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22年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较2020年12月增长4296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3.0%。而中国的互联网慈善发展已经进入法制化、行业化发展的新阶段。“公益数字化”成为2021年行业的关键词之一。互联网及数字化的技术和逻辑已对公益慈善行业起到重大影响。
2022年南都基金会参与资助了慈善蓝皮书（2022）项目。结合近日发布的《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2）》，让我们了解一下互联网慈善的机遇与风险。
备注：本文摘录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2）》中《互联网慈善与数字公益报告》一文，作者：南开大学助理研究员赵杰翔、南开大学教授朱健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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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互联网慈善趋势和特点
作为一种信息技术的互联网越来越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的生态条件，它极大地解放了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模式、社会交往乃至思维方式。而在公益慈善领域，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兴起给人们的慈善理念、慈善参与意识、捐赠方式以及公益机构的项目传播、管理和执行等都带来了重要影响。
1、在已有基础上，新增10个互联网慈善募捐平台，进一步提高了民众参与公益的便利性和快捷性，同时出现了一些趣味性和娱乐性相结合的公益项目，激发了广大网友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的积极性。
2、“公益数字化”成为年度热点，公益行业与互联网的结合更加紧密，数字化技术得到提升，极大扩展了慈善项目的防伪和慈善文化传播的广度。
3、募捐活动与媒体宣传紧密结合，互联网慈善募捐爆发极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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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慈善存在的问题
一、互联网慈善舆情频出，引发行业信任危机
互联网慈善大大提高了公众的参与度，但与此同时也给了公众审视公益慈善的“放大镜”，当下公众对公益机构的透明度、对公益项目的执行效率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旦互联网慈善募捐或项目运作存在问题，便会迅速引发讨论，同时也给部分人提供了“吐槽泄愤”的机会，给整个公益行业带来信任危机。
在互联网时代，因为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接收者和搜集者，这使得广大群体对于公益组织的项目运作、信息公开、执行效率和透明度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一些公益机构如果存在对互联网新形势认知不足、项目运作时考虑不全、操作不当，或忽视了项目全方位和各阶段的信息公开问题，便容易引起误会，而且一旦被公众发现问题，都可能酿成一场舆论风波。
因此，公益组织在互联网慈善中亟待增加透明度，提升互联网时代的工作能力、公关能力和与公众沟通的敏感度，提高自身的问责能力。
二、互联网慈善相关法律和规范不够完善，导致管理不当、乱象频出
在法律层面上，由于互联网慈善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和滞后性，目前绝大多数互联网公益众筹平台不具备慈善信息发布平台的资质，但《慈善法》并未对众筹平台的法律地位和职责予以明确。由于相关法律和管理规范的欠缺，部分运营主体虽然获批成立了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却没有切实履行平台的责任和义务，同时由于没有相应的监管和促进措施，有些平台持续处于消极运营的状态。
另外，当前法律还允许个人发布网络求助信息进行募捐，却对主体资格的审核标准没有明确规定，这就留给不法分子诈捐骗捐可乘之机，从而对整体公益慈善行业的公信力造成负面影响。例如行业多家基金会相继发布了反诈骗声明。声明虽然发布了，但需要引起警惕的是除了发声明，该如何从体制、法律、规范和大众教育等方面做出努力，从而降低该类事件再次发生的可能性。
随着短视频等新媒体的兴起，在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也出现了很多个体去做慈善救助的视频。在互联网时代，不仅公益机构，还有其他个人和团体在平台上以“公益慈善”为主题发布相关信息，由于监管不到位和相关法律规范不够完善等，慈善在一些人手里变成了牟利的工具。
三、对于互联网时代提出的新要求，公益机构的能力整体不足，机构发展严重不平衡
互联网技术在慈善领域的创新运用，要求公益机构具备互联网运用的能力，这反过来要求机构在组织架构、人才配备上进行调整，比如成立传播中心、网络部，引进新媒体人才、网站开发运营人才、数据分析人才等。所以互联网慈善的“洪流”对于本身具备这些能力和人才的机构或组织来说便是红利，但对于其他不具备相关资源或技术的机构来说可能会出现难以适应和难以跟上发展节奏的困境。
公益行业的“马太效应”在每年的“99公益日”都会被讨论。很多公益组织可能投人了比头部组织更多的精力和成本，却只能获得较低的“收益”，而且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投入越多收益却越少。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金锦萍指出要想完全避免马太效应几乎不可能。
四、公益数字化带来片面追求互联网影响力的倾向，让公益人加入了数字劳动的内卷化
互联网时代是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让人应接不暇。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最能抓住眼球、成为“热点”的信息就会带来影响力。对于公益组织来说，获得更多的关注、点赞，就更有影响力，更有影响力则意味更有机会享受互联网红利，获得更多筹款，公益行业目前也已经深受“注意力经济”逻辑的影响，目前存在为了更快获得“收益”而目追求关注和影响力等问题。这对公益组织的自我宣传和“营销”能力提出了新的需求，对于部分从业者来说也会带来数字化劳动的剥削。
朱健刚在“2021联峰会”上指出数字化除了带来强大的技术赋能之外，还会带来草根组织的价值内卷，草根NGO工作形式也发生重大的改变，都被要求量化、可视化，脱离其服务的对象、社区，部分公益从业者可能会失去对工作价值感的体会，从而陷入意义贫困之中。
很多公益人在开始做公益的时候往往都带着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反思，他们的工作选择具有价值导向。然而随着数字化的发展，大数据已经成为机构的一种思维模式，数据也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评价一个公益组织的重要参考。普遍或盲目追求数字的“大”会带来数字劳动的加重，这对于小型公益组织来说无疑是一种负担。繁重的数字工作占据了公益人的时间，也疏离了数字劳动者与他人的连接，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意义匮乏和价值缺失。
因此，反思互联网慈善创新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时，我们不应仅仅看到组织或者项目，还应关注具体的“人”，即公益慈善行业的从业者。
五、互联网慈善相关研究严重欠缺
公益慈善的研究对于促进行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互联网慈善作为新兴的关注热点也得到一些研究团队的关注，但总体来看相关研究严重欠缺。实践为研究提供素材，研究又可以反哺实践，对于发展如此迅速的互联网公益来说，更需要研究者的观察分析，而目前的数据均显示研究的欠缺。
03
互联网慈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建议
虽然互联网慈善在发展过程中暴露了上述问题，但与传统慈善相比，互联网慈善在发掘慈善资源、链接慈善需求、拓展慈善项目覆盖范围、激发慈善创新、促进慈善生活化、弘扬慈善文化等多方面都比传统慈善更具优势。尤其在突发的公共危机事件面前，互联网慈善更显示出了其强大的动员能力以及快速便捷等特点，能很快回应和部分解决社会的需求。
针对上述问题，报告提出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建议，以期互联网慈善能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一)针对网络舆情问题，应将提升公益组织透明度持续作为工作重点
公开透明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关键，而公开透明度不佳也是我国慈善危机的原因所在。一些网络舆情问题，都与组织或项目“透明度”有着密切关系。这些事件暴露了公益组织在互联网平台执行项目时，对项目详情、筹款计划、筹款流向、善款使用计划、项目进展情况、财务收支详情等信息并没有进行详细、及时地公开，由此引来公众的质疑和责问。
因此，针对网络舆情和公众信任危机的问题，督促慈善组织以及每一个项目透明度的提升都应成为持续工作的重点。此外，应进一步完善外部对慈善组织透明度的监管机制。我国对慈善组织外部监管主要体现在法律的大震慑、政府的大监管、行业自律、第三方评估以及社会监督上。除了以上所说的法律角度之外，国外的相关经验表明第三方评估也是督促慈善组织提高透明度的一种重要方式。
(二)多部门参与，完善互联网慈善监管机制，谨慎发布信息
针对互联网慈善出现的各种问题，还有必要完善互联网慈善监管机制，这首先需要强化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监管。
在多部门监管的基础上，还应完善“全过程、全阶段”的监管机制。在事前、事中和事后都进行综合监管。除了各相关政府部门的协同监管之外，网络平台、媒体、大众等互联网慈善参与主体亦是健全互联网慈善监管的重要力量。
(三)专业人做专业事，提升互联网时代整体慈善组织或平台的专业能力
互联网慈善目前存在的问题与组织或平台本身的专业化能力不高也有一定的关系。因此，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注重培养专门的人才，提升组织与平台的专业能力。
第一，互联网慈善专业人才的培养是重中之重。
在公益慈善事业越来越走向专业化的时代，专业人才的吸引和培养必不可少。互联网慈善组织不仅要吸引人才，还需要提升待遇提供上升空间、营造支持性的氛围以留住人才，并通过多元的教育、培训来优化人才。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专业人做专业事，互联网慈善组织的专业化水平才能真正得以提升。
第二，专业能力的提升离不开技术的进步，为提升组织在互联网慈善方面的专业能力，政府和市场可积极寻找合作方式，帮助和支持公益组织实现技术能力提升。国外一些研究认为慈善组织所遇到的资源和技术限制是制约其使用新媒体技术的重要原因。
第三，可通过支持互联网慈善行业组织(协会)的发展，来促进资源互通、专业能力的提升，并提高行业自律和内部治理的能力。有必要建立相应的互联网公益慈善行业协会，集中力量共同应对互联网慈善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行业内资源的共享、信息的互通，同时也发挥内部治理的功能，增强行业自律，提升整体的专业能力。
第四，在互联网慈善“高歌猛进”的同时，我们还应该警惕互联网相关技术、注意力经济的逻辑和大数据逻辑等对公益从业者工作价值和意义感的剥夺。公益机构、政府等相关部门都应提高对工作者个人自由时间的尊重意识，增加对工作人员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