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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戈壁深处,穿越了守护与弘扬

“敦煌莫高窟的四百九十二个洞窟中,几乎都有供养人的画像。每一画像都有榜书题记。就汉文题记来说,供养人的身份有以下几类:地方官吏、戍边将士、寺院僧侣、庶民百姓,此外还包括匈奴、鲜卑、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各少数民族的人物。”在敦煌研究院于上世纪80年代编著的《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一书中,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在前言上这样写道。

当时,一位叫范泉的年轻人,刚刚进入敦煌研究院工作。他是酒泉人,高中毕业后在街道的电线杆上看到研究院的招聘广告,便凭着历史课上对敦煌掀起的那一点点认知,到研究院参加入职考试。这一考,就奠定了自己一生的方向。从1984年至今,范泉已经在敦煌研究院工作36年。起初,他的研究方向正是供养人研究。

“众人拾柴火焰高”

研究因开放而丰满

“供养人,就是出资开洞窟的人。他们会把自己的画像,让工匠画到洞窟里。”范泉解释道,“我们会通过对供养人的研究,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在《周武灭法与敦煌北周石窟营造关系》一文中,记者看到,范泉曾以莫高窟第428窟的供养人图像为研究对象。这个洞窟在北周时期营造,窟内画有1200多身供养人,是敦煌石窟中供养人图像数量最多的洞窟。

莫高窟石窟内的供养人画像存在“重绘”的现象。所谓“重绘”就是在原壁画表面涂抹的一层白灰上又画上新的一层供养人像。“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地方表层的白灰逐渐脱落,重绘时被覆盖的底层供养人画像渐渐现出部分身形。”范泉在文章中写道。而敦煌的研究者正是通过重绘前后不同身份的供养人数量占比差异,进行了对428窟营造期间社会背景更深入的研究。从而得出,为何纵使当时正在遭受“周武法难”,但是莫高窟却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并且还成为僧侣们的庇护所。

范泉说:“我们从供养人的角度对当时的历史进行剖析。利用美术研究、图像研究的优势,通过图像找到证据,证明了洞窟开凿的背景。”而在范泉的文章中,记者也看到他对前辈研究者研究推断的介绍。正是不同时期、年代,一辈辈研究者的积累,才使研究成果越来越接近史实。

“近些年敦煌研究院的世界交往在扩大。很多国外学者每次来敦煌都会待上几个月。我们会为他们提供研究的便利。”范泉告诉记者,“我们不能把它锁起来,而是应该让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共同研究,这样的研究才能够更加接近真相。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个人就是一个小火苗。”

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再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本就象征着东西方文明交往的敦煌莫高窟,今天也再次证明了中国研究者的自信。范泉说,“我们从更高的角度来审视这件事,以前我们是就敦煌而说敦煌,现在则是把眼光放得更远。以前,国外的学者因为有资金支持,可以到处进行研究,这两年我们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也可以去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去进行研究访问。现在的研究更加多元化了。”

“择一事,终一生”

自信来自价值笃定

当年,范泉进入敦煌研究院时,其实是赶上了其前身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机构扩展。因为一开始对莫高窟的了解还不多,范泉起初是在接待部工作,并同时进行学习。“白天,老师会带着我们上洞窟,晚上我们就看老师布置下来的书籍”,范泉回忆到,“有一次我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位老专家,专家细致入微地为我讲解了一会,便回过头来问我为何不拿本子记录下来,从这以后,我便养成了勤思考、勤记录的习惯。”

“敦煌研究院的老师很负责任,这是我们单位的传统,我想也是我们单位的魅力。”范泉继而说,“很多人说,这个地方怎么能待这么久,能工作一辈子。而我们却觉得这个地方的魅力特别大。我们单位的人员流动性很小。”

因为文化保护研究人才的一度紧缺,所以敦煌研究院一直有帮助员工学习、进修的传统。范泉就从中受益,他很感激当时的院长段文杰,通过各种渠道送同事们到国内外进行学习。1988年范泉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习三年,1994年又在段院长的支持下到日本读书深造4年。正是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主攻佛教美术史,偏向供养人的研究。

范泉认为,在敦煌研究院中工作,个人能力很重要,“另一个就是看你能否专注在这件事情上。”他认为,对学者来说能够推动他/她的就是个人对研究的专注,“所以我们强调要能耐得住寂寞。”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范泉对敦煌研究院秉持的精神、对自己坚信的价值很自信。他说,“我的经历和大家都一样,年轻时对学习非常痴迷。我觉得在这里工作,改变最大的就是获得了一种智慧。”现在范泉是敦煌研究院科研处副处长,同时也是甘肃鸿文敦煌艺术研修中心校长。他从做讲解员到做研究,现在做研修工作,他告诉记者,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敦煌被更多人认知,是一件特别“高大上”的事。

“爱家乡,爱敦煌”

从保护到弘扬已是今朝

2019年,敦煌研究院针对“扶贫对口联系点”进行的文化扶贫项目受到梅赛德斯-奔驰星愿基金的支持。双方携手开启了敦煌莫高窟文化遗产和文化教育扶贫项目。此外,星愿基金还支持研究院对莫高窟第285及428窟的玻璃屏风保护设施进行设计改造,强化洞窟设施保障文物安全的能力,提升游客观赏体验。范泉正是这一合作的负责人。

双方从去年开始时在酒泉市瓜州县广至藏族乡开展针对当地中心小学的敦煌石窟传统文化创新课程及教育活动。据范泉介绍,三年级以上的孩子会用一天的时间到敦煌莫高窟参观,通过活动,孩子们在文化、艺术上的素质有所提升,也增强了对家乡的荣誉感和对自然保护、文化保护的使命感。今年,奔驰星愿基金与敦煌研究院开启了敦煌莫高窟文化遗产和文化教育扶贫项目二期合作,延续“人文之道”,继续深化在传统文化保护及传承领域的责任之举,深入挖掘敦煌文化精神内容,助力打造“文化自信”。

“对敦煌研究院来说,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爱家乡,爱敦煌’,如果都没有见过,不曾了解,又何谈爱与传承呢?”他表示,并介绍到,在国家为敦煌研究院提出的“保护、研究、弘扬”六字方针中,关于“弘扬”的工作日益受到重视。

“我们希望将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人的生活中,让孩子们知道这些文化会和自己的生活产生关联,因为未来的传承要靠他们。”他说,“同时,将偏远山区的娃娃们带出大山,感受自然山川与传统文化的美。希望孩子们能够通过这样的活动唤起了解世界的愿望,增强对生活的信心,感受到国家的温暖与关爱。”

敦煌,虽远在河西走廊西端,却是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塞,从古至今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莫高窟,历经前秦、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十个朝代修建,现存洞窟735个,是世界现存的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胜地。现在,依托于敦煌研究学者们对莫高窟几十年如一日的保护、研究与弘扬,这座壮美的洞窟群将源源不断地奉献出历久弥新的精神给养,散发出源远流长的文明影响。

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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