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元旦前夕，绍兴文理学院潘承玉教授收到我国金学权威吴敢教授发来的邮件。吴敢在邮件中对他提出《金瓶梅》作者是徐渭的观点关于《金瓶梅》作者之谜持续不断的争议表示极大的关注，并赞誉道：“十年来学界反应证明，十年前我对贵著的评价并非溢美之辞。今天依然可以断言，《金瓶梅新证》是所有《金瓶梅》作者研究成果中逻辑最为严谨、推论最为精微、行文最为典训、结构最为周到的一种。相信21世纪的《金瓶梅》研究，一定能撩开《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的神秘面纱。”

《金瓶梅》作者之谜的研究是《金瓶梅》研究中的第一大焦点问题。据统计，众多学者先后发表了近千篇论文，提出的作者将近70位。潘承玉在1999年出版的专著《金瓶梅新证》提出《金瓶梅》的作者乃绍兴名士徐渭，为揭开《金瓶梅》作者之谜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新的证据。十年间，潘承玉的“徐渭说”得到了胡令毅、邢慧玲等学者的丰富与发展，这一学说也越来越“在金学塔尖绽放出耀眼光芒”。

潘承玉真的破解了《金瓶梅》作者之谜？

“兰陵笑笑生”果真是徐渭吗？

一部作者隐姓埋名的伟大小说

420年前的明万历十七年（1589）十二月，北京政坛发生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大理寺评事雒于仁给荒废朝政的神宗皇帝“陈奏”了一道《酒色财气“四箴”疏》，直指“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当时一位隐姓埋名的长篇章回小说作者立即在自己刚完成的一部章回小说的总目录前添加了《酒色财气“四贪”词》，并在两处山东官员名单中增列了一个“陈四箴”的人名。

此人便是《金瓶梅》的作者，当然，这部小说便是《金瓶梅》了。此书面世后曾几度沦为禁书，最后终于在世界文学史上获得应有的地位，被公认为伟大的世界文学名著。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其19篇首论《金瓶梅》，说：“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并赞其为“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据调查，从1931年发现这部小说的明代最早刊行本以来，迄今用现代技术手段印行的这部小说的版本——含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以及国外译本已达30余种，近百万册。

美国大百科全书《金瓶梅》专条称“《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法国大百科全书称《金瓶梅》“在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新”。

遗憾的是，20世纪以来，有关《金瓶梅》的研究取得了种种进展，但在若干基本问题上，学术界的看法仍然陷在迷雾之中。例如，在这部小说定稿420周年之际两岸出版界这次不约而同推出的校点本和影印本《金瓶梅词话》，其作者署名一如既往，仍然是“兰陵笑笑生”，“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在绝大多数读者和相当部分学者眼里，仍然是个谜。

古典小说与文化博士、多伦多大学东亚文学系教授胡令毅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谁，潘承玉先生已经给我们找到了正确的答案，我们认为萦绕在人们心头四百余年的《金瓶梅》作者之谜也是该破解的时候了。”

《金瓶梅》作者之“徐渭说”

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出版于1999年，书中他详细论述了《金瓶梅》作者之“徐渭说”。河南大学文献信息研究所研究员邢慧玲在阅读了潘承玉此书后，特地从河南赶到绍兴。

看了绍兴的城市结构，邢慧玲惊叹小说中所描写的“一府两县”格局和“县前街”、“东街”、“大街口”、“狮子街”、“灯市”以及“五里原”等等内外景观布置在绍兴城几乎全部找到实景。看完徐渭晚年故居“青藤书屋”，邢慧玲惊呼：“《金瓶梅》中西门府所在地就在绍兴！我要潜心研究，将毕生精力献给徐渭，献给《金瓶梅》的作者徐渭！”

《金瓶梅新证》为何让邢慧玲如此信服？

在《金瓶梅新证》中，潘承玉对《金瓶梅》文本进行了全面细致地分析，列表详细对比小说中关于佛教与道教描写前后的变化。

通过对比，潘承玉提出：《金瓶梅》所写年代是由佛教长期失势转而得势，道教长期得势转失势的时代。小说所反映的时代跨嘉、隆、万三朝而以嘉靖朝为主，全书定稿约在万历十七年后，进而得出结论：作者非嘉靖或者万历年代人物，应当是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生活在嘉靖朝的人。

《金瓶梅》中，涉及小曲27支、小令59支、散套20套30种，涉及《西厢记》、《两世姻缘》等戏剧作品24部。

很多场合，人们应该说、骂、哭的时候，作者难掩戏曲创作的冲动，以“曲”代之，创作出众多戏曲；《金瓶梅》在人物描写上惟妙惟肖，巧妙运用了绘画中的白描技法，清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张竹坡说：“读《金瓶梅》，当看其白描处。子弟能看其白描处，必能做出异样省力巧妙文字也”；除了诗、词曲、骈文等文学性文体，《金瓶梅》作者运用了部分非文学性应用文体，其中多为官场用文，如第四十八回曾御史的奏章，“违越光仪，倏忽一载。知己难逢，胜游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

根据以上三点，潘承玉提出：《金瓶梅》的作者除了是位小说家，必定还是一位娴熟的戏曲作家、画家和善于写作官场应用文的幕客。

关于小说的地理原型潘承玉也做了新的考证。

在《金瓶梅》第一回中，清河县知县说武松：“虽是阳谷县人氏，与我这清河县，只在咫尺。”武松打虎之事“传得东平一府两县，皆知武松之名”。

在明朝，“一府两县”在同一城的现象并不多见，小说中东平府含有两个县治，阳谷县与清河县，西门府所在地为清河县。小说中虽明确说明西门庆所住地址为“大宋国山东清河县牌坊”，但是明朝时，东平府并非“一府两县”的格局，由此认为小说所写故事的发生地即山东清河县的观点不严密。

如果西门府不在山东，那么小说地理原型究竟在哪里？

潘承玉查遍明代各史，发现整个北方地区仅有顺天、西安两府，南方地区有应天、苏州、杭州、湖州与绍兴五府，存在“一府两县”现象。

为了确定具体原型到底是哪座城市，潘承玉继续寻找《金瓶梅》中的线索。

小说第四十八回中写道：“（东平府）调委阳谷县丞狄斯彬，沿河查访苗天秀尸体下落”，“巡访到清河县城西河边”，由此得出两县治的具体方位是：清河在东，阳谷在西，两县中间有界河。

明朝，在可查证的“一府两县”的府城中，两县治呈东西向排列于府治两侧，并以河为界，只有绍兴一府。

通过对小说文本与明朝史实的研究，潘承玉提出颠覆金学界传统论断的新观点：《金瓶梅》中所描写的地理原型非山东清河县，而是浙江绍兴市。

至此，小说中妇女唯一发型为“杭州簪”，向西门庆借银子的“杭州刘学官”又称“前边刘学官”等等，与小说第七十四回，薛姑子宣卷讲到：“这赵郎见词不能依随，一日作别起身，往山东买猪去”，与第九十四回，媒婆薛嫂听人说：“我那边下着一个山东卖棉花客人。”与小说地理原型为绍兴在逻辑上完全吻合。因为，只有是绍兴主人才会对朋友说我这边有个山东客人，山东主人没必要故意称对方客人是山东客人，只有在江南杭州附近满足“一府两县”格局的绍兴，才会称“杭州刘学官”为“前边刘学官”。

既是绍兴人，又集画家、戏剧家和幕客为一体，明朝时哪位绍兴人士最有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呢？

最终种种线索集中于一人，此人便是明朝绍兴大名士徐渭。

2000年10月，吴敢教授在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长篇论文《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说：“潘承玉所作《金瓶梅新证》是所有《金瓶梅》作者研究成果中逻辑最为严谨、推论最为精微、行文最为典训、结构最为周到的一种。”

徐渭缘何作《金瓶梅》？

潘承玉介绍说，徐渭是明朝时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集画家、小说家、戏曲作家、书法家于一体，他开创了青藤画派，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又是明代一流戏曲作家，著有《四声猿》、《歌代啸》等反映现实的杂剧作品，因此，他完全有能力写作《金瓶梅》。

徐渭也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怪才”，虽满腹才华，但仕途不顺，历时21年，7次科举考试都落榜，至晚年依旧是一名穷苦秀才。

据史料记载，徐渭字文长，生于正德十六年，卒于万历二十一年，一生跨正、嘉、隆、万四朝，乃明晚期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他幼年失母、青年丧妻、困顿科场、辗转幕途、畏祸致狂。

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时指出：“作者不幸，身遭其难，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号无益，借此为自泄。其志可悲，其心可悯矣。”可见《金瓶梅》的作者一生命运多舛，悲愤自泄为其写作动机之一。

明嘉靖年间，浙江总督胡宗宪领兵于江南抗倭，因战争需要，招募参谋，文武全才的徐渭被选中。徐渭成了胡宗宪的幕客，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抗倭计策，屡屡立功，因此深得胡宗宪倚重。

但是后来，恩人胡宗宪入狱，徐渭一度抑郁成疾，精神错乱，不断用锤子敲击自己的头脑，甚至杀害了自己的妻子，遂入狱。后来，当朝状元张元忭和翰林院编修陶望龄等组织了各方力量，极力为徐渭求情，希望官府看在徐渭神志不清的份上将其释放，徐渭终得以重获自由。出狱后的徐渭，又娶了几任妻子，但都以休妻告终。

徐渭的坎坷经历在他心理上造成了一定的阴影，特别是在看待女性的问题上。潘承玉认为，正是这种病态促使了徐渭能从“审丑”的角度来创作小说，在他的笔下妇女都成了迎奸卖俏的市井淫妇，官不为官，妻不为妻，僧不为僧，《金瓶梅》开创了我国“审丑”小说的先河。

另一段历史记载，同样勾起了潘承玉的注意。

徐渭与沈炼同为“越中十子”，沈炼长徐渭14岁，又是徐家的女婿，两人交往甚密，沈炼平时对徐渭颇为照顾，经常介绍“越中名士与徐文长相往来”，因此沈炼对于徐渭来说不仅仅是亲人，还对他有知遇之恩。

沈炼后来考取了进士，有朝廷锦衣卫经历。不久，蒙古骑兵进犯京师，首相严嵩纵容奸党将领畏敌不前，使京师附近被焚掠，还任意残杀百姓，虚冒战功，蒙骗朝廷。举朝默默之际，沈炼愤然上书嘉靖皇帝，历数严嵩纳贿误国、“贪婪之性疾入膏肓”等十大罪，请求皇帝罢免严嵩以谢天下。

沈的奏章未能撼动嘉靖帝对严嵩的信任，被贬谪的沈炼又著诗针砭时事。严嵩之子严世蕃下令，无论如何要铲除沈炼，成功者重赏，“大者侯，小者卿”。这年9月，沈炼被诬告为邪教“白莲教”首领而被斩首，两个儿子也被杖杀，远在江南老家的长子沈襄也被流放。

“追怀沈炼，为其鸣冤”，潘承玉认为这是徐渭作《金瓶梅》的另一重要创作动机。

《金瓶梅》作者虽然在小说中写明时代背景为宋朝，但是学术界公认，《金瓶梅》所写朝政方面的事实与徽宗政和年间的历史多有差讹，与明代嘉靖朝严嵩当政时的现实更为接近。

至小说结尾写“大金人马犯边，抢至腹内地方，声息十分紧急”，天子仓皇让位，继帝随后与上皇皆成阶下囚，“中原无主，四下慌乱、兵戈匝地，人民逃窜”，国亡家破，西门府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则明显带有明代灭亡的预言书性质。

“写宋的目的在于喻明，吟古的目的在于警今。”潘承玉认为徐渭创作《金瓶梅》的深层原因在于“作者深沉而清醒的民族忧患意识”。

《金瓶梅》中暴露了明朝中后期社会的黑暗、腐朽，社会道德的沦丧，人物心理的病态。作者的悲愤，最终转化成了悲凉的文字，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上“平民写作”之风，通过对现实社会黑暗面露骨的描写，预言了明朝必将走向灭亡，然而他所写的“丑”，并非以丑为美，而是以“令人血冷的悲凉、苍老和幻灭感”写尽世间丑恶，呼唤正义、光明与善良的回归。

《金瓶梅》作者研究“四大说”

改革开放以来，继国际红学热之后，“金学”渐兴，迄今已召开全国性的《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十多次，举办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六届，发表的论著难计其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有一个长盛不衰的热点和难点，就是对小说作者真相的探讨。

在迄今已提出的众多学说中，有四种学说，因流传广泛、论证详实，广为人所接受，被称为《金瓶梅》作者的“四大说”，即王世贞说、屠隆说、李开先说和徐渭说。

在数十种关于《金瓶梅》作者的说法中，王世贞说流传时间最久，从明朝至今一直有学者提及。

此说最早见于屠本畯《山林经济籍》，其文有云：“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此处的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即明朝嘉靖时期大文豪王世贞。

有一种民间传说就以为，王世贞因为父报仇，著带有情色描写的《金瓶梅》，送于杀父仇人严嵩之子严世蕃，并在《金瓶梅》每页上涂上砒霜。一向喜爱情色小说的严世蕃得到《金瓶梅》后爱不释手，沾着唾沫一页一页翻看，全书看完之后，便毒发身亡了。

1934年，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学生吴晗发表了论文《金瓶梅的著者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震动。吴晗考证了严世蕃并非死于中毒，并找出书中诸多内证证明《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大约是万历十年到三十年（1582－1602），推翻了王世贞作《金瓶梅》说。其后，郑振铎亦撰文否定王世贞作《金瓶梅》说。鲁迅、王采石等也曾极力反对王世贞说，王世贞说随之根本动摇。

屠隆说是近年来论据较为有力、影响较大的另一种学说。屠隆说最早由我国著名金学家黄霖提出，为了证明其观点，黄霖围绕屠隆说发表了8篇文章，提出了7点理由。此说得到魏子云、刘孔付等学者的支持和发展。

不久，徐朔方连续发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质疑》、《〈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质疑之二》、《笑笑先生非兰陵笑笑生补证》等文，刘辉著《金瓶梅研究十年》等文，引起了一场关于《金瓶梅》学者是不是屠隆的大辩论。屠隆说的理论弱点和内在矛盾得以充分暴露出来。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将《金瓶梅》列为一章，在初稿的一条脚注中，编撰人吴晓铃提出《金瓶梅》作者是李开先。但在定稿时，有人提出此说法尚待研究，于是出版时就把“是李开先”改成了“很有可能是李开先”。此后，吴晓铃赴美国讲学时明确提出了“《金瓶梅》作者即李开先”，并公开发表文章，他的学说得到了卜键等人的发展。

但是，诚如多数研究者所指出的，李开先生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卒于隆庆二年（1568），比绝大多数学者公认的《金瓶梅》作者生活的时代早了约20年；尽管他也曾在仕途上遭受挫折，但一生大体顺遂，其心境与《金瓶梅》弥漫全书的怨愤和悲凉情调相距甚远。在其他很多方面，也都难以从李开先角度解读《金瓶梅》。

潘承玉对《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是从追踪明代士人评价《金瓶梅》的蛛丝马迹，和深入考究小说文本两方面双管齐下开始的。从1997年起，他在内地《中国文学研究》、台湾大学《中外文学》等海峡两岸的期刊上陆续发表《金瓶梅抄本考源》、《〈金瓶梅〉地理原型考探》、《〈金瓶梅〉作者的三重特殊角色》、《民族主义：金瓶梅作者的隐微情怀》等论文，逐渐揭开了金瓶梅作者“徐渭说”的面纱。

潘承玉考证了大量古籍，从“绍兴老儒说”入手，寻找《金瓶梅》抄本最初的源头。据潘承玉考察，明万历年间流传的各种《金瓶梅》抄本，其最初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徐渭的学生陶望龄；而徐渭去世后，陶望龄是徐渭手稿唯一的收藏者和管理者，陶望龄本人不喜欢通俗文学创作，所以陶望龄手上的《金瓶梅》极有可能就是徐渭创作的《金瓶梅》小说原稿。

万历二十四年，陶望龄的好友袁宏道到绍兴看望他，在他家里看到了陶望龄为老师写的《徐文长传》，同时也看到了徐渭的遗作。随后，袁宏道连续做了3件事：也为徐渭创作了一篇《徐文长传》，文中同情“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写信向朋友盛赞徐渭是“我朝第一”文学家；写信对朋友说，《金瓶梅》“云霞满纸”，是他至今为止读到的最好小说。徐渭和《金瓶梅》之所以没有被时代埋没，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陶望龄与袁宏道的极力推崇。

根据潘承玉的对比研究，《金瓶梅》和现有的徐渭存世作品，从情节各要素到语言各要素，两者都存在大量细微不觉、又无处不在的相同点和相似点，显示出几乎完全一样的知识视野、思想情趣和写作惯性，无法找到第二个人物的文字，具有和《金瓶梅》如此的相关性。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研究各家众说纷纭，但是正如严云受所说，“无论你是否接受潘承玉的观点，你都不能不被他提出的大量文本材料和相关资料所吸引，因而觉得颇受启迪”。

《金瓶梅》作者“徐渭说”的发展

几乎把毕生心血都献给金学研究的前辈专家吴敢教授，旗帜鲜明地评价潘承玉的徐渭说，“是所有《金瓶梅》作者研究成果中逻辑最为严谨、推论最为精微、行文最为典训、结构最为周到的一种”，高度肯定了潘承玉“徐渭说”在迄今约70种《金瓶梅》作者说中的突出地位。

其他一些著名学者，甚至包括主张屠隆说的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黄霖教授，主张王世贞说的河北师大博士生导师许建平教授，在认真审视了“徐渭说”的论证体系后，也都在有关论著中对潘承玉的研究给予肯定。

不少中青年学者则以潘承玉的研究为基础，直接参加到对《金瓶梅》作者“徐渭说”的论证之中。他们相信，沿着这条学术路径走下去，一定可以彻底解开《金瓶梅》作者之谜。

华裔学者胡令毅在归国研究期间，花了数年时间对《金瓶梅》作者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发表《论西门庆的原型——〈金瓶梅〉作者徐渭说新论》一文指出，“《金瓶梅》的作者是谁，潘承玉先生已经给我们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几十年前，阿瑟·韦利凭他的直觉，曾猜测到这部小说是徐渭作的,然而大家都不以为然。时隔半世纪之久,潘先生独具慧眼，又把我们从芸芸众生中带回到了这位‘绍兴老儒’的身边。潘先生的杰出贡献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以此为前提，他分析提出，小说塑造的西门庆形象及其兴衰故事，背后有徐渭幕主胡宗宪的影子，《金瓶梅》是一部将《水浒传》原有的主人公形象、事迹，与绍兴老儒徐渭的幕主胡宗宪之个人、家庭、事业及风流韵事融为一体，并以其女人为中心的带有一定真实色彩的传记小说，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大都可以找到原型。

2007年，胡令毅又发表《论温秀才》一文，进一步分析小说所写西门府的“西宾”人物温秀才，和作为门客的徐渭本人在籍贯、相貌以及性格行状等方面的一系列相同或相似之处，“以为徐渭作《金瓶梅》提供进一步的佐证”。

黄霖曾经发现，《金瓶梅》第五十六回的《哀头巾诗》和《祭头巾文》出自《山中一夕话》（即《开卷一笑》），而此书卷首的参订、校阅者，一会儿题笑笑先生、哈哈道士，一会儿又题一衲道人、屠隆，据此，黄霖认定笑笑先生、哈哈道士、一衲道人、屠隆都是同一人，这是他提出《金瓶梅》作者屠隆说的重要证据之一。潘承玉在研究中同样提出了“兰陵笑笑生”与死后葬在“兰亭山”的“天池生”徐渭的紧密关系，提出徐渭生前行文做书常以两个“一笑”或者“笑笑”的象声词“呵呵”结尾，徐渭还写到“终日呵呵，才是天下第一笑品”。邢慧玲受此启发，对“笑笑先生”与屠隆的同一性进行了反驳。她对《山中一夕话》的序言和卷首署名方式进行重新考察，发现笑笑先生、哈哈道士与屠隆并非同一人，《山中一夕话》的编者只能是笑笑先生；她更在署名徐渭的《刻徐文长先生秘集十二卷》中找到大量与《山中一夕话》相互雷同的笑话，证明徐渭其实就是《山中一夕话》的编者。

邢慧玲发表在2006年第2期《明清小说研究》上的这个考证发现，很大程度上抽掉了屠隆说的基石，更使潘承玉提出的“兰陵笑笑生”与徐渭的对应关系得到进一步确认。

2009年初，由吴敢教授主持的《徐州工程学院学报》金学专栏又发表了来自西南大学文学院青年学者王停军、李俊瑶的一篇论文。该文“在潘承玉《金瓶梅新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追溯了陶望龄和明万历间《金瓶梅》抄本拥有者徐阶、王肯堂、文在兹等的关系，以及其间存在于陶望龄身上的种种反常现象，提出作为徐渭遗著的整理者，陶望龄在《金瓶梅》抄本传播过程中的“欲盖弥彰，正暴露了他在最初抄本流传过程中，作为非作者总源头的可能性”。

潘承玉向记者出示了上海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全亮刚寄来的一份请求指导的《金瓶梅作者徐渭说补证》的学位论文提纲。全亮表示，“《金瓶梅》是千载难遇的奇书”，一定要利用学位论文的写作，进一步加强《金瓶梅》和《徐渭集》的文本互证，“为徐谓说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