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森 /文
欢迎白求恩大夫的群众大会
▲白求恩
1938年6月下旬，白求恩大夫从加拿大到延安后，主动请战，毛主席派他到中国抗战前线的晋察冀边区。他辗转到达边区的第一站就是晋察冀军区和边区政府所在地五台山，聂荣臻司令员马上会见了他，听取了他对到抗日战争前线开展卫生医疗救护工作的想法和意见。远在加拿大的著名外科大夫来到晋察冀边区的消息不胫而走，军区指战员欢欣鼓舞，边区的群众纷纷将舍不得吃的白面、鸡蛋、红枣、核桃给他送来。
6月22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由晋察冀军区、边区政府和各群众团体联合组织的欢迎大会，在五台山东麓、清水河边金岗库村的一块露天开阔地召开，还临时搭了木板讲台。军区领导、部队战士、机关干部和群众近千人参加，连五台山的僧众也参加了，声势之浩大，是我参加抗战工作以来从未见过的。我作为《晋察冀日报》的记者，参加了欢迎大会。
会场上，抗日歌声嘹亮，“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 “欢迎国际友人支援抗战！”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为抗日胜利而斗争！”的口号声、歌声此起彼伏，场面十分热烈。会上，当地政府左县长和群众团体代表都讲了话，欢迎国际朋友白求恩大夫到边区来。我在现场听到了白求恩大夫的热情演讲，他说：“中国人民的抗战是正义的，日本军队在中国的侵略残杀使我震惊。我从加拿大来到中国，是来帮助你们打日本的，我和你们一起反对侵略战争。我到了延安，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你们的八路军有很好的传统，艰苦奋斗，作战勇敢，又很团结。你们的抗日斗争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反响，外国有很多你们的朋友。我是来帮助你们的，和你们一起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白求恩大夫演讲结束后，会场上一片欢呼声。因为抗战一开始，对敌斗争艰苦、残酷，大的集会很少。那一次欢迎白求恩大夫的群众大会，是我抗战初期参加的群众大会中场面大、人数多、热情特别高涨的一次，至今记忆犹新。
白求恩大夫给我治疗中耳炎
▲白求恩在抗战前线的临时医院检查伤员的康复情况
白求恩大夫到晋察冀边区后，看到边区缺医少药的情况，十分焦急。根据他的建议，军区领导很快建立了一所战地医院，设在五台山边的松岩口村。白求恩大夫一边救治伤病员，一边组织训练班，亲自培训大夫和护士。我记得当时还看到过他写的一本小册子，叫《疗伤初步》，大概是董越千同志（白求恩称他为“董”、“我的影子”）翻译的，这是发生在1938年夏天的事。
1938年秋天，我突然耳中很痛，头也疼得厉害，以至于不能坚持工作。邓拓同志让我骑他的黑色大洋马（聂荣臻司令员送给他的缴获战利品），还派了一个通讯员送我去白求恩大夫主持的医院看病。我被送到了20多里外的松岩口村，那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山村。东西向有一条街，绿树成荫，石头铺路，一道清水从街中间潺潺流过。在游击战争的残酷环境里，看到这美丽的山村，使我感到特别的平静和安逸。白求恩大夫给我诊断为严重的中耳炎，嘱咐我一定要卧炕休息，不许下炕。当时董翻译不在，我就自己用高中时学的英语与他交流。白求恩大夫见八路军的病人能与他用英文交谈，挺高兴。他特别叮嘱我：“你抗战工作忙，要认真治病，一定要老老实实躺着。”由于医院正在筹建，房子少、病员多，连老乡家都被安排成了临时病房，我被分配到了一个老乡家的西房住。
当时我中耳发炎很厉害，头痛得躺不住，就下炕到房门口坐坐。白求恩大夫来查房，看到我坐在门口，就批评我让我上炕去。他说：“你这个小青年不听话（当时我21岁），马上回炕，躺着静养！”我只好回去躺下。他给我做了细致检查后，马上换了药，并对我说：“你的中耳炎很重，必须老老实实休息才能尽早消炎，回去工作。”我病稍好些了，就想着要出院，他不让我走。
当时战局很紧张，日本鬼子十分嚣张，叫嚣要“北围五台，中攻武汉，南取广州”。报社正在五台山区出报，接到命令，必须转移。报社通知我，要尽快出院，与报社一起行动。我再次找到白求恩大夫，我知道他对病人高度负责，病未完全好，是不会让我出院的。我只好说有急事，请假回报社看看。他了解到我请假与反围攻有关，就同意了，并给我带上了药。
我出院时是当地民兵抬担架送我回报社的。一共10公里的路程，从医院所在的松岩口村起，由民兵担架队员接替着抬，要路过两个村子。每到一个村子就进行交接，这是根据地在战时形成的一个规矩。民兵形成了支前网，对伤病员进行村与村之间的一站式交接，这样就可以保证担架不停人换岗，快速转运伤病员。几个村的民兵就这样交换着抬，报社又派了一个通讯员来接我，穿越太行山，平安抵达了阜平县的瓦窑村，这里是报社刚刚转移过来的一个小山村。我在行军中坚持工作，不忘白求恩大夫的嘱咐坚持服药，严重的中耳炎治愈了。但是，我也再没有机会见到并告知他了。
游击战中的白求恩
▲白求恩在为前线战士做手术
1938年9月15日，五台山模范医院举行落成典礼，白求恩大夫任院长。几天后，日寇飞机对五台山区狂轰滥炸，医院也遭日机的轰炸毁于战火中。白求恩接受了这个深刻的教训，认识到在游击战、运动战中，不可能在稳定的医院进行治疗，便设计出了一种名叫“卢沟桥”的药驮子，用几匹牲口驮上药品和手术器械，建成了能跟随八路军打游击的“流动医院”。这样的游击战地医院，在敌后抗战前线上发挥了救死扶伤的重要作用。
白求恩大夫在五台山区和太行山东边的河北山岳地带工作一段后，1939年春天，随贺龙的120师到了冀中平原上，参加壮烈的平原游击战。
有一次，八路军在冀中一个叫齐会的村庄，打了一个歼灭大批日寇的漂亮仗，白求恩大夫和他带领的医疗队在前线上抢救出许多伤员，立了大功。当八路军胜利后转移时，日寇飞机又来轰炸，白求恩大夫仍坚持在战地救治伤员。
一位随同他的药剂员回忆当时情况时说，白求恩大夫是真不怕死，他真了不起。在部队撤退时，情况万分紧急，他仍很沉着，专心致志地抓紧做手术，包扎、止血，有条不紊地进行。部队领导派警卫员催促他离开阵地，甚至“强迫”他快转移。正在这时，一位浑身是血、肠子露出肚外的伤员被抬进了手术室，有人问他：“这个伤员伤情这么严重，还能不能活下来？”他回头一看，命令说：“快抬上来！”并立即进行手术。因医疗设备很差，只能用凉开水清洗肠子后，填回肚子里用线缝上。当时日寇飞机还在狂轰滥炸，敌情紧急，警卫员拉着白求恩大夫赶快撤离，但他根本不理，硬是坚持给伤员做完手术，并叫人拆了一块床板，抬走这个伤员后，他才转移。
这位伤员是当时在齐会激战中受重伤的一位连长，经过白求恩大夫拼命抢救，他真的被救活了。这位连长立了战功，不久被提拔为团长。他对救命的白求恩大夫感恩不尽。
万人追悼白求恩
▲白求恩葬礼
日军围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战斗越来越频繁、残酷，日寇疯狂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危及日军到达的每一个村庄，战斗的惨烈使我军伤员大增。为了及时地抢救伤员，白求恩大夫要求把战地医院搬到前线，离前线越近，就越能及时救治更多的伤员，避免伤员因失血过多而造成死亡。
1939年10月初，白求恩大夫在甘河净村为一名患头部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动手术时，掏取碎骨的过程中，左手中指被碎骨刺破，受到致命的感染，但他仍然不知疲倦地工作，手术一台接着一台。八路军指战员知道白求恩大夫冒着危险，紧跟在部队后面，不顾炮弹的轰炸在给伤员做手术，都感动地喊着：“有白求恩大夫给我们治伤，冲呀！”
1939年秋天，日军进攻河北涞源地区，边区八路军在雁宿崖歼灭战和黄土岭围攻战的过程中，消灭日军1000多人，取得重大战绩。日军中将阿部规秀也在这场大战中被我炮兵炸死。当时前线告急，白求恩大夫放弃回国的机会，再上战场。就在这场大战中，他不顾手指再度被感染的危险，继续坚持抢救伤员，直到战斗结束他才下了手术台。结果他因病毒感染导致败血症，于1939年11月2日凌晨，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唐县黄石口村病故。白求恩大夫的遗体被抬了五天五夜，送到一个暂无战火、比较安全的小山村（曲阳县狼山沟门村），暂时秘密安葬。
晋察冀军区、边区政府沉痛哀悼白求恩大夫，决定将他的遗体移到唐县军城厚葬，建立纪念碑，印发纪念册，并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1940年1月5日，根据地反围攻大战过后，在军城召开了沉痛追悼白求恩大夫大会，到会的有边区党、政、军、民、机关、团体、学校及闻讯赶来的老百姓，共有1万多人。会上，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将军怀着沉痛的心情，声带哽咽读完祭文，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号召晋察冀边区的干部、战士、医务工作者和所有的人，向白求恩大夫学习，并宣布把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改名为“白求恩学校”，把学校附属的军区模范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会上举行了隆重的墓葬安放仪式。入墓时，聂司令和军区政治部舒同主任在白求恩墓前静默很久，未讲话，万分悲痛，无限哀思。会后，他们还为修建白求恩墓和白求恩纪念碑奠基。晚上，军区文工团演出了纪念白求恩大夫的戏剧。
1940年6月21日，白求恩烈士陵墓和纪念碑在唐县建成，聂荣臻司令员从晋东南前线赶来，亲自参加了揭幕仪式。
白求恩的事迹在《晋察冀日报》上连续报道后，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得到广泛传颂。1941年12月20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召开的纪念白求恩大夫大会上宣讲《纪念白求恩》一文以后，宣传面更加广泛。白求恩大夫成为全中国人民熟知和敬重的国际主义战士，亿万人民心中的楷模。
本文选编自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办、中国政协文史馆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66辑。文章标题、部分小标题和图片为编者所加、文字有删减。作者陈春森，曾任铁道部政治部原副主任。亲历《晋察冀日报》创刊并参与编辑工作10年，先后任编辑、编辑科长、编辑部副部长、报社编委等职。
责任编辑：左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