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疾病的病因、诊疗和康复手段是很多读者最关心的话题。
我国最近几年在精神疾病方面的研究有什么新进展？
精神疾病的研究和治疗困境在哪些方面？
近几年新兴的“冥想疗法”到底能不能缓解抑郁症、双相障碍等精神疾病？有没有科学依据？
最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崔东红教授在接受专访时，非常详细、深入地解读了以上的问题。今天我们就转发崔东红教授的专访文章，并附有采访音频。
崔东红教授及其团队花了近20年研究精神疾病的生物学机制，虽然他们发现了一些新的生物标记物，甚至新的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易感基因。但崔教授也坦承：他们对双相障碍、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这几种精神疾病的病因机制的认知仍十分有限，不但未能发现根治的药物，也没有发现能对临床特别有价值的生物标记物。
崔永红教授还指出，精神疾病研究最大的困难是取样困难。因为很多实验数据无法直接从患者身上取得，只能进行动物实验，但是动物的大脑明显不具备人类所特有的高级思维及情感需求。
所以，动物实验所得出的推论是具有不确定性的，也难以深入探究心理社会因素中的变量和影响，这是精神疾病的生物学机制研究的一大缺陷，也导致这方面的研究遇到了瓶颈，难以有进一步的突破。
崔永红教授对此也进行了反省：
目前的科学进入了狭窄的峡谷，很多科学家和年轻的学者被科学所限制。现在的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快成宗教了，就是唯科学论，他们认为只有深入到某一个基因，某一个信号通路，这才叫科学。
精神疾病现在之所以我们没办法根治它，是因为我们在物质的人层面去治疗能量和信息的疾病。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根治精神疾病。
崔永红教授上面这一番话发人深省。她已经意识到，如果一味在生物学层面钻研精神疾病的病因和发生机制，总是把人类的情感、思维和认知都归结为基因、信号等物质作用的结果，那么对于精神疾病的研究很可能陷入死胡同。
也就是说，虽然根据“单胺神经递质假说”开发的精神科药物在临床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并不能说明生物学机制和手段就是精神疾病的最终解。
如果科学家和精神科医生们总是盯着神经递质、神经元、基因和遗传这些因素，而不重视心理社会因素的话，是难以真正开发出根治方法的。
我们在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TPMIH）的过程中，对双相障碍、抑郁症等精神心理障碍的病因就有了突破性发现。这些病症的根源主要是心理社会因素。在高效的、精准化的心理干预面前，精神科药物、物理治疗的作用只是辅助性的、暂时性的。
崔永红教授还详细介绍了冥想对精神疾病的调控。她本人就是一名冥想练习者和导师。她发现，冥想训练还可以改变人的脑结构、代谢和内分泌等指标，增强注意力，并对情绪和睡眠有调控作用。
实验发现，一些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了8个月的冥想训练后，妄想、幻觉等精神病性症状都有所改善，甚至消失。崔永红教授认为：如果说一个人长期训练，并且有好的方法和好的老师指导，那么冥想对改善精神疾病是有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可能比药物的作用还要好。
在此之前，冥想对精神心理障碍康复的作用一直缺乏生物学机制方面的研究，所以，崔永红教授的研究结果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某个角度上看，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TPMIH）与冥想其实有类似之处，它们都处于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冥想中的“入定”有点类似于自我催眠状态。
不过，冥想主要作用于外显记忆层面，注重于注意力的训练，目的是让个体通过不断练习，掌握“冥想”这种能力。而TPMIH作用于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是由催眠治疗师通过言语的引导来进行，目的对病理性记忆进行精准化修复。
可以说，冥想更像是个体主动进行的“修炼”，而TPMIH是个体被动接受的“治疗”。我相信，TPMIH同样也可以改变大脑功能的结构，调节患者的神经信号系统和神经元生长状态，但仍有待进一步的临床科研证实。
有人说，真正的“大家”，心态一定是谦卑的，一定是开放的。崔永红教授就是这样的“大家”。她并不拒绝看似神秘的、尚缺乏科学验证的事物，她也看到了“唯科学论”背后的不科学。
这可能得益于她的跨学科经历，她不仅有医学的背景，还有哲学的背景。她的思维不会受单一学科的限制，能更容易有创新性的思路和发现。
希望患者及家属能细心阅读这篇专访文章，能从“唯科学论”、“唯生物学”的迷信中走出来，多从心理社会因素去寻找精神心理障碍的病因，加强自我反省，才能真正帮助孩子加快康复，而不是单纯地把康复希望寄托于药物上。
我曾遇到一位抑郁症患者，他被疾病折磨已有12年的时间，他的父母一直认为他是“脑子有问题”，一味只寻求药物治疗，毫无自我反省的意识。他的病情一度加重，错过了康复的最佳时机，也错过人生最重要的阶段，无法重新回归学校上学。
这个案例一直让我感到非常遗憾。希望父母们能够引起重视，对精神心理障碍的科学知识有更深入的认识，并且理性思考，选择最适合孩子的康复方式，避免贻误病情。
——何日辉
（下文转载自公众号：脑人言）
主持人：Charlotte
策划：小胡
编辑：Charlotte
精神疾病一直是社会和脑科学研究工作者们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它给患者个人、家庭以及社会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那么最近几年精神疾病研究有什么新的进展？现在临床对于精神疾病的诊断与治疗都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精神疾病研究困境在哪些方面？最近新兴的冥想疗法缓解精神疾病又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普通人能否从冥想中受益？那么本期脑科学连线，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国内知名教授，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崔东红老师，来为大家一一解惑。
01、嘉宾学习工作背景
崔老师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重性精神疾病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精神疾病样本库主任。
崔老师还担任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CSMP）常委兼秘书长，中国CSMP神经调控联盟主席等学术职务。多年来主要从事精神疾病分子机制，生物标记物及药物代谢副作用及机理研究，近年来还开展了冥想的神经调控方面研究，与此同时她本人也是冥想实修者。
主持人：请问崔老师，是什么机缘让您进入精神疾病研究领域呢？在此之前有什么样的学术历程？
崔老师：这个事情讲起来确实是比较久远了。我92年大学毕业以后，担任了医学心理学的教学工作。那个时候一方面对心理学比较感兴趣，另一方面文革以后，医学心理学的课程刚开始刚恢复，缺乏这方面的师资。
因为我有哲学和医学背景，所以学校就让我担任了医学心理学和护理心理学老师。之后我一直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工作，也做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可以说也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做心理治疗工作的实践者了。
但是我发现，心理治疗的效果是比较有限的，有好多患者是需要转介。比如有一些精神疾病的精神症状，这些患者我们就必须转介。所以我觉得如果做好一个心理的咨询或者治疗师，那么必须对精神病学有所了解。
因此，1998年我考上了研究生，选择的研究方向是精神病学的分子生物学机制研究。
硕士毕业以后，我继续师从江开达教授攻读精神病学博士学位，一边从事分子精神病学研究，那时候也跟他去临床查房、看门诊，对精神疾病有了稍微深入的了解。就这样我一步一步地就走到了精神疾病研究这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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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您现在目前从事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呢？
崔老师：我一直从事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抑郁症等这些重性精神病的分子生物学机制，就是它的病因机制研究，还有寻找它的诊断治疗的生物标记物，近年来又开展了一些冥想调控精神疾病的研究。
近20年，我都在从事精神疾病的生物学机制研究。虽然国际上还有包括我们课题组在内，也发现了一些新的生物标记物，甚至新的精神分裂症相关的易感基因。但是目前这些对临床的帮助还十分有限。我们对这几种精神疾病的病因机制的认知也是十分有限的。
目前还没有发现能够根治这个疾病的药物，或者说也没有发现能对临床特别有价值的生物标记物。这也让我们这些做精神疾病领域的研究人员感到十分的遗憾。但是因为这个疾病非常的复杂，所以说对它的攻克肯定还需要时日。
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这些病人非常得痛苦，家庭负担也非常沉重。尤其是抗精神病药物的不良反应，使得这些患者在压制症状的同时，要承受平常人不愿承受的这些痛苦，比如说像糖尿病、肥胖、胰岛素抵抗——这些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了。
但是很多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或者是重性抑郁症，还有双相障碍的患者，他们在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的时候，还要承受着这些额外的痛苦。这些都让我感觉到在等待科学奇迹发生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寻找一些能够帮助大众预防精神疾病和帮助患者康复的其他的道路。
主持人：您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最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吗？
崔老师：如果说作为一个精神疾病的科学研究者，当然我最想解决的就是找到这些精神疾病的病因，并且能够弄清楚它们的致病机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开发出更加有效的药物。
但是事实上，这些疾病都是复杂疾病，它是遗传和环境交互作用引起的，遗传基因也不是哪一个单一的基因在起作用，遗传模式也非常复杂，到目前也不知道它的遗传模式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说在特别想解决的问题无法被轻易解决的时候，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比如说先找到一些生物标记物，能够对诊断和治疗有帮助，这也很好，但是事实上这些生物标志物也都缺乏特异性和精准性。
当然我们课题组最近承担了国家科技部的“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的精准医学研究”。
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生物标记物。现在已经组织全国这方面的专家进行梳理总结，编写的《精神分裂症的精准医学临床指南》和《双相障碍的精准医学临床指南》也可能在今年或者明年能够与读者见面。
对平常的大众公众来说，它会增加一些对精神疾病认知的知识，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对临床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一些帮助。但是这些方面的研究可以说也只是非常初步的，可能对病人的帮助也是比较有限的。
因为毕竟我们没有开发出能够根治精神疾病的药物，所以精神病人大部分都是靠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来控制症状，所以他们的生活质量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并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不能完全的康复，这样会影响他们在社会上的功能，甚至会被误解或者是歧视。
02、精神疾病的研究现状
主持人：崔老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常见比较严重的精神疾病有哪些呢？刚刚您提到了比如说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分裂以及抑郁症，除了这些还有其他严重的精神疾病您在研究吗？
崔老师：我本人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这三类重性精神障碍。这个也是在我们国家精神疾病中发生率比较高，而且比较严重的三类疾病。精神分裂症目前的患病率大概是1%，双相障碍和抑郁症合起来的患病率在我国大概是7.4%。
除此之外，有很大的一部分是焦虑障碍，焦虑障碍患病率大概7.6%。然后就是一些儿童类的精神疾病，比如说ADHD，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还有孤独症，还有一些物质依赖。所有的这些精神疾病总的患病率在我国是16.6%。
主持人：像这些疾病，我们现在可以做到早期诊断或者干预吗？它们的效果究竟如何呢？
崔老师：很多精神障碍，如果能够早期识别、早期干预，它的预后还是比较好的。但是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患者来到医院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有一段时间的病程了。就是说大众对精神疾病的早期识别还缺乏一些知识，即便一些医务工作者，对精神疾病的早期识别也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我们医院王继军教授团队，主要在研究精神分裂症的早期识别，做了很好的工作。
这对很多的患者是一个福音。当患者的明显症状出现之前，已经有一些迹象表明他可能会发展成重性的精神障碍。对这些早期迹象进行识别，并且进行干预，可能有些患者就不至于发展成重性精神障碍了。所以早期识别非常重要。
但是这些很多是在科研阶段，用在临床上还是比较有限的。现在临床诊断是以症状为主，所以当症状出现的时候，其实疾病已经失去了早期干预的契机了。
至于治疗效果，无论是抗精神病药物还是抗抑郁药，它都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有效。大概它的有效率在50~60%这个样子。有一部分人即便是服药了，也会出现比较差的效果。
即便是这样子，药物治疗仍然是目前精神疾病治疗的主要手段。这些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不仅多数有起效慢的特点，而且刚开始服用的时候都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说胃肠道的刺激症状，恶心呕吐，还有嗜睡。长期服用会出现代谢障碍。
当然这些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出现，它的副作用、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大概在30~60%，因人的基因背景不同、环境不同会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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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我们现在对这些精神疾病的病因有多少了解呢？您可以挑选1~2个较为严重的精神疾病，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它的致病机制如何吗？
崔老师：好的，那么我就挑选一个最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虽然我们对精神分裂症的病因不能确切地知道，但是目前比较公认的是，它是一个多基因的复杂疾病，所谓多基因的复杂疾病，就是它是由多个微效基因协同作用，又和环境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这样一种疾病。
它虽然有一定的遗传性，大概它的遗传率在85%左右，但这并不代表着父母有病，孩子就一定有病。因为遗传率代表的是遗传易感性，或者是家族聚集性。
如果没有环境因素刺激，也可能这些人很幸运地不会得病。但是当有不良环境出现的时候，那么可能就触发了疾病的发生。这些不良的环境因素也许很微弱，在别人眼里它不算个啥，但是在这些有不良基因背景的易感人群里，可能就会成为疾病发生的一个扳机，或者是导火索。
什么样的环境可以引起这些疾病的发生呢？我们在做流行病学调查或者是动物实验中，都发现在幼儿时期父母的冷落或者是没有关爱，可能对日后的精神分裂症的发生至关重要。
比如说我们在小鼠婴儿期把它和母亲分离，就是母婴分离，在青春期的小鼠就容易出现精神分裂症类似的症状。所以说孩童时期父母的冷漠，对日后精神分裂症发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像营养、母亲孕期的营养、感染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是诱发精神裂症发生的早期因素。
主持人：您觉得在目前精神疾病研究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崔老师：我觉得精神疾病研究最大的困难应该是取样困难。比如说我们研究肿瘤，那么我们可以把癌组织和普通的组织拿来做对照。那么我们想取精神疾病患者的脑组织，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而且精神疾病是哪一个脑区有问题，也不是特别的明确。似乎很多脑区都会有问题，所以说，这对选材取样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这是限制精神疾病病因机制研究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主持人：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人类的研究上，大家一般会用比如说fMRI，而在小鼠身上可以去使用侵入式的，比如说取脑组织吗？
崔老师：对的，这是目前大家喜欢用的一种方式，就是用功能磁共振和结构磁共振的方法，或者是脑电生理这些方法来采集数据，探索是哪一个脑区，哪些脑网络，哪些环路发生了问题。
但是目前的这些研究结果还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是统计学差异，无法个体化。我们找到的这些特征并不是说在每一个病人，也不是说在很大一部分的病人里边都会有，这种特征会在一些病人里有，而在很多病人里又没有，异质性非常的大。
而且找出来的这些特征也不具有疾病特异性。我们在精神分裂症中找出来的一些特征，可能抑郁症中也一样会存在。所以这也是目前限制精神疾病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即便我们找出来的一些证据，我们想在小鼠上进行机制的研究，但是人和动物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高级思维这一块，区别还是很大的。精神分裂症是思维破裂。
可是我们怎么样才知道小鼠思维破裂？所以国外有些专家认为精神分裂症是人类所特有的。那么至于它是不是人类所特有的，我现在不敢说，但是的确我们想用小鼠来研究人的精神疾病，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只能通过一些症状来判断，比如说我们通过小鼠的震惊反射，来判断它可能会在接受信息和信息处理方面有问题。
它分不清背景和前景，我们推测他的感觉门控会出现问题，因此这种小鼠我们把它叫做精神分裂症的小鼠。而另外的小鼠因为它对糖水的兴趣变差了，它在游泳的时候不去挣扎了，那么我们就推测它抑郁了。其实这仅仅是推测，所以用小鼠来研究精神疾病的病因机制，可能和真正的精神疾病的病因机制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那么现在用猴子来研究，但其实这也是有一些问题。
虽然猴子更接近于人，但是在精神分裂症这样的疾病或者是双相障碍这样的疾病上，也很难在猴子上模拟类似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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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那么现在的动物模型是否在研究这些精神疾病上不是非常有效呢？
崔老师：我们可以这样说，每项科学的进步都是一步一步的，我们是在一步一步地贴近真相。那么目前在动物研究中给我们的一些启示也是很有意义的。它会在揭示病因机制的某些方面有一些作用。比如说像胡海岚教授团队，她们研究社会等级对抑郁症发生的作用，就建造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动物模型。那么像这种也是对这个疾病认识的一个推进。
所以类似这样的研究，虽然不能说我们找到了这些人类精神疾病的真正的病因，但是对我们认识这些疾病是有推动作用的。
主持人：尽管有如此多样的、非常大的困难去研究这些精神疾病，最近几年精神疾病研究有什么新的进展吗？您觉得比较有潜力的精神疾病相关研究方向有哪些呢？
崔老师：我个人认为把已经发现的这些精神疾病的生物标志物，在临床上进行验证，可能会比较有价值。因为目前国际上发现的精神分裂症的生物标志物大概有400多个，包括它的易感基因、易感位点等，双相障碍相关的也有将近200多个。
这些发现有些是值得在临床上去验证和应用的。我们不仅仅是在老鼠层面上去翻来覆去地做，或者在动物模型上翻来覆去地做，我们可以把一些有前景的，尤其是对患者无创的，或者是没有伤害的，可以在临床上进行验证。
我们团队在承担了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精准医学项目以后，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把一些过去自己发现的，还有其他团队报道的这些生物标志物在临床上进行验证。我们发现一些令人兴奋的东西。所以这些可能也是以后的一个方向。这个困难就在于基础科学家他们缺乏临床的资源，也缺乏对疾病的真实的感受。
而临床医生又缺乏基础研究的一些相关的基础。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基础和临床之间的间隙，我们不能说鸿沟，就是一个间隙。能够既了解疾病的临床特点，又能深入从事基础研究的团队比较少，因此基础研究发现的大量生物标记物，无法在临床上得以验证。
我们团队在这两年中采集了包括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和健康对照在内的2000人的多模态的数据。多模态是包括哪些呢？多模态包括磁共振，脑电生理，还有他们血液相关的生物学样本，以及外显子组和甲基化组的这些数据。
那么这些数据我们在综合分析它的时候，就有了一些新的发现。比如说过去我们发现的一些生物标志物只是一个p值，就是p小于零点零几。我们认为这个生物标记物在精神分裂症中有阳性结果，比如某一个脑电的指标在精神分裂症中有阳性的结果，但是对于每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缺乏认识。
我们有了这种多模态数据后，我们最近发现了一些电生理的生物标记物，我们也看到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波形和其他疾病不一样，而且正常人的波形是怎么样的，精神分裂症的波形是怎么样的也有一定规律。然后我们就去检测新病人，发现能够验证我们的这种结果，这样这个指标就有可能帮助临床医生区分精神分裂症，这样的研究还是非常有趣的。
我所在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是一个很大的临床医院，同时我所在的上海市重性精神疾病重点实验室，有非常好的基础研究平台，得益于我们医院的这种资源，也希望今后我们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03、冥想对精神疾病的调控
主持人：您刚刚提到目前对精神疾病的治疗大多是药物治疗是吗？近年来冥想被认为可以去减轻压力、焦虑等负面情绪，而且还有研究表明说可以增强认知能力。据您的了解，冥想对精神疾病有预防和治疗的效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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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老师：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主题，因为20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重性精神疾病的发病机制和生物标志物，也看到了在这个领域中我们目前所遇到的困难和无奈。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我们有一个方法去帮助大众预防精神疾病，或者是缓解精神症状，该多好呢？所以在2013年，我在上海交大文理交叉和医工交叉两个重点项目的资助下，就开始研究冥想的脑机制和分子机制，以及它在一些精神疾病中的应用。
冥想这几年大家还是知道的比较多了，尤其是正念冥想。科学研究也很多，2019年相关的研究论文就有700多篇。
但是我在2013年申请这个课题的时候，很多人对冥想还不太认识，有的人说它是不是禅修，是不是佛教，甚至还有些人认为它是不是挺神秘的。其实这说法和我之前的认识也是一样的。2007年我在美国耶鲁大学做博后的时候，我所在的是一个分子遗传学的机构，当时我们实验室有一个泰国来的博后，他准备做冥想对基因表达的影响。我想这东西还能影响基因表达吗？我那个时候是一点不懂冥想，甚至对佛教也是一无所知的。
当时我对他的研究也没有在意。到2013年，很巧合的机缘下我结识了一些藏地和汉地的高僧大德，他们给我传授了一些冥想的技巧。我跟着他们学习冥想，我发现非常的受益。所以也就在交大两个重点项目的资助下，开始研究冥想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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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所以冥想是有一定的生物学基础的？
崔老师：对于冥想，关于它的生物学基础的研究其实已经很多了。最近我和第二军医大学心理系的蒋春雷教授共同主编了一本书，叫做《冥想的科学基础与应用》。这里边就很系统地把目前国际上对于冥想的生物学机制的研究做了详尽的介绍。冥想不仅对脑功能有影响，而且它对脑结构都有影响。就是说冥想训练甚至还可以改变人的脑结构。关于它的作用也有很多研究，比如说首先它对注意力的作用，它能够增强人的注意力，而且对情绪调控的作用，对睡眠调控的作用。另外，我们团队发现除了这些作用以外，它还能够干预人的代谢、内分泌，它能够改变很多人的生化指标。
在我和美国的贺斌教授（原来他在明尼苏达大学）和上海交大童善保教授共同研究了一项冥想调控心电和脑电的交互作用的一项研究。我们发现冥想在心电脑电交互和脑网络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都是它的生物学机制研究。此外我们课题组还研究了冥想对蛋白质组学的作用，发现它对免疫相关的、糖脂代谢相关的和心脏保护相关的这些蛋白，都发生了影响。
主持人：像我们刚刚提到冥想可以去缓解压力、焦虑等负面情绪。相较于精神疾病药物治疗方法，冥想对于精神疾病的调控的效果如何呢？
崔老师：我们做了科学的实验，对一些长期用抗精神病药物但是幻觉妄想仍然存在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们给他进行了8个月的冥想训练，发现妄想和幻觉这些症状都有所改善，我们也在国际上发表了学术论文。但是冥想现在仍然不能作为精神疾病的一个主要治疗方法。不是说冥想没有作用，而是因为每个人进入冥想状态的程度和时间并不一样。有些人可能他确实像我们看到的在那打坐，但是他的意念还在纷飞，他并没有进入冥想状态，那么这样肯定它效果就比较差。
此外，冥想训练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说如果不能坚持也不行，这就是它不如药物来的那么快。但如果说一个人长期训练，并且有好的方法和好的老师指导，那么冥想对改善精神疾病是有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可能比药物的作用还要好。我在最近的一个案例中就用冥想治疗一例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没有用药，他的精神病性症状消失了，而且现在半年过去了，也没有吃药，目前还没有复发。我们这个案例还在跟踪中，所以如果说是能够坚持，而且有正确的方法进行指导，冥想对精神疾病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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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您可以具体和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实验室近期在做的相关研究吗？
崔老师：我们做了两大块，一块就是冥想的生物学机制研究。我们是2016年开始的，我们到藏地去访谈了500多个人，其中包括150多个僧侣和300多个当地的健康对照。在访谈过以后，我们筛选出来85个平均的冥想时间在19年以上的僧侣，还有和他们在生活方式、饮食等等相匹配的大概57个健康对照。我们采集了他们的脑电信号、心电信号，然后采集了他的血液样本以及他的生化指标等等。
回来以后我们分析了这些珍贵的资料，做了他们的脑网络分析。我们发现，一个是我刚才提到，就是心电和脑电的互动，大脑对心跳的影响是通过θ波网络重构完成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冥想其实并不是我们说的放松。在冥想的过程中，他的一些高频脑电波是活动的，所以这说明它是一个警觉的过程，并不是放松的过程。这和冥想的定义也是相关的，所以我尝试着对冥想做了一个定义，就像刚才说的，冥想是通过止和观的精神训练而达到的某种平和、觉醒的状态。所以冥想它是通过对注意力的调控而发生的作用。但是注意力的调控也非常有趣，对于一个初学冥想的人，我们发现他的大脑的变化是在他的前额叶，他的前额叶活动比较明显。但是对于一个长期冥想的人，前额叶反而没有激活，而是他的皮层下的一些核团激活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冥想长期训练可以使人达到一种自动化的状态，大脑不用太大的力量，不用太多的注意，就可以进入这种状态。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一种入定的状态。
进入这种状态以后，很多精神疾病就解决了，精神疾病症状就消除了。那么我们曾经请来过一个僧人，他有30多年的禅修冥想的经历。我们把他请到实验室来以后采集了他的脑电。
我们当时给他做了任务态，即我们让他在屏幕上出现的x和y中，跳出来x的时候数x而忽略y。然后我们记录他的脑电。之后我们就给他戴上耳机，告诉他不确定什么时间会有枪声，但是忽略这个枪声，继续数屏幕上的x。当我们发现给他枪声的时候，他脑电波一点都没有变。
我们知道一杯咖啡都可以改变脑电的信号，他在数x的时候有枪声在耳朵里响都没有改变他的脑电信号。所以可想而知，我们说的这种定力也好，注意力也好，这种入定的状态也好，冥想对大脑的功能，我们从这个实例上也可以看到。
我们知道冥想有这么好的作用，我们就把它用在病人中了。我们做了一个随机对照临床研究，选了60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然后我们把他们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接受8个月的冥想训练，另外一组接受8个月的医学教育。8个月以后，我们发现这两组在症状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接受冥想训练的人，他们的PANSS（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一种用于测量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严重程度的医学量表）评分分数都降低了，和接受医学教育的有明显的差异。说明冥想训练对精神分裂症的患者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04、答读者问
主持人: 那么我们的一些读者对相关的研究方向也是非常的感兴趣。今年2月份的时候，我们的作者撰写了一篇科普，名字叫做《冥想如何改变你的大脑和身体》，这篇文章也引发了我们读者朋友们的积极讨论。大家有一些比较关注的问题，崔老师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解答吗？
崔老师：可以。
主持人：那么冥想和我们平常所说的发呆、打坐有哪些方面的区别呢？
崔老师：打坐和冥想不是一个概念，当然它们也有很大的联系。打坐指的是用七支坐法来进行冥想。冥想是通过止和观的精神训练而达到的身心和谐、安定、觉醒的状态。那么我们说的冥想它既是方法也是一个结果。方法就是你用什么方法去进入这种冥想状态，结果就是你这种冥想状态是个什么样子？所以冥想和打坐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冥想一般来说分三个步骤，首先就是选择一个姿势，比如说打坐，双盘，这是一个姿势。选择完姿势以后要调整呼吸，调整完呼吸再调整意念。调整意念的时候，就进入了我们说的止和观。
所以在冥想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也可以不用打坐的姿势，你可以用其他的姿势。比如瑜伽、太极中也有很多的冥想，我们叫它运动中的冥想。还有一些冥想，它是站姿，比如说站桩，这也是冥想。
那么打坐也是冥想的一种，所谓打坐就是你不仅要这样坐，你还要打。“打”是去干一件事，那么在“坐”的过程中你干什么呢？你就进行止和观的训练，这时候就把它叫做打坐。所以你说打坐是冥想，这是对的。但是你说冥想是打坐，这个就稍微的不能够那么完全涵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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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市面上有好些种冥想，它们是不是都具有科学性呢？
崔老师：现在确实市面上有很多种冥想，不敢说都有科学性，但是很多在不同程度上对大众还是有帮助的。比如说 卡巴金教授的正念减压疗法等等这些我觉得还是具有科学性的，是也经过了很多科学验证的，是比较好的。
那么我本人做的冥想训练是比较传统的冥想，我是用七支打坐冥想。这种我比较推崇是因为七支打坐冥想本来坐姿对人身体就有好处。尤其是我们现代人窝在沙发上，窝在床上，靠椅上上，这样久坐对身体对脊柱都非常的有害，影响我们的健康。
很多抑郁症的患者他们也都有脊柱的问题。打坐冥想是让脊柱拉伸，身体在一个比较正确的姿势下，长期坚持本身就对身体有好处。所以我推荐的是七支打坐冥想。
但是这些必须要好的老师指导，否则会在打坐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坐姿不正确，反而会损害腰腿；没有及时地盖毯子或者避免风口，它会使关节受凉等等。当然我们马上出版的《冥想的科学基础与应用》，会详细的介绍目前主流的冥想流派和方法。
主持人：崔老师刚刚也给大家分享了很多您进行冥想以及从冥想中获得的益处，您有没有带领精神疾病患者进行冥想训练，改变大脑的经验？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相关的故事吗？这其中有什么难忘的事吗？
崔老师：我自己也做冥想的训练导师。我们在给抑郁症患者和睡眠障碍患者做冥想训练的时候，确实也有很多的故事分享。
其中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个中学的校长，他长期失眠，长期依赖于促眠的药物。他说他有严重的睡眠障碍，来参加了我们8周的训练。在第4周的时候，他就很高兴地告诉我说，“我过去全家九点必须上床，有一个人在床下走动我都睡不着，而且我折腾到一点都睡不着，很痛苦。
现在我不仅能睡着，而且我在靠马路的房间都能睡着了”。当时我确实很诧异，因为我本人没有睡眠障碍，也不知道冥想对睡眠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一个例子。后来我们做过几次睡眠障碍的培训班，发现大家都有多多少少的进步，有很多失眠的患者都去掉了促眠的药物。
另外一个小故事就是有一个首发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冥想治疗，一共做了两个多月，大概一周一次。9次左右时，患者严重的妄想消失了。而且更令人不解的是患者突然会画画了，他画的画比我画的还好。他现在病好了，而且在淘宝上开了一个画室，给别人做漫画或者是网络其他画的插图。
05、嘉宾的心路历程
主持人：我们可能还想再了解一下您在科研道路上的一些心路历程。在科研道路上大家难免会感觉到压力。您觉得冥想是一个帮助大家缓解压力和更好地进行科研的办法吗？
崔老师：对，非常好的方法，可以说冥想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如果你问我现在在科研上有什么压力，我觉得科研是一个让人非常愉快的事情，因为你在不断地探索新的东西，你在不断地揭示真相，接近真相，这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所以我并不感觉到有压力。
如果说是有些人觉得科研有压力，可能是因为文章发表不了，项目申请不到，职称评不上，毕业证拿不到这些。但是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说也不是压力，因为我觉得这几年的冥想训练让我的感受力、觉知力增强了。
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很少去思考，而是凭着一种直觉，这种直觉帮我很快地找到事物的核心，找到解决办法。同时长期的冥想训练让我不紧张、不焦虑，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场所，什么样的状态下，都不紧张、不焦虑、不恐怖。比如说上一次我去科技部重点项目答辩，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比较紧张的事情，但是在答辩之前我大概冥想打坐了40分钟，然后就去答辩，一点都不紧张，也不焦虑，而且对答如流。
这可能就是长期冥想训练，让我的心变得比较沉稳。另一方面恐惧心少，焦虑心少，这些我觉得都是益处。对于一个科研人员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科研人员被职称、被学位、被项目和文章困扰，这会影响你对真相的探索。
主持人：崔老师您在科研上也达成了许多成就，您是我国最早运用基因表达谱芯片，寻找精神分裂症相关基因的人之一，也发现了一些精神分裂症新的易感基因。2005年还获得了上海市高校科技发明创造奖，2018年度的时候获得了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称号。您是如何取得这些成就的？有什么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崔老师：成就谈不上，其实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我和咱们国家许多在脑科学有成就的人相比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也是经历了博士博士后，还有现在也是导师这样的一个历程。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最受益的就是我做任何事情都非常地投入，我会杂念比较少。练习冥想之前虽然比现在杂念多一点，但也是相对少的。
当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全力地投入，我会很少瞻前顾后。我觉得这是节省我们的大脑资源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现在的抑郁症、焦虑症可能都与我们考虑的事情太多有关系。当我们在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较少地去瞻前顾后的时候，就会把脑的能量省下来去做想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听说我的一个博士生担心毕业哭了两个小时，那么有这两个小时可以看多少文献呢？所以说我们如果对自己的焦虑恐惧，能够降到最低，那么我们成功的几率就会更高，而且我们会变得很轻松很自在。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投入地去做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另外是努力和刻苦，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能够轻轻松松随随便便的成功，不管你是多聪明。所以努力和刻苦也是对我非常受益的一件事情。即便是现在我每天也只睡四五个小时。
主持人：我相信在科研道路上，就关于科研本身以及个人的身心，您一定也遇到过一些困难，你愿意和我们分享一下您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吗？您是怎么样去解决它们的？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成就本身，您认为在科研过程中还得到了哪些收获呢？
崔老师：首先说遇到困难，我是怎么克服的。我想和年轻的学者分享一下，遇到困难怎么克服，尤其是在校的博士硕士生。我可以举我一个例子，就是我在上硕士的时候，我当时要做分子克隆，但是我当时的基础非常得差，实验室的条件也很差，我自己认为我是有一种非常大的钻研精神的。
我在网上查各种书籍和资料，找这些相关的专家。我甚至就在《基因工程》这本书上发现它的作者叫吴乃虎教授，我竟然找到了他的实验室，约了他。
另外我后来在做分子克隆的时候总是做不出来，我给试剂盒的厂家打电话，给他的总代理打电话仍然找不到，然后我又找到了吴教授他的一个博士，然后反复地去询问，最后找到了解决方法。其实这些教授我都不认识他们，这就是一种钻研精神，我觉得可能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用这种钻研的精神来支撑的。
另外一个就是我也有信心，无论我遇到什么困难，比如说这个实验结果不出来，或者有困难，我都会有信心，我不会失望，我不会打退堂鼓，我会一直坚持下去。但是有种坚持我又不赞成，就是在一个失败的地点，你反复地重复，我不赞成这样子。当我几次实验做不出来的时候，我就停下来，我一定要找原因。有些人告诉我分子生物学实验有时候没有原因，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是一定有原因的，只是我们没有找到。所以我一定会停下来找原因，然后再继续做。一个就是坚持，再一个就是信心，还有就是钻研，这是我克服困难的方法。
其实我的经历非常的艰辛和曲折，我是没有上过高中，所有的硕士、博士，到耶鲁大学做博士后，一路走来，基本上都是在自学的过程中。所以这里边的各种艰辛肯定是很多的。那么对我来讲，投入、坚持、钻研，还有自信、乐观，这五个词对我们做科研、对人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是我很受益的。
主持人：崔老师可以谈一谈您对我们新一代脑科学研究人员的期许吗？您觉得现在脑科学研究还有哪些方面需要继续探索吗？
崔老师：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可能个人的水平没有办法这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是我可以尝试着说一些自己的想法。我觉得目前的科学进入了一个比较狭窄的峡谷，我们的很多科学家和一些年轻的学者，他们被科学所限制。现在的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快成宗教了，就是唯科学论，他们认为只有实验重复的东西才叫科学，深入到某一个基因，某一个信号通路，这才叫科学。其实我觉得应该跳出来，应该在更大的空间和时空中去探索。比如说现在的科学家应该有哲学的知识，应该有文化的底蕴，有这样的铺垫，可能你的眼界会更宽阔一点。
对于精神疾病可能是我们的观念要改变。除了我们期待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更加应该的是我们的观念要转变。比如说我认为人是分物质的人、能量的人和信息的人。如果我们没有能量只是物质，那么人体和尸体也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说如果是不从一个很整体的很大的角度来做脑科学，就会陷入到科学的峡谷。
精神疾病现在之所以我们没办法根治它，是因为我们在物质的人层面去治疗能量和信息的疾病。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根治精神疾病。所以我期待我们新的年轻的这些学者们，除了在你的领域中探索以外，应该去交叉去扩大自己的知识面，甚至要在更大的空间维度上去认识世界。
主持人：好的。真的非常感谢崔老师的分享。我们今天也学习到了很多，不仅是精神疾病以及冥想调控作用相关的知识，还有您作为脑科学研究者的经验还有建议，真的非常感谢您。我们本次连线就到这里，谢谢崔老师，也谢谢大家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