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炮制出一位不存在的作家——波尼，我还要虚构波尼的一生并借此作为“我”的一项学术研究获取课题经费。在“我”自己本人的世界里，一切都还是半成品，“我”没有一部像样的作品，而波尼将是“我”最完美的作品。

波尼，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在各种身份间流亡：在诗人和作家之间、在拉美和西班牙之间、在死亡和失踪之间，在可能和不可能之间——如作者在文学写作者和研究者的夹缝间的流亡，将狭窄的边界当成她宽阔的王国来生活。借由“我”来拿起手术刀，在各种对立面中剖析自己、剖析波尼、剖析文学……

伪人

赵彦

本文节选自第二章，全文刊载于《花城长篇专号》2020春夏卷，责编许泽红，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即可购买纸刊。正文插图 | Christian Santiago

不用我主动去找他，我邻居也会经常邀请我去他家。他和我一样觉得我们很谈得来。他听说我正在研究一位不存在的作家后起初很起劲，因为他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热情投注到一个假人身上，以及为什么居然还有部门会批给我研究经费。他世界的建筑材料是一些事实，一系列的发生过的现实，而不是一些杜撰出来的故事。他那座务实的大厦想象的曙光照不进去。因而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把我的燃烧到波尼这座海市蜃楼里。他所工作的档案馆里有成千上万个故事，成千上万个人，成千上万件事实，但每一件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有切实的座标。所以那他片大陆构架结实，边缘清晰，层次分明，此外，时间也不会成为干扰他的一个因素，他那里的时间非常确定，都是过去时。可在我这里所有的时间是缠在一起的一个线团，我用它们织啊织啊，直至织出我的波尼来。所以我的波尼有时候让我头疼。

我邻居是个不折不扣的技术男，专业使然，他懂得各种档案保存技术，比如纸张的防腐问题，各种黏胶的化学组成成分，档案的几种装订形式。最近听说他迷上了三D打印。因为这门技术事关未来，比方说，如果掌握三D打印，一些档案修复难题就可迎刃而解，无须再像过去那样对一些纸张残片进行复杂的粘贴剪辑，尤其是一些特殊档案，比方说像瓷片那类东西，残片从打印机里输出来既真实又可节省时间和人力。因而他这段时间正在研习几个三D打印软件，他刚刚把Repetier-Host和ReplicatorG弄明白了，现在打算实际操作一些案例。我对这些一窍不通，完全是门外汉，尽管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科学家，物理学家，至少得是个小有成就的理工男，但这么多年的文学教育，尤其是硕士和博士阶段的论文写作把我的脑子用坏了，现在文学之外的理科世界和我的关系就成了这样一幅画风：天文学是我的每日天气预报和手机上的占星软件，物理学的意思是家中包括电灯在内的几只电器，化学是厨房里的各种调料和洗衣机里的洗涤剂，生物学是墙角的几只蟑螂和蚂蚁，医学则是我反复交替的腹泻和便秘。

我邻居尽管是更高级别的理工男，或者科技男，但他仍有一个低级的爱好——像所有的男人那样喜欢各种修理活，因而我每次去他家除了听他偶尔谈论一些三D打印新技术外，经常会被他家各种造型的工具所吸引。除了卧室和厨房他们几乎每个地方都堆着不同功能的工具盒和工具箱，阳台最多，从地面一直垒到了天花板，盒子的种类也千奇百怪，视分类而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造型。要说可能盒子本身就构成了工具的一个品种。我猜他可能有这个瘾。我是说，只要是工具，或者是被他视作工具的物件他都收集，我亲眼见过他曾在楼下用两根手指头将地上的一枚铁钉模样的塑料条夹起来放进大衣口袋里。他家有好几盒不同型号的铁钉，两箱各种材料长短不一的软管，另外就是数不胜数的有各种结构和产自不同国家的刀具和扳手。在这样的丰沛的工具条件下，你在他家找不到一片破损处，所有有缺陷的地方都被他用工具消灭了，各种方式，各种材料，以及他罕有的耐心。不过他有一个最大的破洞补不了：他的婚姻。他好像结婚后没多久就离了，离婚原因不明，不过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意外，考虑到他是某种体液恐惧者又是洁癖患者的条件因素。除此之外，他身上的一切与他的爱好特长是相符的，他在档案馆里最初的职务是档案修复员，后来升到了一个科室的负责人，现在是负责技术的副馆长。

说实在的，坐在他们家这个充满了金属和各种塑料味道的空间里我有点乏味，因为这些工具箱工具盒让我有一种感觉，它们都在等着收拾你：那些钉子等着嵌入你松开的骨缝，那些改锥等着拧断你过于东张西望的脖子，那些绳子等着捆绑你总是盲从别人的手脚，至于那几把型号不一的锤子，光看着它们就让人紧张起来。他们家的这些物件会让你产生严重的自我怀疑——和你在医院里感觉不一样，医院让你觉你得某种生理的、物理的构成，至少还是个人类，这里则让你觉得你不过是一个机械制品，你之所以总是异想天开就是因为你的脑瓜子缺少一把改锥与一颗钉子的合作；你总是抑郁就是因为皮肤缺少滚烫的焊枪和锡粒和融合，因痛苦已经在你的皮肤上拉开了裂缝……越机械的东西就越是精神的！我觉得我这样想是因为正在构想我的波尼的缘故，在我邻居家的另一边，对门，我所有的日常 活动都事关精神和情感，事关我矫揉造作鹦鹉学舌般枯燥的文学研究活动。我邻居是处女座，因而他对修理、修复各种破损的东西的爱好就是拜这个星座完美主义理念所赐，与之相适应，正确、整洁、齐全就是他生活里唯一的律法，在这个律法的统治下，也可以估料到，他的想象世界和抽象世界一片哀鸿。但我邻居不会同意我这么说。实际上我也有那么一丁点儿处女座情节，我能对读者说我是月亮处女座么？我虚构波尼，虚构这样一个文学考察和文学研究活动也是拜我完美主义和嘲讽本性所赐——尽管那名夜大毕业生已经给我的工作作了具体的定性要求——我做这一切是为了让我们人类精神世界更圆满。一旦这样想，我就觉得我与我邻居走得很近，一个太阳处女，一个月亮处女，我们俩在一起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自成体系的太阳系。我邻居家从格局布置到装饰都非常“太阳处女”，在任意一个角落你都可以看到某种或隐或显的秩序，比方说，尽管有这么多盒子和箱子，但每一只盒子和箱子的表面都擦得干干净净闪闪发亮，墙壁上没有一个斑点，地板上没有一根头发，桌面亮得可以看见它里面的原子……因而每次去我邻居家我有点紧张，我总是要拾掇齐整之后才进去，我甚至会换上西装戴上领带。进门前我会把衣领上的发屑预先弹干净，同时还要用手哈一哈气以便判断嘴里是否有味儿。坐他家我也不自然，尽管话题让我放松。我会把腿规则地叠交在桌子下面或者沙发脚，尽量忍住嗝和咳嗽，放屁则几乎是被我严厉禁止的事。有一次我真的有那意思了，为了防患于未然，我及时冲到厕所打开门坐到上便器上，嘴里大声地叨咕着我们刚刚在说的事以便掩护我肛门有可能的歌唱，完事后我还冲水并盖上马桶盖。就这样，我以一系列麻烦的身体运动杜绝了我的身体寡廉少耻的自动声音以及它有可能发出的令人尴尬的气味。我在我邻居家喝茶时也会尽量不让唾沫沾上杯沿，交谈时控制着嘴巴张开的尺寸，以免把唾沫星子什么的留在他们家任意一个地方。就是这样我还乐意去他家拜访他。因为这是我主要的社交了。在这个小区里，我邻居是我唯一值得交往的人。因而我在他们家做客时画面一直是这样的：身体上非常紧张，思路上极其开阔。我可以谈我任意想谈的话题，甚至是波尼，因为我邻居偶尔的沉默和偶尔有节制的回应即可以让我过谈话的瘾又能收到恰到好处的建议——毕竟他不像我其他那些愚蠢又俗气的小区邻居。我自己家里几乎没有什么人会来，我的同事从不来做客，我的熟人大部分都很知趣知道我家是禁区，我哥哥一家不会来，我妈妈只来过两次之后就再也不想来了，一个几乎得了厌女症的人也不会有什么姑娘追上门来的。我家里几乎全是书。我本科学的是文学，硕士是汉语言文学，博士是拉美文学，这就注定我家有很多文学类的图书，除了书房里的四面墙，还有地上堆的，阳台上挤着的，厨房里的一只断了一条腿的藤架也是用书垒平的……此外我还在很多地方让书派上了实用性的用处。月亮处女让我对秩序和整洁的热爱又隐性又节制，但我挑剔的一切都仅限于抽象王国里，因而你在我家你永远见不到秩序这名执着的在岗警察，整洁这名警察也不会来我们家值班，在各种清洗工作中是诗人在那里主持日常事物。因此我家具用的全是原木色，这样好使我自己和其他拜访者观察不到家具表面的那些灰尘（所谓的拜访者最多只是几名送外卖的或者查水表和电表的物业），此外，我家简直杂乱不堪：墙上画满了东西，一些相框，几段绳子，随时写下的一个书名或几个句子的便签条，一只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不会走的钟……我妈妈家里有那种她喜欢的刻意做出来的过气的文艺气息。我妈妈经常会在床头柜上摆上一只没有没有琴弦的袖珍小提琴或音乐盒之类的旅游纪念品来显示她的品位，生怕别人不知道她过去从事音乐工作并且去过某个地方。她还把她那两个自称最有出息的学生的照片放大挂在客厅的墙上。她那架老式的已几近瘫痪的脚踏风琴则荣幸地成了她宽大客厅里的主角。这是与她相伴了二十多年的伙伴，因而在退休时学校将它作为一件退休礼物把它送到了她家里。为了让它享有它所配的尊重，我妈妈不惜给它摆上各种它承受不起装饰品，包括一块白色的镂空针织防尘尼龙布。

我与我邻居所任职的单位本质上也都是一样的，档案馆是保存和保管已发生过的现实，我就职的研究所是收集、评价、分析已发生过的事实并把它们抽象出来成为某个系统和某种理论，原则上我们是他们的上游。此外，我至今还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多年前那名大学招生办的工作人员不弄错我的档案我会不会去研究外星人或者某种分子生物学，拟或量子力学？甚至去建造一座真实生活中的亚力山大图书馆？我当时同样对建筑设计之类的领域感兴趣。我本来平衡得很好的理性和想象力因为那名招生办事员的工作失误不得不此消彼长，现在我往另一条路越走越远了，我踩着想象的溜冰鞋在虚构的悬崖上等着下坠，但我没能成为一名我妈妈想要的作家，没能成为波尼和波尼的同行，我甚至没能成为像我妈妈那样的对言情文学情有独钟的文学爱好者。我成了一名伪人制造者。

康复后我去了一趟单位。我把波尼的研究成果梳理了一下，然后提交了这个年度的研究总结报告。发现我写的是几乎是一部传记，配上那些身体部件的隐喻文章尽管不伦不类，但至少可以充字数。不会有人注意的。不会有人读我的研究成果，也就是我的所著作，如果我的编辑也是个混日子的货色的话，他（她）可能几乎不会看稿子，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这类书只能通过合作出版的方式面世，我们写书由项目经费支付一切费用，出版社给书号并负责把印好的书送到我们手里。尽管在国家图书馆系统里可以查到我们的著作，但不会有人读我的书，哪怕是一名真正的文学爱好者。不会有人能透过我戏谑的方式读到那些对他们真正有用的东西的。就像不会有真正的驴友将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当成一部旅游指南，不会有福楼拜的粉丝把《福楼拜的鹦鹉》当成福楼拜传记拟或一些自然爱好者或博物学家把这本书买回家来充实他们鸟类学书架。同样的误读还会发生在《哈扎尔辞典》和《米沃什词典》这两本书上，谁真的能通过那些词条去认识了哈扎尔那个假地方呢？沿着米沃什的那些字母去的也只会是他黑洞般的诗人的记忆库，他的一旦肉体消失就会全部带走的矛盾的私人王国。罗伯-格里耶的《纽约革命计划》对我们来说是个彻头彻尾的诡计，如果历史爱好者试图从中找到一些因果论或者革命启示或者对纽约这座城市感兴趣注定要对这本书失望。《2666》更为离奇，全书没有出现过一次2666，没有人知道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如果有读者提出作家曾在他的另一部小说《护身符》里提到过2666年的坟墓，也不能证明作家为什么要把这本书取名为“2666”以及2666在这本书里的意思……作家们有时候就是一群淘气的孩子，并非每次都会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读者，他们经常以诡计的方式来戏弄那些不开窍和缺乏耐心的读者。像我这类甚至都算不上是作家只是一个一文不名的文学研究者就更有理由去捉弄一下读者了，反正不会有人读我的书，至于捉弄那名夜大生则几乎是我不可推卸的使命——为什么从古至今一直会有业余者混入我们专业队伍充当我们的领导决定我们的学术和作品命运呢？当然，不仅学术圈如此，作家队伍也是如此。我宽裕的研究经费里还包括了给我邻居做各种打印试验，因而实际上我邻居与我已经组成了一个绝佳的制假团伙：一个在文字上造假，另一个在形象上造假——只要把波尼打印出来，没有人不会相信他是个假人。波尼不是“假”而只是失踪了，而失踪的理由是因为一个真人无法在假世界生存。

……

【未完待续，《伪人》刊载于《花城长篇专号》2020春夏卷，责编许泽红，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即可购买纸刊。】

作者

简介

赵彦，1974年3月生，1995年开始在《小说界》《人民文学》《大家》《上海文学》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有多篇小说收录于《“七十年代以后”小说选》，出版《我们都是二手动物》等。现为西班牙康普顿斯大学拉美文学在读博士，大益文学院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