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邓亚萍

以下为采访摘要

从乒坛霸主跌落到清华最差学生

邓亚萍，当代奥林匹克史绕不开的名字，人送称号“乒坛初代大魔王”。

邓亚萍：不管我赢了多少次，永远会有人跟我讲输给小山智丽的那场比赛。我的进攻是非常犀利的，基本上女队员扛不过我三板。打球最怕的是失去节奏，但是那天真的打疯了，她把我最大的得分手段给控制了。比赛之前，确实没有对她进行很好地研究。

田川：那你会耿耿于怀吗？要用很长时间走出失败的阴影。

邓亚萍：我觉得没什么，有输有赢很正常。我不会一直沉浸在失败中，否定自己，我会面对它，今天到底输哪了？只要打过的对手，能赢我的机会恐怕只有第一次，没有第二次，哪怕事隔几天都不可能了。

从拿世界冠军以后，我就开始被所有运动员研究。对他们来说，我的技战术都是公开的。但为什么我能连续8年排名世界第一，成功的秘笈就是每次大赛前，我都要求自己有新的技术突破。

田川：你怎么保持稳定的心态？

邓亚萍：拿得起放得下。不管上一场赢还是输，都已经结束了，马上打住。从领奖台走下来，一切从零开始。

田川：再得冠军时还会有兴奋和快乐的感觉吗？

邓亚萍：越到后期，站在领奖台上越容易哭，因为经历和承受的太多了。反过头来看，第一次站在领奖上的时候笑得特别开心。

与世界第一的成绩形成对比的，是邓亚萍的小个子，5岁开始练乒乓球，身高仅1.55米的她，曾几度被国乒拒之门外。

邓亚萍：在我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像我这样身高的世界冠军。因为身高，我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了很多质疑。即使证明了我能行，拿了河南省冠军，去省队集训时，还是被退出来不让进省队。后来13岁拿了全国冠军，赢了成年组的世界冠军，按理说可以进国家队，还是进不了。整个乒乓球界一边倒认为我是蒙的，质疑我的打法，觉得我的打法非常独特，非常怪。其实我跟别人走不一样的路，还是因为身高问题。所有人都知道要给我打短球，让我跑。对我来说，台子那么大，速度那么快，对手那么高，我怎么护得住球台？那我就补，负重跑步，一张台子不够就再加一张去训练，要大于别人多少倍地去练，才能像别人一样护住球台。要抢得比别人凶，打得比别人凶。后来发现个矮也有好处，看球都是高的，对我来说个个都是机会，那我为什么不进攻。

田川：萨马兰奇先生也特别欣赏你，他说你是一个自身条件并不好的女孩，却能长久称霸女子乒坛，他在你身上看到了奥林匹克精神。

邓亚萍：奥林匹克精神其实就是超越自我，超越人类的极限。

1988年，15岁的邓亚萍打破常规与偏见，正式进入国家队，开启了乒坛“邓亚萍时代”，之后的近十年，邓亚萍拿下几乎所有世界大赛的金牌，成为世界女子乒乓球历史上第一位大满贯得主，连续8年世界排名第一的成绩，至今仍无人超越。1997年，在获得亚特兰大奥运会两枚金牌后的第二年，邓亚萍宣布退役。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邓亚萍获得女单、女双两枚金牌

田川：参加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后你决定退役。

邓亚萍：24岁，现在看确实太年轻了。但因为我出道早，16岁就拿世界冠军了。但是退役以后我做什么？我的教练张指导，他也是世界冠军，退役后开始做教练，从二十多岁干到五十多岁。看到他以后我就想，30年后我可能也是这样。

田川：人生很明白地摆在了自己面前。

邓亚萍：恐惧这样没有变化，没有挑战，没有新奇的生活。永远在乒乓球馆，永远在乒乓球这个项目里。我不想这样，我想更多的看看世界。作为运动员，我觉得很幸运的是我们可以用一生的时间活出两辈子的事。

退役后就开始了全新的人生。虽然有很多光环，但光环也是枷锁。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人，离开乒乓球台我不如你们，但大家从来不会以平视的角度看你。我从小就在运动场上，就是要得冠军，第二都是失败。但是读书，面对浩瀚书海，我们是要打败自己。

退役之后的邓亚萍，又是另外一个奇迹。她选择去清华大学读英语，但一开始，她连26个英文字母都写不全。一路从乒坛霸主跌落到清华最差学生。

田川：你说自己一开始连26个字母都不认识，这一路是怎么熬过来的？觉得难吗？

邓亚萍：很难。我当时虽然在清华读书，但已经被中国奥委会推荐，由萨马兰奇主席任命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的委员。第一次去国际奥委会开会的时候，就我是带着翻译去的。听也听不懂，别人议论什么也不知道。但是作为代表中国的运动员，我得说说话。憋了半天又害怕。

田川：没找到说话的时间点。

邓亚萍：对，带着翻译总是会慢一点，当时感觉特别不好，受刺激了。第一次开完会回来我觉得不行，赛场上，我敢藐视所有对手，但在那个场合，我好像被所有人藐视了，挫败感很大。

田川：好胜的劲儿又来了。

邓亚萍：对，我就说硬着头皮来吧。老师跟我说你既然耳朵好，那就多听，然后再查字典或者问人，很快就能抓到关键词。然后我只要听大概，知道那么三四个词儿，我就把话拽出去，也不管语态对不对，反正他听得懂。

后来去葡萄牙里斯本开国际奥委会的时候，他们希望我发言，给我准备了一篇纸的内容。我就挨个查词，还专门请了一个私教，让他帮我念一遍，我录下来天天听，鹦鹉学舌一样地去学。几分钟的发言，我学了一个月。后来开会的时候，老萨主持，让我发言，他原以为我会讲中文，结果我开口就是标准的剑桥音。听完老萨说，我们应该祝贺她，她才学了三个月的英文，祝贺她。然后所有人给我鼓掌，那个感觉真好。

田川：比拿冠军还爽吗？

邓亚萍：就是感觉很好，通过这样的努力找回了一点小小的我。后来清华送我到英国学语言，正好赶上剑桥的毕业典礼。看着那么多学生穿着礼服，盛装出席，那种自豪、灿烂的笑容。那一刻让我联想到我们走上领奖台的状态，当时我就跟自己说，我什么时候能在剑桥读书就好了。但还有另一个声音告诉我，不可能了，下辈子吧。硕士读完以后，我又想起那个场景，就想去试试。征求了家人、朋友、教练、老师的意见，没有一个人说行，觉得风险太大。

田川：有什么风险？

邓亚萍：因为名气太大，如果读不下来那不是很丢脸嘛。大家觉得太难了，算了吧。但我坚定的点是，我觉得如果这辈子能做的，我就这辈子做，不要等下辈子。

创业 能剩下来就是胜利

邓亚萍是第一位在国际奥委会工作的中国运动员，她用实际行动改写了运动员赛场之外的人生可能性，完成了乒坛大魔王到清华学霸、奥运官员的华丽转身。但邓亚萍不止于此。

邓亚萍：因为我曾经是运动员，我在别人搭好的舞台上成就了自己。但是谁搭的台？怎么搭的？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多国家要申办奥运？我们看到的奥林匹克是光鲜亮丽的，但五环背后是一只什么样的无形的手在推动着？怎么样把五环最软的，精神层面上的内容，变成最硬的部分？这些对我的吸引力很大。

2003年，邓亚萍完成英国诺丁汉大学硕士学位，又开始在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再一次不走寻常路。很多人好奇，26个英文字母都写不全的邓亚萍，凭什么能读到剑桥大学的博士？又为什么要读经济学？

邓亚萍：2008年北京奥运会，但其实我们启动市场开发是在2001年，一共经历了七年的筹备期。当时很多外国人质疑我们市场化程度不高，国际奥委会也不看好我们，对中国做体育市场开发不报太大期望。

当时的中国企业并不了解体育营销，更多的企业认为赞助就是钱给你，像捐掉一样，就当社会责任来做。但是很多的国外品牌，比如可口可乐，从奥运会一开始就参与了赞助，立马铺开全球营销的策略，在饮料行业当中得以称霸。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搭上这个平台？怎么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品牌？越在国际奥委会工作，越发觉这才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邓亚萍开始参与北京奥运会的市场开发工作，帮助中国奥委会拉赞助，这让邓亚萍想要深入研究奥林匹克品牌的商业价值，她找到了剑桥著名经济学家彼得·诺兰（Peter Nolan）。

邓亚萍：我研究的方向其实已经想得很清楚了，就是体育经济，研究奥林匹克竞赛下的商业模式，以及它的品牌价值。于是我找到了彼得，他跟我说以你过往经历来看，可以做这个研究。但是他也跟我讲推荐信很重要，我就问他觉得谁的推荐信有含金量，他说萨马兰奇。所以我就去找老萨了，我说我想在剑桥读博士，他说为什么。

田川：应该很支持啊。

邓亚萍：没有，他不这么认为。他说你为什么要读博士，赶紧回国工作。

田川：他希望你更快更早地服务于体育行业。

邓亚萍：对，他说你读完硕士了，够用了，你现在应该立刻回国，为老百姓工作。然后我就一再地跟他讲，我真的特别想去，剑桥是我另一个梦想。他看我特别真诚就说那好吧，就写了推荐信，之后我如愿去了剑桥。

那个时候也蛮难的，有读书的压力，还有工作的压力。第一年剑桥博士候选人就刷掉百分之六七十。我因为工作，博士候选报告也是压到了最后才开始弄，因为再不发过去就晚了。所以当时就请假，订了100个速冻饺子，把家里所有电话都拔掉，关门开始写报告。

田川：好像又回到了奥运备战的状态。

邓亚萍：对。写完发出去后，紧接着就坐飞机去意大利开会。开完会再坐飞机回来的时候，背就不能动了，整个背部痉挛，硬的像一块铁板。到北医三院以后，医生一碰，我就哭了，他就说看来你真疼了。疼得不行，一般的止疼药都不管用了，直接上吗啡。之前我伤多重都没住过院，那次住了10天院。还没完全好，又要开中西论坛了，就赶紧出来去开会。

田川：在这种极强的压力下，你当时心里面的目标是什么？你对于体育经济的野心和对体育竞技的野心一样吗？还是更大了？

邓亚萍：可能是骨子里的一种习惯，一种性格。既然读了博士，再苦再累我都得读完。好在我的工作和我研究的事情很相似，甚至可以利用我的工作，积累更多一手数据。然后用这些数据告诉更多国内的企业，可以通过赞助体育赛事，迅速让大家知道你的品牌，甚至能够让产品出海。其实这些是我更有动力去研究的内容。

邓亚萍用5年的时间完成博士论文：《全球竞争中的奥林匹克品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案例分析》，也在这5年的时间里，她铭记萨马兰奇的那句“服务于你的人民”，积极投身于北京奥组委的工作。2008年8月7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一天，邓亚萍收到博士毕业答辩通过的消息。冠军得了，博士拿了，邓亚萍下一个人生目标会是什么？

邓亚萍：1993年，我是代表中国运动员参加2000年奥运会的申办，特别遗憾输给了悉尼。当时悉尼打出的牌是，将会在一个垃圾填埋场上建奥运村，它其实讲的就是环保。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什么环保的概念，这一点其实深深刺激着我。

像我们现在待的这个场馆，它其实是热力场旁边放煤的仓库，我当初看到以后立马想起悉尼奥运会。人家在那个时候可以拿一个垃圾填埋场建奥运村，我相信中国也到了这样的阶段，我要做这件事情，让煤库重新焕发青春，让它服务于我们周边百姓。我们提倡全民健身，我还在房顶设计了橄榄枝灯带，它代表运动员的荣誉和荣耀，普通老百姓也可以享受殿堂级的运动场地。

△由储煤仓库改建的体育场馆

不仅这一个场馆，邓亚萍的全民健身理想，还辐射到了她的老家河南。邓亚萍成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体育产业投资基金，希望通过自己的专业和经历，探索出一条全民健身的运营模式。

邓亚萍：在河南洛阳，从小区到社区到片区，在家附近十分钟的路程，就能找到一个社区健身中心。它很便宜，一天一块钱，会帮着大家组织活动或者是赛事。有比赛就有竞争，带劲了，就能激发人们更大的兴趣参与到运动当中。整个洛阳城现在已经有30多个社区健身中心，以及152个社区的体育公园。

田川：现在有在盈利吗？

邓亚萍：目前整体情况还不错， 2022年底洛阳被授予第一批全民健身示范城市。

田川：我真的觉得今天好像在跟两个人讲话，前半段完全是体育人生，当然后半段也没有脱离体育，但是是以一个投资的思维在看待体育。

邓亚萍：很多事情其实我一开始也从不懂，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挑战、质疑，也会不断进行自我纠错。确实需要很强大的内心，因为有时候不知道前方是什么。越是打头，有时候自己都打鼓，但是又不可以表现出来。毕竟现在团队人数也不少，每个人都有家庭，所以我经常晚上睡不着觉，这在以前从来没有过。

田川：最近一次失眠是为了什么事情？

邓亚萍：其实失眠是经常的，运营的压力、消费降级，这些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残酷的。因为体育不是刚需，我们更能感受到人们对于花钱的谨慎。甚至对于孩子的教育，已经明显能感受到家长出手没有那么果断了。不光是我们，我相信很多行业都在面临这样的挑战。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要让自己剩下来，不是战胜谁，是剩。

田川：剩下来就等于胜利了。

邓亚萍：对，不用去赢，剩下来不被淘汰，不要在路上就死掉，坚持下去。

田川：现在不追求赢了，是因为你的广度变大了吗？还是觉得在这个现实的社会当中赢太难了？

邓亚萍：我觉得赢这个词对我而言更加广义了。原来我们赢，可能就是一场比赛，但现在的赢，我认为更多是共赢。大家都好，会更好。我是一个从运动员长出来的体育人，从体育本身我受了益，我希望我们现在的工作能让更多的人因此受益。就像蔡元培先生说的，完全人格首在体育。

制作人：张燕

编导：李晗

编辑：解子林、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