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后，侵华日军主力大举南下河北平原的同时 ，另以一部出北平，沿平绥（北平-包头）铁路向绥远攻击前进。至1937年10月上旬，集宁、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等绥远重镇相继沦陷。日军在绥远方向的快速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该省的地形。对于日本人来说，那里的戈壁荒原和铁道公路简直是一种“鼓励”。不过，他们的兴奋并未维持多久。因为，这些入侵者尴尬地发现（或者说是回忆起），这个“进攻者”的身份不仅仅为他们所专属。一次次的战斗结果证明，即使是在这块不利于防守的地形上，装备简陋的中国军队也能给敌人以有力打击！
易攻难守的绥远地形
绥远简称绥，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的中、西部。清朝时曾在此设归绥道，属山西省。1914年，北洋政府将其与当时的兴和道合并，建立绥远特别区。1928年，国民政府为加强边疆管理，将绥远特别区升级为绥远省，省会为归绥（今呼和浩特）。作为民国塞北四省（绥远、热河、察哈尔和宁夏）之一，绥远省面积约32万平方公里，人口200余万。这里地广人稀，盛产羊毛、小麦和云母，还是中国军马主要产地之一。令日本侵略者垂涎的，不仅是这里丰沛的资源。
20世纪30年代，绥远已成为中、日、苏三大国的利害交叉点。该省北接外蒙古，南界晋、陕，东临察哈尔，西近新疆，是连接中国华北、西北和外蒙古的战略要地。如能将这里纳入势力范围，日军可经绥远经略宁夏、新疆，造成封锁中国，割裂中苏反侵略阵线的有利态势。日本发动全面战争时，也可经绥远南下，使华北和关中两大战略区失去北部和西北的屏障。正因为如此，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于“九一八事变”后赤裸裸地宣称，“依帝国大陆政策的满蒙主义，在占领满州（中国东北）之后应继续图蒙”。为了落实这一侵略计划，日军参谋们对绥远地形进行仔细的研究。
从地形上看，绥远有四大组成部分：戈壁沙漠主要位于外蒙边境至阴山之间，平均海拔在1000至1300米。阴山山脉平均海拔在2400米以内，比高在800米以内。不过，阴山绵延1000公里（西起狼山，东与燕山相连，宽50至100公里），几乎横贯绥远之东西。从作战角度来看，阴山西高东低，南陡北缓，地表多黏土、碎石，间有稀疏杂草和小片树林，非常便于部队分散隐蔽。阴山与黄河之间的河套平原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清代以来人们在此大规模引黄灌溉，故这里沟渠纵横，土质松软，对部队机动有一定影响。但是，平绥铁路及新修的包（头）宁（新）、归（绥）武等公路，为大兵团的快速运动提供了可能。鄂尔多斯高原位于黄河“几”字形弯曲部和长城之间，海拔约1000至1300米，地表呈波状起伏，中部高，岩石裸露，四周低，沙丘很多。绥远境内的河流，分内流区和外流区两大系统。内流河主要分布在北部，多为时令河，河流短小，不易泛滥，对军事行动影响不大；外流河主要属于黄河水系，夏涨冬落，对部队行动有不小的影响。绥远春秋两季气候温和，雨量稀少，天气晴朗，便于部队行动；夏季降雨过后，河水暴涨，低洼地区多存水，对机械化部队行动有一定影响；冬季常有寒流入侵，人员易冻伤。
对日军而言，绥远地形因平坦开阔、正面暴露，便于己方战车和骑兵集群快速运动与展开，大军补给又可通过那些东西走向的铁路与公路来解决。至于驻守在那里的中国军队——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指挥的第35军，日本人至少在1936年之前并没有将这支晋绥军部队放在眼里。由于此前在中国东北、河北等地多次占到便宜，日本人甚至认为无需自己亲自出马，只要出动一批伪军（至多派几个日本顾问压阵），就能解决这支“杂牌中的杂牌”。但出乎意料的是，就在这片不利于防守的土地上，中国军队打出了一连串酣畅淋漓的反击战。
在不利地形上奏响凯歌
1936年春，日本通过伪“蒙古军政府”控制了察哈尔省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对平绥铁路和绥东构成直接的威胁。为图不战而得绥远，从当年6月起，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等人，先后前往归绥进行策反。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傅作义不为所动，并几次挫败伪“蒙古军”（以下简称伪蒙军）的试探性进攻。无奈之下，关东军决定“武力解决”绥远问题。他们以蒙奸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北洋时代的蒙古札萨克和硕杜稜亲王，曾任国民政府“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秘书长）所部伪蒙军进驻嘉卜寺（即新明，今内蒙古化德县），李守信伪伪蒙军驻张北（河北张家口市辖县）及庙滩（今张北县庙滩村），王英“大汉义军”驻尚义（属河北张家口），伪蒙军第7师驻百灵庙（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政府所在地），并抽调伪满骑兵5000人进驻察北多伦（属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平定堡（河北省张家口沽源县），形成兵压绥远之势。
11月5至7日，由已迁任化德特务机关长的田中隆吉召集并主持，日伪要员在嘉卜寺召开侵绥军事会议，决定以王英、李守信两部伪军为主力进犯绥远东北门户——红格尔图（当时属陶林县，1954年后该县撤销，并入察哈尔右翼中旗）。会后，关东军派出飞机多架集结于张北及商都（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商都县）机场，每天飞到绥东及武川一带侦察。11月15日，敌“前敌总指挥”王英率领石玉山、杨守城两个骑兵旅，以及金甲三步兵旅和两个炮兵连等部，号称4万兵力，向红格尔图进犯。为掩护伪军进攻，3架日军飞机窜至红格尔图上空轮番轰炸。此时，红格尔图守军只有晋绥军骑兵第1师的3个连，他们顶着日机的狂轰滥炸，挫败了日伪的最初攻势。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王英增加兵力，对红格尔图发起一轮又一轮进攻。
其间，傅作义抵达集宁指挥作战。他以一部兵力增援红格尔图，稳定防御，主力则隐蔽集结，伺机出击。17日夜，王英发起最后攻势，以主力直扑红格尔图，其余则攻向土城子、打拉村、台道湾等处。18日1时30分，就在日伪军正面攻击不下之际，中国军队突然从其侧后杀出并迅速将其分割包围。日伪军猝不及防，拂晓时分向东逃去。
红格尔图战斗后，傅作义并未满足既有胜利，他决定主动进攻百灵庙。这里是日军所谓的“封锁线的中部”，一旦得手，其东西两方便没法联络。23日，中国军队3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和1个炮兵营自归绥出发，顶风冒雪秘密向百灵庙急行军。当晚12时，中国军队迅速抢占了百灵庙的外围各要点。24日天亮后，中国军队经反复搏斗后突破敌阵，进入庙内。敌人大部被歼，残部退往百灵庙东北35公里处的锡拉木楞庙（位于四子王旗的北部）。9时30分，百灵庙收复！12月2日，不甘心失败的王英又纠集4000余人再次攻击百灵庙，结果非但没能讨得任何便宜，反倒因此失去了锡拉木楞庙。
红格尔图和百灵庙的地形，都谈不上对中国军队有利。前者不过是陶林县一个居民仅百余户的小镇，周围尽是开阔地。显然，在这种地形上单纯“死守”是不行的。傅作义认识到，红格尔图固然无险可守，但敌人在开阔地带进攻时，其密集的队形也是个极好的打击目标。于是，他以一部兵力在正面依托工事坚守，主力则隐蔽移动至敌人侧背伺机。就这样，傅作义利用“突然性”，在不利地形上打垮了来犯之敌。至于百灵庙，其地形对于中国军队更加不利。这里四周环山，各山距庙二三里不等，山外皆是一览无余的开阔草地，里内无村落，几乎没有步兵掩体，白天很难接近。庙舍及商店全都在山里，庙外有大小山口九个，人称九龙口。对盘踞于此的日伪军来说尤为有利的是，山内的庙宇和房舍，很多都是砖石垒筑的，稍加改造，就可成为坚固的防御工事。不仅如此，百灵庙四周的山上也可以构筑阵地。对于这个易守难攻的所在，傅作义依然将取胜的希望寄托在突然性上。不同于红格尔图战斗期间以物理空间上的迂回达成突然性，这一次，他决心通过充分发挥机动性来求得奇袭效果。为此，傅作义集中所有的汽车、装甲车，辅以骑兵和步兵，组成一支突击部队。借茫茫白雪掩护，突击队悄悄向目标逼近。当参战部队全部进入攻击位置后，对面的敌人仍在蒙头大睡中……
对于绥远战场的中国军队来说，巧妙结合地形与战术战胜侵略者，仅仅是个开端。
绥西三战，地形因素终成制胜关键
1939年秋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扭转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决定在全国范围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其中，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受领的任务，是“以一部协调2战区作战，主力攻击归绥附近之日军”。研判敌我形势后，傅作义决定向日军盘踞下的包头发起攻击。这是日伪占领区的西北门户，又因其是平绥铁路的终点，因而与归绥一并成为敌人控制绥东、染指绥西的战略枢纽。如能将这座重镇拿下，一定可以牵动华北日军的大量兵力。
1939年12月中旬，日军察觉到中国军队有反攻包头的迹象，决心主动出击。12月20日，大股日军骑兵在战车、大炮的配合下开出包头，直奔绥西而去。当日军出包头西门不久，中国军队的攻城部队就从北门摸了进来。解决掉门卫后，中国军队向城内各预定目标展开攻击。遗憾的是，当攻城部队正清扫残敌时，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双方在城内外展开激战。23日，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军队撤出包头向绥西退去。尽管日军最后重占包头，但此次袭击令其高层大为震惊。为防傅部卷土重来，日军指挥官抽调3万余人，在坦克、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深入河套腹地进行报复性“扫荡”。
1940年1月下旬，日军第26师团和骑兵集团主力逼近绥西，冲破中国军队防线，夺占五原、临河、陕坝等要地。整个2月，中国军队化整为零，以伏击、侧击等游击战在绥西坚持战斗。因“盛”而骄的日军，四处宣称“绥远全省为日军占领，傅作义全军覆没，傅已逃匿”。其笑声未尽，便丢了临河、陕坝。不等对手反应过来，中国军队又向五原发起突袭。3月20日，当中国军队秘密向五原运动时，从俘获的伪军口中获悉敌人的口令。五原城门被轻松打开，各路突击队迅速插向城内各目标。被枪声惊醒的敌人凭借城内工事和建筑拼命抵抗，终因通信设施被破坏，情况不明陷入混乱。
这次对五原的攻击，中国军队形成“关门打狗”的有利态势。五原城内各敌伪据点纷纷告急，由包头、固阳方向出援之敌也被阻击部队挡在半途。激战至3月22日清晨，五原城内残敌被扫荡一空！25日上午，日军增援部队总算进入五原，但这里已变成一座空城。无奈，敌人只好在当日下午撤出五原。克服五原不仅令绥西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更使得日伪打通内蒙古、西进宁夏，通过河西走廊进犯新疆的计划胎死腹中！
地形不是制胜的唯一因素
从奇袭包头始，以克复五原终，绥远前线的中国军队浴血奋战三个多月，终以“绥西大捷”（时人对发生在包头、绥西和五原的战斗统称）为第8战区的冬季攻势点上一个圆满句号。回顾这几场战斗不难发现，无论胜负成败，地形均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对包头的攻击所以功败垂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个别部队对地形要素未能足够重视。战前，傅作义考虑到包头的地形及敌情，决定依旧采取奇袭战术，并安排部队专门负责破路与阻援。但战斗开始后，活动在磴口-萨拉齐一带的骑兵部队机械地执行命令，只简单破坏了铁路，未做好就地阻援的准备。如此，酿成严重后果。当城内战斗进入到关键阶段，从张家口、归绥出援的敌人已沿铁路抵达城外。好在撤离包头时，掩护部队利用公路两旁的丘陵、沙窝、红柳滩和草丛等有利地形设置层层阻击阵地，致使敌人纵有汽车和骑兵之机动优势，却不敢深入追击。
包头战役之后，日军利用河套平原上河渠封冻，一度攻入绥西腹地。但中国军队冒着酷寒，或正面阻击或袭其侧翼或扰其后方，最终通过分散游击的战术扭转了被动局面。反攻五原时，傅作义认真吸取了包头之战的经验教训，对战区地理环境进行了充分考虑。就在中国军队对五原城展开攻击的同时，位于乌加河（乌梁素海与黄河支流相连）堤坝就被掘开。此举系有意为之，傅作义根据当地黄河“在春分前后一两天内，一定开河解冻流凌……大约要七八天，船只不通，人马难行”这个特点，在五原的东、北方向制造了一道天然障碍，来限制敌人汽车骑兵的机动优势。此举获得成功。闻知“五原遇袭”后，日军指挥官迅速派出增援部队。当援敌接近五原时，发现城外已然泥浆泛滥，道路尽毁，人马汽车均难以行进。在三天时间里，这股敌人被迫在外围“围观”中国军队对五原的攻击。
从百灵庙大捷到克复五原，绥远战场的中国军队用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提醒着人们：地形是用兵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战斗成败的影响很大；但它不是制胜的唯一要素，如果指挥员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哪怕在是于己不利的地形上也能战胜对手！（文\张岩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