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阳修德寺出土白石佛像

河北曲阳修德寺塔

1953年在河北省曲阳县城西南修德寺塔基下发现,1954年又在宋代寺址下发掘出一批石造像,总数计2200余躯,内含纪年铭造像247躯。自北魏神龟三年(520)迄唐天宝九年(750),其间230年,历经北魏、东魏、北齐、隋、唐5代,而以东魏、北齐和隋代造像居多。多为小型单体像,一般残高约20—30厘米。还伴出有半成品和少量石料。

修德寺石造像的发现和出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佛教考古的一个重要收获。石雕品现主要藏于故宫博物院和河北省博物馆。

修德寺纪年造像中,以隋大业年间造的最多,共48躯,其次是北齐天保年间的,共33躯。修德寺石造像的题材,经历了对释迦佛和弥勒菩萨信仰为主,过渡到重视阿弥陀佛和菩萨信仰的过程。无量寿佛和阿弥陀佛造像出现于北齐,至隋代超过了弥勒菩萨的数量。菩萨像在纪年造像中的比例,分别为北魏的35%、东魏的75%、北齐的82%和隋的93%。这种日益增长的趋向反映了下层群众的信仰要求和佛教的世俗化。

造型上,也有由瘦削修长到方颐矮胖再到丰满挺秀的变化过程。佛衣由最初的褒衣博带,发展为轻薄透体、衣纹简疏的样式。造像的面容,北魏的慈祥严肃被唐代的平易亲近所取代。

最早一件是青砂石高脚菩萨三尊像,相当云冈期,最晚一件为盛唐末期,有纪年造像为247件。纪年造像中北魏晚期17件,东魏40件,北齐101件,隋代81件,唐代8件。

东魏纪年造像具有明确的时代特点和风格,在中国佛教雕刻史上应有其独立地位。以武定元年(543)杨洛造观世音菩萨像、武定二年苏丰洛造菩萨像、武定五年赵宗贵造菩萨像、武定七年马行兴造观世音菩萨像等为代表的武定型造像,薄纱透体,圆肩鼓腹,身材矮胖,和蔼可亲,与北魏晚期秀骨清像完全不同。

北齐纪年造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典型形式完成于天统至武平的10年间,如天统二年(566)静藏造释迦佛像、武平四年(573)赵田姜造坐佛、河清三年(564)法郏造菩萨三尊式像、天统二年高节庆造双思惟像、武平六年高修陀造菩萨像等,都身材丰满,衣纹简练,刀法爽朗,体积突出。

隋代纪年造像则更进一步发展,如开皇五年(585)张波造弥勒菩萨像,开皇十一年张茂仁造弥陀佛像、张难陀造双观音像,开皇十二年吴仲昂造菩萨像,开皇十七年邸善造观音像,大业二年(606)霍造双菩萨像等,都具有比例匀称、挺胸细腰、衣饰轻薄、刀法刚劲的风格。

邸广新造玉思惟像、高节庆造白玉像、张茂仁造白玉弥陀佛像等铭文称,当地信徒称黄山白石为玉或白玉,说明人们珍爱玉器和玉有五德的观念浸透到造像用材之中。黄山白石在石造像中较青砂石、砾石、石灰石要贵重,这种现象首见于曲阳石造像。

修德寺石造像尚有数百件有彩绘痕迹,计有朱红、赭、金黄、黄、孔雀蓝、佛青、深绿、粉绿、墨、金等10色。有的用于开光或细部描绘,也有的仿妆銮的多彩效果。

纪年造像均有或长或短的发愿文,记录了发愿者的身份、社会地位、职业、发愿目的和佛教信仰以及信徒组织、地区沿革等,同时也反映了民间使用简化字、别字、假借等情况以及书法艺术的变化。

4世纪中叶,随着佛图澄大师在后赵的传教活动,今河北石家庄地区佛教已很盛行,成为当时北方佛教要地之一。悠久的文化传统,加之当地盛产汉白玉石料。这就给以定州为中心的佛教造像工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定县北齐永孝寺旧址和唐县、望都等地,相继出土几批汉白玉石造像,有明确纪年的大都在东魏以后,说明此后定州佛教造像臻入盛期,至隋唐而不衰。这就为研究这一时期北方造像的分期、类型和地区特点等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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