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作家易小荷的非虚构作品《惹作》引发了一场跨越学界与公共领域的激烈论争。这场围绕凉山彝族女性书写的争议，剖开了中国非虚构写作长期存在的一个争议：当写作者深入边缘群体时，我们如何分辨其作品是在建构对话的桥梁，还是在复刻文化剥削？

在流量逻辑与伦理底线激烈碰撞的今天，《惹作》事件为重构非虚构写作范式提供了关键切口。

豆瓣读书上关于《惹作》的介绍

“事实正确”的幻觉

《惹作》展现了部分非虚构写作对“真实性”的把握不足。这部作品宣称“所有细节均经实地核查”时，凉山读者却在书中发现“哈呷”和 “莎库博”等多处误读【1】。这揭示了一个现实：非虚构写作的真实性绝非简单的“事实核查”可以保障，而是一个包含认知框架校准、文化逻辑转译、权力关系自省的复杂系统。

换言之，真实性至少需要三重突破：首先是认知框架的重构。有凉山学者指出，《惹作》将“家支抽丫鬟”“三代不作毕降等级”等虚构规则作为“文化常识”，实质是用汉族宗族思维曲解彝族社会结构【2】。非虚构写作者须警惕“文化转译中的认知暴力”，如人类学家项飙所言：“理解他者文化，首先要瓦解自身文化的理所当然。”其次，时空坐标的锚定：书中将1950年代的婚俗、1990年代的医疗状况与2020年代的现状混编为“永恒的苦难”【3】，这种“时间扁平化”恰是制造文化他者化的典型策略。正如历史学家王明珂对羌族研究的警示：“把‘过去’当作‘现在’来书写，是对变迁中主体的最大不公。”第三，阐释权的共享：《惹作》中的一些引用，被凉山本地女性反问：“为何我们的火塘对话在你的书里都变成了宿命论独白？”【4】也就是说非虚构写作需要建立“多声道”叙事机制，让被书写者拥有注释、反驳、补充文本的权利。

从“俯视苦难”到“并肩见证”

《惹作》引发的写作伦理危机，揭示了非虚构写作中“共情”的异化。当作者用“她们终生吞咽苦涩树叶”形容彝族女性时，这种充满文学美感的修辞恰恰将复杂的主体经验压缩为供人消费的悲情符号【5】。而重建非虚构中真正的共情，需要三重转向。首先是位置自觉，公益工作者方草的批评恐怕是中肯的——作者未坦承自身“外来汉族”“中产作家”“短期访客”的身份局限【6】。也就是说，“位置性声明”应该是非虚构写作的伦理底线——写作者须在文本开篇阐明自己的阶级、族裔、性别立场。其次，主体归还的技术：对比彝族作家阿蕾的《嫂子》，可以看到真正的“在地视角”如何运作。当阿蕾描写“死给”习俗时，不仅展现悲剧本身，更呈现家支调解、习惯法与现代司法碰撞的复杂生态【7】。这种叙事将主体从“受害者”还原为“文化行动者”，在苦难中显现人的主体性。

2022年7月21日，四川大凉山彝族火把节，打着传统黄色伞参加选美的彝族妇女。 视觉中国资料图

布拖是彝族火把节的发源地，彝族人正在过火把节。视觉中国资料图

当阿蕾描写“死给”习俗时，不仅展现悲剧本身，更呈现家支调解、习惯法与现代司法碰撞的复杂生态【7】。这种叙事将主体从“受害者”还原为“文化行动者”，在苦难中显现人的主体性。

非虚构写作的“笔权让渡”

《惹作》争议的启示，在于揭示了非虚构写作领域正在遭遇权力垄断危机。当掌握出版资源的作家和出版人将边疆、少数族群、底层女性转化为“文化耗材”时，真正的破局之道或许是彻底的范式革命——将笔交给被书写者自己。

而非虚构写作的进化方向，也正在经历从“他者凝视”到“叙事平权”的范式跃迁——例如通过TikTok短视频诗、AI彝文写作等新形式，在全球数字空间争夺文化解释权。与其执着于训练“文化采风人”，不如构建多元主体共生的故事星系——在这里，彝族少女的羊皮经书与抖音直播间自然共生，大学讲堂的学术话语与火塘边的口述史诗平等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