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智鹏 |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岭南大学协理副校长（大学拓展及对外事务）

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双向桥梁的角色，这种双向交流不仅丰富了中西方文化的内涵，也为全球文化交流奠定了重要基础。澳门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为中华文明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在今天乃至未来，仍会以其独特的文化融合魅力吸引世界的目光。

引言

刚刚过去的2024年是澳门的双庆之年：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大庆，也是澳门回归祖国怀抱的第25周年。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对澳门的发展以及「一国两制」的实践表示高度肯定，指出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向世人证明「一国两制」具有显著制度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是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好制度，是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好制度，是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

澳门开埠以来，在推动中华文明建设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澳门位于珠江三角洲南端，南临南海，虽然面积不大，却在近现代中华文明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澳门历史悠久，早在6,000多年前已有人类活动。直到1152年，南宋香山建县，澳门划归香山县延福里恭字围，隶属广州府。其时，澳门是香山县海边的一个小渔村。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借口进入和租居澳门，利用明代中国政府准许广州口岸对外开放贸易的特殊政策，开展广州对外贸易。澳门辗转发展为中转港，成为广州的外港，推动中外贸易进一步发展，并逐渐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在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等多个领域，澳门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华文明的延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澳门不但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更是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的见证者。在明清时期乃至近现代史上，澳门为中华文明的建设和传扬贡献良多。

政治领域：从区域重镇到特别行政区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后，明朝政府按照「建城设官而县治之」的构想对澳门实施管理，并日益强化。澳门名义上隶属香山县，实由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管理。明朝廷在此设立关闸、征收税赋、派驻军队，并特别设立「守澳官」专责管理澳门事务。

以关闸为例，1574年，时任两广总督殷正茂在莲花茎（今关闸马路）修建关闸，派军驻守。至1621年，驻扎的陆海军队已近2,000人。而「守澳官」则负责提调（查验海商船舶）、备倭（缉捕海盗、倭寇）以及巡缉（巡查走私）等职责，不仅拥有军事镇守的权力，还具备高度的自主性。由此可见，尽管澳门当时并非独立的行政区划，但其配备的行政和军事资源已使其成为一个「特殊区域」，堪称今日特别行政区的雏形。

清朝时期，澳门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提升。清廷设立香山县丞和澳门同知，专门管理澳门事务，并制定相关法规，标志著澳门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雍正八年（1730年），广东总督郝玉麟奏请设立香山县丞，专责分管澳门事务；乾隆九年（1744年），又增设澳门同知，专管「澳夷事务」。澳门同知不仅负责番禺、东莞、顺德、香山四县的海防，还需管理居澳洋人事务。至此，澳门在清代的行政管理层级上升至府级，相当于现今的地级市。对于一个当时面积狭小的澳门地区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葡萄牙租居澳门后，鉴于澳门重要的经济价值，葡萄牙女王唐娜．玛丽亚二世于1844年将澳门升级为海外省，并派遣总督常驻。1845年，葡萄牙宣布澳门为自由港，允许所有外国商船自由贸易。1917年，葡萄牙政府颁布《澳门省组织规章》，赋予澳门行政和财政自主权。这些措施进一步巩固与彰显了澳门的特殊地位。

澳门的特殊政治地位从明清时期一直延续至今。1999年12月20日，在阔别446年后，澳门终于回归祖国怀抱。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澳门成为中国第二个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权，澳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保持稳定。

综上所述，澳门在中华历史文明中始终占据重要的政治地位，其特殊地位为「一国两制」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范例，成为这一制度成功实践的重要历史基础。澳门的历史经验不仅彰显了其独特价值，也为当代中国的治理模式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经济领域：从贸易枢纽到多元经济中心

澳门长期以来一直是近代中国重要的贸易中心，为中国开拓市场、联通国际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位于珠江口、毗邻广州的澳门，凭藉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与外国海上贸易的重要门户。

自16世纪中叶起，澳门逐步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扮演日益关键的角色。作为国际贸易口岸，澳门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印度、中东及欧洲。从明朝后期到清朝时期，澳门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之一，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通过澳门运往世界各地；西方的白银、香料和工艺品也经澳门进入中国，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与文化交流。

16至18世纪，澳门更是中国与美洲白银贸易的重要中转站。葡萄牙人通过澳门将美洲白银输入中国，满足了中国市场对白银的需求，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这一时期，中国成为全球白银的主要流入地，澳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垄断港口之一，澳门不仅是葡萄牙与中国贸易的基地，还与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列强展开竞争。这种国际贸易竞争不仅促进了澳门的繁荣，也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

澳门的贸易网络横跨东亚、东南亚、美洲及欧洲。以东亚的日本为例，澳门是日本采购中国商品的主要港口，尤其是生丝贸易为中国带来了巨额白银流入。嘉靖二年（1523年），因宁波之乱，明朝断绝了与日本的官方贸易，澳门则成为日本采购中国商品的唯一渠道。据统计，在17世纪前30年，每年从长崎运往澳门的白银高达200至300万两。此外，澳门还扮演著贸易枢纽和中转站的角色，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商品先运抵澳门，再经马六甲、印度洋、好望角等地，最终沿大西洋航线抵达葡萄牙。澳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不仅推动中国联通世界，更为中国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

回归以来，澳门经济持续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并积极推动多元化转型。除了广为人知的金融业、博彩业及旅游业外，澳门还在会展业、文化创意产业等领域积极拓展。博彩业和旅游业作为澳门经济的核心支柱，吸引了大量国际游客，带来了巨额经济收入。2024年，澳门接待游客近3,500万人次，这些游客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感受和欣赏澳门中西交融的独特文化和历史遗产，同时也带动了酒店、餐饮、零售等相关行业的蓬勃发展。此外，澳门积极开拓如会展业等新兴产业，通过举办国际会议和展览，吸引全球专家和企业家的参与。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MIF）等会议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提升了澳门作为区域会展中心的地位。这些商务旅游活动不仅促进了知识与技术的交流，也为中华文明的建设提供了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平台。

从华南贸易枢纽，到多元化经济中心，澳门的蓬勃发展不仅促进了自身的经济繁荣，也为中华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和国际合作机遇。澳门的经验与成就，为中华文明多元发展和海外传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启示。

文化领域：中西交融的桥梁与多元共存的典范

澳门自16世纪被葡萄牙人租居之后，逐渐发展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既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门户，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起点。葡萄牙的管治不仅带来了欧洲的知识、文化和宗教，也使澳门成为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地区。这种文化融合在澳门的建筑、语言、宗教和日常生活等方面都有所体现。

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踏足澳门，并迅速将这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东西方贸易的桥梁。大量的西方知识、技术和工艺品通过澳门传入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将西方的宗教思想、科学技术引入中国，对中国的学术和科技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6世纪末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代表人物。利玛窦不仅精通宗教学，还掌握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等西方近代科学知识。进入中国后，他积极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深受士大夫阶层敬重，被尊称为「泰西儒士」。利玛窦又通过学术交流将西方的科学知识引入中国。例如，他与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就是首次系统传入中国的西方数学经典，对中国的数学和科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利玛窦还绘制了《坤舆万国全图》，这是当时中国最完整精确的世界地图。与此同时，传教士们在澳门建立了早期的西式医院，将西方的医学知识和治疗方法引入中国；澳门的圣拉斐尔医院是亚洲最早的西式医院之一。

除了学术和知识的传播，西方的建筑风格也在澳门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中碰撞融合，澳门的建筑风格融合了中西元素，成为文化交流的见证。例如，大三巴牌坊（圣保禄教堂遗址）是典型的巴洛克风格建筑，但其装饰中同时融入了东方的图案和符号，如中国的狮子和汉字，展现了中西文化的独特结合方式。

澳门不仅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通道，也是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重要起点。中国的儒家思想、文学、艺术和工艺品经澳门传入欧洲，对欧洲的社会、文化和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传教士在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将儒家经典翻译成拉丁文和其他欧洲语言，介绍给欧洲学术界。例如，利玛窦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使欧洲学者能够了解中国的哲学思想，对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如伏尔泰和莱布尼茨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对中国的儒家文化和政治制度也表示赞赏。同时，澳门作为贸易枢纽，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等不断从这里输出到欧洲市场，成为欧洲上流社会享用的奢侈品和收藏品。明代青花瓷传到欧洲之后极受欢迎，甚至影响了欧洲的陶瓷工艺，引发了欧洲社会对中国文化的热烈追捧。在17至18世纪，欧洲兴起了一股「中国风」（Chinoiserie）热潮，中国的艺术风格和设计元素成为欧洲艺术和建筑的重要灵感来源，欧洲的宫殿和花园中纷纷出现了中式亭台楼阁和装饰图案。

此外，茶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也通过澳门进入欧洲。欧洲与茶的连结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中叶。茶首次出现在欧洲文学中是在1559年，由威尼斯探险家吉安巴蒂斯塔．拉穆西奥提及，他将茶称为「Chai Catai」，即「中国茶」。直到1615年，英国人才首次在书信中提到茶。驻扎在日本的东印度公司代理人在一封信中请教了当时在澳门的Eaton先生，并请他寄来「一壶最好的chaw」（「chaw」同粤音「茶」）。茶通过澳门进入欧洲后，逐渐成为欧洲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饮品，并引发了欧洲「茶文化」的兴起。

时至今日，澳门仍然是世界各地文化和睦交融的中心。街道上随处可见融合了欧洲巴洛克和东方元素的建筑，展现了东西方艺术结合的精髓。以澳门历史城区为例，城区融合了中西文化，包括大三巴牌坊、妈阁庙、圣保禄学院遗址等，这些遗迹见证了澳门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桥梁的独特地位。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展现了国际社会对澳门文化价值的认可。

在语言方面，澳门的官方语言包括中文和葡萄牙文，促使澳门成为一个「两文三语」社会。澳门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粤语、普通话和葡萄牙语，这种独特的语言环境推动澳门成为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也为澳门的国际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宗教方面，澳门的宗教多样性也是其文化融合的重要体现。中国道教及民间信仰与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外来宗教在澳门和谐共存，各种宗教节日和活动丰富了澳门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中华文明兼收并蓄，始终保持著和谐包容的人文情怀，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了文化融合，澳门正是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最好例子。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双向桥梁的角色：一方面，传教士通过澳门将西方的技术、文化引入中国，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澳门也成为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起点，儒家思想、工艺品和艺术风格通过澳门进入欧洲，影响了欧洲的社会和文化。这种双向交流不仅丰富了中西方文化的内涵，也为全球文化交流奠定了重要基础。澳门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为中华文明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不仅如此，澳门作为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在今天乃至未来，仍会以其独特的文化融合魅力吸引世界的目光。

澳门角色：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民族伟大复兴

纵观近现代历史，香港和澳门是中国重要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枢纽，不但是中国联通世界的窗口，更扮演著推动中外交流的重要角色。回归之后，澳门和香港同为特别行政区，同享「一国两制」优势。港澳两地同根同源，应该继续肩负好双向桥梁的任务，「背靠祖国，联通世界」，说好澳门和香港故事，更要说好中国故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澳门和香港依然面临不少挑战，任重而道远。港澳两地应该紧紧把握国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机遇，尤其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规划下，两地应该各展所长，发挥协同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共同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