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在英国和中国对至少10名女性实施下药强奸，当地时间6月19日，英国伦敦法院判处邹振豪终身监禁，最低刑期24年。

三个多月前，伦敦法院宣判邹有罪，认定罪行共28项，包括11项强奸罪，涉及10名不同女性，以及偷窥、非法拘禁、持有管制药物意图实施性犯罪。

2019年至2024年，邹振豪以下迷药的方式性侵多名女性，并在受害者不知情时，用隐藏摄像头拍摄过程。伦敦警察厅警官理查德・麦肯齐（Richard MacKenzie）表示：“被告（邹振豪）是我们见过最猖狂的罪犯之一。”

邹振豪的犯罪行为开始于2019年，直到2023年11月一名受害者报案，英国警方才在2024年初成功将其逮捕。伦敦警方曾透露，调查人员认为可能还有50多名未被确认身份的女性曾遭其侵害。

为何邹的恶行能维持数年？为什么多数受害者作出“站出来”的决定是如此艰难？

在英国媒体BBC的采访中，“邹振豪案”的一名受害者透露，因为担心无法自证“不同意”，在2022年性侵发生后，她并未选择立刻报警。

这名受害者对BBC讲述了自己是如何一步步被对方迷奸的：两人在网上认识并相约见面，她本以为会一起去酒吧，最后却被带到了邹的家中。邹背对着她调了一杯绿色的鸡尾酒，和她玩起了喝酒游戏。她感到一阵头晕，邹将她带到了楼上的卧室，在那里，她变得无法说话，无法动弹，最终被对方强奸。

在外媒试图还原的故事中，我们窥见了受害者与知情人的难言之隐。“我很难证明我愿意去他家喝酒这个信号是不是代表着我愿意跟他发生性关系。”一名受害者对BBC如此解释自己为何没有在事发后第一时间选择报警。

在受访者的阐述中，社会对性暴力的禁忌，对受害者的污名化，社会群体对相关法律知识的缺乏——那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再一次被展露无遗，成为了恶行被揭发的绊脚石。有人认为自己被强奸未遂便不能报警；有人作为受害者，担心父母知情而不愿飞往伦敦出庭作证；有人作为旁观者，因为无法避免与邹的社交，以及“不愿面对”，在知情后并未选择报警，而是提醒自己的朋友远离邹。

是什么让受害者和旁观者选择噤声？这种追问并非一种责备，而是一种需要全体社会参与的反思。

至少在国内，性暴力的话题已经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今年妇女节期间，两部热门电影《初步举证》和《还有明天》都有女性遭受性暴力的情节——《还有明天》的女主在清晨不情愿地承受了与丈夫的性行为，《初步举证》则完全围绕一名遭受同事性侵的女性律师的故事展开，质疑英国法律对性暴力案件的处理漏洞。

在现实生活中，性暴力事件也不断发生着。今年2月，一名学生身患抑郁并自杀后，其老师被指控曾常年性侵该学生；再早些时候，法国导演克里斯多夫·卢基亚性侵女演员阿黛拉·哈内尔的罪名成立。值得注意的是，阿黛拉·内哈尔早在2019年就开始了对卢基亚的控诉，但这次判决只换来了法律对卢基亚两年缓刑，两年居家软禁的惩罚。

对于与性暴力有关的话题，我们要如何叙述，才能帮助受害者摆脱被轻视，被忽略，被污名化的感受，鼓励她们为自己伸张应得的正义？

性骚扰也是性暴力的一部分

在邹振豪案件中，一位女性在接受BBC采访时的话令我印象深刻。“我当时并不了解这个情况是能报警的。我以为首先要有证据，其次要实质发生了什么才能报警。”

根据报道，这名女生在邹家喝了酒后很快出现头晕和困倦的反应，她听从邹的劝告，去卧室短暂休息，但醒来发现邹正在脱她的裤子，还在用手机拍摄。她试图离开房间，却被邹拽了回去，直到她威胁要大叫，对方才放开她。

根据我国《刑法》以及“法议网”等法律咨询平台，这种行为很可能已经构成了强奸未遂，而强奸未遂也属于犯罪。

说到性暴力，我们通常会将其与性侵划等号，但事实上，这只是性暴力中最极端的行为之一。世界卫生组织早就明确表示，性骚扰和性暗示都属于性暴力的一种。

性暴力的普遍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只是有时候，就像上文的受害者一样，我们无法辨别。英国肯特大学研究性暴力和性别平等的学者Afroditi Pina早在2017年就指出 ，人们对性骚扰形式的普遍认知是权力压迫，如职场性骚扰，但事实上，最常发生的性骚扰其实来自与自己身份地位或权力相同的人，比如他们令人不快的口头评论，反复提出的约会要求，针对身材发表的评论，或者凝视、吹口哨、带有暗示意义的手势等行为。

仔细询问一下身边的女性朋友，你就会发现这种误解并不局限于英国。我们之所以会忽略这些看起来无伤大雅的性暴力行为，大多源于社会整体对这些行为的宽容，以及不了解这些行为会给受害者带来怎样的困扰。

美剧《13个原因》中的一段故事精准还原了这一现象。故事发生在一所美国中学，男生给女生们的外形排名，小纸条在教室里传来传去，女主Hannah的名字旁边赫然写着“最佳屁股”。

暗恋着Hannah的男主不以为然，甚至认为这是对Hannah的一种赞美。

“这是性骚扰。”Hannah说道，语气严肃。她对于男主的观念感到不可置信，又有一点无奈。

在现实生活中，情节“不严重”的性骚扰也会如此这般被轻视，忽视或搁置，甚至玩笑化。疫情期间，我曾就英国日趋严重的街头性骚扰情况进行报道。在调查中我发现，在空旷的街道上，女性被陌生人吹口哨、凝视、跟踪、语言骚扰的频率反而更高。更糟糕的是，当媒体和社会都把目光聚焦于疫情，受害者会因为自己的案件不被重视而感到无助。

一位生活在南安普顿的博士生Merel Veldhuizen在Twitter（现X）称，疫情封控期间，她和室友外出活动时遭遇的性骚扰反而更加严重。她向当地政府反映情况，收到的回复是当地警局的链接以及一条建议：建议她们找个“可能不会受到侵害”的地方活动。

“莫名其妙，我反而要为男性的敌意和充满威胁的行为负责。震惊。”Merel写道。

相比性侵，性骚扰或许看起来更加“温和无害”，但事实并非如此。Afroditi Pina指出，反复出现的，让人以为无伤大雅的（性骚扰）行为同样会影响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可能造成抑郁，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在《13个原因》中，Hannah反复遭受着来自同学的性暴力，包括但不限于肢体骚扰，语言骚扰，被造黄谣，跟踪偷拍，以及强奸。在写着Hannah有“最佳屁股”的纸条传开后没过多久，校霸就在便利店里骚扰了她——结账时，他站在Hannah身后捏了Hannah的臀部，还出言不逊，说名单果然没有写错。

惊慌失措的Hannah愣在原地，等校霸离开后，她哭着跑出了便利店。

也正是这个家境优渥，在学校出尽风头的男生，最后强奸了Hannah，成为了Hannah自杀的原因之一。

受害者的困境：“你太敏感”与荡妇羞辱

在英国完成了街头性骚扰的报道后，我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和我的男性室友解释，为什么在四下无人的街道被异性吹口哨会令许多女性深感不安。

在客厅的餐桌前，我们面对面讨论到深夜。他也被人吹过口哨或搭讪过，但他从未站在女性的视角看待过这些场景——身体力量的悬殊，无人目击或提供帮助的危机感，无助和紧张。他也从未主动询问过女性朋友是否有过这些经历，产生了怎样的感受。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崭新的视角。”他这样对我说。

但并不是所有男性都愿意愿意接纳和共情受害者。一年半以后，我在上海和另一位男性朋友讲起同样一篇文章，他耸耸肩，若无其事地对我说：“或许这些女孩只是太敏感了，其实没人想伤害她们。”

“你太敏感”是性骚扰受害者面临的经典质疑之一。这种态度和观念否定了受害者的主观感受，进而否定和消解了性骚扰行为的存在——判断性骚扰是否成立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行为是否违背了受害者的意愿，即主观感受。这种对受害者真实感受的轻视与不尊重，本质上是一种歧视。当一个人对女性群体都贴上“太敏感”的标签，性别歧视就形成了。

相信“你太敏感”论调的人大多认为，人生本不公平，要内心强大，不要被微不足道的，不会对人生轨迹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所影响。

这或许是一种处世哲学，但并不是用来绑架他人的绳索。早就有社会实验表明，大量“隐形歧视”的累积会给被歧视者带来实质性的负面影响。该实验研究的是种族主义之下的微歧视。实验结果表明，无论一个人的肤色、阶级地位、过往履历如何，只要被暴露在一系列不易察觉的歧视之中——被给予更少的眼神交流、更冷漠的回应、更短的交流时间——这个人的情绪和言谈就会受到负面影响，表现出更多的失误，如说话犹豫、口齿不清、错误频出，从而失去一些重要机会，比如在求职时错失职位。

早在2015年，《中国妇女》 曾指出：对女性的歧视存在每一个公共与私人空间里，这源于厌女症在社会中的长期存在，使得我们习以为常。

“一百多年前，中国女人裹脚，西方女人裹腰，那时大家都认为这自然而然，后来通过学习人们知道，裹脚裹腰都残害女人的身体，把女人当成男人的用品，前者是男人病态的性爱好的产物，后者是男人对女性美病态的想象的产物。”

这个案例完美诠释了我们为何不能以“敏感”而质疑受害者——一些人所谓的“敏感”，其实是女性为了保护自己所产生的，最基本的警觉之心。正如自媒体账号“吐槽青年”所说：“女性敏感，说明社会仍然未能给予她们足够的安全感。”

当然，针对性暴力受害者的隐形歧视并不局限于“你太敏感”的观点，荡妇羞辱也是其中之一，这也是受害者在性暴力面前选择缄默的一个重要原因——害怕社会性死亡。在邹振豪案件里，那位最后并未与邹发生实质性性行为的受害者对媒体表示，她当时没有报警，也是因为自己生活的城市是个小地方，她担心亲人或同事知道后认为她“不检点”。

关于“荡妇羞辱”，公共舆论的讨伐从未停止过，但相关事件也从未停止发生。

荡妇羞辱高度渗透于社会之中，表现形式多样：通过女性的穿着、性格、爱好等推断其人品，造黄谣，甚至对性暴力的受害者做出道德谴责，都属于荡妇羞辱。这些审视与箭在弦上的指责围猎着女性，压制了一些人对自身权利的保护与争取，对性暴力的受害者造成了二次伤害。

女性或多或少地被困在“荡妇羞辱”的语境里，这并不稀奇，也不罕见。高中毕业的暑假里，我第一次化妆，参加完同学聚会，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嘴角带着微笑，目光瞟过了一名正在骑车的中年男人。他以为我在冲他微笑，停下车子，以一种我此生难忘的猥琐目光注视着我，仿佛在等待我走近他。

而我嘴角带着微笑，只是因为我刚刚度过了开心的一天。

后来，我在他的注视下放慢了脚步。他见我没有靠近的意思，依依不舍地骑上了车子，但依然车速很慢，时不时地回头看我。我拐进街边的商场，在人潮里度过了东张西望的一个小时，才敢继续回家。

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敢化妆，独自出行的时候不再露出笑容。作为一个刚刚成年，涉世未深的女孩，我隐隐认为自己那天不该“浓妆艳抹”，更不该穿短裙。

十多年过去了，我早已明白在这场事件中，我并无过错，穿短裙和化妆都不应该是我被人骚扰的原因——事实上，“遭受性暴力是因为穿着暴露”的偏见早就被“打脸”了。2018年，比利时曾举办名为：“What Were You Wearing 你当时穿了什么”的展览，18名女孩在遭受性侵时穿的衣服被钉在墙上，睡衣、运动服、警用服装、牛仔裤…这些受害者的衣物和故事证明，性侵可能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身上。

尽管如此，我依然养成了不在马路上和人对视的习惯。甚至有时候遇到陌生的中年男性，我的目光会下意识地躲闪，即使对方并无恶意——在潜意识里，我害怕自己友好的眼神会使对方误解。

正如《中国经济网》的一篇文章所说，“荡妇羞辱”给女性带来的道德枷锁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它坚硬，不易撼动，但我们并不能因此放弃。

体系的困境：定罪困难

《初步举证》在国内上映16天，票房突破了3000万元，在“舞台剧影像”这种堪称冷门的影片类型中相当亮眼，更别提它还是一部节奏快，专业壁垒高的英文独角戏。

《初步举证》的热映加深了中国观众对英国法律体制的认知和了解，尤其是这套体系对受害者的不友好。

2020年，我在英国完成的调查显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性侵诉讼的数量有所下降，但警方收到的与性侵有关的报案却显著上涨。这说明，有些性侵事件最终并未走到庭前对峙的那一步。性骚扰案件更不用说，无数调研已经证明，许多受害者自知徒劳，甚至不会选择报警。

性暴力案件定罪困难，几乎是社会共识。但它究竟难在何处？

首先，性暴力的“证据”难以收集。

我曾采访过一位生活在英格兰的女性Nikki，她在一场狂欢节受到了陌生男性的肢体骚扰。她报了警，提起了诉讼，但由于证据不足，对方并未受到任何惩罚——这场骚扰的持续时间很短，短到受害者来不及记录。狂欢节上，周围的目击者全都醉醺醺的，因此证词也被认为不可信。

《初步举证》里，受到男同事侵犯的女主泰莎在酒精和恐惧的影响下，清洗了自己的身体，犯罪证据也因此被破坏。

但是，清洗身体属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表现之一，是一种十分正常的，不应被责备的本能反应。对于一名刚刚遭受侵害，身体和心理受到严重创伤，可能还处在惊慌失措，自我厌恶等负面情绪中的人，社会要求她理智地思考，冷静地保留证据，还要为自己一不小心破坏了关键证据而自责，是否过于苛刻？

其次，法律对“性同意”的判断，以及法庭上的质询方法，都未充分考量受害者心理和精神层面受到的影响。

英国法律规定，要想进行性侵犯的定罪，检方必须证明受害者并未同意，并且被告方（侵犯者）无理由确信对方同意。

在《初步举证》里，在性侵发生之前，泰莎与侵犯她的男同事有着暧昧的关系，两人此前发生过性行为，且泰莎主动邀请男同事回家，这些行为都被视为泰莎对此次性行为的同意。社会期待一个明确的，充满强烈反抗的拒绝，但事实情况是，泰莎当时醉得无法自控，呕吐，没有强烈反抗的能力。

对于这套遵循疑罪从无和推定同意的法律，身为律师的泰莎也曾深信不疑。为了帮助自己客户（被告）取胜，她也曾在一名女性的证词中寻找逻辑漏洞，质疑对方的“不同意”，最终赢得官司。她也曾动摇客户是否真的清白，但她不断劝说自己，法律是公正的，律师要置身事外，不可以进行评判。如果客户真的性侵了原告，那也是原告背后的公诉方没有做好他们的工作。

直到她坐上了原告和受害者的位置，在律师的质问中被迫回忆自己遭受侵害的场景，她才发现，真实的人性和法律的程序似乎有出入：“当一个女性受到了侵犯，那是一种腐蚀性的创伤。它始于身体深处的恐惧和痛苦，接下来蔓延到思想和灵魂。（受害者）对性侵过程的记忆，是不清晰的，不连贯的，缺乏条理的。但正因如此，法律认定她们的证言‘不可信’。”

不清晰，不连贯，缺乏条理，可能都是创伤的表现。

“女性对创伤的叙述，与法庭更倾向采纳的证人证词，是如此不同。”《初步举证》的编剧Suzie Miller这样说道。

“那天是狂欢节，你还能期待些什么呢？”Nikki在回忆起自己被性骚扰时，曾这样对我说。这句话可以被套用在许多类似的案件上。“我那天喝多了，还能期待些什么呢？”“是我主动领他回家的，还能期待些什么呢？”当受害者被迫陷入自证陷阱和“完美受害人”的期待，就已经默认，自己的正义难以得到伸张——在英国，性侵犯相关案件的最终定罪率只有1.3%。

“叙事可以改变社会进程。”

“性同意不应该成为辩护词里的一部分，否则在交叉询问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人反复质疑受害者的回忆，并试图以此证明性侵害的过程中存在性同意。在质证过程中，要担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被弄反了。”

在《初步举证》的百老汇圆桌会议上，Suzie Miller提出了她对法律体系的质疑。在成为剧作家之前，她是一名人权律师。在长年的工作与思考中，她将质疑以故事的形式呈现，从女主的口中说出，引发了英国司法体系的变革。

“叙事可以改变社会进程。”她说道。

确实，在2022年舞台剧上映后，泰莎法案被提出（TESSA，既代表女主泰莎的名字，也代表《对严重性侵犯的质询方法提案》的缩写）；伦敦贝利街（中央刑事法庭）的一名女性法官将《初步举证》定为法官上任前的必修剧目；观看该剧的录像已经成为北爱尔兰所有新任法官培训内容中的必要一环。

《初步举证》的“成功”再一次证明，面对一场性暴力，我们的讲述方式，总有一天会对社会，对受害者，对加害者产生实质性影响。

作者：Jacq，编辑：黄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