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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文史天地》2013年第2期
作者：郭连保
戊戌政变过去了整10年，1908年的11月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辞世，3岁的溥仪登基做了新皇帝，他的父亲载沣——光绪的胞弟成了摄政王，光绪的皇后则被尊为隆裕皇太后。看上去过渡还算平稳，一班朝臣仍按部就班各司其职，上上下下也觉察不出什么异常。
但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却惴惴不安，他揣测戊戌年的那笔老账可能要被翻出来清算了，当年正是自己走的那步棋，导致了维新派的全盘皆输，把光绪帝给害得不轻，虽说得到了老太后的赏识，有了10年的官运亨通，可现今老太后死了，保护伞没了，载沣爷和隆裕皇太后会放过自己吗？他们要是把光绪10年蒙冤这笔账全记到我老袁头上，来个为兄、为夫报仇雪恨，我这脑袋肯定保不住了。
一番折腾之后，袁世凯收到了朝廷“著即开缺，回籍养疴”的谕旨。他明白上头给自己的处理就是个“双规”，即要他在规定的期限离京，到规定的地方呆着去。脑袋保住了，心里那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他发自内心地连呼了几个“天恩诚厚，天恩诚厚”。第二天，袁世凯又进了一趟宫，向摄政王“谢恩”辞行后，回到河南彰德府（今安阳）的洹上村住了下来。
不久，一本名为《戊戌日记》的小册子从江苏南通流向了市面，其作者就是项城袁世凯。《日记》全文三千六百多字，另附有一篇不到六百字的《自书戊戌纪略后》，既有人作序，又有人题跋，算得上一部完整的出版物。不用说，袁某此时抛出此《日记》的目的就是“以征事实而质诸词”，也就是说一旦有人拿戊戌一案向他问罪的时候，他就要拿这份当年所记的“事实”来为自己辩诬。那么当时的事实情况究竟怎样，袁在《日记》中又是如何记录这一“事实”的呢？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标志着维新变法的正式开始。但过了不到三个月，变法已处于不保朝夕之际。就当时的情势看，一批旧官僚因切身利益的被侵害，对维新派的一系列改革举措越来越不满，抱怨和抵制越来越强烈，双方的矛盾日趋尖锐。这些旧官僚频繁活动，要求太后再度出面“垂帘听政”。光绪帝已意识到了处境的危险，故颁密诏给新近提拔为军机章京的杨锐带出，要维新派妥筹对策。而维新派认为唯一可以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兴兵勤王”，保住光绪的帝位，确保改革的进行，于是他们制定了一个“杀荣禄、劫太后”的计划。
杀荣禄，是因为坐镇北洋的荣禄被维新派视为顽固派的代表人物，且听说他向慈禧献策，欲借阴历九月天津阅兵之机废弑皇上，所以必须将其除掉；劫太后，是因为慈禧一直把持实权，不把她控制起来，什么都干不成。但要搞这么大的动作，必须有军队的支持才行。在争取哪位军方实力派人物参与行动的问题上，维新派意见并不一致。在康有为的坚持下，最终确定了拉袁世凯。康主张拉袁是有其道理的。袁世凯曾积极参加“保国会”，一向倾向维新派的主张，他还曾向康有为表示，如有需要，当“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在康有为看来，在一批军队将帅中，争取袁是最有把握的。确定了拉袁的计划，接下去就有了维新派上密折保举袁世凯、朝廷越级拔擢袁和袁的应召进京，就有了谭嗣同临危受命、夜访袁世凯故事的发生。
有关谭嗣同密访袁世凯的故事主要有两个版本，一个见上述袁世凯的《戊戌日记》，一个见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按梁启超的记载，9月18日夜谭嗣同到法华寺密访袁世凯，问袁是否听说了天津阅兵之时要废掉皇上的消息，袁说是听到了一点风声。谭说现在皇上有难，只有你可以救他，你愿意救就救，如果不愿意就到颐和园去告发我，你可以藉此升官发财。袁正色厉声道，你谭某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你我都是受到皇上恩典的臣子，救皇上可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呀！
你有什么营救皇上的办法，快说出来听听。谭说荣禄密谋挟手中的兵力在天津阅兵之时废弑皇上，希望到时你能率部保护皇上，清君侧，肃宫廷，以建不朽之功。袁说如果皇上在阅兵之时迅速进入我的兵营，传令诛杀奸贼，我定当竭死力以效忠。谭又问袁道，荣禄一向对你不薄，到时你将如何对待他？袁先是笑了笑，继而怒目道，到时皇上若在我营中，那么杀荣禄就如杀一条狗一样。接下来谭又同袁就具体行动计划进行了研究，待一切商量妥当后才离开法华寺。
而袁世凯在其《日记》中则是这样说的：9月18日晚他正在灯下草拟疏稿，谭嗣同闯了进来，说有要事相谈，请入内室。袁屏退左右，将谭引进内室。谭先对袁一番恭维，接着话锋一转，说皇上现有大难，只有你能够相救。袁失色道，我世受国恩，正想图报，不知皇上有何大难。谭说荣禄近日献策要废弑皇上，你没听说吗？袁说荣相可是个忠义之臣呀，你说的那事肯定不存在，是谣言。谭说你对荣并不了解，他是个极其奸诈的小人。
你这些年干了这么多事，康先生和我多次在皇上面前保举你，就是因为荣禄的阻挠而使你得不到提拔，你这次能得到提升，那可是费了大力的呀。你要真心救皇上，我倒有一个办法。谭说着掏出一张纸片，上面写着：荣禄要废弑皇上，实属大逆不道，如果不马上除掉他，皇上不仅皇位不能保，就连性命也保不住。要袁20日到光绪面前请训时，请光绪当面付朱谕一道，令袁带兵到天津，见到荣禄，将其就地正法，并以袁代行直隶总督，传谕僚属，布告荣禄的罪行，封禁电报局，停开火车，随后率本部兵马火速进京，令一部包围颐和园，一部守卫宫廷，这样就大功告成了。如果皇上不听臣下的计谋，臣就死在皇上的面前，等等。
听到这里，袁世凯吓得魂飞天外，他追问围颐和园干什么，谭说不除掉慈禧这个老朽，国不能保，这个事情由我来办，你就不要多问了。袁说皇太后听政30多年，深得民心，现在叫我的部下犯上作乱，必不可行。谭说我已雇了好汉几十人，湖南那边也有一批义士将于近日抵京，除掉慈禧的事由我来办，不用你费心，只要你干两件事，杀荣禄、围颐和园，如果你不答应我，我就死在你的面前，你的性命在我手中，我的性命也在你的手中，这事今晚就得定下来，我好到皇上那里去请旨办理。
袁说这等大事怎么能草率决定，你现在就是要杀我，我也不能决定，况且你今晚到皇上那里去请旨，皇上也未必会答应你。谭说我自有挟制皇上的办法，你等着看，后天你请训时，皇上一定会交给你一道朱谕。袁见谭某气焰凶狠，近似疯狂，如果断然拒绝他，恐怕会发生不测，便打算先应付应付他再说。于是他对谭说自己的部队兵员有限，粮弹不足，得容我准备准备，你回去等我的信吧。谭说皇上等不及了，我们今天必须商定，我这里有皇上的朱谕。谭说着拿出谕旨递给了袁。袁见这谕旨是用墨笔所写，而且上面也没有提杀荣禄和围颐和园的事情，当即指出这不是朱谕。谭说朱谕的原件在林旭手里，这一份是林旭抄给我的，原件上确有杀荣围园的事情。
这时谭已显得很不耐烦，逼袁马上做决定，他声色俱厉，腰间衣襟凸起，似乎藏得有凶器。袁心里想，看来谭某今晚不得到个满意的答复是不会走的。于是他说不久就要举行天津阅兵了，到时由皇上下一道手令，什么事办不成？谭说等不到阅兵就要废弑皇上了。袁说既有天津阅兵之命，这之前绝不会有意外发生。谭说如果阅兵计划取消怎么办？袁说一切都准备妥当了，这事不会有变化，此事在我，你放心好了。谭说现在是报答皇上的恩典，救皇上于危难，还是出卖皇上，全在你了，你自个决定吧。袁说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会干丧心病狂的事，但凡有益于皇上和国家的事，我必将生死置之度外。谭嗣同听了连忙起身抱拳，赞扬袁为奇男子。袁见气氛有所缓和，便以时间已晚，自己还要赶写折子为由，将谭给打发走了。
上述有关“夜访”的叙述，梁、袁的说法可谓大相径庭。有一种观点认为，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时梁启超并不在场，梁有关谭、袁交谈内容的记载，是经谭转述的，属间接资料，其可靠性令人质疑。而《戊戌日记》的作者袁世凯是“夜访”的当事人，他所记述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因此他的记述应是可信的。这话听起来不错，当事人所记是要比听别人转述后所记更令人感到可靠。但这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当事人必须得讲实话，否则那“亲身经历”也是靠不住的。那么袁世凯有关“夜访”内容的记述是否都讲了实话呢？由于最有发言权的另一当事人谭嗣同已经遇害，袁某所说已是死无对证，所以他笔下的那些“亲身经历”究竟是不是实话，也只有天知道了。
不过接下去在“夜访”之后的记述中，袁世凯所编的故事似乎就没那么圆满了。按照维新派的说法，谭嗣同9月18日夜访袁世凯，20日袁在觐见皇上后就急忙回了天津，21日晨慈禧率御林军直趋紫禁城，囚禁了光绪帝，继而捕杀了谭嗣同等六君子，接下来是荣禄进京授军机大臣，袁世凯接掌直隶总督。由此维新派认定是袁世凯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了维新派，才导致了流血政变的发生。
而袁世凯的说法则是，18日晚将谭嗣同打发走后，他反复筹思，如痴如病，折子也没心思写了。20日向皇上请训后他即乘车回天津，“抵津，日已落”，他去见荣禄，刚谈了几句就有人来了，于是他同荣禄约好明天再谈。第二天一早荣禄登门来见他，他这才将详细情况说了说，荣禄听后大呼冤枉，发誓说绝无害皇上之心。袁连忙说这事跟皇上毫无关系，若累及到皇上，我只有喝毒药一死了之。接下来他同荣禄商量该如何保全皇上，商量了半天也没想出个好办法，荣禄就回督署去了。
到了晚间，荣禄带信叫他过去，他去后见到了太后“训政”的电文，这才知道政变已于当天早上就发生了。袁世凯说得很清楚，即20日回津后因天晚没同荣禄说上话，到21日上午他才将北京之行向荣作了详细汇报，而此刻政变已经发生，也就是说政变的发生跟他没关系，即使把他向荣禄作汇报视为告密行为，政变也不是因告密而引发的。既如此，光绪的被囚，六君子的人头落地，都不关他老袁的事。袁世凯就这样一步步道来，将自个同流血政变这件事给撇了个干干净净。在袁世凯看来，他把自己的那段“亲身经历”通过《日记》这么向外一抖落，自然就把有关他告密出卖的罪名给洗脱了，不管你外人信不信，反正荣禄已经死了，死无对证，你没法证明我讲的不是事实。但老袁没料到的是，因为他故事没编圆，无须找人对证，他那造假的马脚就露了出来。
其一，袁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他此次进京的活动，尤其是从9月16日起到9月18日，从早上到晚间，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每项活动都有记载，唯独19日这天给跳了过去，接下去写20日“请训”后回天津。这就怪了，18日谭嗣同的“夜访”令他觉都睡不着，他“反复筹思，如痴如醉”，第二天会没活动？不可能。那他“反复筹思”了些什么呢？无非是如何应对维新派要他杀荣禄和兵围颐和园的事，也就是说干还是不干。
以他对“夜访”内容的记述看，他是坚决不干的，既如此，他“筹思”的结果只能是背叛维新派，说得直接点就是告发，且宜早不宜迟，因为时间紧迫，一旦密谋泄露，东窗事发，他就会被牵连进去，那就有口难辩了。因此他18日夜间就决定第二天告密了。至于告密的途径，他可以亲自回一趟天津向荣禄告密，因为觐见皇上是20号早上的事，差不多还有一天两夜的时间，回趟天津从容得很。他也可以派亲信回去向荣禄告密，他的结拜兄弟徐世昌这些天就一直跟随其左右，让他去干这事放心得很，而且徐也确实是19号这天回的天津。他还可以在北京向朝廷要员告密，他在最近几天中就先后拜见了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刚毅等人，这些人都是慈禧太后的亲信，要见他们不是什么难事。以他20日回津后那从容不迫的样子，以及“政变”后荣禄对他的格外信任看，他亲自回津或派人回津向荣禄告密的可能性很大；以“政变”之后他同庆亲王非同一般的关系看，他在京向庆亲王告密也很有可能。或者说为保险起见，他在京、津两头都告了密。
总之，经过18日夜间的“反复筹思”，19日这天他没有闲着，而告密正是他的头等大事。但《戊戌日记》恰恰没有记这一天的行踪，把这关键的一天给漏掉了，这如何交代得过去？
其二，袁世凯在20日一早被皇上召见后立即乘车回了天津，北京站发车时间是上午11点，到天津的时间是下午3点，也就是日头偏西的样子，离天黑还早着呢，可袁在《日记》中却写道“抵津，日已落”，说天已经黑了，这又是为了什么？
其三，袁世凯此前同维新派时有接触，这次进京又被皇上由直隶按察使提拔为侍郎候补，本来就很反常，引起了各方的警觉，荣禄甚至派专人持信进京，以军情紧急为名催袁早日返津，现在袁回来了，荣禄无论如何也要在第一时间接见他，听他的汇报。可袁在日记中却说，他见到荣禄没讲上几句话就有人来了，荣便将他晾在了一边，他见时候不早就告辞了，这可能吗？很显然，袁世凯先漏掉19日这关键的一天不记，后又强调20日回津天已黑，没同荣禄说上话，就是要表明自己在21日之前没有向朝廷透露维新派的密谋，21日的流血政变跟自己没关系。为掩盖告密酿成政变的事实，袁某可谓费尽了心机。
在“夜访”之后的记述中，袁世凯还有意漏掉了另一重要情节，即20日他觐见皇上时，光绪是否给了他一道“杀荣围园”的密谕。既然谭嗣同在“夜访”时声称自己奉有密诏，而且还十分肯定地说20日皇上会当面给他老袁一道“杀荣围园”的密谕，那他20日见皇上时究竟有没有得到密谕呢？如果没有，那他完全应该理直气壮地指出维新派是在假帝诏犯上作乱，是背着皇上搞阴谋，作为忠臣他必须向朝廷告发他们。
要真是这样，那他就不必为自己的告密举动感到心虚了。可袁在其《日记》中却对20日究竟有无密谕一事只字未提，这恰恰证明他在觐见皇上时，皇上确曾将“杀荣围园”的密诏当面交给了他。这样一来问题就十分严重了：既奉有密诏，不照办就是违抗君命；不仅不照办，还向太后告密，出卖皇上，那还不罪该当诛？就因为这是关乎到掉脑袋的大事，所以袁在“夜访”之后的记述中就把它给“漏掉”了。袁某绞尽脑汁遮遮掩掩，极力洗刷告密出卖的罪行，其结果是欲盖弥彰，造假的嘴脸暴露无遗。
事实证明袁世凯在“夜访”之后的记述中没讲实话，明显造假，既如此，他那有关“夜访”的故事又有多少是真实可信的呢？
《戊戌日记》可谓漏洞百出。不知当年载沣爷是否看到了袁某的这本《日记》，倘若看到了，以他的智商，当不至被袁的那些鬼话所忽悠，但时局动荡，大清的天下已岌岌可危，摄政王即便又起了杀袁的念头，此刻也只能是想想而已了。错过了前次可以下手的好时机，载沣爷悔之晚矣。
戊戌告密，始终是袁世凯的一块心病。无论是在“政变”后曾经风光无限的岁月，还是进入民国后一度兴风作浪的日子，每当有人向其询及戊戌年间的那桩事，他总是闪烁其词，所说一次不同于一次，与其《日记》内容大相抵牾，这一方面暴露了他那《日记》内容的虚假不可信，一方面也说明他心虚，实在缺乏为自己“辩诬”的底气。相比之下，袁家二公子袁克文倒显得有些气魄，他在老爹去世几年后，接连在上海的《半月》杂志上抛出了一批文章，其中《戊戌说隐》是专谈戊戌一案的，《洹上私承·先公纪》则是为老爹写的一部小传。正是在这两篇文章中，他将老爹戊戌告密的事情原原本本地给抖落了出来，甚至把谭嗣同“夜访”走了之后，他老爹即刻去向荣禄告密，几点动的身，几点到达，见到荣禄说的什么话，给荣禄出了什么点子，等等，都交代得极为详尽。
在袁克文看来，他老爹告密是尽了人臣之责，是朝廷的有功之臣，他颇为老爹的行为感到自豪。虽说袁克文的文字难免有不实之处，但当儿子给当爹的作传，总不至太离谱。“百日维新”有关告密这一节，总算由袁克文给做了个明白的交代。
但袁世凯最终还是逃脱了因戊戌告密而应受到的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