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永正
长春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史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满文文献翻译、东北边疆与民族问题。出版专著、编著多部，在《清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期刊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主持各级社科项目多项。
摘 要：清代东北地区基层社会的官制，长期具有“旗民分治”的特点。在各处八旗驻防地，尽管八旗制度长期存在，但在八旗制度内部，为应对旗人越旗居住、耕种，以及同一村屯内旗民杂处等若干新问题，各地方旗署将驻防地的村屯按照地域划分成若干界，拣选在旗当差的佐领、防御及世职云骑尉等，委为一界之界官，专办管界内的各项差务。清代东北各八旗驻防地的界官名称不同，设置时间不一，所司职责呈现一定的时空差异，但其旗界内基层承管官的角色不曾改变。界官所承办差务繁杂，主要是维护管界内的社会治安，承办界内旗民人等的涉农事务，督倡本界旗民的风俗教化等。东北地区的八旗界官，在咸丰至同治年间发展到鼎盛时期，自同治朝以降的同光宣三朝，因民治地方官的增设，练、防军及乡团练勇的募练，尤其是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四乡巡警的创办，八旗界官的职权被分割，因而迅速走向衰亡，但其作为清代东北八旗驻防地区基层行政官制演进中重要一环的地位无可替代。
关键词：清代；东北地区；八旗界官；基层官制
清代地方基层官制，经清季改革，渐次实现由传统县官制向乡镇官制的演进。迄今为止，学界对清代内地基层官制的研究已达到一定的水平。然晚清以降，中国边疆危机日重，边疆问题的研究应需而兴，但迄今为止，学界对清代边疆基层官制的研究较为薄弱，尤其是对东北八旗驻防地基层官制的研究，成果尤少。甚者，至今学界仍有将佐领（nirui janggin）概视为清代驻防旗人基层管官者，而不见八旗界官（亦有管界官、查界官之称）才是驻防八旗各界的亲民之官、承管官这一事实，亦有将未承八旗界官差责的佐领、防御、骁骑校与界官混为一体者。
对八旗界官的称呼，清廷中央层面一直未作统一要求。清代满文文献中，有将以章京身份充任八旗界官者书作“hešen i janggin”的，另有将承办巡查界内村屯差务的界官统称“查界官”者，如以云骑尉世职充任查界官，满文书写成“hešen baicara tuwašara hafan”。另有称界官为“巡界官”者，满文书作“hešen baicara da”。即如咸丰四年（1854），珲春协领衙门给宁古塔副都统衙门造送的一件呈文内载：“hešen baicara da，gulu suwayan i harangga nirui tuwašara hafan uldeke.”该满文的汉译文为：查界官正黄旗哈郎阿佐领下云骑尉乌勒德克。由是观之，因委界官差务的旗员秩品及办理的差务不同，清代满文档案中对其称呼也因之有所区别，但界官均有一定的地域“管界”（hešen），则确定无疑。
清代的东北三将军辖区，以及热河、绥远等处，地方旗署针对旗人多散居村屯这一情况，为加强监管，将驻防城周围的村屯，划成若干旗界，委派管界旗官，以某旗界承管官的身份进行管理，是为八旗界官之添设。各处八旗界官的设置与运行中，以东北三将军各城的八旗界官影响力尤大。对清代东北八旗界官的考察，可为探讨清代旗民二元分治体制的演变、八旗基层行政与司法组织的建构与运作情况、清代东北移民的管控、边疆地区民族杂居等若干问题，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还可为当下边疆地区基层社会行政管理、司法调解等方面提供历史的镜鉴。本文将以清代东北八旗界官为考察对象，从清代东北八旗界官的分设与承差者的秩品情况、界官与八旗驻防地及其周围地区其他官吏的关系、界官的主要职责，以及终清之世东北八旗界官的兴替演变等方面，逐一进行考察。
一、清代满洲地区八旗界官的分设与承差者秩品的流变
（一）清代满洲地区八旗界官的设置
清代东北八旗界官的设置，是以清廷在东北各处陆续添设八旗驻防为前提。同时，八旗界官是管控散居各村屯旗人的承管官，是直接管理地方的亲民之官。
八旗界官是应旗人屯居的需要而添设，而清代东北各八旗驻防城附近地区的旗人聚落，形成时间前后不同，界官添设的时空差异显著。早在关外时代，八旗分地驻扎已成定制，各旗分别稽察各自管界，以专责成。崇德六年（1641）三月，针对八旗各界地方每多盗贼，且俱系贸易汉人纠党为盗，谕令：
自今以后，若居别旗地方贸易，及街市往来贸易等人，有为盗者，著令本主连坐。既为贸易之主，即有约束之责，但令昼则贸易，夜即归家，当自不暇为盗。
此外，对闲散旗人，复谕令：“自八家以下，满洲、蒙古、汉人官员人等，各令家中闲散人俱归屯居住，牛录章京及家长各严加稽察，如不令此等无事之人归屯居住者，本牛录章京及家长、拨什库等俱坐罪。”此时屯居旗人的稽察，由牛录章京、拨什库及各自家长负责，作为专门承管屯居旗人的“界官”，尚未出现。
顺治初年，盛京境内“旗民错处，原无旗界、民界之分”。旋因清廷基于国家战略层面的考量，在东北各地陆续添设驻防八旗，同时视各地民人的数量，别置州县，旗民分治。盛京境内，因民人素多，康熙年间，清廷即开始着手旗民的划界分居。旗民划界分居，其直接动因始自清丈旗民地亩。康熙十九年（1680），为划定盛京境内的旗民田地界址，清廷降旨：
盛京田地，关系旗丁民人生计，最为紧要，著尔部贤能司官二员，前往会同奉天将军、副都统、侍郎等及府尹，将各处田地清丈明白，务令旗民咸利，设立边界，永安生业。
经是次划界，盛京境内旗民界线基本划定，这次清丈是东北旗民界线的首次划定。盛京境内旗民划界后，旗民杂处现象仍十分普遍，即如康熙二十八年户部尚书鄂尔多所言：
旗下与民参处，地亩垄界交连耕种者甚多，独民成村另住者少，贫人已经居住年久成业，若迁动以致失业，应将在旗下界内参处之民，仍令原种之地耕种。
随着旗地跨旗买卖、旗人四散屯居，以及旗民杂居现象的日益增多，传统八旗制度下的佐领、防御、骁骑校等官，已无法实现对同一区域内多个旗佐旗人交错屯居局面的直接有效管控。因此，在不打破八旗制度的前提下，将八旗驻防城四周的村屯划分成数界，选派旗官及世职人员为各界事务的承管官，并将其管境内原有的噶山达、屯达、法尔哈达以及乡约等纳入承管官的管理体系内，这是清代前中期东北八旗驻防地区加强对旗界基层社会管控的无二选择。由此，清代东北八旗驻防地区的基层职官——界官在各八旗驻防旗界内相继添设。
东北各八旗驻防城添设时间不同，各驻防城旗署所领旗民形成交错屯居聚落的时间不一，清廷也始终未对东北八旗界官的添设专门降谕作统一规定，以致清代东北多处驻防城八旗界官的初设时间都难以精准考证。但通过检视相关档案文献可知，早在雍正年间，盛京等处八旗驻防地已有八旗界官。至乾隆年间，盛京将军管下的旗界，已普遍有专门界官承办各类事务。甚者在旗民杂处地界，每遇有旗民交涉事务，依例由界官与民官会衔具结呈报。即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辽阳城管境内，有煤商民人赵进孝前在北溪湖（即本溪湖）之黄旗沟处承领开办的煤窑，因本人病故，且煤洞坍塌，遂由该处乡长耿尚金报请封闭。为此，辽阳城旗民二署“随出派佐领王君佐、经历张凯元等，前往故商赵进孝所遗煤窑处所详细确查”，经旗民官踏查后，“出具会衔保结，呈送前来”。吉林将军境内，乾隆朝以降，各八旗驻防地旗界，也陆续添设了界官，承办一界之内的各类事务。
（二）界官有专缺与走界之分
清代东北八旗界官，按其充差时限及管事身份，可分为“专缺”及“走界”两类。专缺界官，指经地方旗署奏准，设立专门管界旗缺，界官系专职，并非其他实职旗官兼摄。走界旗官，其职差则是兼领，多由佐领、防御、骁骑校等实职旗官兼摄，或由云骑尉等世职旗员充任。走界界官，“各该界员查界，并协理民词，遇有事故，随时更换，各归各旗”。
终清之世，东北专缺八旗界官无多，仅在吉林打牲乌拉衙门所属旗界内添设的八员四路界官，系属专缺。打牲乌拉衙门内专缺界官的设立及其演变过程，梗概如下：
查此八员，于乾隆十六年，经总管巴格奏设，专为分隶四界，查管旗户。旋于嘉庆四年间，经前任总管吉禄，因四界责重，生齿较前倍繁，鼠牙雀角，不胜枚举，微末职衔，难期管理。复行奏请，将七品章京八员内，改为六品虚衔食饷章京四员，咨送内务府，带领引见，旋署接任界务。挨俸候补骁骑校，始行转调管旗，经理采捕。未补骁骑校俸前，通年在界，按月晋署画稿一次。本署四界，每界管界六品虚衔食饷章京一员、七品食饷章京一员，共六品章京四员、七品章京四员，以资弹压，系其专责。
此项专缺界官，遇有事故，非参即革，另行拣放，该员无可归之处。东北八旗驻防地以走界界官最为普遍。各八旗驻防地遇有应办界务，预先拣选佐领、防御、骁骑校、云骑尉等旗员为各界官，其上委派协领为总理旗界协领。旗员经拣选委派后，方膺界官职事。以催征旗界内地亩钱粮为例，本项事务以盛京将军管下旗地为多，例载：“盛京由四乡分八界，由协领派一员为总理八界协领，派佐领八员为界官，各管一界，催征地亩钱粮。”吉林将军境内，除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下设专缺界官外，余下各处八旗驻防地的界官，亦俱属“走界”类。如三姓旗界内，“四乡村屯分为四界，每按年分派界官一员，共四界，拣派俸官四员，饬由该界官稽查所管各村屯，遇事一面呈报，一面布置”。
（三）界官承差者秩品有别
界官各差，俱系“正经公务”。各八旗驻防地四界村屯，俱有界官，各专责成，并派总查以督其责。充任界官者，其秩品未能整齐划一。具体承界官差务者，其秩品分为四类：
一是由佐领充任。在清代东北满汉文旗务档内，佐领充任界官者，多被称为“查界佐领”。如在盛京将军境内，总理八旗协领管下，各旗分设查界佐领。二是由防御充任。如清代牛庄城驻防八旗，额设防尉（即防御）四员，“与骁骑校分管八界，称为界官，专主催科缉捕，无听讼责任”。三是由骁骑校充任。如同治八年（1869），吉林将军富明阿奏请变通双城堡总管衙门旗制，其中一项即：“左、右翼各选出骁骑校二员，作为委防御，负责稽查界面、屯界事宜。”四是由世职云骑尉充任。“云骑尉”，清代满文称为“tuwašara hafan”，乾隆元年，定tuwašara hafan汉名为“云骑尉”，为正五品，比齐于八旗武职“防御”一缺，但其仅为“散秩”世职，非实授旗官。自咸丰朝以降，东北各城所管旗界内，以云骑尉世职充任界官的现象已极为普遍，如光绪二年（1876）七月，就吉林城四外屯界所设的十旗界官选派官员情况，吉林将军衙门斥道：“查十旗派出界官半皆云骑尉、骁骑校散秩微弁，焉能胜此重任？”
通观清代东北八旗界官的添设，佐领、防御、骁骑校、云骑尉充任者俱有之，但除乌拉总管衙门下专缺界官外，其余走界界官，早期多以佐领、防御充任，咸丰朝以后，以世职云骑尉充任者尤多，另以骁骑校充任者也逐渐增多。
二、界官与八旗驻防地其他官吏的职掌关系
为探究清代东北八旗界官的职责及其演进情况，有必要先就界官与其他官吏之关系进行梳理与辨析。作为清代东北八旗驻防城左近旗界基层承管官，界官的管界明确，与卡官、里长、乡领催职缺不同。下面，分别就界官与旗内佐领、防御、骁骑校等经制旗官以及世职云骑尉之间的关系，界官与管理街道事务的“管街官”的区别，界官与管理各路驿道附近村屯的站官及驿站界官的区别，界官与屯达、噶山达、法尔哈达等旗屯基层管理人员的关系，界官与乡约、守堡之关系等逐一进行剖析。
第一，八旗界官系根据承办旗界内旗民事务的需要，并充分考虑实际在旗官员的具体情况，从旗内佐领、防御、骁骑校等旗官以及云骑尉内遴选委任。简言之，界官系从在旗经制旗官及世职人员内选任，未被委以界官差务者，不能称之为界官，其身份仅是经管旗官。因此，界官专指旗界内承管各类事务之承管官，与该界统管官职事不同。即如雍正五年（1727）五月，清廷查办辽阳城正蓝旗界官防御达席在清丈管界内地亩时勒索钱物一案中明确指出：“该防御达席及该界统管官员，竟于清丈田亩时索要钱物，以致屯民受苦。”可见，防御达席是辽阳正蓝旗界官，是清丈地亩时的直接承办官，而该旗佐领等的身份，仅是统管官。
以佐领一职为例，清代八旗制度下，佐领一职甚要，“内则管教众人，外则率兵扎营”。八旗佐领遇清廷征调后奉命出征，其所领本牛录的佐领事务，则须另行选派旗员，或护理，或署理，或兼理，以便出征佐领专事征战。此时的佐领，与充任界官的佐领，职责显然不同。防御、骁骑校的职责亦如此，若奉调出征，均不再经理旗务，也非直接承办具体旗务的八旗界官。
应注意的是，清代东北八旗界官中，许多是由云骑尉充任的。这些界官，其身份原系世职人员，并非实授职官，但当被派委界官后，即膺官差，以旗官的身份处理事务。
第二，界官专司本界村屯事务，与管理街道事务无涉。各驻防城管街道事，系由旗署专派“总理查街事务处官”任事。清代东北驻防八旗管界内，管理驻防城内街道事务者为“查街官”，而直接承理一界内村屯事务之旗官（即界官）被称作“查界官”（亦有称为“管界官”者），二者在管控旗界方面各有专区。以盛京城为例，据载：
盛京省城界址，凡边城以内，砖城以外，街道地面，分隶八旗防御管理，统归步营司总辖。巷口以内地面，分隶八旗六十三界佐领管理，统归兵司总辖。边城以外，东至兴隆店六十里，与抚顺搭界；西至旧边驿六十里，与巨流河搭界；南至十里河六十里，与辽阳搭界；北至懿路七十里，与铁岭搭界。所有村屯地面，分隶八旗查界佐领管理，统归八界协领统辖。
由是观之，清代盛京城驻防八旗境内，城内街道的巡查管理，由步营司和兵司分区总辖，城外所有村屯地面，则分隶八旗查界佐领（即界官）管理，统归八界协领统辖。
盛京各外城驻防地区，城内街道，俱由查街官承办巡查缉拿等事务。如开原城内，乾隆四十二年三月，开原城内发生了民人李龙投匿名揭告旗人贾七达子剃头一案。案发前，民人李龙将匿名揭帖粘在城守尉私宅大门上，城守尉遂下令侦缉，“查街防御元保等将李龙侉子缉获”。
吉林将军境内，也相继设管理街道厅官，专司驻防城街道的巡查。如同治十一年九月，双城堡总管衙门管理街道厅事务委协领穆克登额报称，在管界铺内访获携带洋货华民一人。吉林较为偏僻的珲春协领管界内，随着市镇规模的扩大，也添设了街道查巡官兵。如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查街官员等报在公共井边发现身死之人。珲春署协领事务佐领德玉遵宁古塔副都统衙门之命，“札饬查街、查界等官一体认真严缉，务获解究”。由是可知，同治初年的珲春协领管下，查街官、查界官已各有专管地面。
清代黑龙江将军辖境内的各八旗驻防地，无论是管街官，还是管界官，设置时间俱较盛京、吉林两地要迟。究其原因，实因黑龙江各驻防城街市发展滞后，四乡村屯人口稀少所致。但总体言之，清代东北三将军各八旗驻防地，界官与“查街官”在经管地界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可混同。
第三，各路驿站附近村屯归各该站官管理，统归驿站界官统辖，与八旗界官无涉。清代东北三将军辖境内，辟设多条驿道，并添设站官、路记衙门及总管驿路界官等管辖。在各条驿道站点附近，驿站站丁、帮丁和余丁及其家口，聚落而居，日久渐成村屯。这些驿站附近的村屯，其承管官是本处驿站站官，统辖官是该路驿站界官。举凡驿站辖境内的村屯，遇有各类事务，若无特别命令，俱由站官承办。即如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吉林将军衙门派员，会同黑龙江勘界委员，会勘三姓地区两省界址，吉林勘界委员遂率领“各该站官、乡地，并北路界官、甲长、人夫等”，各即各界，一体勘查。
盛京境内各驿路附近村屯的管辖，与吉林、黑龙江二将军辖境不同，各站专设驿丞，上设驿路总界官统辖，归盛京兵部管理。此外，为应驿路两旁牧场的垦务需要，驿站路记衙门还兼界官一职。如清代盛京境内之小黑山驿，居处两京驿道上，“清政府曾派镶红、镶白两旗兵各一百名驻防，称路记衙门兼界官，以统辖地面事宜”。以小黑山驿路记衙门为中心，当盛京境内办理驿道附近牧场的试垦时，管理垦务时所设界官，亦多由小黑山等处驿佐内派任。嘉庆二十年（1815），盛京将军晋昌议奏办理盛京养息牧场办法六条，其中提出：“设立总管官一员（由广宁义州佐领拨派），界官二员（由省城八旗防御内选拔），一切事务，界官呈报总管官，申详将军衙门核办，均以三年更替。”
盛京养息牧地，自嘉庆年间开放试垦与续垦，“分为东西两界，设总管一员，界官二员，专司征租”。迨至道光年间，盛京养息牧场试垦地处，派遣防御二员，作为界官，三年更换，主办“催征地粮事”。同治二年经锦州副都统恩合奏准放荒，在盘蛇驿地方建总管衙门，设总管及东西两界官。旋因遭遇水灾，将总管、界官裁撤，归属广宁防守尉（后改城守尉）为总管，“每年在小黑山驿佐中，酌派一员为东界官。在闾阳驿驿佐中，也酌派一员为西界官，经理其事”。
综上所述，清代东北驿路附近的村屯，各类事务归站官承办，由驿站界官统辖，此等驿站官、管驿路界官，均与本文所考察的八旗界官不同。
第四，屯达、噶山达、法尔哈达等均系旗屯基层政权管理人员，统归界官直辖。清代京畿、热河、绥远、东三省等处八旗驻防，日积月累，屯居者愈多，管控势难周全，加强屯居旗人的基层行政机构建设之需孔亟。在京畿地区，雍正七年，雍正帝以京畿各府有八旗庄屯杂处其间，有司难于清查，是以谕令“仿保甲之制，设立屯目、乡长”。由是一改屯领催兼管保甲之责的局面，专设旗人管理职缺。此处“屯目”，别称“屯达”。其部分职掌，大致与民人保长类似。乾隆朝以后，东北八旗驻防旗界内也出现了旗人保甲组织。如在双城堡京旗移屯，分左右两翼，原各设总、副屯达二名，以资约束。至道光六年（1826），增总副屯达额数，为此谕云：
京旗陆续移驻二百七十户，分拨中屯两翼四十屯居住，计一总屯达经管。二十七屯道路纾远，势难兼顾，虽设有副屯达，并无顶带，难资差遣。著照所请，准照吉林中、左、右三屯之例，每一旗五屯，再添总、副屯达各六名，总屯达著赏戴金顶，每名月给工食银一两，遇闰加增一月，由参余项下动支。其副屯达亦著赏戴虚金顶，不必给予工食。与总屯达一体稽查户口，呈报事件，著即由京旗闲散内挑选充补。
清代东北各八旗驻防城附近旗屯多设有屯达一职，各屯达禀承上级旗署命令，具体经办各类庶务。屯达之外，各旗界内还设有法尔哈达、噶山达等职缺，对本界八旗界官负责。对噶山达、屯达与界官的关系，咸丰元年七月二十六日，在三姓副都统衙门右司的一通札文内如此阐释：
再查吉林各旗屯界，原设有屯达、嘎山达、界官等，原为稽查我旗户。但历年久远，不无废驰（弛），应饬十旗协、参等官，将各旗屯界官并众居户等，着令公同保举屯中旗人内有守有为、素为人所共知之旗人一名，着令充当嘎山达，每一名统管屯达十名。其屯达亦应拣举可靠者充当，每屯达管旗人十户，专查各该屯隐匿盗匪、聚赌非为、地棍土豪以及各处流来只身无业浮民并来历不明形迹可疑之人，不时稽查。
札文内容揭示：界官所管境内之旗屯，下设噶山达，噶山达之下分设屯达，从而形成了行政上的三级统属关系。旗屯一般事务的处置，由屯达逐级上报。即如查拿匪类，“如各屯内有此等匪徒，查明确实，准屯达呈报嘎山达，转专派总查旗屯之员禀送究治”。
第五，界官与乡约、守堡之关系。就清代东北地方基层社会组织中的乡约一职，日人考证后言：“各乡村有乡约，与中国本部之保甲同，此乡约者，专理人民之诉讼，且管纳税事务。”
日人通论东北各乡村设有乡约，而无视旗界官管下之噶山达、屯达及屯拨什库（亦称为屯领催）等基层社会组织人员的功能。清代东北地区长期存在旗民二元行政管理体制，民治州县与副都统、城守尉、协领衙门等分治民人与旗人。在民人居住较多的盛京地区，乡约这一地方基层组织较早建立起来。吉林将军管下，也相继设置了伊通州、长春厅、伯都讷厅、吉林厅等民治地方行政机构，专管民事，这些民治机构下也陆续添设乡约。
不惟民治厅、州、县下设有乡约，许多旗界内也因民人麇集，一些民人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村屯中陆续添设了乡约。旗界内的乡约，直接上司管官是界官，并不直接与民治厅、州、县发生关系。如道光九年，有奉天旗界官骁骑校索明阿，充当查界委领催差使兵丁阿金太，逼令管界内民人任文幅等充任陡颌堡子处乡约，并讹诈钱文，逼毙人命。本案中的陡颌堡子乡约任文幅，其上级直接承管官就是界官骁骑校索明阿。基于行政隶属关系，旗界内乡约管束的地面发生事故，则须向上级界官具报。如盛京将军管下兴京，有正白旗防御景荣呈称：
于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二日，据具禀呈人碱厂乡约汤文禀称，为禀明事，于五月十九日申刻，由碱厂以东突进贼人六百余名。
上述呈文内容揭示：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有六百余贼人闯入兴京碱厂一带，当地乡约闻讯后，即将此事禀告其直接管官防御景荣。此时景荣的身份即系实授旗官防御，相对该案中的乡约汤文而言，景荣的身份是碱厂一带的界官，这在该道札文内另有“合将该界官详报属界碱厂烧锅恒兴泉等家被贼抢烧”之语中得到了确切的印证。
早在明代，包括辽东镇在内的九边重镇派驻重兵屯守，在许多战略要地设有“守堡”（有千户、百户之别）一职，镇守本地。清代盛京将军管下各地也设有“守堡”一职，此时的守堡仅是袭用明代旧称，其职守已发生本质改变，成为盛京各州县境内旗民杂居的村屯基层管理人员。行政隶属关系上，清代盛京地区的各村屯守堡尽管由旗人充任，且管片内有旗户，但其上承民治县官之令，角色同于州县管境内的乡约，仅是部分涉及旗人事务而已。因州县管界属民界，故民界之守堡不属于八旗界官属下管员。如嘉庆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奉天府管下承德县于家台堡守堡孙国安管境内，发生旗民人等因偷掐旗人高粱而互殴行凶案件。案发后，守堡孙国安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的官方人员，据其呈称：“小的是正蓝旗汉军功敏佐领下闲散，在这于家台堡居住，充当守堡。”
此案中的守堡，即系由当地旗人充任，其在案发后第一时间赶赴事发现场，代表官方处置案件，该守堡的直接上级管官是承德县知县，与八旗界官并无关联。奉天民治州县境内，直到光宣之际，在有旗人居住的村屯内一直设有守堡一职。如奉天海城民界内，光绪三十一年厘定乡会章程以前，“各乡未设乡会前，供官司奔走者，曰乡约，曰守堡”。凡此各县内的守堡，均系民界基层社会管理人员，与界官无统属关系。
三、清代东北八旗界官的主要职责
清代东北八旗界官系由旗署出派，专门承办一界之内的旗民事务。因一界之内，旗民庶务繁杂，行政、治安、司法、风气教化等诸务，均需界官参与，甚至充任经办者角色。因此，清代东北八旗界官承办的事务琐碎且繁杂。概括言之，界官的主要职责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稽查究办抢夺匪类
清代东北八旗驻防地区，各级旗署管控下，维护治安、司法审判事务，至旗佐一级，系由佐领负责办理。但在具体案件的第一时间处置，罕有佐领亲赴现场，而是由案件发生地的界官亲临办理。一般而言，盗抢是居处村屯的旗民最易遭遇的横祸。稽查究办这些奸宄匪类，穆坤达（mukīn da）、噶山达（gašan da）、村屯领催（bošokī）等非官人员势难擅专处理，经由基层承办官——界官办理方可妥当合规，故稽查究办抢夺匪类是界官的首要职责。就界官的这一职责，光绪八年十月，吉林将军衙门咨开：“照得各处设立界官，原所以嵇（稽）查奸宄，查禁娼赌及缉拿逃凶、逃盗，分界巡查，各专责成，并派总查，以督饬之。”界官此项职责，颇与清季出现的四乡巡警部分职责相似。界官缉拿界内抢匪，久成经制。尤其是在驻防城左近村屯，人烟密集，旗民杂处，更易藏匿匪类，滋生事端，故界官巡查制度尤须健全。
咸丰十年局部放垦以前，东北三将军辖境内各地盗匪尽管时有发生，尚不猖獗。八旗界官所拿获盗匪，多为盗窃牲畜与衣服等财物的窃贼小盗，数人甚至数十人结伙，骑马持械公然劫掠的马贼巨盗尚不多见。但自弛禁后，东北各八旗驻防地界内匪患日渐猖獗，界官查拿管界内藏匿盗匪的责任渐趋繁重。各旗署衙门纷纷札饬管下界官，认真访察拿送藏匿在各自管界内村屯的盗匪和马贼。即便是人烟稀少的八旗驻防地，界官在管界内村屯遍查缉拿奸宄之徒也渐成定制。如吉林将军管下距将军驻地窎远的珲春协领境内，至咸同年间，协领衙门委派界官不时查缉匪类也已成为制度。如同治元年（1862）六月初十日，为督促查界官员务必不时留意查缉棍匪，珲春协领衙门档册房下发了一道满文札令，其满文全文如下：
hešen baicara tuwašara hafan cenggui, ningguci jergi jingse hadaha yongkīi, araha hafan cinde sede bithe afabufi, ciralame baicabure jalin. jaka daiselaha gīsai da i afabuhangge, baicaci duleke aniya ehe laihīn hīlha ududu feniyelefi, ba na be nungneme jihe nergide, hahilame gisabuhakī oci, ambula gasacun banjinambi dere. ne hešen baicara tuwašara hafan cenggui sede afabure bithe tucibufi, teci uthai cooha unggibe gaibufi hešen i dorgi tokso i šurdeme bade, eici ehe laihīn hīlha se amasi julesi yaburengge bici, uthai geterembume ciralame baicame jafabukini seme afabureci tulgiyen, ere dogonde ba na be bolgo obume uhei karmataci acambi. aika i harangga hafase baci cisui derencume oihorilaci ja i oncodome gamarakī, urunakī suweni baicaha hafasa be weileme icihiyambi seme afabuhabi, uttu ofi erebe tuwašara hafan cenggui sede ciralame bithe afabufi, urunakī afabuha be dahame hešen i dorgi be saikan gīnin werešeme baicame jafabukini, jurceci ainaha seme ojorakī seme bithe afabuki sembi.
该札汉译文为：“札付查界云骑尉成贵、六品顶戴永奎、委官庆德等为严缉事。暂署协领札称：案查，去年匪类棍盗屡屡成群，时而侵害地方，若不急净根诛，众怨将生。今札付出派查界云骑尉成贵等，刻即遣带兵丁，于界内村屯周围地方，或有为非棍盗往来行走者，即行剿办，严缉拿送等因交付外，俾渡口地方净尽，常川会哨。设若所属官员徇私轻忽，决不轻贷，必将尔等巡查官治罪等札。为此严行札付云骑尉成贵等，务遵札于管界内实心察访捉拿，不可推诿，为此札付可也。”札文内容揭示：咸丰、同治年间的吉林珲春协领衙门，已循例责成查界云骑尉带兵在界内村屯周围地方查拿为非棍盗。
每值秋季粮食收获之际，也是盗匪易于行劫之时。为严防旗界内村屯发生盗匪劫掠案件，各级旗署衙门届时均饬令管下各界官带兵认真稽查。如同治十二年八月，时届秋末禾稼收割，为防匪患肆虐，吉林将军衙门饬令官兵梭巡严查外，还动用界官稽查地方之力，为此饬令：“由省严令十路界总理转令各界界官，务须带领官兵，前往属界以及隘要处所，遍加巡查，倘有三五成群以及不法匪类，并形迹可疑之人，务须立时盘获，解省究办。”
在匪患尤为肆虐的同治末年至光绪年间，清廷除派出大批八旗官兵与练军、防营官兵兜剿外，还督饬各八旗界官随时查拿藏匿在界内的零星马贼。如光绪四年九月，吉林将军铭安续报拿获并正法马贼事。其中，乌拉界官云骑尉双全拿获马贼四名；阿勒楚喀界官双山等拿获马贼四名，界官春贵拿获马贼一名，界官永喜拿获马贼二名；五常堡界官涌发拿获马贼一名；拉林查界佐领吉祥拿获马贼二名，界官哲山拿获马贼二名。
（二）承缉命案凶犯和处置聚众斗殴事件
界官所管界内若发生命案，无论是否与旗人有关，界官均负有承缉之责，以案件凶犯承缉官的身份，由清廷勒限，于管界内查访缉拿。就界官该职责，嘉庆六年奏准：“驻防旗界地方，有受伤身死无名之人，验有失物情形者，照盗案题参，按限议处。若并无失物，以初报到官之日起，扣限六月缉拿。限满无获，将承缉之该管旗界官，照命盗缉凶不力例议处。”界官若于限满仍未能拿获逃凶，多会被依律议处相应公罪。直到清末，八旗界官仍肩负缉拿命案凶犯之责，如光绪二十五年，有珲春正蓝旗云骑尉管界官保玉，因管界内发生命案，限内未能拿获逃凶，被议处罚俸二年公罪。
纠察界内斗殴，也是八旗界官之责。如乾隆四十四年，盛京城石佛寺团山子有正黄旗兵丁官马厂一处，牧厂内柴草被旗下家奴王麻子等伙同本村旗人陈富金以及民人霸占，该旗管事兵丁被殴。为此控禀界官，“蒙界官杨老爷将王麻子等拘究法治”。
（三）稽察究办偷盗案件
清代东北各旗界村屯，偷盗粮食、衣物、牲畜、木植等项案件发生后，本处界官是案件的直接承办官。东三省驻防八旗境内发生盗案的究办，清廷有专门律例规定。其中，盛京地区对勘察不力的处分规定：“盛京等处所属旗庄地方被劫，以失事之日起，疏防限满，盗贼不获，将承缉佐领、防御、骁骑校住俸，限一年缉拿。”
较之盗匪公然劫掠及命案，小规模偷盗案件，界官督率界兵缉拿难度不大，因此多数偷盗案件最终都能拿获案犯。如嘉庆十一年，盛京将军管下查界佐领张铭呈称，刘尔屯中奉官选留堆放的官木被旗人偷去。后经该界官查出，偷官木者系倒坎屯居住的旗人。此案案犯系于嘉庆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被刘尔屯头目访知，查获尚未卖出的木板后，“就到界官处禀报了，以后有界兵到”，将偷盗木植案犯拿获。但也有反例，如道光初年，吉林各旗界内牛马被盗案件时常发生，事主呈报后，地方官并不实心稽查，仅“将界官鞭责示惩，勒限缉拿”，了事塞责。
（四）查禁界内旗民使用与贩运违禁物品
清代，官府重点关注与查办的民间违禁物品，主要是指私自生产、贩运硝磺，以及私藏、私造鸟枪。硝磺为制造火药的主要原料，清廷为防止地方生乱，例禁民间私行采挖、贩卖硝磺。东北地区的旗民亦不得偷贩硝磺，各管旗界官直接肩负此查禁之责。就此，咸丰九年三月，清廷谕令东三省将军与奉天府府尹，一体查禁偷贩私磺，各八旗副都统衙门一体遵行。其中，查界官肩负查办职责。同年十一月，宁古塔副都统衙门遵此札开，严禁偷贩硝磺。为此，珲春协领衙门相应札饬“查街、查界各官，按月查禁结报”。此后，各旗界官遵照札令，按月查报。如咸丰十年八月，珲春协领衙门管下，“查界官云骑尉成贵等结称：奉饬带兵分赴所属街市旗屯，严加盘诘，并无奸民私煎硝磺，亦无贩卖情弊”。
查报管境有无失察私藏、私造鸟枪，也是界官职责。自乾隆朝以降，清廷严谕各省督抚、将军等，转饬管下各官查禁民间私藏、私造鸟枪。东北各处八旗驻防村屯，尽管旗人使用鸟枪捕打野牲是其旧习，但除旗署登记者许可使用外，也须由各界官查报界内有无私藏、私造鸟枪者。如吉林将军辖内，自光绪三年题准，每届年终，界官须查报境内有无失察私藏、私造鸟枪者。此制一直循例奉行至清亡而不辍。如光绪二十五年，珲春副都统衙门左司遵例案呈：
兹值年终应行查报之期，是以札饬查街、查界各官，搜查结报等情。札饬去后，旋据查街总理花翎协领春升、两路界官云骑尉凌春、同喜等结称，奉饬带兵分赴所属街市、村屯，严加搜查，并无奸民私藏、私造火枪军械情弊。
迨至清末，因垦务、矿务渐次举办，东北各旗界内事务愈加繁杂，界官承办的差务由此加增不少。查办违禁物品方面，因矿务渐兴，私人采矿现象增多，为此，查禁旗民在界内私自开矿是界官承办的又一新差。如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值年终之际，宁古塔南北路界官云骑尉惠连、荣禄等切结具报，所属界内实无奸民私开煤窑偷挖情弊。
（五）承办管界内旗民涉农事务
八旗界官管下散居的旗人，除少数当差谋生之外，多数旗人家庭以业农为生业。这些旗人家庭，或躬身垦种，或将田地租佃给民人，坐食地租。无论是自种，还是租与他人，地亩仍是众旗户的安身立命之恒产。发生在旗界内的各类旗民涉农事务，须由界官一手承办。界官承办的涉农事务种类繁多，要者计有五类。
第一类是出具本界旗地买卖印结以及将旗地买卖事宜造入过地总册。清代东北八旗驻防地区，屯居的旗人在经理地亩时，土地买卖现象普遍存在，尤其是在人口较为密集，旗民杂处的盛京将军管下内外城八旗驻防地区，旗地买卖更为频繁，如在《黑图档》内，就收录了大量盛京旗人买卖土地案件的档案。在各类合法旗地买卖事件中，均需旗地所在地界的界官出具本界旗地买卖印结，并在年底将旗地买卖事宜造入过地总册，报部查核。清代东北地区旗人契买田地，均须“界官送到印结”。如嘉庆十二年二月，盛京将军衙门办理盛京内务府甲丁石宗秩名下坐落盛京城正黄旗界一处红册地转卖案时，循例饬令该界官俟年底造入过地总册内，报部查核。为落实此事，“相应呈堂札行查界协领，饬令该界官遵照办理造报”。再如嘉庆二十四年十月，盛京内务府正黄旗壮丁董福呈报典卖祖遗田产，盛京将军衙门将卖地文契钤印发给买主收执后，此项地亩循例于年底造入过地总册内，而办理此事，也系由“查界协领转饬该界官，遵照办理造报”。
第二类是界官通过主持地亩清丈来处理界内旗地纠纷案件。清代前中期，东北各地驻防旗人最初占荒种地，多系跑马占圈，旗户占种的地亩，界址多不清晰，亩数不准，且多私行垦种浮多地亩。日久积弊丛生，尤其是旗地界址纠纷、耕种地亩额数纠纷不断发生。旗地纠纷案件若无法自行和解，或经由村屯领催等调解无效，此后则会上报界官，由界官召集两造人等，督带兵役对纠纷地亩进行清丈。如嘉庆十一年，盛京辽阳镶白旗界平顶堡处，发生地主盛京内务府正白旗延福佐领下壮丁徐国良与叔父徐凤因祖遗红册地边滋生地面而争讼一案。此案的发生始于当年十二月间，有界官等前至该地所查丈首报滋生之地。纠纷发生后，界官未能彻底清丈该项地亩。以致翌年辽阳城守尉转饬该界官逐一根究，详细查询，明确录取各供后妥拟呈报。接此饬令后，承办此案的界官办理案件的过程如下：
今据辽阳城守尉呈，据厢白旗署防御骁骑校庆善呈称：遵即前诣该处，随差兵传唤得原典地人刘得，并未在家，仅将原告徐国良，被告徐朋、徐凤、徐文明等传唤，齐至地所，展册正欲行绳，而原告徐国良指称，伊名下挨东原应分红册地三日，现被徐朋等霸种，东边现有地系伊名下滋生之语。随令徐国良、徐朋等指领，挨东行绳。
另如嘉庆二十年，盛京内务府正白旗兵吴有喜呈称，其在抚顺正黄旗界小夹邦居住，原有祖吴廷秀名下自置坐落兴京镶红旗界内汤图伙洛处二十七日三亩，失领多年。嘉庆十六年间，有本界领催来东查验冲压地土，才查出此项地亩在壮丁王国柱名下耕种，历有多年。嘉庆十八年经讨要，并经“查界领催艾盛阿同改屯人等从中说合”，写立契纸，各归本业。后王国柱抵赖，拒不交地，旗兵吴有喜遂“叩祈界官老爷案下，恩准将王国柱拘提到案质讯”。此处界官老爷，即系兴京镶红旗骁骑校梧桐阿。该界官所处理本起土地纠纷案件，即系查界领催说合调解无效情况下，诉至界官处禀请裁决。
设有界官的村屯，对田地界址，界官监管与处置最为适宜。清代东北地区各处八旗驻防处界址多未明晰，亦多有未设立界官直接承管之地，在这样的地方发生土地纠纷后，清廷多增设界官，以专责成。如嘉庆十一年十月，吉林将军管下发生了民人张兆清等在吉林界内私垦地亩，却前往伯都讷报纳租粮一案。此案之所以发生，系因驻防八旗地界不清，以致发生侵占影射之弊。为此，宜兴等奏：
吉林与伯都讷地界相连，其界址必须清楚，庶沿边地亩旗民等不致有侵占影射情弊，请将两城封堆之间，其荒隔处所加立封堆，开挖深沟，划定通长界限，俾免混淆，并请添界官，以专责成。
第三类是查报界内旗地被灾情况及协助组织界内旗民分领赈灾粮石事宜。旗地遭受水旱灾害，界官最先得报，也是最先知晓灾情程度。故当旗地遭受各类自然灾害，地亩与收成受损情况，人员与房屋被灾情况，俱由界官呈报上级旗署，进而逐级上报。如清代盛京各处官庄壮丁所在地出现水旱灾害，多由“地界章京出具被水地亩成数，印册结文”，继而呈报有司。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初二日，锦州城北界官禀报：“离城六十里于家屯、霍家台等处，被冰雹暴风刮倒旗民房屋、压毙人口、损坏禾稼。”又如吉林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治下，管理筒子沟界官云骑尉成顺，于光绪三年五月间奉派筒子沟一带查界差务后，因迟误查报该地遭被水灾事，受到吉林将军的斥责。
清廷在得到旗地被灾的奏报后，会根据受灾程度酌情赈济。在受灾旗民的赈济中，当地界官还负责组织管界内旗民分领赈灾粮石事宜。如嘉庆十二年盛京等处遭灾，清廷下令开仓赈济灾民，并饬令：“一俟各该界官率领灾户到仓，速急开仓，如数监放。”
第四类是查报管界内旗户私垦浮多地亩。封禁政策下，清廷对东北各地旗户私垦种植浮多地亩例行禁止，且将查禁之责交付与界官。若界官查禁不力，则有相应的惩处规定。就此，《钦定兵部处分则例》规定：
外省旗地，如有旗民人等私行开垦，该旗界官于本年未经查出呈报者，罚俸一年公罪；一年以上未经查出呈报者，罚俸二年公罪；三年以上未经查出呈报者，降一级留任公罪；五年以上未经查出呈报者，降一级调用公罪。
终清之世，垦种浮多地亩是东北各地驻防旗人业农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各级旗署惯持默许态度。是以界官有查办旗户私垦浮多地亩之责，但界官往往不会主动查办，多是在旗人因种种原因向其呈请首报后，方会处置此类事件。如乾隆二十五年，盛京管理三仓事务处咨盛京户部，转饬兴京管界官，将界内正黄旗苏拉青狗陆续开垦之地亩查丈入册，“令其交纳钱粮”。
第五类是承领旗地地租的催征。清代东北各处旗地，吉林、黑龙江二将军辖境内，旗地中仅有旗丁承种的牛犋地、阿勒楚喀与拉林等处屯垦地需交纳地租，多数旗地向无地租。故二将军辖境内的八旗界官并无承领旗地地租的催征职责。盛京将军管下内外各城，旗地或自种，或交由民人佃种，均有纳租之责，而地亩所在地的界官负有承催之责。就此，雍正二年，清廷谕令：“盛京旗人所种地亩，仍照旧例，在何界内种地，即将彼界协领、城守尉为督催之员，佐领、拖沙喇哈番品级旗员、骁骑校为经催之员。”另据《钦定兵部处分则例》规定：“盛京旗人所种地亩应交米豆、草束，在何员所管界内种地，即将该界协领、城守尉为督催之员，佐领、防御、骁骑校为经催之员。”道光十年（1830），盛京将军富俊在奏折内亦云：“所有交旗民地方官招佃取租者，照依旧有余地，分别佃户，系旗人，责成界官承催，系民人，责成民员承催。”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奉天旗民人等承种各项地亩时，应征租赋的催征，仍循旧例，“系民人，责成民员承催，旗人责成界官承催”。
（六）查禁界内赌博及有伤风化的行为
在东北八旗驻防地保持崇俭敦淳、行孝知耻的旧风，是清廷一直孜孜以求的理想佳境。在现实生活中，旗界屯居的旗人违禁赌博、通奸等现象时有发生，查禁此等为非行为，也是界官职事所在。查禁赌博方面，清廷对东三省驻防地区失察之旗员专条规定：
盛京等处地方并无绿营武职，其驻防旗员即有稽察地方之责，如有失察赌博，将旗界官每一次罚俸一个月，失察旧存赌具，亦罚俸一个月，如系经旬累月赌博，不能计算次数者，罚俸六个月，自行拿获者免议。
界官在具体查办赌博时，有成功查获者，亦有失察者，甚至有赌众公然对抗界官查办者。界官稽查赌案，有亲自统率界兵查办者，亦多有由查界领催等率界兵查办者。如嘉庆十二年二月，盛京城镶黄旗界内，“查界领催李克发等拿顽牌人王文玉、耿尚九、夏松龄、周文道、胡登清等五名，并起获赌具纸牌等物”。此系成功查办之案，另有许多界官因失察界内赌案而获罪，如道光十六年，盛京辽阳旗界刘二堡有人设赌演戏，遭到盛京将军奕经等人奏参，辽阳城界官防御扎桑阿因失察之罪交部议处。甚者，界官查办赌案时，遭到赌众公然抗拒，以致发生械斗，如同治十二年，有五常堡民人韩泳元等聚众偷设花会，界官罗长和带领兵丁查拿赌犯，双方发生械斗。
对界内旗民人等伤风败俗行为，界官还负有惩戒之责。这种惩戒，轻则训斥，重则驱逐、鞭笞等。如嘉庆十年，盛京城发生民人孙元与旗妇田丁氏通奸一案。此案发生后，当地界官及时介入，由乡长“回禀界官，差人去撵逐孙元”。
界官查禁的众多有伤风化行为中，有一类极为特殊，即查拿界内习练邪教者。清代东北地区旗人习练邪教者，以旗民杂处地区为多。为查办杂居地区的传习旗民，八旗界官常会同州县民官一同查拿。如乾隆四十二年，铁岭地方访获一炷香邪教冯守良等六犯，系“铁岭掌图记防御尚奎率同该界防御王联芳，会同铁岭县知县魏钟秀访获”。
四、清代东北八旗界官制度的兴替演变
作为清代东北八旗驻防地区的基层职官，界官的添设、任职者的秩品、界官的职责均呈现动态发展趋势，有清一代有其独特的兴替演变轨迹。界官之兴起，实系顺应旗人越旗屯居、旗民交错杂居这一耕种与居住发展之大势。清代东北各处驻防八旗添设之初，各旗人等俱指定地界居住，各旗、各牛录之间居住地界限明确，鲜有越旗居住者。迨因年久，旗人自行卜地而居者渐多，加之越旗买卖旗地、旗人投亲居住谋食等现象日盛，原本界址分明的旗界驻防秩序被打乱，越旗居住者众多。越旗买卖旗地方面，如乾隆四十九年，盛京内务府镶黄旗壮丁高永和“因身无地耕种，今踩得辽阳厢白旗界蒲河口西长沟地方，有闲荒一段，约有一百五十余亩，东至本地，西至沟，南至沟北，北至本地，身情愿讨垦，入内仓纳粮”。经过旗地买卖便造成旗人跨界混居局面。
为直观具体地展示出旗地越旗杂处的程度，及其对旗人越旗杂居现象的影响，选取乾隆四十九年六月盛京内务府镶黄、正黄二旗官丁呈报地亩各案原档为样本，进行统计与分析。可以看到：一月之内盛京内务府镶黄、正黄二旗官丁呈报地亩之案计有18宗，其中越旗者16宗，越旗地亩案件占是月呈报地亩总数的88.89%，由此可见越旗地亩案件之多。其中呈报事由为滋生地亩入册类11宗，讨垦（包括讨要）类4宗。旗人旗属与其所占旗地分处两个不同的旗佐，这在乾隆末年的盛京地区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不只盛京地区，旗人越旗居住现象在吉林、黑龙江二将军辖境内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众多散处村屯的旗人，尤其是越旗而居的旗人，其统管旗署稽查难周，势必需要一个打破旗佐，按照旗人屯居的具体地域，对其进行直接管理的职官。就该问题，有文章提出：
盛京旗人为了生计，随地而居，散居各处，旗分佐领对所属旗人的管理程度在减弱，但是作为清朝根本的八旗制度是不能撼动的，所以即便旗人远离旗分佐领，对于他们人身的管理，还是要由佐领负责，而对于散处各地的旗人及难以移动的土地来说，则需要由地方旗官来负责管理。
诚如是言，清廷原采用的按旗分佐领管理旗人土地的模式，在遭遇东北驻防旗人散居各地及越旗而处的现实问题后，弊端日益显露。为解决人地分离和越旗而居这一新情况下的旗人管控问题，以八旗驻防城为中心，对驻防城周围的旗屯按照地域划分界限，选派旗员充任界官，也是顺势而为之事。
东北地区各八旗驻防地界官的设置时间不同，各处驻防所设界官数量也未划一，或二界、或三界、或四界，甚至是八界、十界，俱视各处具体需要而定。但总体观之，在数量与职权上，东北地区界官的设置，在咸丰朝至同治朝初年达到了鼎盛时期。
自同治朝以降的同光宣三朝，东北八旗界官制度迅速走向衰亡。衰亡的主要表征有二：
一是民治地方行政机构的增设。清代前中期，盛京、吉林二将军辖区均设有民治厅、州、县等行政机构，此时设置的民治机构尚未对八旗驻防旗署的管界及权限造成显著的挤压，但旗官不善于经理地方行政事务的弊端已有所显露，尤其是在处理民事方面，旗籍官员的生疏暴露无遗。如嘉庆十年八月的一道上谕内所言：
奉天省所属州县，从前只用旗员，原以各该地方旗人生计及一切交涉事件，惟旗员乃能熟悉。嗣因齐民编户渐多，遂参用汉员，今承平日久，闾阎生齿日增，地方事务较形繁剧。州县为亲民之官，旗员等多有从部院笔帖式等官铨补者，初膺外任，于吏治未经练习，转不足以资治。
鉴于旗员担任地方州县官之种种弊端，清廷在东北地区民人聚居处设置州县机构时，倾向于选派民官，以堪膺治理地方之责。自咸丰十年局部弛禁放垦后，民人向东北各地潮涌而来，以民人为主体的新垦区增设的地方行政机构，俱系民治府、州、县等，由此民治机构在数量上和管界上均呈大增之势。与之相反，原驻防八旗管界面积日渐缩小，且旗界内因民人的增多，乡约数量也相应加增，凡此种种，均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界官的生存空间。光绪年间，东三省民治村社保甲制度迅猛加增。如珲春招垦总局所属地面，分别民社，编排保甲，共计十七社，“每社设乡约一名，设牌头三四五名不等”。
民人骤增后，为便于处置民人事务，清廷对包括界官在内的各级旗官的权力与职责加以削减。有民人杂居的旗屯内，若发生纯粹民人事件，稽查奏报职责，由民治乡地专管，界官及下属噶山达等仅有监督权。早在咸丰元年七月，三姓副都统衙门为设立屯长、乡长，实行户保事，即明确指出：“设旗屯内有民人杂居村堡，其民人事件仍饬同知督责乡地专管，但有隐匿容留故纵各情，亦准该嘎山达等互相稽查揭报。”另如同治十二年七月，宁古塔理事厅属由义社下三甲乡约王存呈报，伊管界大孤家子屯发现一名无名男子被伤身死。甚者，光绪八年，吉林将军衙门在一道议裁界官的咨文内云：“现在各处添设民官，棋布星罗，足资控制，所有界官及总查名目，应即一并裁汰，以免纷扰。”尽管此次动议裁撤界官未果，但该事已揭示吉林境内民官的设置已对界官权限造成了巨大挤压。
光绪朝，盛京境内界官等旗官的职权已被大幅度削减，只准办理旗租，缉捕盗贼，不许干预地方公事。就此，光绪元年十二月，清廷谕准盛京将军崇实所上《变通奉天吏治章程》等折，谕令：“该处各厅、州、县等缺，准满汉兼用，州县各官均加理事同知、通判衔。所有旗界大小官员，只准办理旗租，缉捕盗贼，不许干预地方公事。”黑龙江境内，通肯、克音、柞树冈、巴拜等处荒段相继勘丈出放，陆续安设旗屯之初，“派官兵弹压开耕，暂设界官藉资管束”，旋因该处幅员辽阔，马贼出入无常，加以招民代垦，前来移垦的民人迅速增多，旗制弊端日见，改设民治机构管辖也已成必然趋势。
至东北三将军改设行省后，裁撤旗署，代以民治，八旗界官也在裁撤之列。为此，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人动议：
窃思既改行省，化除满汉畛域，则征收钱粮，似不应犹有旗署、民署之分，如奏明请将内外城仓界各项旗地统归民署经征，所有界官一律裁撤，并一律改征银两，批解司库。
宣统年间，有官员在总结东北旗官职权的演变过程时，精准地指出：“国初东省未设地方官，旗务民事皆由旗官管理。自先后设治划分府县，于是词讼、钱粮等皆改为地方官之责。自明定禁例干预词讼，于是旗官遂仅司催征、缉捕之事。自改行省，新定官制，民政、巡警各设专员，于是旗官除经理旗务以外，别无所事。盖至今日，八旗官员徒有其名，久失其实。”宣统年间的奉天境内，旗署职权较前已大为削弱，“所管不过俸饷、地租及户籍等事”，此时的界官，仍然存在，但已无多大权力。
二是界官原有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能逐渐被巡警等替代。同治朝以降，东北各地相继编练练、防各军，此外，为满足地方剿匪与守境安民之需，东三省各级政府倡导地方村屯编练乡团练勇，以资乡民自保。界官原所肩负的稽查究办抢夺匪类、承缉命案凶犯和处置聚众斗殴事件、稽察究办偷盗案件及查禁界内旗民使用与贩运违禁物品等四项职权，被新设的练军、防军、乡团及练勇等不同程度地分割。仅就乡团、练勇而言，吉林境内，光绪三年，额穆赫索罗属界东南通沟业已“设有乡团、练勇一百名”。光绪五年，拉林属界西河沿地方，“饬总界佐领海禄按牌设立乡团”。
乡团、练勇的募设，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旗民杂居下各管各属的弊端，使得同一地区的旗民人等互相联络自卫，以补兵力之未逮。如光绪四年打牲乌拉协领衙门就匪患犹烈的缘由分析指出：“地方旗民杂居，向系各管各属，不能彼此联络，其弊三也。”因此，在地阔兵单，边防、捕务俱形吃紧情况下，编、练两军俱不敷调拨，“惟有劝谕商民各自保卫，以补兵力之所未逮”。地方旗民设立团练，于国于家，俱有益处，“劝谕民间设立团练，虽为勇而仍无碍农作，济兵力而可自卫身家”。
从行政隶属上看，光绪年间的东北各地民间团练，凡在旗界者，仍归八旗界官统辖。如光绪二十年，吉林省城附近旗屯，“所有旗联庄会归十旗界官督饬”。光绪二十五年，三姓地方筹办团练，拟由八旗、官庄、永凝社各村屯居住之兵丹丁民内拣选精壮者二百名，作为团练，“所拟拣挑兵丹丁民，皆系四界之内居住之户，如准挑练，以俟操演成熟，仍令各归各村屯，再将各项丁丹轮替教演，由各该路界官妥为管理。”但清季的乡团、练勇，俱属特殊时期地方村屯自卫的产物，民初鼎革时，添设四乡巡警成为加强乡村基础社会治安建设的大势，乡团、练勇终被巡警所取代。以黑龙江呼兰副都统管境为例，光绪十三年，呼兰境内不靖，“旗营制兵额少而力不足，呼兰城所属八旗界居民为自卫计，往往联合村屯，互相援助，计分屯会、民会两种”。该模式后渐次推广，至光绪二十四年，黑龙江境内有普设乡团之命。但至光绪三十一年，裁撤呼兰副都统以下各官缺，四乡界官俱陆续被新式巡警所取代。光绪三十二年，黑龙江将军程德全罢练会，全部改设乡镇巡警兵。
以四乡巡警来取代界官及团练，光绪末年就已开始。如海城县于光绪二十七年创立保甲局，“旋改为巡警局”。另如珲春地区，光绪三十二年推行警政，“撤销街道厅和察界官，设巡警总局，置巡警40人”。新设巡警之乡镇，若在旗界内，则八旗界官原管之治安案件俱归乡巡警办理，八旗界官主要职司被分割，名存实亡。如光绪三十一年盛京地区改革旗制，“旗署之界面撤归巡警管辖”，自此以后，官兵无所事事，日就颓靡。至宣统年间，东北地区的乡村巡警制已经臻于齐备。奉天省内，至宣统二年十月，城乡巡警已一律成立，“现计省城巡警堆官长警等共一千四百余人，各属共二万余人”。吉林省内，宣统二年伊通州四乡已经分区设置巡警，计有：“城乡巡警共分十区，每区设区官、巡官各一员，马巡十八名，步巡六名。”此时的界官纵有其名，然其原有职责几无所剩。
五、结 语
清代东北八旗驻地基层社会管理中，设有专管村屯的界官。作为旗界内的基层承管官，界官是为应对旗地越旗买卖、旗人越旗屯居、旗界内旗民杂居等诸多问题而添派的。早期的界官，差务较为清简，且其职司为地方旗署所重视，是以多由佐领、防御等官充任承差。迨至咸丰朝以降，界官职责扩大，差务日趋繁重，而催征租税、办理诉讼等“肥差”权力却渐被削减，使界官所差繁而个人经济收入微薄，仕途升迁机会较小，以致佐领等多不愿充任，而改为多由无官职的云骑尉承差。
清代东北八旗界官，名称多未统一，设置时间前后有别，各驻防城地界界官数量也不尽相同。至咸丰、同治年间，东北八旗界官在数量、职权上均达到鼎盛时期，同治末年以降的同光宣时期，因民治地方官的增设，练、防军的演练及乡团练勇的募设，尤其是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四乡巡警的创办，八旗界官的职权被分割，因而迅速走向衰亡。
界官是清代东北八旗驻防地区基层行政官制演进中重要的一环。添设界官之前，东北各八旗驻防地均依托八旗制度，实行旗民分治，严禁旗民杂居。同一驻防地区的村屯中，满洲、汉军、蒙古旗人及水师营人等杂居现象的出现与增多，迅速突破了旗佐的界限；而官庄壮丁、边门台丁及民人陆续与旗人共处一屯，使得旗民杂处者日多。至此，东北各地方旗署按照地域划分驻防城四周村屯的界址，委派界官承办一界之内的各项事务，从而实现了在不废止八旗制度的前提下对旗界内杂居人等的有效管辖，对晚清东北地区动荡社会下加强对基层社会的管理做出了贡献。在界官的承管下，经清末多项行政、司法及军事改革，东北八旗驻防地区的基层社会最终实现向近代乡镇官、警察分局等机构分治共管的局面转型，在此演进轨迹中，八旗界官所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实际作用无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