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说要大力鼓励生育时，总有人会问，这是不是会把女性当成生育机器？女性的社会地位是否会下降？包括职场上会不会加剧对于女性的歧视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简单的答案是不会，只要我们的政策是所谓的“利诱”而不是“威逼”。先解释一下所谓的“威逼”，是指如果女性在社会上不是独立的，没有自主生育的权利，鼓励生育变成了鼓励一家之主的男性去压迫女性，违反女性的意愿去多生孩子。所谓的“利诱”是指，如果女性在社会上是独立的，有着很好的福利或者经济能力，而社会是用更好的福利和各种生孩子的好处或者减负措施，来鼓励女性自主地生孩子。这非但不会降低女性的地位，反而使得女性会实现事业和孩子的双重收获，更加幸福，也更有社会地位。
当然，当今世界里，“利诱”和“威逼”是并存的。尤其在传统社会，在生育问题上多少存在着“威逼”的成分的。因为在传统社会里，女性并不独立，在经济上往往依赖男性。但如果女性在经济上实现完全独立，鼓励生育则必须大幅度增加女性生孩子的福利，这就是所谓的“利诱”，可以提高女性地位和福祉。
如上图所示，女性地位和生育率的关系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在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传统社会，女性地位比较低，不得已生很多孩子。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女性地位和参加工作比例逐步提高，生育率下降。但是这种下降不是单向的，当社会进一步发展，女性地位和经济独立性非常高时，再增加生育福利，生育率不降反升。
图中的U型曲线，展示了社会发展水平和生育率的非线性惯性。很多低收入的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女性地位和女性参加工作率比较低，生育率比较高。像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女性地位和参加工作率属于中游水平，虽然女性受教育程度比较高，但是男赚钱、女家务的传统家庭分工方式根深蒂固，所以结婚率和生育率非常低。但是像北欧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参加工作比例都很高，而且生育福利很好，生育率反而很高。例如，瑞典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在确保性别平等方面最成功的国家之一，瑞典的新《王位继承法》赋予王室女性和男性同样的继承权，从而成为第一个宣布不论男女，长子（女）继承王位的君主制国家。瑞典议会中，女议员的比例约占40%。另外，瑞典在1980年代颁布了专门的《同居法》，承认同居关系的法律效力，规范国民的非婚同居生育行为。近年来，瑞典生育率达到1.9，在欧洲国家中仅低于法国。
再来看冰岛，这是欧洲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平均每名妇女育有两个孩子。在冰岛，女性参加工作比例超过70%。这部分得益于冰岛相应的社会福利，比如90%的冰岛儿童都能进入由国家出资的公立幼儿园就读。
由此可以看到，女性地位和生育率并不矛盾，如果把女性平权做好，并且给与很好的生育福利，所谓“利诱”就能同时提升女性地位和生育率。北欧国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些国家在降低生育成本和保障女性地位方面，有很多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
扩大幼托服务
在很多发达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法国等国，由政府提供普惠性的托儿所，帮助职业女性产后尽可能地恢复工作。但在中国，托儿服务严重缺乏。原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我建议把0-3岁婴幼儿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至少10万个幼托中心。具体方式可以包括加大财政投入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
产假的成本需要国家承担，而且男女都可以享受
产假期间的用工成本，应该主要由国家承担，这样可以让企业打消部分雇佣女性员工的顾虑。同时也要允许男性员工来修产假（甚至像有些国家强制男性去修产假），这样让男性也可以帮忙一起带孩子。
弹性办公和在家办公
提倡企业允许员工灵活地安排工作时间和地点，尤其是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可以在家办公。携程公司十年前就尝试允许部分服务人员在家处理客户请求，工作效率和客户满意度反而提升了。最重要的是，这项措施特别受到刚生孩子的女性员工的欢迎。
完善公共设施
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的公共场所，随处可见哺乳室、童车走道灯等各种贴心的育儿便利设施。我们去欧美旅行，经常看到只需要一个妈妈或者爸爸，就能够独立且轻松地带着两三个孩子在商场购物。相比之下，年轻家长们在中国公共场所能够获得的帮助则比较有限，哪怕只带一个孩子出门，往往也需要各种兴师动众的事先准备。
保障单亲家庭
在北欧国家，单亲妈妈的情况非常普遍。在法国和一些北欧国家，很多孩子都来自于非婚生家庭。这些国家的非婚生孩子在法律上享受和婚生子女同样的福利和待遇。我们当然并非提倡单亲家庭，但也不能在制度上歧视单亲家庭。
允许高科技手段生育
现在的试管婴儿和冻卵技术已经日益成熟，很多欧美国家允许女性选择通过这些方式延长自己的生育寿命，降低育儿的机会成本。中国在这方面的立法则远远滞后。
以上是经济上和法律上的一些平权和福利政策，在观念上，也要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婚姻分工思维。传统婚姻制度是父系社会的产物（一开始甚至是一夫多妻制度），传统观念的夫妻分工是“男主外女主内”，丈夫在外边赚钱，妻子在家中操持家务。这种过时的观念，使得很多现代女性在择偶时，依旧主要考虑男方的学历、财富和地位，而男性则更注重女性自身条件比如美貌温柔等等。这种择偶方面的不对称性是父系社会的产物，高收入女性的择偶标准完全可以和男性一样，不是关心男性的收入是否超过自己，而是看重男性本人的相貌和体贴程度。
但实际情况是，女性择偶时普遍要求男性的学历和收入高于本人。但实际上，女性的学历和收入正在全面赶超男性。从数据来看，中国女性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已经超过男性。结果就是，哪有那么多符合传统择偶要求的男性？尤其当那些学历条件较差的男性还不愿意主动承担家务时，势必有大量的高学历女性因为找不到合适对象而不愿意结婚。
日本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日本的年轻人有30%不婚不育，这是生育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几年，中国的大城市的结婚率下降非常快，2013-2020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7万对下降至813万对，中国的大城市的结婚率和生育率都在恶化。总体来说，中国的年轻男性多于年轻女性，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的结婚率却直线下降。
要解决这个问题，在观念上也要彻底平权，要让社会普遍接受“阴盛阳衰”的家庭。我甚至提出过在姓氏上也要彻底平权，女孩应该提倡跟妈妈姓。有些家庭，男性完全可以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当然男女角色分工还要看每个家庭的具体情况，但是传统家庭中男女分工的固有思维必须被打破。
当然，不可避免的还是会有很多年轻人不结婚。因为有了物业大哥、快递小哥、滴滴司机，还有洗衣机和洗碗机，很多事情已经不依赖丈夫或者老婆了。其实很多年轻人虽然选择单身，但还是想要孩子的。北欧国家的孩子有一半左右来自于非婚生家庭。所以我们还要做的，就是从观念上接受单亲家庭，从政策上给与单亲家庭生孩子同样的支持，还要给与辅助生育在技术法律上的保障。
总之，随着女性地位和独立性大幅度提高，人类告别“父系社会”是一个进步，这很可能会引起结婚率和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提高生育率和女性地位并不矛盾，北欧国家能够实现女性地位和社会福利的同步提升，也成功避免了低生育率陷阱，值得我们借鉴学习。我们必须提供各种福利来帮助女性和家庭来抚养子女，还要及时调整男女分工和择偶传统观念，让男性更多地参与家务和养育孩子。在现代，一个生育友好的社会必须也是一个女性友好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