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梧桐

中国明史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理事、北京市历史学会理事、朱元璋研究会顾问

关于明清易代和南明抗清斗争的几点认识

文丨陈梧桐

有关明清易代问题，有的论者以既成的历史事实代表科学的分析，认为清取代明是历史的必然。其实，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既包括必然性，也包括偶然性。社会要发展，要前进，这是必然性，至于统治王朝的建立和统治者的更替，则大抵属于偶然性。

就明清易代这段历史而言，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其灭亡是不可避免的，而明亡之后，中国人将建立一个封建王朝，这也是可以肯定的。但是，由哪一种势力来建立这个封建王朝，具有偶然性。

如果仔细研究明清之际的史实，便可看出当时的各个主要派别都有可胜之机，关键是看谁掌握了这种机遇，不犯或少犯错误。

崇祯十七年（1644）的春秋之际，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如果不在政治和军事上犯下一系列错误，有可能统一全国。弘光政权若不是在由谁继位的问题上勾心斗角，这个政权绝不至于那样迅速地土崩瓦解。永历二年（1645）清军占领南京后，假如不强制推行薙发易服等民族压迫政策，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统一天下。

顺治五年（1648），金声桓、李成栋、姜瓖、丁国栋等起兵反清时，如果永历朝廷节制部署得当，拥明势力互相接应，清廷的前景未可乐观。大西军余部联明抗清后策划的广东之役与三入长江之役如果获得成功，抗清局势也将大为改观。很明显，清之所以取代明，是由多种因素促进的。把清取代明进而统一全国说成是历史必然性，这是一种历史宿命论，是不能令人同意的。

有的论者更基于清取代明并进而统一全国是历史必然的观点，否定南明的抗清斗争是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行动，而把它看成是阻挠统一的非正义行为。这种观点更难以令人苟同。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清兵入关后进行的战争，不是统一战争，而是“明末以来明清战争的继续，是明清易代斗争全过程的后一部分，是镇压抗清起义和复明运动，大规模推行民族压迫、奴役措施，夺取全国统治权的战争”（何龄修：《关于抗清复明斗争和郑成功研究问题的几点看法》，杨国桢主编《长共海涛论延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

同时还必须看到，明末清初几个政权并立局面的形成，是多种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明朝统治者对女真的民族压迫，导致女真族的反抗和后金的建立。明朝统治者对广大农民的阶级压迫，又导致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和大顺、大西农民政权的建立。清朝的满洲贵族入关占领北京，特别是在占领南京后，把它的民族压迫政策推向全国，又导致了几个南明政权的建立。这样，便形成几个政权并立对峙的局面。就建立后金的女真而言，他们原是明朝的臣属，其首领世代接受明朝的封号、官职和册封，后来为反对明朝的民族压迫，起兵抗明，建后金国，才从明朝分裂出来。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及此前改族号为满洲，以图掩盖女真曾经隶属明朝的历史，但史学界并没有人指责他另立政权，割据一方，破坏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因为它是反抗明朝民族压迫的正义行动。

同样的道理，明朝覆灭之后相继出现的几个南明政权，它们是为反抗清朝的民族征服与压迫而建立的，属于正义的行动，更不应该被扣上什么破坏中华民族统一的帽子，何况它们并非是从清朝分裂出来的政权。有人力图抹煞清朝满族统治者入关前后对汉族实行民族压迫的政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清朝有过“剃发易服”的“具体政策”“错误”。

可惜，他们不曾向人们论证满族统治者一系列恶政、暴行为什么不具有民族压迫的性质，而是喋喋不休地责问：满族是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是否有权参与角逐全国政权？他们把满族是否有权参与角逐全国政权和是否应该推行压迫政策混为一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原则，只要是中国境内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毫无疑问都有参与角逐全国政权的权利。但是，任何民族，都不应该对其它民族实行压迫政策，否则被征服与压迫的民族就有权进行反抗。“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列宁全集》第二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页）正基于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认为努尔哈赤在万历年间率领女真人民起兵抗明，建立后金，是正义的行动，而不是什么叛乱和分裂行为。满族有反抗明朝民族压迫的正当权利，汉族同样也有权反抗清朝的民族压迫，这个权利也应该是平等的，不应厚此薄彼。

有的论者还指责南明的抗清义士拥护的是几个继承明朝腐败衣钵的南明政权，是为保持或延续朱氏统治而挣扎。的确，明末的明王朝已腐朽不堪，否则广大农民也不会发动起义，用暴力把它推翻。但是，这种阶级斗争是发生在汉族内部，并不存在民族压迫问题。

而当清朝入关并向西北和江南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把其民族压迫推向全国时，情况便发生了变化。这时，不仅是汉族地主阶级的利益遭到损害，广大汉族人民更是遭受双重的压迫，即不仅是作为劳动者遭受压迫，而且是作为具有自己的语言、文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一个民族的劳动者在遭受压迫。由于民族矛盾已上升为全国的主要矛盾，这时就需要有一面能为各个阶层接受的旗帜，来号召和动员全国的广大群众，共同对抗清朝的民族压迫。

在家国同构的古代中国，在作为国家意识的儒家思想里，君主既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是国家民族的最高代表，在民族斗争中是各方均可接受的一面旗帜。因此，尽管几个南明政权都很腐朽，人们对它并不满意。但是，广大人民群众还是拥戴他们。

这种拥戴，并不意味着是拥护他们的腐朽统治，更不是为保持或延续朱氏统治而挣扎，而是拥戴他们的抗清行动，以他们为旗帜，来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开展反抗清朝民族压迫的斗争。至于解决南明政权的腐败问题，则只能留待以后去解决。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在诸多的矛盾之中，要抓主要的矛盾。正是由于这个道理，大顺、大西的余部，才会调转矛头，联明以抗清。把广大汉族人民以南明为旗帜的抗清斗争说成是为保持或延续朱氏统治而挣扎，显然是错误的。

南明的抗清斗争，虽然最终被清王朝残酷镇压下去。但是，抗清义士的鲜血并没有白流。正是他们长达20年的顽强战斗，使清朝统治者看到汉族人民的伟大力量，认识到如不改变其落后的统治方式，停止侵害汉族利益的行为，特别是如不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和合作，恢复和发展生产，其统治更无法得到稳定和巩固。

因此，清圣祖在亲政之后，便采取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调整阶级关系、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并在其当政的前期基本完成满汉地主阶级的合流，从而使民族矛盾得到缓和，不再成为主要的社会矛盾，使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就是南明义士抗清斗争历史作用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