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朱秋雨
发自天津
编辑 | 向由
1年多前的一次出差被性侵，令40岁的崔丽丽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她的社交媒体充溢着她的自述——被性侵、报警，接着立案，最后成功将性侵当事人，也是她老板的那个人送入监狱。看上去，她永远感到愤怒，像一个斗士般有力量。
2024年12月3日，崔丽丽收到了来自天津有关部门的工伤认定书。那个落款盖有“工伤认定专用章”的决定书写到：崔丽丽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五）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
认定工伤决定书
短短几行字，花费了患上创伤性应激障碍（PTSD）的崔丽丽7个月。而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也是极其罕见的胜利。曾代理“广东第一例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知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雅清听闻她的经历，感慨道：“太震惊，太厉害了，她怎么会想到去认定工伤呢？”
多年来，相关律师与学者都在推动“发生职场性骚扰后，用人单位也应承担责任”的认知。但这些努力还未在实践中大范围见效。丁雅清说，有时候，光是把用人单位放到被告席，就花了律师很大力气。
崔丽丽的战争却是全靠自己。她咨询过很多当地律师，都以没有司法先例和法条为由劝她放弃。她于是自己找资料，写认定材料，找有关部门。秉持的信念是，我国工伤条例虽然没对精神侵害有明确的规定，但也没有明令禁止。
表面来看，如今的她大获前胜。但在过去1年多里，谁也不知道一系列的动作让她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因为被老板性侵想去报警，她被踢出公司群聊。据办案检察官透露，为了维护公司利益，同事们也远离了她，供词纷纷倒向了有利于公司的一方。
2024年4月，坚持要认定工伤后，她被公司以旷工为由裁员。她后来到精神科专科医院就诊，才发现自己原来患了PTSD。
崔丽丽患PTSD的诊断证明书
这不只是一个性侵受害者受到创伤的故事。崔丽丽有自己属意的故事版本：一个女性在遇到职场性骚扰时，运用法律手段，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现在，她做到了。
酒醉漩涡
很长时间，崔丽丽都记得那天晚上，她还清醒时的一切细节。她说了什么，吃了什么，对方说了什么……日料店里的商务饭局，对她而言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清晰得让她痛苦。
那是2023年9月22日。她在杭州出差期间，遭遇到了“一生都不可能忘记的事”。
原定，这是一场重要的饭局，她和团队即将与拉锯了1年多的国内汽车巨头进行成果汇报。如果一切顺利，这不仅是她自2022年6月加入公司以来，拿下的最重要客户，也是该公司在乘用车领域零的突破。
9月22日，20点，身为销售总监的崔丽丽，与老板钱军抵达约好的日料餐厅。饭局开始1小时许，21时10分，她收到了钱军的两条微信消息：“你陪着多喝一点，我快挂了。”“后劲大啊。”
钱军发给崔丽丽的信息
后来的案卷材料显示，不胜酒力的崔丽丽约22时趴在桌上睡着了，期间一直处于醉酒昏睡状态。钱军于第二日（9月23日）凌晨1时，将她带进他的房间。
睡着以后，当晚的事情，无论她怎么逼自己，也无法记起来。
再度拥有完整记忆，已是第二天凌晨四五点。她睁开眼，发现自己全身赤裸，衣物散乱一地。转头一看，双人标间的另一张床上躺着只穿着内裤的钱军。
她哭了出声，慌乱地穿上衣服，逃一般跑出了房间。接下来1年多时间，崔丽丽还时常被这一幕所折磨：酒还没完全醒的她，跌跌撞撞地走向隔壁自己的房间。她几度刷卡，无论怎么拧门把手也打不开房门，最后她坐在地上抽泣。
事发之后，为了见客户，爱干净的她洗了澡，也洗了衣服。断片的她希望从钱军口中得知事件经过，于是第二天等待钱军开完会，她礼貌地询问，“昨晚我喝多了以后发生了什么？”那时候，她在微信还尊称对方“您”。
对方淡定地解释，昨晚她四处呕吐。他好不容易把她带回酒店后，发现没法刷开她的房门，于是将她带回了自己的房间。他还称，崔丽丽呕吐到了床上，所以才脱了她的裤子。
接下来的多日，感到不适的崔丽丽强撑着工作。这时候的她已经无法放过自己。无论何时，她的脑子被一个面对钱军难以启齿的问题所折磨：为什么她被脱光了衣服？
无法说服她的“真相”驱使她行动。10月3日，崔丽丽抵达杭州，以找丢失的手串的缘由报警，要求查酒店监控。此后，她又从酒店人员口中，获得了与钱军描述有很大出入的说法。
案卷材料显示，钱军一直保持强硬态度，从传唤到案，一直到起诉阶段，“均否认与崔丽丽发生性关系并拒绝认罪认罚”。
事件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得以还原。判决书载明，涉案酒店前台经理供述称，醉酒当天，其曾经提示钱军，崔丽丽的房间在哪儿，并询问是否需要帮忙，钱军拒绝了。
监控显示，他从未试图将崔丽丽送回房间，而是抱着不省人事的她，径直走向自己的房间。前台经理回忆说，两人进入房间后，其曾让保安敲门，想让他把她送回房间，但未获得钱军理睬。之后，前台再度给钱军致电，询问是否要帮忙把崔丽丽送回房间，“（他）说不用，直接把电话挂了”。
监控显示，钱军将崔丽丽抱进他自己的房间
而打扫房间的保洁也在庭审中作证称，当晚房间床上没有呕吐物。
事发后第三天，丈夫吴东收到了崔丽丽的微信。她说自己很憋屈，把事件经过全都告诉了他。吴东当即意识到，妻子遭受到了性侵，让她不要犹豫，立刻去报警。
但那时，崔丽丽始终被自责缠绕，她怪自己丧失了记忆，也担心责怪错了人。为此，夫妻俩产生了分歧，冷战了好几天。
反复纠结多日，距离被酒后性侵18天后，2023年10月10日，崔丽丽与丈夫吴东到杭州报警，直指公司创始人、博士学历的钱军涉嫌强奸。
时隔1年多后，2024年1月，天津的暖冬里，吴东告诉南风窗，他对妻子第一时间告诉自己的事，一直感到敬佩。“换作是我，都不一定有勇气说出来。可能就会默默忍过去。”
还 手
最终让崔丽丽决意报警的，还是对方居高临下的态度，这带给她愤怒。
她曾试图在10月6日给钱军机会，让他解释事情原委，得到的仍是他的矢口否认。
双方交涉不成，崔丽丽表示要报警。很快，直属领导郑美作为中间人给她微信传话。“他还是希望你来提具体要求，他来考虑。”郑美传达说。
这些话彻底将她激怒。她清楚，一旦提条件，很可能被对方以敲诈勒索的罪名纠缠。更重要的是，她意识到双方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他以为你既然找他谈，只是因为你想要条件。而其实我只是想要真相。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侵犯我。”
那时候的她，每晚睡觉都会被噩梦惊醒。梦里经常是漆黑一片，或者下着瓢泼大雨，她在绝望之中，寻找她当时落在钱军房间里的鞋子。
缠绕她的梦魇，忘不掉，甩不开，于是她选择还手。从小时候起，家里告诉她的都是“出门在外不要惹事，但遇事也不要认怂”。“我妈最常说的话是，不要当个窝囊废。”
这是一个来自普通家庭最朴素的教育。崔丽丽记得，从小起，父亲是十里八乡的“名人”。当时，高中文化的父亲因为遭遇不公善于“告状”，为自己的父辈成功平反，而在当地闻名。许多遇到事的普通百姓会跑来家中求助，父亲则会义务教人如何打官司，一聊就是一夜。
她眼中的父亲既刚强，懂法律，同时他又是有智慧、有策略地进行反抗。1990年代，崔丽丽上高中时，父亲曾因帮人出主意，遭到当地人的打击报复，头脑被打开了花。她记得自己哭着跑去医院，见到父亲头上挂着绑带和网子，坐在病床上。父亲还和她开玩笑：“你看我（的头）搞笑不搞笑？”
她责怪父亲没有保护自己。而他说：“替别人说话的时候总会有人反对你，如果要怕这些，你什么都做不了。”
母亲在一旁，脸也被对方抠红了，却也帮腔说道：“他打你爸，我也抠他。别人打你的时候你就要还手。”
或许是因为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崔丽丽在此后的数次谈判和交涉时，都没有低头。
崔丽丽和直属领导表示，自己一定要将钱军绳之以法
2023年10月30日，警方正式立案后，到案的钱军反咬崔丽丽酒醒后，因担心自己工作业绩不好被开除，所以主动勾引他。他并未承认两人之间发生关系。
而据检察系统机关刊物《方圆》杂志的报道，检方披露，钱军提交了很多资料，以证明崔丽丽是因为工作不称职，担心被辞退，通过勾引诬陷要挟报复老板，索要高额补偿费。以前的同事、领导，很多为了公司能顺利上市，都选择站在了她的对立面。
公司的投资人也同步对崔丽丽进行劝说和威胁。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3年11月，有股东曾劝她，要以大局为重。“还是要以公司利益为重。公司倒下，200多人受到影响。任何公司，最难的都是一把手，太难了。”
一个半小时后，上述股东再次发消息，“公司层面，要感谢你对公司的勤勉付出。股东层面，大都是资本圈的玩家，利益至上……拭目以待啦。”
公司股东劝说崔丽丽以公司利益为重
崔丽丽仍然是不妥协。“我一直吊着那股劲，我觉得我不能被他们这么给打败。”
幸运的是，她遇到了一位细心的检察官，在2023年11月，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帮助她找到了关键证据。
2024年4月2日，钱军被判犯强奸罪，处有期徒刑4年，赔偿崔丽丽经济损失3000元。
这一天，崔丽丽一个人在家里，得知了判罚结果，她激动地瘫坐在地上，哭了一个下午。直到晚上丈夫回家，她平静地告诉了吴东判决结果。
当时的吴东以为，生活终于要回归平静了。
代 价
此前从未承认发生关系的钱军没有再上诉，判决生效了。
性侵事件的影响却没有随之结束，崔丽丽开始陷入一个更大的漩涡中。这一次，没有类似公检法的强力部门能够帮助她了，而她的丈夫吴东，也曾感到无法理解她。
庭审期间，崔丽丽已经显得恍惚，2023年冬的一天，她在路上不小心摔倒，摔断了左手，无法亲自出庭作证。
办案检察官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崔丽丽的压力，他告诉《方圆》，“此案发生在公司上下级之间，从案发到判决，被告人都拒不认罪，甚至往被害女性身上泼了很多脏水，让她在已经受到心理创伤的时候背负骂名，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行为实在是恶劣。”
2024年4月，胜诉的判决书，不但没让崔丽丽感到高兴，反而让她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这个结果将钱军钉在了耻辱柱上，也让失去当晚记忆的崔丽丽像被判了刑一样耻辱。
她很难向他人解释，这样的耻辱感如何成立、如何折磨。吴东记得她当时的状态，整天闷在房间里，像个偏执狂，“脑子里只想着（如何复仇）这一件事”。自从被老板性侵后，每当崔丽丽情绪激动、濒临崩溃时，吴军是那个默默陪伴，给她出主意的人。
但这次，他也有点无法理解她了。崔丽丽记得，两人在此后爆发了一次最激烈的争吵。那是在2024年6月。当时，一家美国企业向她抛出了橄榄枝，但考虑到了自己仍想继续抗争，以及还没恢复的精神状态，她拒绝了。
吴东对她的抉择感到很不解。过往的相处让他以为，妻子作为曾经的女强人，渴望早日回到职场。
“现在已经跟3月份的我完全不一样了，只不过你不知道。”崔丽丽情绪激动地说道。吴东表达不理解后，她说：“对于我来说区别很大。我走到哪都是个被强奸的女人，我被打上了这样的一个烙印。”
“他就说我愚昧，他说在他的心里，（不管）被强奸还是没被强奸，你还是你。”崔丽丽回忆。
但吴东也清楚，即使理性主义多么占优，一切再也回不到过去了。他回忆，自2023年9月至今，妻子的状态起伏不定，“比较混乱”，时而愤怒，时而抑郁，时而好转。
崔丽丽在心理门诊就诊
性侵案件发生在熟人之间，妻子于是无法信任周围环境。从前热情开朗、爱组局的她不见了，她变得爱窝在家里，每天研究各类性侵案子。
崔丽丽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反差。以前，她一个人走南闯北，从没害怕过什么。现在，她长期在家里呆着，知道了吸尘器应该如何倒灰，连马桶怎么拧螺丝都知道。
职场、同事、朋友……曾经给予她滋养与力量的“外部世界”，突然变得不一样，不可信任。她被放在了一个大的对立关系中，而她只孤身一人，处在孤独的另一边。
“一种很无奈的感觉。每天还是没有希望。”一贯理性的吴东评价说，“这个事对她影响太大了，每天总要面对崩溃的时刻。”
唯一的路
在丈夫的劝说下，2024年4月23日，崔丽丽哭哭啼啼地走进了天津市安定医院。医生诊断认为，她不是得了抑郁症，而是得了创伤应激障碍，俗称PTSD。从此，崔丽丽每周二拿药、周五找医生问诊，吴东都陪在她身边，自己的工作也受到影响。
崔丽丽这才理解，为什么她变得连地铁、高铁都不敢搭，看到街道上的“酒店”二字就害怕。采访期间，她与记者一起搭电梯，看到有一位男性进入，后来她说，她不自主地想到“这个人会不会突然伤害我们？如果是你一个人搭电梯，他会不会伤害你？
这样的状态让她无法出外工作，家里近一年没太多收入。
要负起责任的，不应该只是钱军一个人。
早在性侵事件发生的一个月后，崔丽丽就认为，自己受到的侵害属于工作范围内的事，公司也有责任。她希望自己的事能被认定成工伤。
她有简单的法律常识，知道工伤认定的首要条件是“三工”，即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和工作原因。她认为自己都符合。2023年12月，等待判决期间，她开始打各类热线电话，咨询有关部门——一个女性在职场遭遇性侵害后，该如何认定工伤？
最终得到的回答是，她需要等刑事案件出结果后，才能开启工伤认定手续。
2024年4月，她情绪崩溃，加重病情的“导火索”也是这个。当时，她想要公司配合她认定工伤程序。没想到，多次要求协商后，公司最终给出了个方案——补发她半年的工资，再加上一个2N违法解除的补偿。这些条件满足的前提是，她不再申报工伤。
对于公司的提议，崔丽丽不同意。她坚信的是，工伤认定是她应得的，在工作期间受侵害，公司当然要负责任。
她理应得到这笔钱，拿来给自己治病。
听到她的反对意见后，公司方当场从包里掏出了解除合同通知书。这样的举动再度让她被激怒。通知书写着，她因没请假、旷工被裁。
这一次，她打算和强硬的、置身事外的公司刚到底。
丁雅清律师告诉南风窗，在我国，性骚扰领域律师都希望推动，用人单位应承担员工被职场性骚扰的责任。我国新修订的民法典也规定，用人单位在防止和制止性骚扰方面有相应责任和义务。但是，至于没有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的公司究竟会负有什么责任，没有明确规定。
收到裁员通知的当天下午，愤怒的崔丽丽跑到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进行劳动仲裁。她又到了天津市津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中心），申请将她性侵受到的精神伤害认定为工伤。之后，她还找了当地妇联和工会，想找到追究公司的办法。
崔丽丽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无一例外，她都碰了壁。妇联与工会只能去公司走访，做情况调研。吴东与她理性地分析后得出结论，认定工伤之路，是唯一一条没有前人趟过但可行的路。
此时的她还没意识到，她正在为一件了不起的事克服重重障碍。
为自己的战斗
带着巨大的愤怒与伤痛，决意认定工伤、打劳动仲裁的崔丽丽开始咨询天津当地律师。他们无一不以司法没有先例为由，对她表示悲观。她还记得有位同龄的女律师，听闻她的案例说，“你都40了，而且你做销售工作这么久，一个这样的事情就会把你打击成这样了？”
总之，多数律师和她的价值观不同。“他们并不是觉得我遭受到了不公和屈辱，要帮我维权讨个公道。如果只是想迎合我，那我宁可不要。”
她只能选择自己为自己战斗。丈夫也要工作，没法帮她。她独自看各类普法帖子，蹲律师的线上直播。而早在判决出来的几个月前，左手骨折的她，就一边用唯一可用的右手，一边把过往能搜集到的工伤认定判例都找了出来。
但无一例外，我国此前从未与她有完全一样的案例，即职场被性侵后将受到的精神侵害认定为工伤的。律师丁雅清也证实，我国法律极少有将精神伤害认定为工伤的先例，一般而言，工伤认定的是对身体上的侵害。
崔丽丽搜寻了所有能找到的案例，和她最像的是一位湖南长沙的大姐。她在值夜班时被一位临时工强奸未遂，因此患上了PTSD，被认定了工伤。
但与崔丽丽不同，大姐的工伤认定由企业主导。“但我因为侵害人是老板，没有人帮你，全都是自己。”
另一处让她有些担心的是，《工伤保险条例》第16条明确规定，醉酒属于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之一。她于是花了大量功夫论证，自己醉酒是因为销售工作的需要，也因为老板对她的直接指示。
2024年7月初，天津市安定医院对崔丽丽的精神状况做出会诊，认定了她的PTSD病情。
7月16日，她把一沓目录总计有十几项的工伤认定材料交给了人社中心，里面包括出差申请，出差报告，微信聊天记录，医院诊断，以及过往的工伤判例等。在每一份材料左上角，她都贴好了便利签，方便工作人员检索。
十几项工伤认定材料
办事人员拿到材料都感慨，“不愧是销售总监，做事太有条理”。
工伤认定期一般为两个月。但在2024年9月，变故再度发生。崔丽丽收到通知，认定工伤的两个月的时限需先终止，理由是，目前无法证明她的PTSD是因为她被性侵直接导致的。
她须再度参与专家会诊，重新鉴定。
漫长的程序曾让她一度崩溃。她记得清楚，10月、11月她先后进行了两次精神认定。每次面对三个专家，她都需要讲述性侵事件的历程。
有位专家曾问她，“你还愿意说这个事吗？”
“我不愿意。我如果不是为了治病，如果不是为了维权，我一辈子跟谁都不想讲。”崔丽丽说，“但是我没有办法，不这样做的话，我就没有出路，我就会变成一个废物。”
好消息终于在12月份传来。2024年12月2日，耗时7个月，崔丽丽拿到了因职场性侵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拿到纸质决定书时，丈夫在开车，让崔丽丽把全文朗读出来给他听。
崔丽丽拿到认定工伤决定书
她起初很平静，但读着读着，她开始哽咽，泣不成声。7个月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相当于国家也认可了我受到的侵害”。
回归正常之路
现在，一切看上去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工伤的成功认定，崔丽丽变得更有信心了。她把自己的故事放在了网上，主动要求记者实名采访。许多人呼她是典范，说这不只是丽丽的战争，更是女性的战争。
1月，南风窗记者在刮风的天津见到崔丽丽时，她和视频里显现得不太一样。2个月前，她刚参加了一档线上访谈节目。那时的她带着无法姑息的愤怒，说话也经常哽咽。“我就是要复仇啊。我不复仇对不起我打拼了17年，才有了我今天的位置和成就。我不复仇，对不起我的过往。”
现在，崔丽丽把长发梳成了马尾，显得精神又利落。私下的她更平静，透露着一种对旁人温柔的体察力——吃饭时，她时刻观察别人杯里的水有没有空。哪怕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她也会关注来访者的反应，“这块经历也触发了你（的创伤）吗？”
她的发声开始取得了一些成效。社交媒体上，她每天至少收到2～3条私信，都是被性侵或性骚扰经历困住的女性来找她。去年7月，之所以决定发声，是因为她看到自己的检察官在《方圆》杂志发表了她的案例，很多人都在评论区鼓励她，让她感受到被人支持的力量。现在，她也想用自己的经历，鼓励那些和她一样被性侵打压过的女性。
访谈节目被将近3亿人看到，实现了崔丽丽发声的初心，她想让更多人了解职场女性的处境及坚韧
如今的崔丽丽，被很多人定义成“幸运的”，而1年多前的那次刑事案件，结果也的确如此——她遇到了一位细心的检察官。2023年11月，检察官在监控中发现，崔丽丽被钱军抱进房间1个小时后，曾有位房客在他们房门短暂停留。检察官于是冒着雨到酒店侦查。
正是这位隔壁房客，录下了影响判决的关键证据——那天夜里凌晨1时，他睡不着觉，听见隔壁房间传来了床在挪动等剧烈声响。他走到钱军房间门口，录下了1分多钟的音，最终证明崔丽丽被性侵。
一切巧合得几乎天衣无缝。此后，工伤认定的路，很多人也为崔丽丽所在的是天津而感到幸运。“如果换一个地方，换到一个小城市，结果就（可能）不一样了。”
她当然自知是幸运的，但无论如何，她都想强调，“我不感谢这场经历”。崔丽丽说，“如果可以，我情愿回到以前，我还是一个无名之辈在努力地工作，过着很平静的生活。但是，一切没有办法。”
现在，她正学着与痛苦的创伤共处。她知道自己永远无法遗忘，于是目标变成了，平静地接受它涌入记忆，让它像身体长了良性肿瘤一样，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
2024年12月，圣诞节期间，上小学的女儿让她去开家长会。崔丽丽当时正成为舆论人物，不想出现在熟人圈子里。
但有主见的女儿还是坚持让妈妈去。见拗不过她，崔丽丽把她被性侵的经历，以及接受采访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女儿。
听罢，女儿很淡定。“没事妈妈，”她对崔丽丽说。
“你就去学校，不要戴口罩。我们班没有人会说你什么的，我的老师也不会说。”
这次，崔丽丽没有戴口罩，第一次出现在了熟人圈子之中。
神奇的是，当她真正站在了熟人圈子里，她也没感到害臊。她能察觉到有人认出她来，知道她是性侵认定工伤案的当事人。但这也没什么。“我并不希望他们支持我，但我相信，人们都有最朴素的价值观，如果我没有被侵害，没有被不公（对待），我能站出来吗？”
现在，她还想继续战斗，带着更多的爱、支持与力量。1月21日，崔丽丽对公司提起的劳动仲裁案开庭审理，她将为落实工伤待遇继续争取，继续战斗。
（受访者崔丽丽要求实名讲述，文中钱军、吴东、郑美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