪亮的光芒。如今，她要用这思想的光，温暖和启迪家乡的姐妹。而随着解放的声音越来越近，她的内心也越来越亮堂起来。

1949年5月，桐乡和平解放。正忙着组织妇女姐妹迎接解放的王会悟，突然接到一封北平来信。当她展开信纸，看到那熟悉的字体、亲切的称呼时，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是久别的丈夫李达写给她的家书：

“润之兄已经晤谈过，他要我赶快写信催你来平，其他许多老友也这样主张。”

自从1939年9月花溪一别，丈夫李达就再也没有与她相见。后来她才得知，当年李达匆匆赶到桂林时，却因广西大学校长白鹏飞被国民党当局撤职而遭到解聘。

身无分文的李达先是流落街头摆摊度日，后回零陵老家专心著书，贫病交加中，与照顾他的一位同村女子又组建了一个家庭。

尽管如此，王会悟却并没有心生怨恨。她知道，在分离的岁月里，李达一直受到国民党当局监视和迫害，生活极其潦倒。尤其是1944年零陵沦陷后，为了避免日本人骚扰，他甚至带领全村四十余口人躲进深山一年多时间，历经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

能够经受生死的考验活下来，王会悟已经心怀感恩。何况，他们之间的情感早已超越普通的夫妻之情。

回望自己走过的人生，王会悟问心无愧、无怨无悔。虽然生逢乱世，但她从未放弃对理想和信仰的追求。

作为一个青年，她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党的妇女工作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作为一个妻子，她不畏艰险、矢志不渝，协助丈夫传播马列主义的真理；作为一个母亲，她含辛茹苦、竭尽全力，培养儿女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作为一个女性，她不仅努力实现自身的独立、解放，还坚持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帮助他人、奉献社会。

正如毛泽东对她的评价所言，她，是真正的人！

1949年6月，王会悟离开乌镇前往北平。

1949年9月，李达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2月，由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张庆孚作为历史证明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中共中央批准李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王会悟在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任职。她晚年不顾身体多病，积极配合党史研究部门，留下不少与中共一大、二大和早期妇女运动有关的回忆材料，为中共党史和妇女运动史的研究以及南湖红船的仿制提供宝贵参考。

“我是在嘉兴读过书的，我想还是到嘉兴租一条船（开会），嘉兴至少有熟人，嘉兴至少有朋友。假如真的遇到危险么，还可以找嘉兴几个人，嘉兴几个有名望的社会贤达，把他们叫拢来（帮忙）。

“就是这条船，他们开会的人就在（船舱）里面，（舱里面）两边可以走路的，我坐在船头。里面一张开会的桌子，桌子上面一副麻将牌，是我预备的，给他们一副麻将牌摆好。他们（在里面）开会，假如有人来，我马上要敲敲舱门了。敲敲门，你们马上要停止（开会），马上拿出那副牌来，哗啦哗啦地搓麻将，好像里面在搓麻将，保护他们开会的人。”

这是1991年王会悟接受采访时留下的回忆。1993年10月20日，王会悟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