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乐队的夏天》第二季时，很多人把五条人和重塑互相对立，给他们贴的标签分别是“接地气”和“文化精英”。

但我认为，五条人的对立面从来都不是重塑，而是那些喊着“不应该描述那些人”的人。

十年前，《海上传奇》在温哥华上映时，导演贾樟柯遭遇了一次意外争论。

电影放完，一个20多岁的女学生抛给贾樟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你有没有考虑，你的电影被外国人看到，会影响他们对上海、对中国的印象，甚至会影响外国人对中国投资的信心？”

《海上传奇》

这番觉悟甚高的质问，惹火了贾樟柯：

“想那么多外国人干吗？就为了那些投资，为了外国人怎么看中国，我们就忽视一种真实的存在吗？中国十三亿人口中有很多人依旧生活在贫穷的环境中，难道我们可以无视吗？”

短暂沉默后，女生轻蔑一笑：

“是啊！为了祖国的尊严，我们当然不应该描述那些人的情况。”

如今，二人的那次争论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但在社交媒体里，你依然可以看到相似的争论。

尽管与那位女生持相同想法的人，理解贾樟柯的人，两边谁也没有说服谁，然而时代的风似乎把那位女生对贾樟柯的质问，鼓动成为最主流的呐喊，占据舆论高地。

不过，只要你把目光从网络移开，投回现实，并不难找到那些所谓脏兮兮的地方。

而且从人员流动来看，这些脏兮兮的地方，与那些“高大上”之地并不隔离对立，而是互通的，并不割裂，无法折叠。

比如在大城市里，那些见不到太阳的地下室，简陋的城中村公寓，相对于大厦林立，彻夜通明的CBD区域、是脏兮兮的。

但这些地方，却让无数刚毕业的外地年轻人，做小本生意的商贩，送快递外卖的打工者，有了不需要花费太多房租的容身之地。他们在这里得以在大城市里实现自力更生，积累进一步向上攀爬的资本。

又如无数个土不土洋不洋的县城，相对于一派现代化景象的大城市，也显得脏兮兮的。

但这些连接城市与乡村的中间地带，却又是无数农村少年接受教育，开阔视野，不再重复父辈命运的起点。

如果将时间放长到从80年代到现在，那么每一个来自县城，乡镇的“小镇青年”，几乎都曾在“脏兮兮”的地方生活过。

以人数而不是话语权来衡量，这些“小镇青年”必然会是这个国家的主流人群之一。

一位网易云用户对《县城》的评论

所以，小镇青年不应是面目模糊的存在。

无视小镇青年的话，那么无论是记录这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还是想展现当下社会，不仅不完整，还会失真。

更何况，小镇青年这个群体，总是会上演充满个体生命力与时代感的故事。

那些从这个群体走出，又能把这个群体的故事讲好的人，自然也就成了“人民艺术家”。

这其中，电影界有贾樟柯，音乐界则有五条人。

B站上有一则名为《县城》的混剪视频，播放量34.6万。其中有几组镜头，来自贾樟柯的《天注定》《山河故人》《江湖儿女》。

视频的背景音乐，是华北浪革的《县城》。他们在歌里反复吟唱着八个字：没有县城，万万不能。

虽然这不是五条人的作品，但对于“没有县城，万万不能”这八个字，想必他们有着真切的感受。

《乐队的夏天》第二季第一期里，仁科和阿茂的出场画面，有一股穿越感。

墨镜，花衬衫，皮夹克，富城头——在上世纪90年代，这些装扮深受潮流青年的喜爱。

而这些青年，往往被保守的人视为流氓。

显然，五条人散发的“流氓”气息，引起了超级乐迷的好奇心。周迅问仁科：你们会打架吗？

仁科愣了一下，然后脱口而出：我知识分子，不打架的。

话音一落，全场哗然。节目播出后，网上也有不少人，把这话当成仁科的玩笑。

实际上，五条人在十一年前就和知识分子、文化人打成一片了。 “文化精英”对他们的关注与热捧，比大众要早得多。

阿茂与仁科都在广东海丰县长大，2004年到了广州后，在石牌村做起了“走鬼”，摆了四年地摊。

不过尽管是流动小贩，俩人也算是文娱行业的下游从业者——仁科卖盗版书，阿茂卖打口碟。

和他们住一栋楼的，有刚毕业的大学生，有在公司上班的白领。和他们一起摆摊的，有算命的、卖水果、卖烧烤的。城管没事儿的时候会和他们聊天，发廊妹们时不时地从摊前走过，留下浓烈的香水味。

2007年，广州要准备举办亚运会，俩人结束了走鬼生涯，盘了一个店面开始卖唱片；2009年，俩人正式组建五条人乐队，并录制了首张专辑《县城记》。

凭借《县城记》，他们拿下华语传媒音乐大奖“最佳民谣艺人”，南方周末文化原创榜2009年度致敬音乐大奖等奖项。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平称五条人“可以算是中国最好的现实主义文学乐队”。

如果从作品的创作倾向来看，他们也早就是知识分子，是文化人了。

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有为普通人进行创作的传统。

唐代白居易为卖炭翁写下千古名句“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老舍在民国时期以人力车夫为主角写出了《骆驼祥子》；先锋派作家余华在1995年以丝厂送茧工为主角写出了《许三观卖血记》。

而在五条人的专辑里，人们同样可以听到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

乐迷们曾这样概括他们的前三张专辑：《县城记》写的是他们在县城的故事，《一些风景》则是讲城乡结合部的故事，而《广东姑娘》则放眼到了广州、东莞这些大城市。

《一些风景》的封面，隐约可见乌坎天后戏台

始终不变的，则是小人物的故事与情怀。

2016年的《梦幻丽莎发廊》，2019年的《故事会》，也同样如此。

那里，有穿着旧拖鞋、骑着旧单车，平时一贯“佬势势”却总是进派出所的道山靓仔；

有兜里没了钱，只能找会计部阿妹提前要工资的酒鬼猪哥伯；有在家里踩着拖鞋跳舞，然后带着小狗出门散步的小情侣；

还有梳着“周润发头”的社会青年阿虎，本来要和兄弟们去打架，却跑到一座大楼面前大喊“阿娇！你爱跟我走吗？我就等你一句话！”

讲述这些故事时，五条人从来不对这些普通人做道德审判，也不为他们打逆天改命的鸡血。

对好色的老光棍阿炳耀，他们哀叹“真是可怜呦”；对失去初恋的打工仔，他们安慰说“明天的太阳依然为你而升起来”。

此外，五条人也时不时地展现内心的柔情与浪漫。

他们吟唱“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他们感叹“风吹过石牌桥，我的忧伤该跟谁讲？”

他们将石碑村里那些粉红色的回忆也写进歌里。他们把梦幻丽莎发廊做成了专辑封面。

那首忧伤的《晚上好，春天小姐》，堪称是他们为风尘中人写的一首情诗：

请你不要害怕这一切

亲爱的春天小姐

那些最香艳的吻

最美丽的笑声

市长先生把你

给遗忘了吗

他曾对你说

亲爱的春天姑娘

这儿永远爱你

春天的风

香艳了吗

美丽了吗

不见了吧

《晚上好，春天小姐》的MV

拍摄于石牌村

而在时代大潮的起落之中，被拍打到角落，然后被人遗忘的，又何止春天小姐。

就连那春天的故事，也渐行渐远，恍如隔世。

创作《梦幻丽莎发廊》时，五条人还将自己看到的一些与小人物有关的新闻报道写成了歌，他们称其为“新闻民谣”。

比如《初恋》就来自一条社会新闻：一个男青年在赚到钱后，开着卡车回到老家寻找他的初恋。结果发现初恋因为家里拆了迁，早就搬走了，家乡也变了模样。男青年失望离去，却在路上遭遇车祸，他忍不住抱头痛哭。

又如《热带》，主角是个杀人惯犯——“有了经验之后他开始杀人不眨眼，再捅死一个去银行取钱的人，抢了钱之后买了一辆摩托，现在的刘德龙不再是个正常人”。

这首歌灵感来源于贾樟柯的《天注定》，

电影里演这个杀手的是王宝强

如果说贾樟柯电影中的山西县城青年，是在灰蒙蒙天空下，混沌且世俗地生存。

那么五条人歌里的南方小人物，则是在湿漉漉的空气里，莽撞而鲜活地活着。

不过混沌也好，莽撞也罢，能够改写命运的小人物终究是少数，大多数的结局，都是早已被写好的，无处可逃的宿命。

为此，他们引用《恋恋风尘》的台词，感叹“人生就像种荔枝，有雨也累，无雨又累 。”

为此，他们把小人物的愿望放到时代中吟唱：“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流晚几年行得不啊.....亲像国家的经济，楼价四散飞。”

他们在《阿琳娜》中写“那些贪食的鸽子，乌鸦麻雀还有天鹅，它们日复一日地等待着那些善良的人们，他们会给它们带来充足的粮食”。

我想起张楚“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这些歌词，是对生灵，对众生最诚挚的祝福。

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仁科与阿茂，能够因为音乐认识，继而走出海丰，搞起摇滚，也是有时代原因的。

这个原因之一，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全球化浪潮。

《县城记》封面写着：“立足世界，放眼海丰”。

全球化浪潮滚滚，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电影、文学，让两个县城青年拥有相同爱好，继而让他们结缘，一起践行这八个字。

除了讲述身边人故事之外，五条人的一些作品，有着浓烈的“县城文艺青年”与“城乡结合部知识分子”情结，闪现着他们自己的身影。

体现这些情结的符号，在他们的专辑里虽然不多见，但一旦出现，就有一种理想与现实相错位的冲突感，颇有自嘲意味。

仁科在《耍猴的人在月台上看苹果》 中唱：“在鸡鸣之前，我和拉面馆的女服务员聊起了理想。黄昏的时候，我和发廊小姐聊着一些哲学问题。”

阿茂在《梦想化工厂》中，讲一个县城青年去拔牙之前，要先看梁文道的《开卷八分钟》。

到了《世情》中，他们则讲述了一个梦想从诞生到破碎的过程：

目睹老三叔婆去世的阿良仔，决心要走出去看看世面，要去纽约，去巴黎，去欧洲看戏，去澳洲钓鱼。结果“风咧在吹，雨咧在落，时间十多二十年过去了”，阿良仔在工厂从早做到暗，哪儿都不曾去过。屋里存着的“十几张CD和几本摇滚杂志”，封存了他那些破碎的梦想。

他们直接触及严肃问题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却颇具力道。

他们通过歌唱两位知名老乡——彭湃与陈炯明，重访了海丰的革命史。

《彭啊湃》，一个啊字让一个教科书中的烈士形象瞬间鲜活，除了彭湃，他们还刻画了革命看客的形象：农民说要回家饲猪，而市民说正在看戏。

《陈先生》只有三句歌词，却用了三种方言：用海丰话唱“1878伊生于海丰”，用粤语唱“1933年讵死于香港”，又用客家话唱“1934年他葬于惠州”，然后发出一声呼唤：陈先生。

他们用《最寒冷的一天》，讲述2008年春节中国南方遭遇的大面积的雪灾；《烂尾楼》则切中民生话题。

而《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中那一句：“今天啦全球化啊，明日就自己过”，如今听来更是应景。

恐怕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在11年前也做不出如此准确的预言。

十年前，《海上传奇》上映，五条人拿到了华语金曲奖的最佳新乐队奖。

同样是县城青年的我，在那一年成了800万北漂的一员。第一份工作，试用期月薪只有2800块。

好在那时在三环内找个地下室还不算什么难事，月租只需要三四百块，剩下的钱足够用来吃饭、交通。

在地下室里，我住了整整一年。那里人员密集，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即便不用说话，住个两三个月也能了解各自的日常习惯，对干啥的都能了解个大概。加上隔音很差，对隔壁的了解就更深刻了。

我的一个隔壁，是个离了婚的中年女人，独自带着儿子。儿子正在读高中，总是被训，想来应该是学习不太好。

另一个隔壁，是一对打工情侣。几平米的小房间，并不妨碍他们把日子过得充满欢声笑语。每周都会上演固定节目，节目的声音在地下室里回荡，撩拨单身汉们的春心。

不过要说最难忘的声音，要数每晚7点半到8点之间，地下室走廊传来的高跟鞋碰撞地砖的咔哒声。

那是几个小妹的上班时间。

其中一个小妹和男朋友住在一起，男朋友看上去没啥正经工作，经常在地下室躺一天。但这并不妨碍小妹很爱他。隔三差五她就会在公共水房里给男朋友刷鞋，让他的运动鞋总是保持通透白亮，比主人活得体面。

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北京大爷。我不知道他为何也“沦落”到了地下室。他在房间的墙壁上，贴了一张巨幅彩票分析图，上面绘制着五色球的走势。每次从他房间路过，最常见的画面就是他死死盯着那张分析图。

也不知后来他有没有中个大奖。

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没有和他们好好聊过天。但这些片段，就这样永远停驻在我的记忆里。

尽管从住进地下室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在期待搬出去，住进楼房里。但我并不觉得那段日子有多么难捱。反而在觉得自己惨的时候，会及时告诉自己不要顾影自怜。

如果五条人也在那个地下室里生活，这些人也许会被他们写进歌里吧。

写这篇文章时，我总会追问一个问题，贾樟柯的电影也好，五条人的歌谣也好，到底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它们记录着小人物，关怀着小人物，但无法改变小人物们的命运，不是吗？

然而人这种高级动物，除了解决吃喝拉撒，生老病死这些生理需求和问题，还得找到许多东西，填充自己的生命，好让它看上去有意义，让它可以消解无聊、驱赶痛苦，让它以有涯对抗无涯，让它终将尘归尘土归土时，可以坦然一点。

这些填充物，就包括电影，小说，音乐。

它们不需要花太多钱，甚至不需要花钱。这已然是人类文明最美妙的创造。

更美妙的是，还有五条人这样的民间艺术家，为你我这般小人物写一首歌，谱一段旋律，搞得还不赖。

那些歌，就像我曾经的地下室邻居一样，让你知道这世界有很多很多人，虽然不知道前方是否阳光灿烂，但一样在活着。

这就够了。

至于别的，老天自有安排。

不论是五条人，还是我们每一个人，人人都有讲故事的权力。

而那些喊着“不应该描述那些人”的人，才是真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