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集农业、食品企业案例，需在商业模式、技术、产品及市场等领域有特点、有创新。

摘录（有删改）：

农业起源与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为考古学的三大“起源问题”，也是距离现代人最近的一次“起源”事件。《史前的现代化：从狩猎采集到农业起源》（陈胜前 著 三联书店2020-9）着眼于某些区域的农业“不起源”，然后转而关注中国农业的起源及其基本模式。

可以窥见：陈胜前其实认同宾福德的边缘理论模式，宾福德认为农业起源的触发器是海平面上升和人口压力，并对农业的产生作了如下推论:在最佳栖息地生活(有富裕的资源) -人口增长-环境压力-人口向边缘地带移动-种植及最后的谷类驯化。

但笔者认为，智人在渔猎采摘模式向“养殖+种植”模式的过渡中，不应忽视动物养殖、驯化对于农业起源的贡献，虽然由于养殖效率不理想及其对食物的贡献率不足，而逐渐让位于种植业。北非最早的农业不是植物栽培，而是牛的饲养，最早的证据见于埃及西部沙漠中的纳布塔遗址（Nabta），距今约8000年。另如，在小麦发源地的中东”新月地区“附近，于公元前2700年，伊朗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王朝”埃兰王国“，从此以降，伊朗的十六个王朝中有十一个王朝都起源于游牧部落。

史前农业只在世界上某几个区域起源，中国情况也是如此。

为什么更多的地区没有农业起源呢？每个地区的状况不一样，是否有共同的因素？或是说，哪些因素比较关键？

历史上，农业一直以来资源禀赋，受环境约束。

目前，随着技术的发展，气候、光线都可以人工制造，土壤也可以改造或是搬运，没有地方不适合搞农业生产。

当然，就农业起源而论，环境约束并不只有负面作用，也可能有正面影响。

农业的适应的成功并不是由食物最丰富的时段确定的，而是取决于食物最少的时段。能在食物最少的季节保障供给，对于成功的适应来说更加重要，即使是主要依赖动物性食物的群体，也需要考虑耐储备食物资源的获取问题。所以，这样的环境约束实际上有利于狩猎采集者向农业生产方向的转变，而不是相反。

负面效应毫无疑问也是存在的，但，所有的环境约束都是文化适应能力的问题。负面效应需要相应的文化发展来克服。

对比工业革命，陈胜前用”要素禀赋结构理论“解释为什么农业起源在有的地方出现早，有的地方出现晚，以及为什么有的群体即便周边尽是农业社会也没有采用农业。

农业起源跟工业革命一样都不是人类头脑的顿悟，其形成需要充分的文化积累与合适的环境条件。基本要求包括适于驯化的物种、适宜的气候、土壤等；对于狩猎采集者本身而言，要走向农业起源，也需要一系列要素准备。

宾福德将狩猎采集者的流动性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集食者（collectors）策略，狩猎采集者有相对固定的中心营地，还有若干临时营地与其他有特殊功能的活动点，如屠宰场、储物点、狩猎掩蔽所等；另一种为采食者（foragers）策略，狩猎采集者没有上述分化的居址类型，他们在每一个地点居留的时间相差不多。两者的差别，简言之，前者是让食物来就人，后者是人去就食物。

宾福德认为这是流动性的两个极端，许多狩猎采集者处于二者之间，可能同时运用这两种策略。一般说来，资源分布比较均匀的地区，采食者策略即可以满足需要；而在资源高度斑块性分布的地区（即食物资源集中分布在某些区域，不同食物资源集中分布区域不同），集食者策略就更有利。

比较而言，倾向于采食者策略的狩猎采集者离农业起源的门槛更远，他们缺乏集食者那样在居所、工具、储藏技术与设施上的投入，同样缺乏复杂的劳动分工与社会组织，还有群体的人口规模。其次，生活在资源分布高度斑块化地区的集食者通常重点利用种类有限但数量丰富的资源，如迁徙的动物群、成熟的果林、洄游的鱼群等，他们更容易掌握这些食物资源的生长规律，更容易进行人工干预，更可能得到无法一次消费完的收获，不论是植物果实，还是猎获的动物，这些剩余就为驯化提供了基础条件。再者，生产剩余也促进了社会复杂性的增长，社会复杂性的成长与生产剩余是相互促进的；缺乏剩余产品与平均社会也有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平衡如不打破，狩猎采集群体也就缺乏扩大生产的动力。

因此：当其他条件一致时，一个区域采用集食者策略越多，就越有可能采用农业；或者说，采用更多集食者策略的狩猎采集者比采用较少的狩猎采集者更可能接受农业生产这种生计方式。

基本逻辑如下：

农业起源的超循环模型

陈胜前通过研究，得出结论：

农业是人类社会内在需求的产物，是文化适应长期发展的结果，它同时也是狩猎采集者在生计压力下不得不采取的反应——并没有其他更合适的选择。所以“为什么农业不起源”问题的本质是“为什么农业没有在那个时候起源”，而非绝对不会起源。简单归纳起来说，一是没有必要，二是有难以克服的环境约束，三是还没有足够的准备，四是还有其他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