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5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举办第十场“汲古论坛”学术活动，主题为“金声玉振：上古世界体系中的石峁与二里头”。论坛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胜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易华共三位学者主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喻静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谭佳评议。本次论坛采取线上交流形式，近400位观众参与研讨。
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以及导致这一过程的背景、原因、发展道路及其特点，需要多学科有机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本次论坛邀请考古学、人类学、神话学、艺术学等不同学科的四位学者，把石峁和二里头置于上古世界体系下予以观照，以期帮助大家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中国的时空特征。
论坛开始，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本次论坛的具体召集人喻静致辞，对各位与会者表示衷心感谢与热烈欢迎。首先对前九场“汲古论坛”作简要回顾，指出九个论题放在一起，从中摘出关键词，正好可以帮助我们辨认“汲古论坛”的内在气质——“格古”与“鼎新”，“交融”与“相宜”，“观世”与“载道”，“远望”与“振兴”。而其中最深切的关怀，则寄托在“中国”与“文明”这两个关键词上。进而指出“中华文明”本身是一个特指概念，它代表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历史到现今的文明演进状况。它的内涵除了古代中原地区最早的三代王朝国家外，还包括现今中国国家领土范围内的广大地域。中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地理与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多样性构成了古代不同的多民族、多区域文化。早期中原文明及王朝国家，在不同区域文化的交融互渗中发展，并在华夏文明中起着核心作用。这种不同文化因素的交流互渗所形成的差异性与一体性，构成现今“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早在新石器时期，黄河流域即表现出多元文化交融与汇集的特点，开启了历史先河。紧接着，喻所长阐发了“二里头”与“石峁”的文化意义，以及狭义与广义上“最早的中国”的概念。最后指出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以及导致这一过程的背景、原因及其特点，需要多学科有机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展开研究。
接下来进入主谈环节，三位主谈人分别作主题发言。
韩建业教授以“石峁与二里头”展开，首先将石峁和二里头置于欧亚大陆体系中进行了定位：石峁在早期东方文化圈、早期北方文化圈交界，二里头则在早期东方文化圈的核心区域。石峁遗址时间为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800年，属于考古学上的老虎山文化，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中北、冀西北。石峁遗址考古发掘包括外城、内城、中心皇城台，发现了插在城墙里的紝木、玉钺，皇城台夹道的兽面纹石浮雕，以及大量的壁画。从对石峁遗址陶器的迭代变化和其他地区文化的比较研究可知，石峁的陶器跟新疆、西伯利亚欧亚草原地区的陶器没有任何关系。老虎山文化后期，北方人群南下，直接导致了陶寺文化，陶寺晚期文化和稷放丹朱的时期相同。二里头遗址时间为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50年，属于二里头文化，其核心区域在郑州洛阳一代，影响范围扩大到辽西、湖北、湖南，标志着早期中国文明的成熟——王国文明。在二里头遗址300多万平方米范围内，有宫城和多座大型宫殿，宫城南边有官营作坊，布局为井字型结构。二里头文化陶器种类很多，出土有陶鼎，传说中禹铸九鼎，即可能开始于二里头。此外，二里头青铜礼器中有鼎、爵等，表明当时礼乐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的重要制度。二里头文化承袭中原玉器文化，出土有多孔刀、玉钺、牙璋等，更加精美，凸显了二里头作为王都的地位。韩教授最后总结：石峁文化源于中原而面向欧亚，属于邦国文明阶段，是与南方有明显区别的北方模式，南下中原后影响了陶寺文明。二里头文化基于中华而面向欧亚，已经进入王国文明，为中原模式，显示出中原中心辐射四方的态势。
陈胜前教授主讲的题目为“中国早期文明社会复杂性的演化”。首先梳理了本次论坛所讨论的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背景，指出当代考古学的学术背景有科学与人文两条线索，科学是主流视角，人文视角稍显冷僻，而本次论坛的选题正是着眼于后者。陈教授因此提出了动词化的“文化”中国概念，进而引出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理论研究的讨论。研究涉及三个问题：第一，有关“夏”的争论，究竟有没有夏朝？第二，中国文明的起源，究竟什么是文明？中国文明何时起源？第三，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影响。厘清三个问题的关键各有不同，关于“夏”，在族属上考古学是否能识别“夏”？而这个“夏”是指“夏族”还是“夏代”？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实质是社会复杂性的演化，是必须突破其所处环境的约束和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其核心是社会权力的变化。关于东西文化交流，关键是上古世界体系，上古世界体系的形成及其影响，尤其是对中国文明演化而言的影响。陈教授提出：有关谁是夏的讨论是一个考古学理论问题，即解决族属考古的难题；同时这也是一个考古学实践的问题，需要更多的田野考古工作。有关夏的问题应该放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背景中来考察，不能孤立地讨论夏与二里头的关系。不管是否有夏，中国文明进程是不可否认的。中国文明演化具有多阶段、多模式的特点。中国早期文明演化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中国文明发展进程。中国早期文明演化是个自组织、超循环的、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上古世界体系推动了从古国向王国的过渡，促进了社会权力层次的丰富。社会权力从政治、军事、经济到意识形态，是逐渐完善的。中国文明/文化的形成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并不存在最初的中国。
易华研究员则围绕“世界之石峁，中国之夏都”展开，提出石峁遗址是东亚定居农业文化与欧亚青铜游牧文化结晶，标志着东亚进入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夏”不仅是一个王朝还是民族与文化概念，兴于大西北入主中原；石峁遗址是夏代早期东亚最大遗址，很有可能是夏都。为了给这个观点提供证据，易华研究员从时代与年代、地理与经济、社会与文化多个方面，将史学文献、考古实物与遗址、现代的断代研究等多领域加以串联，指出：石峁遗址具备王国首都规模与功能，作为夏代首都年代符合夏商周断代工程所确认夏代纪年。石峁位于本土定居农业文化与外来游牧经济结合部，遗址不仅出土猪骨、犬骨，亦出土了不少完整羊骨、牛骨，还出土了马骨，出现“六畜”齐全局面。石峁出土墓葬表明当时已进入复杂社会，不仅有贫富分化，且有男女明显不平等，这也与历史记载中夏代开始进入父死子继的父系父权社会相符合。在此基础上，又将石峁与赫梯首都哈图莎(Hattusas)的毛石建筑和埃及圣城阿拜多斯墓葬对比，提出了石峁遗址已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文化中心之一的观点。由此得出以下结论：历史记载表明夏代开始之际东亚吸收了游牧文化，形成了父死子继多族群复杂社会，也就此进入祀与戎并重干戈王国时代。考古发掘表明石峁遗址早期是一处龙山文化城址受到了齐家文化明显影响，出现了男尊女卑多族群复杂社会，也进入了祀与戎并重王国时代。纵横比较综合研究表明石峁遗址标志着东亚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很可能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夏代首都。
最后，谭佳研究员对以上三位主谈人的发言作精彩点评与总结，包括对本次论坛的理解、所受启发，从神话学研究的角度等，并评价本次论坛呈现出错落有致的学术观点和面貌。从学术背景来看，这次论坛的主题与内容暗含“一个推动”和“两个呼应”：“一个推动”即对中国传统所固有的中原中心论和针对中原中心论的从晚清以来的西来说，有着重大的学术史推动；“两个呼应”为对内的呼应——对认识“中国”进行根脉诊断，以及对外的呼应——对汉学界中华文明起源争论以及连续性、统一性问题的回应。在史前农业起源全球化、青铜文明西来的影响过程中，传统核心区域的衰落、唯一地带和半月形地带北方的兴起，石峁和二里头是最为突出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史前最有代表性最典型的个案。
谭佳研究员就石峁皇城台与美索米亚文明的塔庙的关联、青铜器的实用性和礼乐性、玉石传统等问题与主谈人进行了交流与探讨。针对提问，主谈人作出积极的回应与翔实的解答，同时三位主谈之间也进行了互动，展现了古史探索的丰富层次与多样路径。
“二里头”是解读“中国”与“中华文明”的关键。有学者认为，距今3700年前后的二里头文化是东亚地区的核心文化，以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最早的中国”，显现出东亚大陆人类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两大特质：庞大化复杂化，以及大范围的文化辐射。二里头开启的“王国时代”，脱胎于之前的“古国时代”。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就是能与二里头遗址相提并论的古国时代的考古遗址，而且这两个遗址与二里头遗址时空接近。又有学者认为，上述“最早的中国”的概念只是狭义上的。公元前第四千纪的后半叶，中国史前各主要文化区在社会同步发展、进入“古国”阶段的基础上，发生了以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为核心的各层次、各方面的深入交流，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联结成为一个在地理和文化上与历史时期中国的发展均有密切而深刻联系的文化共同体，这是广义上的“最初的中国”。距今5000多年前“古国”和“最初的中国”的形成可以视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标志。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距今8000多年的裴李岗文化后期由于裴李岗文化的扩张影响，有了最早的早期中国的萌芽，距今6000年左右由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扩张影响而正式形成最早的早期中国。
考古发现表明，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的，是在自身基础上起源、形成的。然而，中华文明并不是封闭的。在其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文明之间也发生过频繁互动。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早在比张骞通西域早将近3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存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不断地为各地的文明增添活力，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积极吸收借鉴外来先进的文化因素，将其与自身的文化传统相融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保持长盛不衰的秘诀，是中华先民们为子孙后代提供的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
“汲古论坛”依托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取意赵朴初先生“汲古得修绠，开源引万流”题词。旨在研讨古代文史哲艺相关问题，关心跨学科、跨语际与跨文化议题，了解前沿新知，兼顾冷僻旧学，注重研究方法的更新和反思，促进人文学者的互动与沟通。自2019年3月以来，论坛已成功举办十场文化学术研讨，受到广泛好评。前九场分别围绕“‘中’与‘忠’：作为文化典范的颜真卿及其书法”、“文明交融：在阿富汗宝藏里发现中国”、“格古鼎新：陈介祺与晚清金石文化的振兴”、“与华相宜：多学科视野下的邺城考古新发现”、“视点·焦点·拐点：数字人文与古典文学”、“敦煌历史文化与敦煌古代工匠”、“以《周易》之眼观世：人文的宇宙何以可能”、“道接千载：张载与宋儒的思想世界”、“惟不能归，所以远望：中国文化中的‘乡愁’”等主题深入研讨，与会学者建言献策，分享真知灼见，聆听者受益匪浅。（文|焦天然、普庆玲 图|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