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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时代，地理分隔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天然屏障，而商品贸易则是突破这道天然阻隔的重要方式。贵州古代交通闭塞，但却从未与外界隔离。借助着商贸的力量，贵州与外界进行着长期而又密切的交流。来往贵州的湖广、江西、福建、甘陕、四川等地客商，抑或溯赤水河、乌江、锦江、㵲阳河、清水江、都柳江等水路而上，抑或顺湖广通云南、四川通广西的驿道西进和南下，他们像不绝如缕的蜜蜂，兢兢业业往来于这些并不容易的道路上，既给贵州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也带了丰富多彩的客商文化及会馆建筑。

石阡万寿宫（右）与禹王宫（左）。（黄树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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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商帮中，以“右商帮”影响最大。“江右商帮”即赣商，是中国明清时期兴盛一时的古代商帮。因坐拥长江水运之便，普遍活跃于中国南方长江流域 “万寿宫”是“江右商帮”在一地兴起的标志。

万寿宫即江西会、豫章会馆。血缘、地缘和业缘是中国人的三大关系。如果说祠堂是维系家族血缘关系的纽带，那么会馆就是维系同乡人地缘、业缘关系的场所。人们在会馆进行观戏、会友、议事、祭祀、慈善等活动，既可以在异乡找到乡音乡愁，又能在人地两生的他乡互帮互衬、紧紧抱团。因此，会馆除了上述实用功能外，往往还是商帮势力与实力的象征，故流寓、商人均十分重视会馆的建设。有的地方，除了省级同乡会馆，还有府、州级同乡会馆，如黄平旧州仁寿宫即为江西临江府的同乡会馆。也有的会馆并非同乡筹建，而是多地联合建设，如贵阳的“北五省会馆”，即为冀、鲁、豫、秦、晋移民共建的会馆。经济实力雄厚的商帮，会馆往往规模宏大，建筑精巧，功能完备，成为一个地方的重要活动场所。

万寿宫是“江右商帮”兴起的标志。古有云，“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图为石阡万寿宫戏楼。（黄树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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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现存会馆之规模最大者，当首推石阡万寿宫。石阡万寿宫又称豫章合省会馆，位于石阡县城，由旅居石阡的江西人始建于明代。石阡万寿宫坐东朝西，分别有左、中、右三条轴线组成三进院落，左为圣帝宫，右为紫云宫，中为万寿宫及戏楼，周围以高约14 米砖墙围护。万寿宫正门开于东侧，为六柱三间三层三重檐砖石牌楼式大门。二层中部竖向楷书阳刻“万寿宫”3 字，两侧砖雕“八仙”人物图。大门两侧砖雕 “龙”“凤”图案。大门之后为门房，一楼一底。进门院落左侧为二层戏楼。戏楼两侧为二层廊房， 南接门房， 北接紫云宫。正殿面阔三间，通面阔14.08 米，进深三间，通进深9.61 米，穿斗抬梁混合结构硬山青瓦顶。正殿南侧山墙上嵌清代重修万寿宫石碑2 通。圣帝宫坐东向西。由牌楼大门、钟鼓楼、过厅、正殿等组成。

下司古镇禹王宫。（下司古镇景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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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石阡万寿宫隔街相邻的为禹王宫。禹王宫为湖广会馆，又称水府阁。始建于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清朝年间相继维修增建，坐北向南。有牌楼式大门、戏楼、过殿、正殿等建筑。占地面积约1540 平方米。内有石、砖、木雕刻图案多种。牌楼大门坐北向南。砖石质，四柱三间三层二重檐牌楼式，通高10 米。石库门宽1.78 米，高3.4 米。二层中部竖向楷书阴刻“禹王宫”3 字，两侧为砖雕“龙柱”图。大门两侧正面墙上有砖雕人物、动物等图案。

镇远万寿宫是一组具有典型江南风格的封火墙式四合院建筑群。（杨兴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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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镇远古城与青龙洞共处一隅的万寿宫，也是贵州现存较大的万寿宫，为高封火墙围护的三进院落，从南至北有山门、宫门、戏楼、东西厢楼、杨泗将军殿、客堂、许真君殿、文公祠等建筑，皆清代晚期所重建，惜许真君殿已毁。青龙洞万寿宫一改贵州传统建筑依山拾级而上的做法，采取平行于等高线布局的方式，既节约了投资，又使得富有韵律的封火山墙成为临江一景。值得一提的是万寿宫戏楼的木雕，其人物、花草之精美，除赤水复兴江西会馆外，恐无出其右者。文公祠在“南府客厅”东侧高台地，北与“中和洞”相邻。坐东向西，面阔三间。檐下悬“文公祠”横匾。该祠供奉南宋政治家、江西吉安人文天祥。属江西吉安府人士专祀。

镇远万寿宫（杨兴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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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远天后宫也是贵州会馆建筑中的精品。天后宫由山门、正殿、戏楼、东西两厢、西院、东院（膳房）、梳妆楼等建筑组成。现存的天后宫，是经过咸同年间的战火之后，镇远知县林品南率福建籍商人捐资于同治十二年（1873 年）至光绪二年（1876 年）间重建。该建筑独特之处在于充分利用地形，将戏楼、正殿呈“品”字形排列，而非传统的“吕”字形排列。正殿面阔三间11.4 米，进深四间8.35 米，东西两侧各带耳房一间，面阔4.2 米，进深两间4.6米，正殿前为抱厦，与正殿、两耳房、四天井有机组合在同一围合院内，布局精巧，为贵州仅见。抱厦为重檐歇山顶，面阔三间6.4 米，进深三间6.1 米，双层飞檐，檐下为如意斗拱，正脊灰塑二龙抢宝。正面为细格镂花隔扇门。门前有石阶下至㵲阳河码头。

镇远天后宫内部。（杨兴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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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修建天后宫的林品南是福建福鼎秦屿人，镇远为官之后又历任贵阳知府、贵西道台、代理贵州巡抚，后卒于升迁帝师进京面圣途中。在镇远任知县的他没有忘记给福建老乡建一座家乡的祖庙。这让我们联想到在其他会馆的筹建中，各色商人、游宦们忙碌的身影，“桑梓”是他们挥之不去的人生情结，越是成功，越显强烈。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周起渭病逝于北京。这位参与编纂《康熙字典》的贵州人，遗嘱将其在京老宅捐作贵州会馆。嘉庆年间，贵州安平人陈法之孙在京捐宅建贵州新馆。光绪年间，贵阳人李端棻倡议捐建贵州南馆。经过几代贵州人的努力，到光绪年间，北京有贵州东馆、贵州老馆、贵州新馆等贵州会馆8 座，让身在京畿的贵州人也能感受到家乡的温暖。这是一种发自肺腑的家乡情结，是传统文化植入中国人心中的集体文化意识，不管离家多久，不管身处何处，不管命运多难，故乡永远都是难以忘却的精神家园。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的古代，会馆的确能给远方的游子带来一丝慰藉。游子们也会借会馆不断延续家乡的文化根脉，也许，这也是中华文化虽屡遭浩劫却屹立不倒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