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还是“专”? 后疫情时代医学教育的再思考

“在护心队努力下,这位患者的心脏状况较之前终于有明显好转,然而4月6日我们发现,患者又出现了急性肾损伤。接下来我们的护肾队是怎么介入的呢?下面我们请徐钢教授作介绍。”

12月10日下午,一场以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为专题的教学查房分析讨论会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以下简称“同济医院”)的内科学系会议室进行。

这次教学查房,不仅采用的是同济医院开展新冠肺炎重症与危重症患者救治时的真实病历,用标准化病人模拟当时的情景,而且这是一次汇集多学科的教学大查房。来自同济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急诊与重症医学科、放射科、心血管内科、肾内科、神经内科,参与过该例患者救治的专家教授和医护代表,逐一走上讲台,为在座和远程连线的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们抽丝剥茧,解疑释惑,再现当时多学科协作创造生命奇迹的全过程。

这是同济医院一个月内开展的第三场多学科教学查房。该院教学办公室周琦主任介绍,疫情过后,她所在的医院教学部门也在积极思考如何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同济医院已成为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势必要求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我们决定从教学环节入手,主动作为,积极探索。”

“全”还是“专”?  后疫情时代医学教育的再思考

多学科诊疗到多学科教学

近年来,我国医疗机构围绕疾病诊断、治疗、康复的全过程,以患者为中心的多学科诊疗模式不断推进,多专业联合攻关,跨专业融合创新已成为解决临床医学难题的有效途径。特别是随着我国逐步实施标准化的MDT(Multi disciplinary team,多学科团队协作)流程制度并获得充足的临床经验后,MDT模式开始应用于众多治疗领域。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同济医院光谷院区针对重症患者多器官功能损害,以及各医疗队队员专业结构不齐全问题,发挥同济医院作为综合医院的多学科优势,成立了“插管”、“护心”、“护肾”、“护肝”、“营养”、“精神心理”、“中医药”、“康复”等多支小分队,多学科联合,为患者制定“一人一策”的个体化治疗方案,精准科学救治,为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做出了成功探索,其经验获得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文推广。多学科小分队组成的“尖刀连”,还获得了“时代楷模”称号。可以说,同济医院在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救治期间充分协同的专业联合,是多学科诊疗在我国的一次生动实践。

那么,为什么要将多学科模式引入临床教学呢?“以往我们的查房教学往往都是本专业的教师带着他的学生进行。而如今的疾病,比如肿瘤,涉及到的知识面比较广,对疾病的认识发展比较快,某一个专科教师对疾病的认识往往有局限,需要全面系统的教学。”袁响林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第二临床学院副院长,同时也是同济医院肿瘤科教授。MDT模式最早的形式,便是肿瘤病例讨论会。在他看来,多学科教学,是要在医学生读书阶段就开始灌输多学科合作的理念,毕业从事临床工作后,遇到任何一个疾病,自然也会形成多学科的思维习惯。其次,从教学效果上,多学科教学肯定比某一位教师单独讲授,来得更加全面和深刻。“比如我作为肿瘤科医生,去给学生讲结肠癌肝转移的影像学诊断,肯定不如放射科医生讲得好。所以我们组合在一起查房,可以把大家最新的理念全面系统性地传递给学生,这也更适应毕业后的临床工作需要。最后受益的还是病人。”

“这种多学科教学的方式在同济是有传统的”,华中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同济医学院第二临床学院院长、同济医院院长王伟介绍,“我们在教学中一直强调要用整体观去认识疾病。我们的医生与医生、医生与医技、医生与护士之间彼此合作,从多学科诊疗到多学科教学,实际上都是在加强对医学生和医务人员能力的培养。希望我们的学生从这次教学案例中认识到,作为一名医生不能拘泥于专科,而要具备多学科素养。”

鲜活的抗疫思政课

“这堂有些特殊的查房课程让我感受到,尽管目前对新冠的针对性抗病毒治疗尚不明确,但对于重症危重症患者救治,老师们和前辈们从没有放弃,因为他们相信在多学科合作下,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这次同济医院多学科教学活动,由于选取的是疫情期间的真实案例,患者病情复杂,在同济医院多个学科团队共同努力下,历经数月才涉险过关,留给学生们的印象尤为深刻。特别是从所还原的救治过程中,他们体会到“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感受到有着120年历史的同济医院“与国家同舟,与人民共济”的家国情怀,进一步坚定自己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的信念。

不仅是此次教学,实际上,作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第二临床学院,同济医院一直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医学专业教育中,贯穿教学全过程。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医院外科学系主任陈孝平表示,在日常授课过程中,他会结合亲身经历和体会,将家国历史及医院、学科发展历程向学生们讲述,勉励大家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发奋图强。从2007年开始,同济医院已连续14年开展医德文化建设主题教育活动。特别是通过举办“医路探索”专题讲座,请医院医术精湛、品德高尚的名医名师与学生面对面交流,进行医德医风教育。2019年同济医院创办“健康中国·课程思政”品牌,鼓励教师在专业课的讲授中融入思想政治和品德修养内容,利用开课前5分钟,将医生职业素养、医德故事讲述、华中大及同济精神教育、学科发展历程等元素融入到专业课课堂教学中。

“这次选择的教学案例很鲜活,有很多值得我们总结的地方。这位病人曾多次被判死刑,但我们坚决不放弃,这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一面。大家群策群力,不断调整治疗方案,终于把这条生命挽救回来,这也得益于多学科专家们的智慧以及他们平日积累的功底。希望学生们从中有所体会,也能更加热爱临床,更加热爱白衣天使这份职业。”王伟院长点评道。

学生们的感悟已在潜移默化中形成。2016级临床医学五年制藏族学生阿旺次仁说:“今天的临床教学活动感觉自己收获颇多,尤其被老师们的抗疫精神深深打动,使我更加坚定学医的初心。”2014级临床医学八年制学生王蔻姝也表示:“这次的教学病例,既加深了我们对于新冠病毒的了解,让我们以后可能面对该疾病时不会手足无措,也让我们看到了坚持和协作的力量。身为同济的学生,更应该学习前辈的精神,强化自身本领,在以后面对这样的情况时能担起责任。”

培养全才还是专才

我国医学教育应该注重培养“全才”还是“专才”,这样的话题从来不乏激烈讨论。在2020年9月国办《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既提出了加强医学学科建设,推进麻醉、感染、重症、儿科等紧缺专业人才培养,也提出了加快培养防治结合全科医学人才,加强面向全体医学生的全科医学教育,并且还要加快高层次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促进医工、医理、医文学科交叉融合。

无论“全”还是“专”,在陈孝平院士看来,都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但这似乎并非问题的本质。“‘全才’和‘专才’的培养,都得一步一步来,都不能够违背医学教育的客观规律。”1969年,国家大规模培养基层医生,陈孝平经过公社医院三个月的短暂培训,成了来往于田间地头和走村串户的“赤脚医生”。跟着老师,从最初的感冒、腹痛,到逐渐可以处理稍复杂的疾病,这段经历让他对打牢临床基础有了深刻体会。作为外科学系主任,他要求外科各专业医生对于外科总论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础理论都要熟练掌握。“这些都是共性的、基本的东西。每个专科教师把外科‘三基’都掌握了,才谈得上给学生讲专科的东西。如果基础的东西不讲,其它都是空中楼阁,甚至会犯错误、出洋相。”

他提到,对于新冠病毒和病毒引起的炎症风暴,并没有特效治疗方法,当时各个医疗队的看家本领就是“三基”。基于此,同济医院这次多学科查房,对于基本环节一个不落,实习学生询问病史、体格检查、阅片、诊断,他们边说边操作,汇报结果,指导教师及时纠正错误,指出不足。

“学生们读书考试后要把知识变成手下的功夫,这就需要实践教学,大查房只是其中一种教学手段。”汪道文是同济医院心血管内科教授、内科学系主任,也是这次教学活动承办人。“内科医生,基本的检查治疗手段都要会,这是我们教学必须一贯坚持的原则。”

作为高校附属医院这个医学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同济医院无论对本科生、研究生还是进修生的教学,都着重基本功的训练。汪道文说,他到基层开展暴发性心肌炎的培训,并非要求基层医生做到成功救治,而是教会他们如何通过基本理念、基本方法去识别这类患者。“基层医院当然无法包治百病,但他们如果能够识别各类疾病,就能把病人及时转到有救治能力和条件的上级医院去救治,正所谓‘大病善识、重病善转’,这对病人也是‘功德无量’的,我们作为教学医院培养全科医学人才的目的也在于此。”

他反复强调,首先要做一名真正合格的内科医生,才能成为好的专科医生。这与陈孝平院士的观点不谋而合。

((通讯员 鲍捷 蔡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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