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妇韦巧连又要上班了。洗碗厂车间闷热，透着剩饭馊味，54岁的她平日里没少和丈夫抱怨装碗、摞箱的疲乏，但6月25日这天，她还是骑上电瓶车，赶去离家近12公里的洗碗厂。
每月平均三千的工资到账，不识字的她会让丈夫再确认下，她想给儿子攒彩礼、攒房子首付，也给自己攒点养老钱。
下午5点，一切都来不及了。丈夫王启三去工厂接妻子下班时，看到她昏倒在厂门口附近的树底下，脚耷在路边，口吐白沫，热得一个劲儿往上喷气。妻子被送到医院后，直接进入了ICU。7月7日，她因重症中暑、即热射病引发的多器官衰竭死亡。
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6月1日至7月12日，国内平均高温日数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河北、陕西等多地高温日数较往年增多5至10日。入夏以来，媒体已报道多个热射病死亡病例。
如今，距韦巧连离世已过半月，一道阴影仍笼在家属心间。
酷暑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6月25日星期六，开封市白天平均温度为36.9度，最高气温37度。
韦巧连就职的河南众碗典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众碗公司”），其车间同样难抵炎热。
韦巧连前工友庄燕华在去年7月离职，她回忆，一到夏天，因为车间空间大，仅有的一个冷风机悬在头顶，“制冷效果也达不到。”“热得很”，庄燕华说，除了包装车间，其他车间没有空调，厂里也没有针对高温工作的管理规定和防暑措施。
事发后，王启三多次去到妻子工作的车间，装箱点在工厂大门旁，紧临室外的热气，里边的两个工业风扇呼着热风。
车间流水线现场。
厂里待清洗的碗碟。
那天，韦巧连早上8点上班，王启三回忆，她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将包装好的碗筷装箱，再一箱箱摞好。
干了一上午，韦巧连打电话给他，说觉得不舒服，午饭吃不下，想请假，“（但领导）说你要走了，这也没人干活，叫坚持干到3点30。”王启三解释，装箱岗位共4人，当天有一人请假，这可能增加了妻子的工作量。
到下午4点，妻子又打来电话，说在厂里待着，可能中暑了，得开车去接她回家。王启三当时离厂子有10多公里，收废品的他急忙把三轮车里的东西卸了，赶到厂也5点了，之后在工友告知下，他找到了昏倒的韦巧连。
众碗公司副总经理常秋良在事后的一次调解中回忆称，下午3点左右，韦巧连因身体不适提出请假，他让她先在有空调的办公室休息，半小时后，她看着还是头重脚轻，就劝她休息到4点30分下班，和工友一起回去，“但她坚持要走。”
常秋良说，当时他在厂区巡视了十几分钟，回来后发现人走了，厂区监控显示，韦巧连离开时间为3点40分-50分。到5点09分，他接到员工电话，得知韦巧连晕倒在距厂门口100米路处的公厕旁，“我让员工第一时间打电话给120”，随后陪同就医。
从韦巧连离开厂区再到被工友发现，期间发生了什么，是一片空白。
开封市中心医院的体温单显示，韦巧连送到医院时，体温已是42度。负责了韦巧连全程救治的医院ICU主任医师罗松平回忆，当时韦巧连陷入深度昏迷，伴随多脏器功能不全、低血压、呼吸衰竭，综合多项检查，诊断结果为热射病。
韦巧连的体温单。
据《中国热射病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热射病，即重症中暑，典型症状为核心温度升高大于40℃、中枢神经系统异常，并伴有多器官损害，严重者危及生命。
“热射病死亡率在60%以上”，罗松平解释，热射病可分为劳力型和非劳力型，前者主要与户外高温劳动相关，后者则为室内没空调、通风差、未及时诊疗导致。结合韦巧连的具体工作，罗松平认为她更倾向于劳力型热射病。
罗松平表示，如果一出现头晕不舒、体温升高等症状，就打120，“可能结局又不一样了。”因为热射病的主要损害在于体温失调，“就像茶壶煮水，水没烧干，温度还可控，一旦干了，茶壶温度就会急剧升高。当体温超过40度，时间越长，对全身损害越大，尤其大脑最为脆弱。”
韦巧连6月25号的脑电图报告显示：极重度异常。
7月5日，韦巧连住进ICU第11天的诊断书。
罗松平回忆，治疗一周后，韦巧连的体温、脏器有所好转，但脑子伤得太重，基本接近脑死亡，导致脏器再度恶化。韦巧连的女儿难以接受，拿着病历本去问郑大一附院的专家，专家同样判断为脑死亡。
7月7日8点21分，韦巧连因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得知妻子抢救无效时，王启三难过得直揉心口。
韦巧连与女儿的合影。
韦巧连的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
农妇与女工
王启三猜想，25号那天下午，妻子可能是实在坚持不下，才上办公室请假休息。应是搁了活，一直坐办公室觉得不好意思才走的。
庄燕华2020年进入众碗公司，她印象里，厂里没有工休、节假日和周末，有事请假扣一天工资。平时一天干8小时，加班15块一小时，五一、国庆等假期最忙时，4个装箱工人装2万多套餐具，但加班费不变，也没有高温补贴等待遇。
厂房里的员工守则公告。
企查查资料显示，众碗公司成立于2018年12月，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社保参保人数为0，具体社保信息未公示。公司大股东、法定代表人、最终受益人、实际控制人经多次变更后，皆为张国富。
韦巧连儿子王斌告诉记者，在母亲去世后，他多次到厂里找负责母亲工伤责任认定的领导，发现张国富仅是工厂里的维修工。
河南众碗厂房里的公司组织图。
这些信息，王启三并不清楚，他只知道“老板抓得很紧”，妻子上班得交手机，中午吃饭只有半小时。加班十几二十分钟不算工资，干满一个钟头才算。有时早、中、晚都要加上十来分钟班，平时工作，也是随叫随到，厂里拉了工作群，常是提前一小时通知开工，有次晚上6点开工，妻子下班到家已是深夜。
韦巧连的工作群聊记录显示，员工上班时间不固定。
韦巧连的工作群聊记录显示，员工上班时间不固定。
韦巧连的工作群聊记录显示，员工上班时间不固定。
去工厂上班前，韦巧连的大半生在周口市沈丘县的一个村子里度过。
1991年，她通过媒人介绍与小两岁的王启三结婚。那时，王启三在造纸厂上班，平时也给人家拉麦秸、装车，打些零工补贴家用，婚后，韦巧连在老家带孩子、务农，种点菜自己吃。
生活过得拮据，交完公粮，钱总是剩得不多，王启三记得，小孩一两岁时，家里穷得“年都过不去”，猪肉一斤2块5，是找别人借了钱买的。
俭朴日子过了10来年，韦巧连又跟着丈夫上工地做起短工，搬砖，挑水泥——丈夫所在的造纸厂，因为污染问题关停了，而家里种的几亩坡田，一年三五千都挣不到。
后来，王启三听说收废品挣钱，又和同村的跑到开封收废品。等小孩大了，韦巧连也跟着一起。公婆俩踩着三轮，收、推、拣货、卖，但生意还是不太好，有时跑一天，生活费也挣不到。两人在开封郊区租了房子，算上房租、小孩学费和日常开销，一年挣的两三万，到年终寥寥无几。
王启三劝妻子，天天在外奔波，那么累，太阳又晒，不如找个工厂上班，还能多挣点。于是，她找了租房附近的洗碗厂。
他知道，韦巧连最记挂的，应是让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王斌成门（注：结婚）。王启三说，儿子没车没房没对象，妻子“就发愁这些”。现在成个门，彩礼得一二十万，再买套房，又得近百万，但成门这事，要是向人借钱，“都低人一等。”夫妻俩想着，趁年轻，能给小孩把房贷和首付攒了，不然老了干不动，想帮也帮不上。
而在那些“趁年轻”的日子里，韦巧连几乎无休。
庄燕华说，韦巧连很少请假。像她这样每月常拿200块全勤奖的员工很少见。她的随和性格令庄燕华印象深刻，“有什么事情给她打招呼了，都能帮忙。”平时干活，她手脚麻利，偶尔包装车间缺人了，她也会去顶班。
王启三觉得，妻子上班“没缺席过”，是因为心疼钱，请一天假，再加失去全勤奖，一下少了300多。
韦巧连的工作群聊记录显示，员工每月请假一天就没有全勤奖。
“农村人哪怕一天整赚100块也好”，韦巧连的小叔说，自2016年，韦巧连开始在洗碗厂上班，厂子3次重组规模，越做越大，但搬迁得越来越远，至2018年众碗公司成立，距她家近12公里，骑电瓶车要40分钟。
王斌回忆，厂子前2次重组时，工作量其实不大，到了众碗公司成立，订单一下增多，流水线上“电机经常烧坏”，家人也提议换个小厂，一个月1500也行，但母亲还在坚持。
王斌眼里，母亲性格温和，忠厚，以前饭吃不饱，但干起农活，再苦再累都能忍，“现在有个工厂能管一顿中饭，一提起来都觉得这算很好了。”
直到今年五一，韦巧连撑不住了，她告诉丈夫，不想干了，太累了，但领导下了通知，“说接下来两个月，厂里也差不多忙，任何人没事不要乱请假，要是辞职，得等一个月批准，否则（这个月）工资没有。”王启三解释，厂里压员工18天工资，有人只干十天半月的，到最后“一毛钱也拿不到”。
韦巧连的部分工资流水记录。
逢年过节，韦巧连也少有自由。在外这么多年，夫妻没去哪儿玩过。即便春节，上午在家吃顿饭，下午一两点，她又要上班了。平时下班，她也不爱出门，干一天很累，多是看看电视、刷刷抖音，到十点多休息了。
今年天气热了，韦巧连下班一回来，洗把脸就躺床上休息，王启三做好饭叫她。两人通常吃一个小菜，买两块钱馍，再熬个绿豆汤喝。
王启三说，妻子上班后，一日三餐没让她管过。如今，妻子走了，“没有一天不想她。”
难认定的工伤赔偿
韦巧连去世至今，家属仍在争取工伤赔偿。
根据2012年起施行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劳动者因高温作业或者高温天气作业引起中暑，经诊断为职业病的，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工伤认定需要确认劳动关系，但问题在于，厂方并未与韦巧连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也未给她缴纳工伤保险。韦巧连仅有一张用工证明，证明显示，其自2018年12月到众碗公司，负责对消毒餐具进行装箱。
韦巧连的用工证明。
这让韦巧连的工伤认定陷入困局。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市律协社会公益和法律援助业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张玉霞告诉记者，如果是劳动关系，按工伤赔偿标准，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等规定，赔偿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家属可先申请劳动仲裁，不服可向法院起诉。如果是劳务关系，则不属于工伤，按人身损害及双方过错依法确定各项赔偿费用，若公司未注意提供安全防护，导致韦巧连中暑不适后，未及时治疗、任其离开，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
张玉霞分析，虽然韦巧连现有的用工证明具备法律效力，但韦巧连入职该公司时，已经50岁，达到退休年龄，且未签合同、未缴社保，双方倾向劳务关系——多以完成一段时间、或一个任务为期限，非长期性关系。如果家属对此关系认定不服，只能直接打官司。
但张玉霞同时强调，眼下招聘市场存在不少“混淆”：看似以劳务名义招工，其实为劳动关系，“借此规避用工成本。”张玉霞告诉记者，“劳动关系在实践中是综合考量（认定）的”，最有力的证据是书面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证明，但从工资流水上，能反映按月并且相对固定支付劳动报酬、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且拥有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一般会认定为事实上存在劳动关系。
韦巧连送医后，厂方共支付医药费近8万元，韦巧连家属及罗松平称，厂方期间多次拖欠缴费。7月21日火化那天，她仍欠着6万多医药费。
7月7日，韦巧连死亡当天的用药单显示，累计欠费60866元。
据调解录音，常秋良表示，医药费一天一万多，是出于人道主义垫付，因治疗意义不大，多名股东开会后决定停付；如果走司法程序，鉴定为工伤，判多少就付多少。
王斌说，母亲死亡后，厂方曾称出于人道主义赔偿23万，其中减去已缴、未缴的医药费共计14万，剩9万现金。如不接受，可以直接打官司。
但他坦言，家人并不想走到这一步，打官司流程漫长。他们多次找厂方要事发当天监控记录、韦巧连工资流水账单，及要求厂方签署工伤证明书，厂方均未答应。
厂方不愿签署韦巧连的工伤证明。
澎湃新闻记者就韦巧连相关事宜，多次联系众碗公司总经理宓鲁予、副总经理常秋良，截止发稿当天，未得到回应。
张玉霞解释，以韦巧连为劳务关系为例，根据《民法典》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以二十年计算。
协商未果，王斌与家人多次去找厂领导，但对方只露面过一两次。
7月19日，河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回应澎湃新闻记者称，他们给厂方下达了整改条例。但具体条例内容，暂不便告知。
失去亲人的创伤已难以愈合。王斌说，自己一直在外读书，给母亲端茶倒水都很少，去年刚毕业，他去富士康电子厂实习打工，每天也是在流水线忙着，和母亲很少交流。
韦巧连就诊期间，因为防疫规定，他无法进去探视，仅能通过护士拍的照片，看着壮实，有1米68、170斤的母亲逐渐瘦削、发黑，到最后，他摸着母亲的脑门、脸庞和她的手——还能张开，是软的，只是有点凉。
最后一次与母亲打电话，是6月在富士康实习时，母亲说同事儿子也在富士康，也是大专，挣的却比他多，他心里不好受，“其实自己一直想再读个书，把学历升一下”，但这些想法还是憋在了心里。
现在，王启三每天独自回到租屋，看哪儿都是冰冰冷冷的。
夫妻俩平时很少吵架，有时韦巧连发脾气，“她说两句，我不吭气，慢慢地（脾气）都消了。”王启三说，要是把妻子惹急了，叫她吃饭，她把门一关，不让进屋。但他还是忍着，“毕竟是自己心上人。”
7月21日，王启三带着韦巧连的骨灰上了车，家越来越近，但他知道，“她已经走了，离她的目标已经很远。”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斌、庄燕华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