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的经济重心显然在南方，特别是在包括广州、深圳、杭州、上海等特大城市的南方沿海省份。然而，在唐代（618-907）之前的数千年里，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中心一直位于北方。正是在唐、宋（960-1279）和元（1279-1368）三个朝代，南方才崭露头角。那么，是什么促成了这一转型？是谁推动了这一根本改变中国经济社会地理的转型？陈志武、林展和彭凯翔在Asia-Pacific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025年最新一期的论文发现，阿拉伯-波斯商人触发并主导的海上贸易，特别是瓷器贸易，是唐宋元时期南方崛起的重要原因。

中国大概在9千至1万年前进入定居农耕。在接下来的数千年里，许多地区出现了人类定居点，包括南方沿海地区，但代表当时先进发展水平的防御性城邑（由城墙或壕沟所包围），仅出现在长江流域沿线及其以北的地区。目前，已发掘的城邑遗址，新石器早期（公元前8000年-前5000年）有13个，新石器中期（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有56个，新石器晚期（公元前3000年-前1700年）有128个。这些小型城邑，虽然按现代标准是面积较小（通常小于一平方公里），但它们是中华文明的早期摇篮。

在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史前发展及早期发展未在南方发生时，陈志武、Peter Turchin和王万达（2023）指出，北方地势较为平坦，缺乏自然屏障，使得当地居民更容易受到武力攻击，因此不得不推出人工防御措施，尤其是建设防御性城墙，并引发早期城邑的诞生；因为这种较高的战争威胁迫使北方建立城墙城邑，让北方起先建立并治理高人口密度的复杂社会，开启文明化发展进程，而南方因山区多、易守难攻，故战争威胁少，就无必要建立城墙城邑，错失发展早期复杂社会的机会。因此，战争驱动型增长是北方史前和早期历史时期的特点，这可以称之为北方发展模式。（这里的北方与南方大致以长江为分界线，文章还考察了南方沿海的府，见图1）。

图1 1820年清朝的南方沿海、南方和北方

然而，从公元8世纪南方开始崛起，表现为其人口占比从742年时的24.6%增长到1393年时的58.3%（南方沿海府的比例在同一时期从5%增至18.5%），这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格局，使经济与社会重心转移至南方（见图2）。

图2 中国本土（相当于清代的内地十八省）南方（红色）及南方沿海（蓝色）的人口占比

注：对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2年之间的时间点，使用每个地区的考古遗址数量作为人口的代理度量，数据来源于香港大学量化历史中心的中国考古数据库（CADB）。对于公元2年后的时间点，每个地区的人口估算来自《中国人口史》和国家统计局。

从唐代初期（618年-907年）到明代初期（1368年-1644年）的七个世纪，历史学家称之为唐宋元（或简称唐宋）转型，因为它涵盖了唐、宋（960年-1279年）和元（1279年-1368年）三个朝代。自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南方一直是中国的边陲地区，因此南方常被称为“南蛮”，但在转型的高潮时期，南方出现了许多繁荣城市。当马可·波罗在13世纪后期访问中国时，他对泉州——一个在唐代之前并无太多人烟的港口城市——印象深刻，称其为“世界上两个最大商贸港口之一”，并称之为“东方的亚历山大”。另一个例子是，广州的户数从713年-741年时的64,250户增加到1174年-1189年时的195,713户。

从14世纪末开始，尽管南方在明清时期经历了绝对人口的增长（除了太平天国时期 ），但相对占比逐渐衰退，其人口比例从1393年时的58.3%下降到1953年时的38.1%（见图2）。在1393年至1953年间的每个分时期，北方的人口增长率始终超过南方和南方沿海地区（见图3）。因此，到明代晚期，社会经济重心再次回归北方（至少在中国本土范围内）。

图3 中国本土（相当于清代的内地十八省）南方、南方沿海和北方的年人口增长率

注：蓝色、红色和黄色线条分别表示南方沿海、南方和北方各时期的年人口增长率。数据来源与图2相同。

唐宋元时期发生了什么？

那么，到底是谁、什么事促成了唐宋元大转型？现有文献强调了（1）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如占城稻的引进，（2）水道和河流网络的改善，（3）战争引发的从北向南大移民，以及（4）国内商业的增长。关于海上贸易是否在唐宋转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学术界也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海上贸易推动了宋代南方的商业革命，也有学者认为海上贸易的影响不应被过分高估，因为关税收入仅占财政收入的一小部分。而关于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发挥的作用，就更是研究甚少。

本文指出，推动南方崛起的正是从7世纪末开始逐步进入广东及其他沿海地区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以下统称阿拉伯商人），他们引发了海上贸易的繁荣，并使海洋贸易在南宋至元代期间达到顶峰，推动了南方中国的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这种由市场驱动的斯密式增长，通过对外开放和远程国际贸易，创造了南方。

正因为南方的崛起是由贸易和商业推动的，而北方早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是由战备驱动的，所以，南方文化明显偏向商业和市场（南方重商、志在经商），而北方文化则倾向于政治权力和等级制度（北方重权、志在做官）；南方和北方发展的驱动力差异带来了新的城市类型——北方发展出了“城”（突出防御功能的城墙），而南方发展出来的是贸易“市”镇（market towns），虽然现代中文里把两类高人口密度的聚集地合在一起叫“城市”。南方兴起的市镇与北方的防御性城邑之鲜明对比，也在于南方市镇更加开放，专注于商业和民生，而非防御性战备的军力建设。

证据何在？

为了验证以上假说，文章聚焦到海上瓷器贸易。在明代之前，瓷器是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尽管并非唯一的出口商品，但却是海上贸易的代表性商品。

本文展示了海上瓷器贸易的三组宏观数据。首先，从生产方面看，从7世纪末到14世纪末，南方生产瓷器的主要窑址数量增加许多，尤其是在宋元时期达到顶峰；在唐宋时期，主要陶瓷窑址多半在北方，而到宋元时期，61.9%的主要窑址在南方，特别是沿海。但，从15世纪开始，南方的陶瓷窑址数量和占比都急剧下降（因为朱元璋开始实施的海禁）（见图4）。

图4 隋唐、宋元和明清时期主要窑址及位于南方的百分比

注：左侧和右侧纵轴分别表示每个时期（隋唐、宋元、明清时期）主要窑址的总数和位于南方的主要窑址百分比。

其次，从陶瓷消费端——出口目的地：中东、西亚、东非、北非——来看，在那里已经考古发掘出的中国陶瓷碎片总数，自公元9世纪以来逐年上升，也在14世纪达到顶峰，随后显著下降（见图5）。如果将这些当年陶瓷出口目的地挖出的中国陶瓷碎片总数视为衡量中国每个世纪瓷器出口量的代理指标，那么，瓷器出口也应在14世纪达到巅峰，这跟图4反映的瓷器生产端的起伏情况高度吻合，也跟图2反映的南方人口占比的起伏高度一致：从唐朝中期开始上升，到元末、明初达到峰值，然后因朱元璋海禁而逐步下滑。这表明，海上贸易，尤其是瓷器贸易，在推动南方崛起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图5 西亚和非洲出土的中国瓷器碎片与南中国出口瓷器的百分比，按世纪划分

注：左侧和右侧纵轴分别表示“在西亚及东非和南非出土的中国瓷器碎片总数”和“从南中国窑址出口到西亚和非洲的瓷器百分比”。本图使用的数据来自张（2024），涵盖了来自170个遗址的27,729件瓷器碎片。

为了正式检验上述假说，文章以覆盖清代中国的269个府为基本分析单位，基于三个不同时期的面板数据集做具体量化验证：742年–976年（唐代）、976年–1393年（宋元）和1393年–1851年（明清），每一分期为面板分析的基本时间单位。由于数据的限制，尤其是古代窑址和府级人口的数据，这些时间段并不完全对应各个朝代的始末年份。由于历史上府的边界变化频繁，他们采用已有文献中一贯做法，将各时期的数据调整到以清代1820年的府为基准。

（A）隋唐时期

(B) 宋元时期

(C) 明清时期

图6 各时期的海关位置（星）、主要窑址（蓝点）和年人口增长率（橘红深浅）的分布

分析中，被解释的结果变量为每个府在一个时期的年人口增长率。在文献中，人口密度常常被视为度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因为在工业化之前的马尔萨斯经济中，繁荣的地区能够支持较高的人口密度。然而，由于文章中的面板数据涉及不同年数的分时期，作者采用各期的年化人口增长率，以确保结果变量的跨期可比性。

核心解释变量（原因变量）是每个府到最近海关的距离。这一指标的设计是基于这样一个理论：离海关越近的地区应当具备更低的海贸成本、更强的市场信息优势和更便利参与海上贸易的条件，因此，他们更会参与海上贸易，其地方经济和人口增长应从海上贸易受益更多。唐代之前并未设立正式的海关。大致自公元713年起，唐代在广州设立了专门管理海上贸易的官员——“市舶使”。宋代至明代的海上贸易管理机构为“市舶司”，清代改名为“海关”（其各时期的分布，见图6）。为行文方便，这里统一称为“海关”。

实证分析表明，在研究期内，越是靠近海关的地区，其人口增长率就显著高于远离海关的地区。具体来说，如果一个府在各方面与一般地区相同，但其到海关的最短距离是后者的两倍，那么，该府的年化人口增长率会低于一般府，仅为后者增长速度的一半。因此，海上贸易对742年至1851年间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显著的；尤其在唐宋元时期，海上贸易带来的经济与人口增长最为凸显，成为南方崛起的主要推动力，但从明初开始，这一效果就逐渐式微。

为了将海上贸易的影响与其他混杂因素区分开来，文章在稳健性检验中加入了若干控制变量，如地区的地形崎岖度和水稻、小麦宜种指数（以排除农业生产条件的影响）。作者还控制了每个时期各府经历的战争数以及战争移民的影响，以排除战争和大规模迁徙的影响。此外，还控制了河流网络密度，以消除国内商业活动对检验结果的影响。在考虑了这些其它效应之后，基本结果仍然成立：海洋贸易参与度越高的地区，在唐宋元期间的人口增长速度显著越快。

是陶瓷贸易吗？

以上分析表明，接近海关代表着较高的海上贸易参与潜力。但潜力不等于现实。为了深入挖掘一个地区的实际出口贸易参与水平，文章使用各府主要瓷器窑址的数量作为代理变量，以衡量该地区在一时期内的出口贸易参与程度。因为在十五世纪之前，瓷器和丝绸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茶叶还没唱主角。根据考古发掘，南方沿海地区自唐代起就有窑址，但起初，大多数窑址位于北方，远离海岸（见图6A）；但在宋元时期，由于海上贸易的蓬勃发展，沿海地区兴建瓷窑，许多主要窑址就位于更接近海岸的地区（见图6B）；1371年海禁政策出台后，许多沿海窑址在明清时期（1644–1911年）被废弃（见图6C）。文章的分析显示，在742年–1393年（唐宋元时期），靠近海关的地区拥有显著更多的窑址，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也显著更高，而这一效应在明清时期则明显减弱。这些结果在控制了多个协变量的影响后仍然成立。

与实证结果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阿拉伯商人能够长期主导远洋贸易？值得注意的是，南方沿海的海上贸易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而陶瓷窑址的历史则更早。但在公元7世纪之前，海上贸易的规模和范围是有限的。转折发生在7世纪，伊斯兰教在中东兴起，并很快在西亚、东非和北非扩散传播，带来了以下变化。

首先，伊斯兰教的圣训禁止使用黄金和白银作为饮食器皿，因此瓷器成为穆斯林精英以及后来的中产阶级的良好替代品。早期的瓷器如陶碗、杯子、罐子和瓷壶占据了商船的大部分空间。其次，伊斯兰艺术和建筑必须避免描绘人类和动物形象，因为教义禁止偶像崇拜，这促使采用抽象的几何和植物图案以及书法来进行装饰、绘画，如清真寺、建筑、家居、装饰、坟墓等场景所见。瓷器的非具象特性使其成为同时满足宗教和装饰功能的理想媒介。正因为如此，瓷器成为了伊斯兰艺术的标志性元素，结合了功能性、宗教规则和美学。尤其是，伊斯兰艺术和装饰偏好重复使用同样的形状图案，需要重复使用大量一模一样的瓷片，这就要有大量劳动力，而唐宋元时期的中国是同时期人口最多的国家，加上中国有悠久的精良陶瓷工艺传统；于是，随着伊斯兰教的成功传播，也由于伊斯兰艺术的特殊要求，通过阿拉伯商人作为贸易中介，创造了对中国瓷器的巨大需求，让中国在宋元时期就成为“世界工厂”（当然，制造的是陶瓷），促成了本文所研究的海上贸易繁荣并造就中国的南方。

总结来说，从唐代到元代，中国南方的崛起是由于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唐初来到中国，带来对瓷器和其它商品的巨大需求，并在宋代中期以前主导了远程海洋贸易；为了配合长程贸易的陶瓷等商品需求，不仅沿海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得以发展，而且也带动了离海岸线较近的南方各地的商业、手工业和农业，这种外溢辐射效应就跟1980年代的对外开放贸易不仅带动沿海，也带动了南方其它地区的发展一样。阿拉伯波斯商人催生的这一变化促使南方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中心，并将中国的市场经济进一步融入到全球网络中。与此同时，北方的传统发展模式依旧与战争和防御相联系，形成了南北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文化模式，分别代表了北方与南方的历史发展轨迹。

总 结

本文的贡献涉及三方面。首先，它加深了我们对海上贸易和斯密增长影响的理解。工业革命之前，斯密增长主要是由市场扩展带来的专业化增加推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本研究强调了海上贸易在唐宋元时期推动斯密增长的关键作用。此前，斯密增长被认为是宋代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但阿拉伯商人主导的海上贸易并未被视为其主要驱动力。此外，根据本文的发现，斯密增长在中国的开始时间应追溯到唐代，而非宋代，因此比现有文献中所述的时间要早得多。这一研究也补充了Acemoglu等（2005）的工作，后者将大西洋贸易确立为现代欧洲沿海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然而，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中世纪时期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海上贸易，比西方大航海时代要早九个世纪。

其次，本文的研究为唐宋变革的讨论做出了贡献。特别是，文章不仅描述了中国社会经济中心从北方向南方的转移，而且实证性地展示了是谁（阿拉伯-波斯商人）和是什么（海上贸易，尤其是瓷器贸易）触发了这一转变，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历史从7世纪末到14世纪末的理解，阐明了南方崛起的原因。尽管以往的研究侧重于农业技术进步、水路改善、战争引起的大迁徙以及国内商业发展在解释这一转型中的作用，但它们大多忽视了阿拉伯-波斯商人对海上贸易的影响以及海上贸易对唐宋变革的催化作用，尤其是由阿拉伯-波斯商人建立的远距离跨国信任网络，这些网络根植于他们共同的伊斯兰信仰。

第三，本研究为应用考古学和历史数据研究中国历史做出了贡献。正如王庚武（2003）所强调的，历史记录的编纂者大多数来自北方，尤其是在唐代之前，他们并不了解南方，特别是不知悉沿海地区的情况，因此无法将许多关于南方发展的事件和进展纳入早期的历史档案。由于传统的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些早期王朝时主要依赖历史档案，他们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因此受到了限制。然而，近年来，中国、西亚、西南亚、东南亚、东亚和非洲的陆地及沉船遗址的考古发掘出版了大量文献，为研究海上贸易史的全貌及其社会经济影响提供了丰富的数据集。通过将考古数据与历史数据相结合，本文为揭示唐宋元变革的触发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进一步阐明了南方崛起的过程。

标签：海洋贸易；瓷器贸易；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唐宋转型；斯密式增长

文献信息：Chen, Zhiwu, Zhan Lin, and Kaixiang Peng. "Rise of the south: How Arab‐led maritime trade transformed China, 671–1371 CE." Asia‐Pacific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