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胜利后，海南国防重要性日益凸显，在社会舆论的关注下，“海南建省”提议再度被推向历史前台。以报刊杂志为代表的诸多主流社会媒体对这一提议展开广泛讨论。人们围绕国防安全、政治建设、经济发展等方面论证“海南建省”必要性、可行性。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对建省提议有所因应，但却未将其提高到国防战略高度，致使“海南建省”无果而终。然而，围绕建省所展开的讨论，无疑是对海南国防、政治、经济地位的有益探索，并有力助推“海南建省”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海南建省，琼崖，1945—1948年
“海南建省”的提议始于清末，海南文昌人潘存曾上书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提出《琼崖建省理由与建设方案》，然而，这份方案却“在对日战争时期，毁于炮火而无存矣！”[1]考诸史料，潘存实为倡导“海南建省”第一人。1912年，建省之议再起。刚刚辞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着意于此，他认为，海南乃“海疆之要区，南方之屏障”，[2]“海南建省”有益于国防建设。于是，孙中山与梁士诒、陈发檀36人联名撰写《琼州改省之呈文》提交国会，从“巩固海防”“启发天然富源”“文化政策”“国内移民殖民政策”“行政之便宜”等五个方面探讨“琼州宜改行省”。[3]但彼时，民国政权初建，地方军阀割据，政府倾全力于军事以应付，尚力有不逮，更无余力建设地方政制。因而，孙中山此次上书石沉大海。嗣后，又有数次改省之议，或因军阀混战，或因地方实力派阻挠，悉被搁置。1939年，日军登陆海南，未久，全岛大部沦陷，海南遂成为日本实施“南进”战略的军事基地，以及与欧美争夺印度洋、太平洋势力的军事跳板，其军事战略地位至关重要。抗战胜利后，海南光复，南京国民政府依然沿袭行政旧制，将海南划属广东省，“设广东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实施管辖。[4]此项安排，不仅无视民国初年以来为实现“海南建省”而进行的诸多探索与努力，更与抗战胜利后海南日益凸显的南海国防战略地位不相匹配。是时，“海南建省”提议已历数十年舆论积淀，不论在国民政府中央层面，抑或社会媒体层面，均臻于成熟，一场社会讨论呼之欲出。
学术界业已察及民国时期“海南建省”问题，但多囿于对“建省”相关史实的梳理，至于社会舆论对建省之议的争鸣，则鲜有涉猎。[5]有鉴于此，本文选取1945—1948年这一特殊历史节点，分层次考察关于建省之议的社会舆论，尝试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一、“海南建省”社会讨论形成的动因
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第46军先遣一团率先进驻海口，[6]被日军占据6年有余的海南得以渐次收复。仅仅过去8天，在各大报刊依然全面充斥抗战胜利报道之时，《中央日报》首先发声，于10月18日至20日大版面连载黄埔一期学员、海南文昌人韩云超《琼崖改省与建设方案刍议》一文，重提“海南建省”旧案。[7]韩文一经发表，“海南建省”动议即博得社会舆论的关注与重视，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诸多主流媒体社会一时围绕此议各抒己意，新见迭出，最终形成一场持续三年之久的社会讨论。这场关于“海南建省”全国范围内讨论的形成绝非偶然，其形成动因分述如下。
第一，抗战胜利后，海南的南海国防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海南位于南海北端，是南海最为重要的战略咽喉要地，对其实施有效控制，能使我国南部防御纵深增加上千公里，对于抵御强敌入侵、维护陆地安全具有突出意义。然而，自西汉海南设治以来，因孤悬海外，交通不便，对其管理常呈行政神经末梢态势，政府少有察及主琼者“各自行其政”。[8]晚清民国以降，海南由昔日大后方一跃成为国防前沿，旧有行政建置不再适应海南已为国防前线的现实需求，“海南建省”提议屡被提及。特别是1921年春，孙中山更是建议提升海南行政层级，主张设省以加强治理。海南“以现代军事言，更为国防枢纽，且维护远东和平，国际安全，亦此是赖”，[9]但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民国政府，皆未能将海南开发视为国防战略。海南岛沦陷的次日，蒋介石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
海南岛居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为战略上之重要据点，日军攻占海南岛，切断了香港至新加坡之间、新加坡至澳洲之间的交通联系，使菲律宾也感受到了威胁。同时，不仅对法属印度支那构成了直接威胁，而且是出于完全掌握太平洋海上霸权之目的。[10]
借此，有识之士急切呼吁南京国民政府应遵循国防建设需要，有计划地将南海诸岛开辟为海、空军基地，以为国防前哨，“既可作航海启碇停泊的港湾，又可为军事上的攻守的要塞”。[11]为此，“明眼人均已认为它（海南）有单独成为一个行政区域的必要”，[12]应提高海南行政地位，建海军根据地以扼战略要冲，“如此恢复我国原有航线，则边疆无忧矣”。[13]
第二，抗战胜利后，国内出现新一轮省制改革运动高潮，“海南建省”再次列于专家的规划建议中。[14]“省制改革”贯穿于民国政治中，每当政局趋于平稳，利于中央集权发展态势时，便会形成一次省制改革的高潮，总体呈现“忽隐忽现，若断若续”的态势。每一次省制改革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不但有官方造势，且众多专家学者亦参与其中，积极建言；每一次省制改革方案，“海南建省”都赫然在列，如影相随。究其原因，这既与省制改革初衷密切相连，也与海南符合省制改革的要求紧密相关。民国时期的省制改革，主要针对清末以来省区过大而导致地方割据此起彼伏、各地军阀混战不止之弊病，主张欲建立统一国家，必须据科学原则，依相对独立的自然区域，重新划分并缩小省区。[15]1944年，伴随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胜利，抗战胜利成果可期之时，省制改革运动也趋向活跃。5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省政府组织法》，对省政府组织架构、权力范围、负责事项，以及省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等作了明确且具体的法律规定。[16]此举不但意在提高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完善行政制度建设，更旨在为南京国民政府调整省级行政区划作制度准备。1945年，南京国民政府决计将东北三省划为九省，[17]由此，人们似乎看到了海南亦可建省的希望。
第三，建省可“简化机构，提高行政效能”，[18]既而统一政令，消弭以往政出多门的乱象。海南距广东省治较远，管辖历来不便，“一切措施，莫不捉襟见肘，故欲望其若何建树，以为改省准备，绝不可能”。[19]一方面，建省可为战后海南经济恢复和发展创造制度条件。海南在抗战“胜利之初，如能与台湾同时宣布改省，并将各项遗留建设，饬由各该主管机构分别接收，庚续进行，毋或停顿，则迄逾两载，虽未必即能突飞猛进，然终不致遽尔拆毁，腐朽以尽也”；[20]另一方面，恢复和发展海南经济，不但可为“海南建省”作经济准备，且更能实现建省后经济自给，“完成环岛之交通，迅谋矿山复业，以备资源之开发，俾将本岛，构成为物产丰富，动力充足，交通便利，农工商业无往不利之基地”。[21]依此，海南将在抗战胜利后迎来新的发展时期。
第四，韩云超等琼籍人士的努力。1945年10月18—20日，韩云超《琼崖改省与建设方案刍议》一文连载于《中央日报》，打响抗战结束后“海南建省”舆论第一枪。海南文昌人韩汉藩亦不遑多让，于1946年在《时代公论》发表《琼崖应改省刍议》一文，呼吁建省。韩云超与韩汉藩为抗战结束后“海南建省”社会讨论的形成起到了舆论上的重要推动作用。除韩云超和韩汉藩外，海南文昌人陈策亦付出诸多心血。他曾任国民政府虎门要塞司令、海军总司令、广州市市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早年即加入同盟会并追随孙中山参与革命。陈策为“海南建省”实现竭尽毕生心血。1921年，陈策曾与王斧等倡议建省，因陈炯明倒戈，粤局紊乱，筹备中止。1932年，又与伍朝枢等请求政府将海南改省。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琼崖改为特别行政区，委伍朝枢为特派员，因受阻于广州绥靖主任陈济棠，遂取消此议。1936年12月，陈策陪同宋子文、宋子良考察海南，向宋氏兄弟宣传“海南建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陈策为“海南建省”前后奔走20余年，虽历经多次失败，但毫不气馁，以陈策为代表的琼籍人士为抗战结束后“海南建省”社会讨论的形成做出了于政府层面策应的重要贡献。
近代以来海南海防重要性日益显现，在南海边疆治理过程中加强海南政治建设便成必然。如此，抗战胜利后“海南建省”提议便在社会运动与政治发展趋势合力下被再次推向历史前台。
二、“海南建省”社会讨论中的倾向之争
韩云超发表于《中央日报》提议“海南建省”的文章，基于抗战胜利后国防建设需要，以海南现有行政级别已无法适应其日益凸显的南海区域国际战略发展地位为由，提出“海南建省”方案。
一方面，韩云超认为，海南岛孤悬海外，是国家南疆重地与国防枢纽，海防的重要性日益呈现；另一方面，韩云超亦历数海南经济发展潜力与文化基础，以证明其具备独立建省的可行性。海南是中国少有的热带区域，资源丰富，利于发展农产、畜牧、海产、盐产、木材、矿产等产业。只要制定符合实际且切实可行的实业振兴计划，“海南建省”并独立管理的经济基础便可无忧矣。《琼崖改省与建设方案刍议》一文从多方面系统总结时人倡言改省理由，[22]成为抗战胜利后“海南建省”舆论之滥觞，为社会讨论的形成奠定了舆论基础。
伴随讨论愈益深入，舆论对“海南建省”主张渐次分化为“主建”“缓建”和“反建”倾向。虽多数意见倾向于“主建”，但“缓建”“反建”言论亦不在下风，他们各陈己见，互不相让，甚而竟有公开诘难者，最终形成一场持续三年之久的社会讨论。
（一）赞成建省
“主建”论者，多从抗战后海南所面临的国防安全、政治建设、经济发展三方面阐释“海南建省”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首先，抗战胜利后，海南及南海诸岛的国防战略作用日益突出，论者站在国防安全高度从国防意义、海空军建设等维度论证海南有建省之切。
第一，从国防战略意义而言，海南岛所处国际区位极其重要，“地处冲要，不但为南洋群岛联络北部大陆的阶梯，亦为控制安南（越南）及南洋群岛的基地”。[23]晚清时法国对海南岛的窥伺，民国时期日本对海南岛的侵占，均证明海南岛国际区位的重要性，故为巩固国防计，建省刻不容缓。海南岛控制着华南的命脉，若欲华南半壁稳定，“必须将海南改建行省，经之营之使成华南的国防屏障”。[24]海南在国防的意义上堪比东北。作为南太平洋战略要地，应常设有高级军事机构，并从速建设军港及机场等现代化设施，“使进可以卫护南洋各地华侨权益，退可以巩固南疆”。[25]因稔知海南于国防安全一端重要意义，故论者主张从军事上积极建设海南，以成国防壁垒。
第二，在海空港基地建设方面，海南岛具备理想的客观条件。海南岛四周环海，港湾极多，“如海南改省实现，则榆林清澜两军港，即可修建利用，作为华南最大的海军基地，对于南中国海的国防，定有莫大的裨益……东沙、西沙、南沙、团沙诸群岛，堪辟为潜艇根据地，以为南洋的国防前哨”。[26]海南岛的三亚、黄流与海口“这三大空军基地，使海南岛成为南中国海的一座不沉的航空母舰，东面的菲列宾，西方的印度支那半岛，南方的南洋群岛，都逃不出海南岛的空军轰炸范围，故就空防而论，海南岛不愧为我国的南天保障”。[27]海南岛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具备得天独厚的国防建设条件，亦赋予其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建省”当能统一事权，集中力量进行国防建设，捍卫南海权益。
第三，海南岛为我国主要的热带产业地带，最适于橡胶树与金鸡纳之栽培，这两种作物在国防上皆有重要用途，海南岛“是我国唯一可栽培橡树与规纳（金鸡纳）的地区，很可补助我国军事资源之不足”。[28]如若扩大开发稀缺国防资源，非“建省”不为功。
其次，海南的政治建设具有一定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长期以来，海南孤悬海外，远离大陆，“广东省政府，虽具有整理计划，实有鞭长莫及，力不从心之苦”，[29]以至中央和省级机关林立，政制多门，既无行政效率可言，且多牵制摩擦。抗战胜利后，统辖全岛的省级机关为“广东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而在该机构“存在期间，先后统辖或与之搭档的主要机构和武装团体”竟有16个之多，[30]其行政效率之低下、政局之混乱可见一斑。且自晚清民国以来，列强环伺，法国、日本先后垂涎海南，外敌窥伺与内政混乱交织，海南的形势可谓内忧外患。抗战胜利之后，百废待兴，当务之急便是“要开发琼崖必先将琼崖改为省治，调整行政机构，增进效率”。[31]
最后，海南经济发展的潜力为“海南建省”提供一定的可行性。
有论者认为，致力于恢复和发展海南经济的前提是海南脱离广东管理，实现独立建省。
海南热带海岛的特性，使其成为“我国一大富源，亟待政府人民合作，建设开发，徒等切盼中央从速有所决定”。[32]建省不但可为开发建设海南提供政治保障，且利于社会的稳定。“海南的民众，不仅渴望改省，而且渴望实现。”毋庸置疑，建省当能稳定民心，促进民众安居乐业。
亦有论者提出，虽然海南经济落后于内地经济发展地区，但日本侵占海南期间，“对于海港、矿山、农场、工厂桥梁等之建设，已粗具雏形……利用这原有基础，积极继续建设”，海南经济地位“短期内不难超出台湾之上，这不但是发展华南经济的第一步，也是我国经济建设的要着”。[33]事实上，海南经济发展滞后，但亦有一定基础，如若抗战胜利后举全岛之力进行建设，既可为建省提供经济准备，又能于建省后实现经济独立自主，实为一举多得的举措。
（二）暂缓建省和反对建省
与赞成建省呼声共存，亦有反对之声。无论是“缓建”抑或“反建”，均聚焦于对海南落后经济基础的担忧和建省后人事安排的考量。
“缓建”者认为，建省工作是一项系统而庞大的工程，以海南当时落后的经济基础，一旦脱离中央和广东省财政支持，省级行政机构及驻军的经费筹措便成棘手难题。倘若建省后海南地方财政不能自给，建省则徒有虚名，无疑将加重海南民众负担，彼时将弊大于利。
1947年9月，宋子文主粤，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省主席。[34]上任之时，正是“海南建省”提议处于沸沸扬扬之际，似乎建省之事朝夕可成。宋作为祖籍海南文昌的南京国民政府高官、宋氏家族一员，却出人意料地持“缓建”立场：
宋氏以海南种种条件落后，如军力财力不能尽量供应，则改制只有徒增人民负担，所以他对海南改特，最近不大同意。[35]
留穗琼崖同乡意见与宋子文的观点不谋而合，宋子文“召集留穗琼崖同乡会商建设琼崖问题，（留穗琼崖同乡）一致认为‘琼崖暂不改省了！’希望以宋氏的财力开发琼崖”。[36]比于建省一事，留穗琼崖同乡认为，恢复岛内治安、交通和发展本岛经济应更为紧要，因而主张暂缓改省，期盼借宋子文桑梓情结获宋支持开发建设琼崖。于是，留穗琼崖同乡意见一定程度应和了宋子文对建省事宜的决策。琼籍省参议员陈繝烈更为具体地认为：
一、海南经济力量贫乏，必须中央大量补助；二、行政区域划分困难，高雷（即广东省粤西地区高州和雷州之合称）合并琼岛问题，不易解决；三、认为海南改省，目下无此需要。[37]
陈繝烈主张暂缓建省，理由除行政划分不便外，亦表达对海南经济现状的担忧，正如陈植所言：“尝见海南人民，衣食不继，困苦万状，如不亟从生产建设，以谋民生之解决，则盗匪之数，势必益增，盖盗亦民也。”[38]
“缓建”者从海南经济负担能力角度考虑，以海南经济现状为基本依归，充分考虑海南目前面临的困难，得到社会一部分人的支持，比于“主建者”，虽为少数，但因宋子文是其主要倡议者，其社会影响不占下风。但“缓建者”没有意识到海南经济发展滞后与行政管理密切相关，其困难实属发展中可克服的问题，至于“海南改省，目下无此需要”，并非主流民意，仅为少部分人意见。
“反建”者意见较之“缓建者”，似更为激进，认为不建省才是最优选项。持论者主要从经济、人事等角度论证海南无改省条件。“反建”者更加聚焦于海南现存种种经济劣势，以证海南不宜改省。褚光明等少数论者积极呼应“缓建”意见的同时，更进一步认为，海南面积不大，人口稀少，经济极为落后，农业生产不能自给。虽然中部拥有较为丰富的森林资源，但因交通不便，难以开采。即便日本占领海南期间，曾建立各种军事工业，但接收后大部分均已停产，且短期内无法恢复生产。因此，他们强调“目前的海南，就经济方面而言，依然是在落后状态之中。生产能力低弱，国民收入微薄，财政负担能力极小，不可能供养一个机构庞大的省政府”。[39]此观点亦是其他反对建省意见共同的立论依据，该意见对抗战胜利后的海南经济现状持负面看法，认为海南根本无法自立，就人事角度而言“，促成建省的直接动机，乃系政府拟裁撤广州行营，而以海南建省工作，容纳裁员”，且悲观地认为，“近来的改省之议，主要系着眼于人事、因人设制而已。假如人事问题另有他途径可以解决，改省之议，必将消失于无形”。[40]以褚为代表的“反建”者从人事角度观察“海南建省”提议，只注重政府可能的人事布局，却完全忽略“海南建省”提议背后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民意基础。反对建省者以经济、人事等作为反对理由，对海南前途充满悲观情绪，对建省持消极态度。持此论者较之“缓建”者，既违背海南主流民意，亦未顺应加强南海边疆治理的历史发展潮流。
三、南京国民政府的因应策略与舆论回响
社会舆论多有阐发之际，关注海南建省的各界人士，不断敦促南京国民政府重视“海南建省”提议，并能采取相应措施，以因应建省舆论。然而，与社会强烈呼声相较的是政府建省举措滞后而迟疑，甚至有些举措流于形式。
表现一，伴随1946年“海南建省”社会讨论的深入，行政院于7月2日召开各部会议，“讨论海南岛设立特别行政区案”，后又颁布《海南特别行政长官公署组织条例草案》作为回应。[41]
这一系列举措看似对“海南建省”事宜有所推进，然而，却迟迟未见实质性进展。
1947年春，琼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陈策等48人联名提交《请迅将琼崖改设海南省以便清除匪祸安定西南并利开发富源加强国防案》，强烈敦促政府能立足抗战后海南所面临的国防安全问题，实现“海南建省”夙愿以利开发。3月24日，陈策等人提案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全会决定将议案提请立法院通过后，再咨行政院办理。[42]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一经公布，“海南建省”似乎指日可待。社址位于海南海口的国民党党部机关报《琼崖民国日报》迅速作出反应，于4月6日放出消息称：“琼崖改省案，经中常会将案送政院办理，政院并经决定自本年七月一日起实行。”[43]6月15日，《大公报》发布中央通讯社消息，验证了《琼崖民国日报》所载传闻。“海南岛业经中央决定，先改为特别行政区，建省期决定于七月一日开始，并于本月内，成立建省筹备委员会，开始建省筹备工作。”[44]其他报纸也多有类似报道。然而，7月1日，人们并没有如期等来“海南建省”筹备工作的实施。建省工作在沉寂3月有余后，《申报》连续发表相关报道，呼吁建省，“海南的民众，不仅渴望改省，而且渴望实现，但都只闻楼梯响，失望到了极点”。[45]无一不凸显人们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失望。
表现二，1948年8月15日，立法院终于通过“海南建省”议案。不久，行政院就实施“海南建省”案咨复立法院。[46]然而，当人们见到刊载于《大公报》上的复文时，在言辞恳切的行文中，读到的却是“海南建省”提议难以实施的实质。
由复文，我们可察知两点颇有价值的信息。一是关于“海南建省”案，行政院认为须预先筹划之事有三：一为财政，即地方财政能否负担起省级行政机构的运行；二为社会治安，即应编练保安部队，对岛内土匪势力清剿，以保证建省后政令推行；三为南海诸岛管辖，即应考虑办法，对东沙、西沙、中沙、南沙各群岛实行有效管辖以巩固国防。此三件事，毋论是赞成建省者抑或是反对建省者皆有提及，本着务实态度，确应仔细筹划，妥善处理。二是，复文表明南京国民政府对“海南建省”案虽已同意支持建省并积极筹备的决策，但在落实时间上主张从缓。
复文刊载不久，舆论便指摘南京国民政府在“海南建省”事宜上的延宕之举。“分访各方面的人士，征询他们的意见，大家都一致驳斥那些所谓‘条件论’者，什么‘海南还没有改省的条件哪’，什么‘省政经费还没有合理的解决办法前，贸然改省，有害无利’哪”，评论认为：“海南改省，这一着关系全岛二百余万民众的切身幸福。”[47]
毫无疑问，行政院复文的公示，某种程度上是对“海南建省”事宜的最终定调与社会讨论中倾向之争的调和。“主建”“缓建”和“反建”之间的论争由此渐趋缓和，“海南建省”社会讨论日渐收声。媒体舆论的聚焦点则在于南京国民政府何时真正将“海南建省”举措付诸实施。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同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发奎为海南特别行政区长官公署长官兼海南建省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但张坚辞不就。2月9日，又任命李汉魂为海南特别行政区长官公署长官兼海南建省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亦不肯就任。3月3日，行政院在广州举行第四十五次例会，任命陈济棠为海南特别行政区长官兼建省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不久又任命陈济棠兼任海南特区警备总司令。[48]1949年4月1日，陈济棠赴琼就职，“国民政府将海南暂改为特别行政区。同时，设建省筹备委员会”。6月6日，《海南特别行政区长官公署组织条例》和《海南建省筹备委员会组织条例》颁布。[49]表面上“海南建省”案正付诸实施，但世殊事异，实为南京国民政府无奈之举。此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大举南进，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于此时急于推动建省落实，真实意图在于“孤悬海隅的海南岛，或可保留为最后立足之地”。[50]身处穷途末日的国民党政权，最终难抵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之势，1950年5月1日，“海南岛全岛解放，国民党在海南的军政机构全部解体”，[51]海南岛回到人民的怀抱。南京国民政府建省一事彻底烟消云散。
四、“海南建省”缘何无果而终
1945—1948年“海南建省”的社会讨论，屡受社会舆论关注，但建省事宜却历尽波折，终致功亏一篑。今日论及，因由诸多，但根本原因是南京国民政府对建省一事不重视，从未真正付诸实施。
首先，抗战胜利后，海南若拟建省，以民国时期海南经济发展状况，不惟无力承担地方驻军庞大开销，且省级行政机构办公经费之筹措恐亦无良策。
海南自古以来远离中原王朝的核心区域，经济发展长期滞后。近代以来的战乱，更加重其经济的残破。日本占领海南后，对其采取竭泽而渔式的“开发”与掠夺。在近7年的时间里，日军对海南岛采取近于封岛的政策，致使本岛经济日趋衰败。南京国民政府接收海南时，呈现如斯景象：“盖以六载沦陷，富商巨贾逃避一空，岛上经济益见凋零。胜利光复后，治安益劣，交通阻塞，遂致商旅裹足，市场萧条，全岛商业迄无起色。”[52]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接收无序，导致海南的局面更为混乱。“在短短的半年中，换过三四次以上的接收单位：初起是由‘粤桂南区总部前进指挥所’副总指挥朱晖日主持，不久第四十六军韩练成接收。由于接收变成‘劫收’，第二方面军受降委员会才决定设立海南分会，派罗奇将军为海南分会主任委员，才稍上轨道。但在罗氏抵任以前，许多设备与物资已被抢劫一空。”[53]对此，《琼崖纪行》有此描述：“经济部和军政部二批人员最先抵琼接收，他们把一切都向日本人手上接收过来。后来交通部、农林部、社会部、粮食部等都有人来了。他们又分别向经济部、军政部接收人员手上接过来。这一转移，物资已第二次少了。再过些时日，交通部接收的物资，又有铁路、公路、航政、电讯、运输局等机关接收专员到了，又来一次转移。一副机器，一个工厂，甚至一部汽车，一只小艇，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转移接收，若干东西都在这样转移接收，手转手中，不知往何处去了……这些接收与劫收有何区别？”[54]抗战胜利后，日据时期海南“开发”遗留的生产资料本应转化为建设新海南的基础，却因各种私利纠缠其间，日军遗留的物资、设施被南京国民政府各部门各机构所瓜分。政治上的腐败，使得海南经济在抗战胜利后毫无起色。
其次，南京国民政府虽已察及海南于国防安全、政治建设、经济发展等数端之要义，但对“海南建省”事宜仍未上升至刻不容缓的认识高度。海南地处边隅，远离枢要，于既存政治格局中，本不占重要地位。比于动辄可迅即影响国内政局走向甚至国运之因素为中央政府“肘腋之患”，“海南建省”事宜则被当局视为次级选项。日本占领海南后，蒋介石曾在公开谈话中表示，“日军在海南岛登陆，对于我国抗战并无多大影响，因中日战争的胜利，必可决于大陆上军事之行动，一岛之占领与否，根本无关重要”。[55]抗战胜利后，内战烽火再燃。对蒋而言，与共产党争夺天下，亦是“决于大陆上军事之行动”，蒋的这一态度，无不渗透着其全局观念下的海南地位，也必将影响着他对“海南建省”的决策。
最后，国内局势动荡，当局不能制之。建省事宜屡为军阀混战、派系倾轧、全局性战争等诸多因素所阻，在“海南建省”提议上更多地显现出各方利益之间的博弈，既有蒋介石对不同派系的防范，亦有地方势力图谋割据的企图。
桂系出身的李宗仁任代总统后，对“海南建省”举措多有推进。然而，不争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何时渡江南进难以预料，为此李宗仁曾计划将海南岛作为后方，一旦失去长江天险，亦可将桂系主力尽撤于此。后因白崇禧部由广西撤往海南岛退路被解放军切断，“此一计划卒未实现”。[56]已退守台湾的蒋介石为保存实力，亦为防止桂系势力割据海南，与之分庭抗礼，“训令海南岛守军全部撤往台湾”。[57]在张发奎是否出任海南特别行政区长官公署长官兼海南建省筹备委员会主任问题上，则蕴含着中央对地方的防范。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后，由谁出长海南成为舆论焦点。因海南岛孤悬海外，中有海峡与大陆相隔，易形成割据，故长官人选既要服众又要让蒋介石放心。在“海南建省”议案未经通过之前，张发奎即将主政海南的消息已不胫而走。张于“北伐期间，颇著功绩。‘七七’事变后，曾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拱卫东南，屡挫敌锋”，[58]且久在广东任职，谙熟地方政情，是蒋介石比较中意的人选。对张发奎个人而言，出长海南，摆脱行政方面其他羁绊，“独当一面的治理海南岛，当然亦表欣幸”。[59]当“海南建省”似可呼之欲出之际，甚至《大公报》更于此时声称海南将于1947年7月1日正式建省，人们却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般美好。张发奎在军队与经费问题上与南京国民政府发生分歧，“目前所争的问题是：关于军事方面张发奎要求有三个整编旅，中央则以事关整个国防军之分配，仅尤二个整编旅入琼崖。关于经济方面，中央曾命以自给自足为原则，仅能补给少数之经费，但张发奎则以海南岛一切均需从头做起，情形非台湾可比。故吁求中央在若干时日之内，完全贴补海南岛政务及建设费用”。[60]南京国民政府已将军队、经费重点投入于内战之中，若将部分军力与财力分与“海南建省”，固然存在一些困难，但就蒋介石而言，限制军队数额、控制经费投入，应与防范地方割据有着密切关系。对此，时人多有评价：“张也算聪明，他看蒋家天下不久了，便想到海南去开天地，有地盘有兵权，蒋家天下垮了，又管他姓张的啥事。”然而，当张发奎向蒋介石要求组军并全额投入经费时，“蒋也聪明，一口拒绝，这如意算盘打不开，也只好不打了”！[61]而第一任海南特别行政区长官公署长官陈济棠，于南京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行将崩溃之际，依然履任海南，更多的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陈曾长期主粤，后因“两广事变”失败出走香港转赴欧洲，政治上久不得志。此番，陈济棠履任海南似有“大展宏图”之愿，也曾信誓旦旦要“为琼崖人民服务”，但受时局所迫，其施政过程颇为艰难。在陈赴任之初，舆论就多有分析。《“南天王”难挽琼崖颓势：陈济棠其人其事》一文引用陈济棠自己的话说:“我去琼崖未必有办法能挽回琼崖的颓势，未必就能够弄得好，但我的渔业公司却有了发展的空间。”[62]毫无疑问，依此心态治理海南，除却据海南为己谋利外，更别无他求。陈氏经营下的海南治理及开发，其结果自不待言。
综上所论，持续三年有余的“海南建省”社会讨论，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就“海南建省”案咨复立法院而逐渐收声。讨论从兴起到热议，既是民国初年以来多次“海南建省”提议与实践的赓续，又是抗战结束后社会各界人士对海南所处南海国防战略地位日益凸显的再认识。讨论以1947年为界，前期围绕国防安全、政治建设、经济发展等诸方面论证而展开，后期以“海南建省”必要性、可行性的探讨而深入。在舆论推动下，南京国民政府对“海南建省”的因应，折射着1946—1949年解放战争阶段性转变。以1947年为转折点，南京国民政府从全面进攻转向全面防御，而在1949年后加快建省的过程中，无不渗透着南京国民政府撤退大陆的战略考量。毋庸讳言，抗战胜利后的“海南建省”受阻于诸多内外因素，但在全力进行内战前提下，“海南建省”与开发并不是南京国民政府重点推进的国家举措，建省因此不了了之。民国时期“海南建省”失败极大地延缓了海南发展速度，而国民党撤退台湾，制造两岸对立则对海南与南海边疆开发造成了更大负面影响。
1988年，中共中央决议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百年建省之梦终得实现。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郑重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63]更表明了党中央对海南的殷殷期许。目前，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各项制度与政策日臻完善，南国椰岛发展可期。
按，隋丽娟，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马孝鹏，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中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原文载《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9年第10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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