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是北洋军阀中后起的风云人物。他出生于小商人家庭，中过秀才，入伍后，由勤务兵而至团、旅、师长等职。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他率兵几十万，统治数省地盘，在军阀混战中曾叱咤一时。对吴佩孚的功过评价，建国前分歧比较大，“誉之者关岳复生，毁之者盗匪不若”。建国后,对吴的评价贬多褒少。近年来争议复起，说法不一。主要分歧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罢战主和”的原因及意义。

一种意见认为，一九一八年八月，吴佩孚在接连取得对抗南方护法军队胜利的形势下，公开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通电“罢战主和”，撤防北归。其电文虽斥段祺瑞“内戕年余，以借款杀同胞”，说安福国会是“政府以金钱大施运动，排斥异已，掇引同类”，但实际上是直系借以与皖系争斗的一种表面文章，是吴佩孚借此反击段祺瑞对他的防范与钳制，并用以扩充个人和派系势力。

曹锟、吴佩孚主和是因为没有更大的力量继续把仗打下去，又不满足于当时他们所获取的实际利益。吴此时发起“和平运动”，只是要把自己装扮成解民于倒悬的救星，借以保全实力，然后谋求更大的利益。

另一种意见认为，吴佩孚“罢战主和”的主要原因，是不满于段祺瑞操纵中央政权，“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祸国殃民。这一举措的客观效果比当时冯玉祥在湖北武穴两次通电呼吁南北停战、和平解决南北战争更有值得肯定之处。实现“罢战主和”，北京军政府与广东军政府、西南护法军达成协议，一致对外，有利于中国人民在巴黎和会上力争主权的严重斗争，又使所在地区人民免受战争之苦，也使在孙中山影响下的广东革命势力能迅速集聚和成长壮大。1919年开始的湖南人民驱张(敬尧)运动所以能取得完全胜利，也正是由于吴佩孚军队的北撤，使张部被湘军和广大农民武装包围。

二、对“五四”运动的态度。

一种意见认为，吴佩孚“五四”期间接连发出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主张取消中日密约，“支持”学生运动，摆出一副“爱国军人”的姿态，这是他的某种政治“机智”，“狡猾”地利用时机，欺骗人民，就是勾结帝国主义而又比较不露出显著痕迹。吴佩孚利用人民的爱国热情，借机捞取政治资本，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其通电中也表露出乞求美国的干涉，如“陈请列强为公道之主张，更联络美总统恳其为公道之援助，以期达目的”等。

另一种意见认为，在“五四”风潮中，吴佩孚旗帜鲜明，可谓“无日无时无吴之通电”，其内容与“五四”风潮方向一致，“凡所通电，皆中要肯”，与人民群众的罢课、罢市、罢工相呼应，可谓“大义昭然”。“五四”风潮人民群众的斗争锋芒主要指向：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亡我及皖系、安福系、新旧交通系的卖国投敌。吴佩孚联合一些地方军阀、一部分国会议员及其他广泛社会阶层，共同反对亲日派军阀、官僚、政客，这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五四”风潮的深刻性。吴佩孚在“五四”风潮中虽不是导演与指挥，但也不是无足轻重的，而是起到了“助推力”的作用。

三、在直皖战争中的表现。

1920年7月中旬爆发的直皖战争风云扰攘中外，但正,式开战只有三天，连同首尾总共不过五天。开战前，吴佩孚发动了一场“电报战”，直、皖、奉三系军阀，文电交驰，互相攻击，争取舆论。吴佩孚操纵发布的《直系将士宣布徐树铮六大罪状檄》、《直系全体将士为驱除徐树铮解散安福系致边防军酉北军书》两电文，痛斥徐树铮“祸国殃民，卖国媚外”，“把持政柄”，“破坏统一”；阐明南北“本属一家”，“中央误听宵小奸谋，坚持武力统一”，“实亡国之政策”。这些电报揭露了徐树铮及安福系的罪恶，争取得群众的同情，是直系在直皖战争中迅速获取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于直皖战争前由吴佩孚发起的这场“电报战”，有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这是在辛亥革命后民主观念深入人心情况下、封建军阀派系纷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也就是说他们不得不使用洋洋酒酒、冠冕堂皇的电文暴人之短，扬己之长，假借民意粉饰本派行为以骗取视听；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这是吴佩孚帛民伐罪、倒院反日的“精彩”一幕。

持后种看法者进一步认为，直皖战争仍不能简单地以军阀混战、自残的“不义之战”视之，吴佩孚也不代表整个直系。直皖战争中两派混战,各有私图这是一方面，但另方面开战之前确已存在民心向背的问题；人民一时比较“同情”吴佩孚则是历史的真实。吴佩孚自称“凡我军人动作，均应以对外为宗旨，以民意为依归”，把矛头对准卖国求荣的段祺瑞皖系集团及日本帝国主义。纵观他在直皖战争中的表现，应是爱国军人而不是“魔术师”。

四、召开国民大会等主张的评估。

一种意见认为，1920年8月1日，吴佩孚通电主张召,开国民大会，这是企图以所谓“国民大会”的办法，恢复北京政府所解散的国会，驱逐皖系所扶植的北方总统徐世昌，另建一个以吴佩孚为中心的中央政府，以实现他的个人野心。吴佩孚感兴趣的“恢复法纪”、“统一全国”，也是一石两鸟之计；据此，他左手赶走徐世昌，右手要打倒孙中山的护法政府，然后捧出黎元洪这具傀儡，建立一个直系可直接控制的“全国统一”的“合法”的过渡政府。

另一种意见认为，吴佩孚说“民为邦本，国体既号共和，则国民大会乃正当的办法”，他的召开国民大会主张“民本之义，溢于言表”，发表之后反响强烈，深得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全国掀起了国民大会运动。民主主义者、全国工商学各公团纷纷发表文章或致电府院及吴本人，都以国民大会为发扬“五四”精神之急务，解决时局的良药。对吴佩孚的这一点民主精神，应当给予恰当的评价。

五、晚节与死因。

多数论者对吴佩孚在日本侵略者威迫利诱下能坚持民族气节，都予以充分肯定。吴佩孚1927年败于北伐军后，由河南逃至四川托庇于四川军阀，1932年回北平当“寓公”。1932年3月日本策划的伪“满洲国”成立，吴于3月10日，通电声讨溥仪，表示“佩孚以退处之身，不能默尔”。1935年日本侵略者策动汉奸发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多次要吴“出山”组织伪政权，吴一针见血地指出：“自治者，自乱也，自治者，人治也”，加以拒绝。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要他出任北平维持会长，他也严词拒绝。后来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等再次拉吴下水，吴故意向他提出日本从中国撤兵作为交换条件，以此拒绝土肥原的策动。1939年6月，日本政府又派人游说吴佩孚，劝其“主持和议”。投靠日本的汪精卫此时也被日人弄到北京，拟与吴面商“吴汪合作”。吴拒绝见汪，说：“在日人扶持之下即言救国，实亡国也”。可见，其晚节是可嘉的。

少数人对吴佩孚的晚节也有非议。

一是，“九・一八”后吴在北平当“寓公”，东山再起的政治野心未灭，他搪塞日本人约请他肩负“兴亚”责任的“好意”，只是因为“玄黄未判”，局势不明。后来，吴佩孚曾透露：“要是民意让我出来，那我倒是可以考虑的。”他的部下陈廷杰(秘书长)、符定一(枢要处长)等与日本特务川本密谋布置护吴出山，正是体现了吴佩孚这种心意。后来吴佩孚变卦不干，提出以交出政权为条件，那是他不甘心俯首帖耳地充当日寇傀儡的一种退路。

二是，吴佩孚与日寇汉奸组织的关系也不干净。殷汝耕的“冀北防共自治政府”聘吴的部下为顾问、参议，每月送车马费，对吴本人一年三节及生日都馈送五千元。华北汉奸头子王克敏也聘为他的特高顾问，月送车马费四千元。其后华北、华中两个伪政权又联名聘吴佩孚为“绥靖委员长”，聘函送至吴住宅，吴当时既未表示拒绝，也没宣布接受。

对于吴佩孚的死因则有三种说法。

一说是因为吴拒绝“出山”，被日本特务害死。1939年11月吴患牙疾，12月4日日本特务川本介绍日医生对其强施手术，“四时开刀，喉管切破，血流如注，一叫而绝，身死殉国”。

另一说是因拔牙感染败血症或毒入神经不治而死。“十二月牙疾复作，先延中医，投石膏二两，服后如如狂”，“十二月四日，症象更恶，急延日医开刀，卒以毒入神经不治而死。”

再一种说法是由汉奸齐燮元毒害而死。吴病重后，齐燮元搬到吴的楼上陪伴吴，直至吴死。当年北洋军阀，陆军上将李纯就是死在他的手里，今天吴佩孚死了又是他在场，这可真有点奇怪。

结束语

吴佩孚死后，他手下的一位老师长乔林自发为他守墓，并自己剃度为僧，常年守护在吴佩孚坟墓旁边，一直到1949年。现在没有多少人会再记得这位秀才出身的“军阀”，对于吴佩孚复杂的一生，吴佩孚曾自撰对联总结一生：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尤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