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共去过四次阿富汗，每次都在那待一个月，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这是一张阿富汗的地图，我在上面标了所有我去过的地方，还有去那儿的年份。

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家里人眼中的好孩子，大学毕业以后我只上过十几天班，当我意识到我不愿被人管，以后我也不想管别人的时候，我就辞职了。从2008年底我就成了一个世界游民，靠拍照和写稿为生。

那些年我走了大半个地球，喜欢哪就在哪停下来，我曾经在莫桑比克、瑞典还有格鲁吉亚都租过房子，生活过一段时间。

2010年的时候，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有人给我看了一张照片，那是一个峡谷中的巨大的湖，说实话照片拍得真不怎么样，但依然能看出来那个湖特别漂亮。

他跟我说这个湖在阿富汗，叫做班达米尔湖，于是我就为了这个湖去了阿富汗。

我是2013年9月第一次去的阿富汗，那时候我还是一个骨折恢复期的瘸子，刚刚脱拐一个月，为了去看那个湖，我翻山越岭地走了十几公里山路。

当时我脚都走肿了，但看到这个湖的时候，我一下就被美晕了，我就想值了，这种级别的湖，再让我走十几公里山路也没问题。

▲ 班达米尔湖

我就坐在这个湖边，看了好半天，我心里就有点难受，觉得阿富汗有这么好看的地方，但所有人一说起阿富汗，只会觉得这里危险又恐怖，是正常人不会去的。

这是我在网上的搜索引擎里，分别用中英文打出“阿富汗”和“阿富汗女性”时出现的关键词。

如果说主流媒体报道的阿富汗是它的A面，今天我想先跟大家说说阿富汗的B面。当然B面有很多，最吸引我的有三点：好客、好吃、好诗歌。 在阿富汗人的文化里，好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他们有时候对客人太好了，好得让人有心理压力。

阿富汗的菜非常好吃，他们在调料的运用上结合了伊朗菜、印度菜和新疆菜，我最喜欢吃的是一种叫Sharwar的炖肉，因为它也是把囊掰成小块放在肉汤里，我就跟朋友说那是阿富汗的羊肉泡馍。

阿富汗人非常喜欢诗歌，很多城市在周四都会举办诗歌之夜的活动，他们很喜欢玩一种叫诗歌接龙的游戏。战争导致了几十年的教育真空，但即使是这样，很多人依然可以随口就说上几句哈菲兹和鲁米的诗词。

阿富汗人知道自己的国家很穷，也知道外国人认为这里很危险，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很多人认为他们这里的男的看着都像恐怖分子，女的都穿着罩袍，过着悲惨的生活。

媒体只报道阿富汗的A面，这让我很不爽，所以我就想写阿富汗，写阿富汗女性。当我知道我想做什么以后，我就又去了三次阿富汗，然后就有了这本《罩袍之刺》。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讲书里的三个女人的故事。在开始之前，我希望大家可以先想一下，关于阿富汗和阿富汗女性，你们有怎样的印象。在我说完这三个人的故事后，大家再看一看这种印象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

打太极的女孩热扎依

我想讲的第一个人是热扎依，她是一个大学生，学的兽医专业，英语很好，而且还会武术。

我是2016年第二次去阿富汗的时候认识她的。我其实是先在赫拉特的一个饭馆，认识了两个教中国武术的老师，他们跟我说他们在离赫拉特10公里外的一个小镇上还有一个武馆。

▲ 赫拉特街头

第二天我就为了武馆去了那个小镇，那是一个哈扎拉人的镇子，哈扎拉人长得跟我们很像，他们的基因里有一种蒙古人独有的基因，我们也有，所以他们是最好辨认的阿富汗人。

当时我一进武馆，就看见里边站了四排穿着红绸子练功服的男孩，我刚要说Salam向他们问好，他们就集体冲我抱拳，然后用中文特大声地喊“早上好”。当时我就觉得我穿越了，好像到了几十年前的广东，看见了佛山武术队。

那天武馆的人给我做了很多才艺展示，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女孩打太极，那个女孩就是热扎依。

我为什么对她印象深刻呢？首先打太极的漂亮女孩就很少见，然后这个漂亮女孩又穿了一身白衣服，最关键的是她打太极的伴奏曲，是一首80年代的中文老歌，叫《故乡的云》。

热扎依生在伊朗，但她没有住在难民区，她周围的邻居都是伊朗人，她也一直以为自己是伊朗人。直到有一天，她跟邻居小伙伴在巷子里玩，小孩一起玩急了，有一个小孩就说，你是臭阿富汗人，滚回阿富汗去。

热扎依觉得自己像被侮辱了一样，就特别生气，她说你才是臭阿富汗人，你全家都是臭阿富汗人。说完她哭着跑回家找她爸求安慰，她爸听完以后就拍了拍她的肩膀，然后说首先你们两个不应该这样说话，但是他也没有说错，因为我们就是阿富汗人啊。

热扎依跟我说：“自从我知道自己是阿富汗人以后，我就不想在伊朗呆着了，我老是想回自己的国家去看看那是什么样的，我想回阿富汗去。”几年后，热扎依的两个姐姐留在了伊朗，她跟父母和哥哥回到了在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的老家。

赫尔曼德是一个农业省，土地非常肥沃，家家户户都有很多动物。但是因为赫尔曼德特别穷，兽医觉得在那挣不到钱，他们都不愿意去，所以热扎依说她小时候就想好了，她想长大了去学兽医，然后回赫尔曼德给动物治病。

我说请热扎依给我做翻译的时候，她死活不要钱，她跟我说，我们阿富汗人不要客人钱。

其实我在阿富汗，在商店里买东西时，店主经常跟我说，不要钱，送你了。这时候你不能当真，你不能就拿着东西特别高兴说“谢谢您”，然后转头就跑了。你得站那儿跟他推，一般推个两三次他就把钱收了，这是阿富汗人表示好客的一种习惯。

但是热扎依当时不是因为礼貌才这么说的，她是真的不想要我的钱，后来我跟她说了好久，我都急了，她才特别不好意思地把钱给收了。

我当时在小镇一共待了22天，热扎依除了上学，绝大部分时间都跟我在一起。

热扎依走路的姿势跟很多阿富汗女孩很像，含胸驼背，眼睛只会盯着路，不会到处乱看。

老一辈的阿富汗人觉得，男人是不会无缘无故地调戏良家妇女的，只要你的眼神不跟他们发生接触，就可以最大范围地避免性骚扰的发生。

但即使是这样，热扎依偶尔还是会被那些人，用那种让她浑身不舒服的眼神盯着脸看。热扎依说每当这个时候，她就忍不住想找个罩袍套在这些人的头上。

热扎依是哈扎拉人，其实哈扎拉人是不穿罩袍的，她们穿的是跟伊朗一样，一种叫做“茶杜尔”的东西，翻译过来就是“帐篷”。

▲ 穿茶杜尔的哈扎拉女孩

热扎依说虽然她不喜欢罩袍，但是每次当她被男人用那种眼神看的时候，她就特别理解为什么普什图女人会穿罩袍，因为再讨厌的男人，也不能透过那些很细小的网格去看到女人的脸了。

当时我手里有一些给阿富汗女人和孩子筹的捐款，热扎依带我去见了很多她认为需要帮助的人。

有一次我们去了一个婶婶的家里，那个婶婶的老公带着所有值钱的东西和二老婆去了伊朗，临走前还把屋门锁了，婶婶就只能跟两个女儿睡在半露天的过道里，冬天差点冻死。

我们从婶婶家出来后，热扎依挺难受地跟我说，她说：“你知道吗，Moomoo，其实我们哈扎拉人是很少娶两个老婆的。因为我们知道以前做那样的安排，是因为打仗的时候死了很多人，一夫多妻可以让活下来的人去合法地照顾孤儿寡妇。但你看看现在这些男的在干吗？他们找的都是比自己年轻的女孩，这样做只是在满足自己的私欲。”

婶婶的子宫里还长了一个比我拳头还要大的肌瘤，已经好几年了，当时已经到了不做手术就会有危险的情况。

阿富汗的公立医院是免费的，但是要排很久很久的队，所以我就让热扎依带我去私立医院，看看跟医生商量能不能便宜点把手术做了。那个医生挺好的，给便宜了一大半，我们只花了相当于人民币1000块钱，就把瘤子给摘了。

除了这个婶婶，热扎依还带我去了镇上三四户人家。后来我就搬到了她们家，到她们家以后我才发现热扎依家很穷，但是从头到尾她一直都是在想怎么去帮别人，她从来没有为自己或者为自己的家人要过任何东西。

▲ 热扎依的家

离开镇子的前一晚，我最后一次在武馆看她打太极，伴奏曲还是那首《故乡的云》。热扎依跟我说，每次我一听见这首歌的前奏，我就忍不住迈开腿了。

我就跟她讲这首歌的歌词，大概意思就是有一个人远离家乡很多年，他看见了天上的云，好像就闻到了故乡的味道，然后忍不住就要哭了。

热扎依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她鼻子皱了皱跟我说：“你看咱们现在在武馆，我只能闻见难闻的汗味。”过了一会她又说：“也许伊朗什么东西都比我们阿富汗好，但还是这儿带着灰尘和汗水的味儿闻着让人踏实。”

残疾画家鲁巴巴

我在镇上的时候把武馆的故事发在了公众号上，新华社亚太的人看见了，就安排了记者过来采访，我就这么认识了他们在当地的摄影记者。这个记者他知道我在写阿富汗女性很高兴，就给我推荐了一个叫鲁巴巴的16岁的残疾画家，这也是我今天想给大家讲的第二个人。

鲁巴巴是一个先天小儿麻痹症患者，她上肢完全无力，脚趾也只有三个可以动，她是用嘴咬着铅笔画画的。

阿富汗自己的媒体也是天天报道腐败、失业率新高、爆炸这些很消极的东西，所以当老百姓看见鲁巴巴的新闻，看见她这种身体状况依然在画画的时候，就全都被她打动了。很多人给她捐钱，送她电脑、手机，连加拿大的一个阿富汗裔部长都知道她，给她捐了2000美元，还说她是阿富汗的希望。

这是鲁巴巴家的会客厅，房间是她出名以后新装修的，地毯都是新的，一进门那块地方还堆了很多热心市民送的颜料和绘画工具。

鲁巴巴跟我说，她没出名之前家里很穷，没有钱请老师，她只能自己摸索着自学地画，后来她舅舅就把她画画的照片放在了网上，没想到被媒体看见一下就出名了。出名以后就有很多人找鲁巴巴画画，但只愿意付她相当于人民币10块、20块的酬劳。

鲁巴巴说，我觉得我是一个艺术家，这些人这样很不尊重我。我就问她，那你觉得你的画应该值多少钱呢？鲁巴巴想了想说，我认为它值100美元，因为每一幅画我都要咬着铅笔画一个礼拜，很辛苦。我当时就说，那行，我就按你说的价格，我花200美元买你两幅铅笔临摹画，然后我就在鲁巴巴家住了下来。

其实阿富汗有很多残疾小孩被父母遗弃，但是鲁巴巴他们家每一个人都对她特别好。她妹妹跟我说，从小父母就告诉她们，因为鲁巴巴身体有残疾，所以你们更要加倍地对她好，无论她要什么，只要你们有，都应该让给她。

鲁巴巴和所有16岁女孩一样，很爱美，她很喜欢化妆，她化妆的速度甚至比一般人还要快。有一次她化完妆就突然盯上了我脚旁边的一个小包，那包里有我的护照，还有一些应急的美元，我每次去阿富汗都随身背着。鲁巴巴看着那个包，就说了一句“I like it”。

我当时还以为她夸我审美好呢，我还挺高兴，我就说谢谢。然后鲁巴巴就放慢了语速，看着我又说了一遍“I like it”，我还没说话呢，她就直接用她的嘴跟脚把包挎在自己身上了。她挎着包看着我，又说了一句，你看我背着多好看，I like it very much。我这才明白，她是想让我说，那就把包送给你吧。

其实当时我觉得自己算挺了解阿富汗人的了，阿富汗人非常要面子，很多女人即使在大街上乞讨都要把脸蒙起来。我在阿富汗也住过很多人的家里，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从来没有人这么当面跟我要过东西，所以这种场景完全是在我意料范围之外的。我当时都懵逼了，嘴也打瓢，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

鲁巴巴看我没说话，就很失望地把包褪了出来，褪完以后她还是在用她的脚趾去拨那个包带，然后她一边拨一边说“I like it”。我就有点烦了，我就没忍住，说了一句“I like it too”。

说完我就后悔了，我就觉得自己非常幼稚，但是当时我确实还需要那个包，因为我之后还要去几个城市，我还需要它保护我的财物。然后我就想，那干脆就等我再回喀布尔的时候，找她取画就把包留给她了。

我在鲁巴巴家待了六天，前几天她都没有画画，我又不愿意要求她什么，那样违背了我写这本书的初衷。但是到我临走前一晚，我没办法了，我就问她，我说鲁巴巴，我拍了你化妆、睡觉、学英文、玩手机，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画画，你怎么不画画呢？鲁巴巴就说，我明天画。

第二天下午又发生了一件我没有想到的事，鲁巴巴有一个画画的老师。那个老师当时对着我手机里的照片，用铅笔把人像的轮廓和五官全画了出来，我都惊呆了。

她哥哥看我一脸惊讶的表情，就小声跟我挺尴尬地说，以鲁巴巴现在的身体状况，她是没有办法自己完成脸部的轮廓的。

老师走了以后，鲁巴巴终于画画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她画画。 她坐在一个比自己还大的画架前，用嘴咬着铅笔给眉毛上色，她当时非常认真，眼神也很专注，即使我刚发现被她骗了，那个场景还是非常打动我。

她画了十几分钟就画完了，她自己看着也挺满意的，还转头冲我笑了一下。当时她的嘴唇上还有晕染阴影时留下的石墨，那个笑容特别干净，我觉得特别好看。

就在这个时候，鲁巴巴又跟我说，我觉得我今天感觉特好，第二幅画我想试着自己独自完成，所以你应该给我200美元，也就是双倍，不过因为现在这幅已经画完了，咱俩又是朋友，我就还给你按100美元算。

我当时都觉得自己被雷劈了！ 我平复了一下情绪，然后跟她说，鲁巴巴，我愿意付200美元买你两幅铅笔临摹画，是因为你跟我说每一幅你都要自己咬着铅笔，用一个礼拜独立完成。 但是现在我知道了老师的事还愿意这么做，是因为当时我答应你了，我作了承诺，但如果你现在还想跟我要更多钱，那你就别画第二幅画了，我觉得这幅画已经没有意义了。

鲁巴巴听完也没生气，她就挺无所谓地说了一句，那行，那就还是200美元两幅画吧。

离开鲁巴巴家以后，我就回了喀布尔市区，当天晚上我躺在旅馆的床上特别累，但是也睡不着，我就在想鲁巴巴的事。说实话我没想到跟她会以这种情况结束。

我把在她家发生的事告诉了那个介绍我们认识的记者，他听完后觉得特别对不住我，一直跟我道歉，还给我分析了鲁巴巴的心路历程。后来他的结论是，鲁巴巴有点迷失了。

我失眠还有一个原因是第二天我要去坎大哈了。我当时是第三次去阿富汗，但是我一直都是在北方各个地区移动，阿富汗的南北差异其实非常大，坎大哈所在的南部是阿富汗最保守的地区。

可以这么说，阿富汗北方人看南方，就像外国人看阿富汗一样，前者觉得后者人人都像恐怖分子。但是后来我真的去了坎大哈，我并没有发现有人凶神恶煞地盯着我，那儿的老百姓跟世界上所有的老百姓一样，都是在努力的生活。

其实跟我说坎大哈有多恐怖的那些北方人，他们大部分都没有去过坎大哈，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想象，虚构了一个坎大哈的街景。

绣坊老板瑞吉娜

我去坎大哈是去见一个从美国回来开绣坊的姐姐，瑞吉娜，她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最后一位女性。

瑞吉娜出生在坎大哈的一个中产家庭里，她的爸爸古拉姆70年代从喀布尔大学金融系毕业，然后在阿富汗财政部工作了13年。在80年代苏联占领阿富汗时期，他们全家逃去了巴基斯坦的难民营，几年后又去了美国。

瑞吉娜是在4岁的时候离开的阿富汗，在她离开后的21年里，阿富汗先后经历了苏联撤军、各国扶植的军阀代理人内战、塔利班政权，还有“911”后的美国入侵。

阿富汗的女人先是摘下了头巾，又戴上了头巾，穿上了罩袍，然后又被告知罩袍可以脱下来，可想而知很多阿富汗女人害怕了，她们担心情况再有变化，又要把脱下的罩袍穿回去。很多阿富汗女人也习惯了穿罩袍，在她们外出的时候它就像第二张皮肤，已经长在了她们身上。

瑞吉娜是在25岁的时候和爸爸一起回到了阿富汗。她跟我说，她第一次在坎大哈街头，看见那些依然穿着罩袍的女人的时候，她光是看着就觉得已经没法呼吸了。后来她就决定，不和爸爸一起回美国了，她想留在坎大哈帮这儿的女人。

▲ 坎大哈的市集

当时的坎大哈大部分女人都是文盲，她们都无法读书写字，很多人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是她们从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家里的长辈学刺绣。

只有坎大哈一带的刺绣才能叫做卡玛克，这种刺绣是由无数繁密精致的几何图形组成的，像小指甲盖儿这么大小的地方，就至少需要下针80次，它是世界上公认的最顶级的刺绣工艺之一。像这个男孩胸前的这一整块卡玛克，需要一个熟练的女工至少五个月才能绣出来。

在一个援助机构的资金支持下，瑞吉娜为当地的妇女免费提供了针线和布料，让她们可以在家缝制卡玛克，回收的时候就根据绣品的品质付给她们酬劳。瑞吉娜还租了一个院子，让那些愿意从家里走出来的人，可以有一个地方一起工作，这个院子就是绣坊的前身。

在2003年的时候，一个女人大概可以拿到相当于人民币350块钱的酬劳。在当时的坎大哈，350元已经远超当地男性重劳力的工资了。

几年后绣坊的资金援助就被停掉了，瑞吉娜就接手了这个绣坊，正式成为了坎大哈第一个女商人。

瑞吉娜跟我说，我从回到阿富汗的时候，我就想好了，我不会去做慈善，因为慈善只能制造乞丐。她说我要让这些坎大哈的女人知道，她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双手去挣钱，而一个女人知道自己可以挣钱的时候，她就会靠自己去站起来，然后一直走下去。

绣坊出产的绣品是当地最好的，也是最贵的，买得起的除了当地的富人就是外国人。瑞吉娜说这些美国人滋养了这里的腐败，给阿富汗带来了更多的伤亡，但矛盾的是，也是因为他们绣坊才能维持下去。因为当时每个月至少有七成的绣品，都是这些人服完兵役以后买回美国作为纪念品送人的。

▲ 卡玛克刺绣围巾

绣坊在最好的时候，和大概400多个女工签订了工作协议。这些女工分兼职和全职两种。兼职女工一般就是年轻的女孩或者年轻的媳妇，她们的家人怕人说闲话，不放心她们出去工作。

全职女工大部分都是寡妇，她们的丈夫有的在战争中死了，有的病死了，不是寡妇的，也是因为岁数大了，丈夫才放心让她们出来工作。

▲ 全职女工的工作室

我去绣坊那天是他们开员工会宣布停业的日子，因为美国撤军了，他们没有钱再请这么多的女工。当时屋里有29个人，只能留下8个。

那8个人里边有一个叫莎克拉的姐姐，35岁，她一直没有结婚，阿富汗女性的法定婚姻年龄是16岁，所以她这种情况在当地非常罕见。

莎克拉跟我说，我知道自己长得不好看，但与其让我嫁给一个丧偶的老头，冒着被家暴和当佣人一样使唤的风险，我更愿意像现在一样生活。

她说如果自己没钱没工作，所有人都可以对她指手画脚、呼来喝去，但现在她每个月有相当于人民币600块钱的薪水，是家里收入最高的人，每个人都尊重她，她说什么别人也会听，是绣坊让她成为了之前从没敢想象可以成为的人。

瑞吉娜跟我说，停业以后，她计划去喀布尔的一家国际学校做校长，一是因为有私心，这么多年来她觉得非常亏欠女儿，现在孩子已经8岁了，到了上学的年龄。

▲ 瑞吉娜一家人的合影

其次是因为，她曾经以为可以为阿富汗女性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给她们工作，给她们提供比市面上更高的酬劳。但十几年过去以后，瑞吉娜发现，除了绣坊的这几百个女工，她并没有办法改善其他1600万阿富汗女人的生活。她意识到，无论在哪里，受教育才是改变人生的最好方式。

接下来我还想跟大家说说瑞吉娜的父亲古拉姆。古拉姆去了美国以后，在一个旅行社做了19年的会计，这对一个在财政部工作了13年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工作。2006年的时候，在瑞吉娜的鼓励下，62岁的古拉姆回到了阿富汗。

当时的总统希望他可以做海关署长，但古拉姆认为如今的阿富汗海关绕不开腐败，他还是想回坎大哈去做市长。

因为他在美国生活了19年，坎大哈人都叫他“美国市长”，他上任以后，为了盖学校，拆除了军阀搭建的违章建筑，他还向所有商铺征税，这些商铺都是有背景的，以前从没有人敢这么干。

▲ 古拉姆生前所建的学校

他做了大量的这样的事，得罪了很多的既得利益者，也因此受到了无数次的死亡威胁。在古拉姆逃离两次暗杀后，瑞吉娜非常担心爸爸的安危，她希望古拉姆可以辞职回美国去。

古拉姆说，我不会走的，人在哪都会死，我都这个岁数了，在美国会死，在阿富汗也会死。也许我在坎大哈有100个敌人，但我所做的事可以让75万坎大哈人过上好日子。

在他逃离第二次暗杀的半个月后，一个男人走进了市政府，顺利地通过了三道安检，他走到古拉姆办公室前的走廊，在古拉姆和他握手的时候，他引爆了头巾里的炸弹。

▲ 古拉姆的墓地

古拉姆回到阿富汗的时候，坎大哈那年的税收只相当于人民币的30万，城市中也只有4公里的柏油路。他66岁离世那年，坎大哈的税收已经达到了2700万人民币，柏油路总长度达到了37公里。

就在两个月以前，瑞吉娜告诉我，她正式接受了现在的总统的提名，成为了阿富汗新的教育部长，她在父亲去世9年后终于跟随他从政了。

我当时听完后特别高兴，我当时就哭了，她是我特别好的一个朋友，我知道她特别不容易。 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是非常抗拒“受教育”这个词的，我也一直跟别人说自己是一个没文化的人。 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就像一种模具，你只有不断挣扎才能在得到它的过程中保留你自己。

我很庆幸自己从来不是一个容易被周围环境影响的人，正是因为听不到外界的声音，我才可以专注地去做好自己喜欢的事。到目前为止，我依然喜欢去别人不去的地方，写别人觉得没有那么重要的东西。

也是因为在更年轻的时候我去了那么多地方，那些经历让我知道真实的世界是有温度的，它不只是新闻媒体报道的那个样子，再悲情的国家，也有鲜活的生活，有和我们一样的人。

我书里的这些阿富汗女人，她们来自不同的省份、不同的民族，从事不同的职业，有着完全完全不同的性格，我觉得她们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女人一样，没有更高尚，也没有更卑微。

但现实中无论穿还是不穿，很多阿富汗女人已经被外界的人套上了隐形的罩袍，而偏见就像一根刺扎在罩袍上，这罩袍有时候遮住的不只是她们的，还有我们的双眼。

有很多人问我，阿富汗是不是特别危险？我通常的回答是，有危险，但没你想的那么可怕。最后，虽然我知道不可能，但我依然希望这个世界没有战争，遍地和平。希望和平到来的那一天，大家都可以亲眼去阿富汗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