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全面抗战爆发，全国兵工厂西迁以来，重庆一时成为大后方最大的“武器弹药库”。八年间，供应了抗日军队所需三分之二的枪械、弹药

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山城近十万兵工人，在物料、装备短缺，生活清苦、头顶轰炸的艰险环境中，满腔热忱，争分夺秒“创造犀利的武器”

首发：9月4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桂林、刘恩黎

“战以止战，兵以弭兵，正义的剑是为保卫和平。创造犀利的武器，争取国防的安宁……同志们，猛进！猛进！”

1939年，随着华中重镇武汉失守，侵华日军南犯长沙，西窥宜昌，并频繁派出轰炸机群，空袭重庆等后方城市。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更加艰难时刻。然而，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一首激昂的歌曲在重庆嘉陵江畔传唱开来。

与这歌声相伴的，是长江、嘉陵江两岸越来越多的厂房里、岩洞中，轰鸣不息的机器、日夜苦干的工人，和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枪炮。

这是在原国民政府兵工署第一工厂生产洞体内展示的抗战时期兵工生产场景还原景象。本文图片均为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黄伟摄

“卢沟桥事变”后，不到两年时间，华北、华东大片国土沦丧于日寇之手。地处长江上游，据夔巫之险，乘舟楫之便，有川滇黔广袤土地作腹地的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和战略大后方。

在担当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同时，重庆还肩负起为前线数百万抗日将士提供武器弹药的重任。自全面抗战爆发，全国兵工厂西迁以来，重庆一时成为大后方最大的“武器弹药库”。八年间，供应了抗日军队所需三分之二的枪械、弹药。

抗战时期，重庆兵工厂生产的部分火炮（翻拍自重庆建川博物馆）。

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山城近十万兵工人，在物料、装备短缺，生活清苦、头顶轰炸的艰险环境中，满腔热忱，争分夺秒“创造犀利的武器”。

炮火下搬来的兵工中心

重庆主城九龙坡区鹅公岩大桥头，一尊手握钢枪怒吼射击的抗日军人雕像，跨立石碑之上，面朝东方，日夜守望着奔流不息的长江。雕像下方的岩壁里，隐藏着百余个纵横交错的人工岩洞。

这里是国民政府兵工署第一兵工厂旧址。而它的前身，则是创建于晚清，以“汉阳造”步枪显赫于近代中国的汉阳兵工厂。80多年前，在不断进逼的日军炮火下，这座当时的“兵工砥柱”几经迁徙，于1940年春定址山城。在此之前，当时我国最主要的兵工企业大多已在重庆落户复产。

“西迁运动，造就了重庆抗战兵工中心的地位。”中国抗战史学会副会长周勇介绍，全面抗战爆发前，我国兵器工业不仅力量薄弱，布局也极不合理，几个大厂，如汉阳兵工厂、上海兵工厂、金陵兵工厂、济南兵工厂、巩县兵工厂等，均在中东部且以沿海为主。随着战事恶化，这些工厂很快面临沦入敌手的危险。搬迁到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就成了必然选择。

抗战时期，重庆地下兵工厂生产场景（翻拍自重庆建川博物馆）。

尽管国民政府兵工署早在“卢沟桥事变”前，就开始计划兵工企业内迁事宜，但由于对战局发展态势估计不足，加之顾虑迁移过程影响前线弹械供应，各兵工厂直到1937年9月至11月，才陆续动迁，多数兵工厂是在临近沦陷时才仓促撤出。

专事机枪、步枪制造的金陵兵工厂接到迁厂令后，职工们夜以继日将4300吨机器设备和材料拆卸装箱，于1937年11月底紧急撤离南京。因时局紧迫、运输工具奇缺，有一批物资实在没法运走。无奈之下，厂长李承干只好委托姚志良等三位工友和士兵留守照看，寻机抢运。虽然做了这样的安排，但并未抱太大希望。

位于南京雨花台附近的金陵兵工厂大门（1935年摄）。1937年9月到1940年10月，包括金陵兵工厂在内的11家兵工厂迁至重庆。新华社资料片

12月6日，日军攻城部队兵临城下。听闻炮声的姚志良和留守同仁，找来群众协助，将剩余物资装上两条民船，在炮火硝烟中离开南京。随后一路顶风冒雪，水陆兼程，在工厂驻武汉办事处帮助下，终于在1938年2月将物资运抵重庆江北簸箕石码头。厂长李承干深为感动，赞叹道：“三君于国难极端严重时期，为国为厂，竟能不顾一己之安危，不独为国家保存数十吨物资，其艰苦卓绝之行为更堪资一般人所矜式。”

钢铁乃武器之母。随着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日军兵锋直指武汉，当时中国最主要的钢铁资源——包括汉阳铁厂、钢厂、大冶铁厂、六河沟铁厂等在内的联合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不得不于1938年6月自武汉迁往重庆。

天上飞机轰炸、脚下激流险滩，西迁之路，艰险异常。原钢迁会员工、已去世的王遴元老人，曾这样回忆：“走到湖北枝江，说完了，船快翻了。很多人就哭，小孩、妇女们都哭了。后来船主找我说，把这些（炼钢厂的）机器都丢到河里边吧，救人吧。我说，这绝不可能！”“结果这个船倾斜到35度，好在下面是泥沙，没有碰到石头，如果碰到暗礁，那所有的设备、所有的人全部完蛋。”

历史档案显示，至1940年，我国兵工内迁完成时，兵工署直属17家兵工企业中，有11家驻扎重庆，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除当时尚不能自制的坦克、重型火炮外，这些兵工厂的产品涵盖了钢铁、火药、子弹、手榴弹、炮弹、甲雷、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战防炮等当时我国军队实际投入使用的几乎所有枪械弹品种，成为当之无愧的抗战兵器工业中心。

头顶轰炸创造犀利的武器

如今，“兵工署第一工厂”旧址经过保护性修复，成为以抗战历史为主题的“重庆建川博物馆”。依托当年开凿的生产洞体，展览着大量抗战时期的实物、影像资料等。

在兵工史展览区，一支支乌黑发亮的步枪、机枪，一款款军绿色掷弹筒、迫击炮，静静陈列着。“这些都是抗日的武器！像这款二七式掷弹筒，是当时重庆兵工企业自行创制的优秀兵器，性能远优于日军同类装备，在战场上有力杀伤了敌人。”博物馆讲解员介绍说。

这是8月27日在重庆建川博物馆拍摄的汉阳造步枪实物。

自淞沪会战以来，抗战前线日渐激烈的战况，造成枪械、弹药大量损耗。历史档案记载：全面抗战爆发的最初半年，“由军政部及后方勤务部先后分别经发弹药，概计数量，步机弹药在二万万发以上。”使国民政府在战前积存的械弹几乎用尽。1937年11月，军政部报告“库存弹药只够20个师作战三个月”。

“抗战之初，我国基本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独立对日作战。后来苏联空军曾援华作战，苏德战争爆发后便停止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才开始援华，但由于我国的出海口已经全部陷入敌手，援华物资只能靠滇缅公路，和飞越‘驼峰’的有限空运，数量也是极有限的。”重庆市档案馆研究员唐润明告诉记者。

一面是抗日前线对武器、弹药需求之急迫，一面是外国援助之稀缺，为前方将士补充足够弹械的重任，就落到了大后方兵工厂头上。

这是在重庆建川博物馆拍摄的抗战时期重庆兵工生产场景还原景象。

然而，西迁以后，虽免除了受日军攻击占领的威胁，但各兵工厂机器设备有限，原材料缺乏等难题又接踵而至。危难时刻，各厂均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力求迅速重建，早日开工，尽最大努力维持前线武器供应不辍。

已改称兵工署第二十一厂的金陵兵工厂，在厂长李承干组织下，自南京搬迁之始，即派人赴香港采购生产物资，并预先在重庆启动新厂建设。“各员皆分负责任，修建房屋与安装机器，同时并进，不使分寸光阴稍有浪费；各项机器，随到随装。各人员夙夜勤劳，尽忠不倦。”三个多月就完成了主要工程。1938年3月1日，二十一厂率先复工，当月就赶制出40挺马克沁重机枪等武器送往前线。

抗战时期，第二十一兵工厂制造的部分武器。（选自《重庆抗战图史》）

战时的重庆，缺电、缺燃料的情况时有发生。生产轻机枪的铜罐驿分厂，位于城区外的江边小镇上，由于这里未通电，只能靠自发电，兵工署配给了一台破烂不堪的445马力柴油发电机，却又无柴油可用。生产工作只能从“炼油”开始。化学专业的技术员李大声在一处山坡上搭起棚子，找来几个旧油桶，自己动手锻打铁器，又买来当地常见的桐油，经过一番摸索，竟然炼出了柴油，终于让机器轰鸣起来。

除物料匮乏外，各工厂还不得不应付日益频繁的敌机轰炸。1938年10月之后，日军几乎每周出动飞机，轰炸重庆市区。沿江布局以图运输、水电供应便利的各个兵工厂，成为重点轰炸对象。

为防空袭，第一工厂边生产，边在长江边岩壁上开凿出116个岩洞，建成22000多平方米的地下厂房。各岩洞分工制造零件，通过腰洞相互传递，最终组装成武器。这种洞内串联生产方式，不仅躲开了轰炸，还提高了效率，为不少兵工企业效仿。

二十一厂则调整工厂布局，坚持在地面生产。铣工胡学佑曾回忆，重要的设备都是独立放置，间隔很远，每间厂房外还堆着木材和各类工具，“轰炸一完，我们就可以马上搭建临时厂房复工生产。”

这是重庆建川博物馆展示的抗战时期重庆兵工厂的武器生产装备。

尽管困难重重，各工厂在开足马力生产原有制式武器的同时，还不断改进、仿制新式武器，为前线千千万万正以“血肉之躯”与日寇作战的将士们，增添了不少攻防利器。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重庆各兵工厂改仿制武器达数十种之多。以二十一厂为例，在老式“汉阳造”基础上，结合德国八九式步枪，于1943年创制出一种新型步枪，比上述两型步枪更灵便、更安全，杀伤力也更大；改良升级捷克式轻机枪，能立射、跪射、卧射，还可以高射低飞的飞机，每分钟射速达250发至300发；新制一二〇迫击炮，最大射程5000米，较法国同类产品减轻一半，且操作灵便，发火精准。

抗战时期，重庆兵工厂生产的部分武器（翻拍自重庆建川博物馆）。

掷弹筒是侵华日军频繁使用的步兵武器，抗战初期，曾给我国军队造成重大伤亡。1938年底，三十工厂试造成功二七式掷弹筒，装拆简单，调整射程需时极短，每分钟可发射20发，批量投入战场后，大大削弱了日军近战火力优势。五十工厂还于1941年成功试制出三七战防炮（步兵平射炮），用以对付日军坦克、装甲车。

“众多工厂互相配合，使效率不断提高，质量日益改进。1938年到1945年，重庆主要兵工厂共生产各种枪弹8.5亿发，炮弹近600万颗，步枪近30万支，轻重机枪3万余挺，火炮1.4万门，掷弹筒6.8万具，甲雷42万多颗。”唐润明介绍说，当时抗日战场所需的常规武器，诸如重机枪、迫击炮、掷弹筒、手榴弹等大都能充足供应且有盈余，轻机枪、迫击炮弹、步枪及枪弹，也基本能满足需要，重庆各厂对此起到了主要支柱作用。

同志们，猛进！猛进！

“举目四瞩，漫山烽火，遍地腥氛。而抗战情绪，上下一心，坚逾金石。前方寸土必争，坚强抵抗……本厂为制造枪弹工厂，任务极为艰巨……唯有殚精竭虑，宵旰从公……迄至胜利。”

这是抗战胜利后，兵工署第二十工厂厂长陈哲生的一段记叙。和陈哲生一样，当时身处艰险中的山城兵工人，面对破碎的山河、嚣张的敌焰，无不“拼命流汗牺牲，竞图赶造”。

生于南京，在抗战烽火中随迁重庆的二十一工厂子弟郑洪泉，今年已90岁高龄。他至今记得80余年前父辈们夜以继日劳作的场景，“刚搬到重庆时，工人们都自觉每天工作12到14个小时。可以说上至将军厂长、下到普通工人，都在默默地拼命。其中最可敬的，是我们的老厂长李承干！”

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李承干，1919年进入汉阳兵工厂，1931年任金陵兵工厂厂长。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他的带领下创造了三个月西迁重庆并复工的奇迹，此后的二十一工厂不断扩产壮大。

“李承干一直单身，到重庆后完全以厂为家。14平方米的办公室，他和主任秘书、工务处长三人办公，背后靠墙一张单人床就是他的卧室。不管多晚睡，有事随时要叫醒他。”从大学教授岗位退休后专心研究李承干的郑洪泉，对“老厂长”的抗战往事如数家珍：预料到战事日紧，设备、物资肯定会短缺，他就派出得力人员常年到外采办；他亲自主持设计新式步枪，改进机枪、迫击炮；他非常关心职工生活，但生产上要求极严格……

让不少工人记忆深刻的是，面对日军飞机频繁空袭，李承干最关心机器分散开保护好没，工人们是不是都进了防空洞。而他往往是最后一个进洞。有时甚至喃喃自语：“炸我们吧，炸我们好。炸了我们马上能复工，总比炸那些没有能力恢复的工厂好。”

翻拍自1940年6月16日侵华日军拍摄的陆军飞机轰炸重庆对岸金陵兵工厂图片。新华社资料片

为激励职工斗志，鼓舞大家战胜困难。李承干还邀请留日时就已熟识的著名诗人、学者郭沫若为工厂创作厂歌。素来钦佩李承干为人的郭沫若不仅慨然应允，还请著名作曲家贺绿汀为之谱曲：

“战以止战，兵以弭兵，正义的剑是为保卫和平。创造犀利的武器，争取国防的安宁，光荣的历史肇自金陵。勤俭求知，廉洁公正，迎头赶上，尽我智能，工作是不断的竞争。我们有骨肉般的友爱，我们有金石般的至诚。我们有熔炉般的热烈，我们有钢铁般的坚韧。量欲其富，质欲其精。同志们，猛进！猛进！同志们，猛进！猛进！”从此，这首歌就唱响在长江、嘉陵江畔。

在李承干带领下，二十一工厂先后接管了汉阳兵工厂步枪厂、二十工厂轻机关枪厂、重庆武器修理所、十一工厂部分、四十工厂，并在云南安宁建立分厂，最终成为大后方规模最大的兵工厂。到抗战末期，其武器产量已达“全国轻武器的一半左右”。

同样头顶轰炸“猛进”的，还有钢迁会的员工们。抗战期间，仅钢迁会记录在案的较大规模日军空袭至少有三次，死伤员工约200人。但面对敌人的残酷轰炸，1940年至1945年，钢迁会钢铁厂共生产生铁96057吨、钢28657吨、钢材15456吨，分别占抗战时期大后方钢铁总产量铁的90％、钢的65％、钢材的40％。

“我们当时一边安装设备，一边生产，一边还得躲避轰炸，每天都要注意高处挂出红气球没有，如果挂了，就预示着日军很快就要丢炸弹了。”老工人邹宗友回忆说，尽管如此，我们仍希望多炼一些钢铁出来支援兄弟兵工厂，多出产一些子弹、枪炮，好狠狠地回击日本侵略者。

抗战时期，重庆附近一处兵工厂的生产车间（翻拍自重庆建川博物馆）。

一位钢迁会工作人员当年曾这样写道：“抗战是这样紧急，人们的生活是这样煎迫。我们并不觉得难过，因为我们早已了解了现实，我们的生活目标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利，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一个思想，一个期待，那就是努力造械，争取抗建大业早日完成，以及和平的早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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