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开放之都，清代开海以后，由于与更广阔的的世界产生了密切的贸易交流，呈现出了新的融合元素，值得人们细细品味与思考。
广州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对外口岸，以开放和繁荣著称。
关于广州，韩愈就曾盛赞：“盖海旂幢出，连天观阁开。衙时龙户集，上日马人来”，陆扆更是有“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的慨叹。
广州出土的汉代犀角、象牙，是对外交流的遗珍
及至清代康熙年间，历经了第二次海禁的广州再度开放，新的文化冲击随之而来。熙熙攘攘挤进珠江口的不再只是仰赖天朝威仪的藩属小邦，来自西方的生面孔们仗着发达的科技文明优势，不远万里纷纷闯入，想在这个庞大的市场分一杯羹。
开关早期的两广总督向康熙汇报广州口岸基本情况
葡萄牙人和荷兰人虽然在明代就已经现身东亚，但是前者力量弱小，一直偏居澳门，而后者带来的武装冲突比正经
贸易还多，终究被堵在了台湾岛。真正密切的交流平台还得是后来迎接了几乎所有欧洲主要国家和美国贸易船只的广州。
清代广州的一间画室，用西式技法画中国特色是他们的拿手戏
开海初期的七十多年里，清廷对广州外贸管理相对宽松，但是西方商船来的数量很少，平均每年仅仅三到四艘进入珠江口。
1757年起，清廷将西方国家的贸易限制在广州一处，并且增加了防范欧洲商人的章程。其条文主要内容是限制民人与外商直接接触，由十三行行商居中办理业务，外商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十三行街区及周边和澳门，并不得在广州过冬，外商女眷不得入粤等等。然而就是从这一年起，西方各国来粤商船数量年年攀升，截至1838年止，平均每年合法报关进入广州的欧美商船超过六十艘。
道光十年（1830）至十七年（1837）粤海关经手的外国商船数量
贸易额的大幅增长促使越来越多的欧美商人、雇员、水手在广州、澳门长住，他们与中国各类人群的接触日渐增多。 参与贸易的西方人无须像传教士那样为发展教众而刻意入乡随俗。他们大方地将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展示在清人眼前，与广州的中国风俗相映成趣。富丽堂皇的欧式商馆拔地而起，“番鬼”们身着本国服装在珠江口的码头招摇过市，令初来乍到的外国人都感到惊讶。
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在广州十三行街区闲逛时就发现，这里的商店很多都是用拉丁字母来装饰招牌，不少店主都能直接用英语与他们交流。其实这并不突兀，有一个在广州常驻的美国人写了本广州生活的回忆录，提到一本市面上流行的“广东英语”小册子，是普通民众寻求与外国人交易机会的重要工具。这本书将贸易常用英文单词的意思列出，并转化成中文发音，极大便利了日常的交流。更何况，广州也聚集了许多有出洋贸易、做工背景的人，能够使用英文作基本交流并不稀奇。
十三行街一家礼帽店，买的是外国款式，门口挂的小牌子上也是外语字样
十三行号称“天子南库”，本就是油水丰厚之地，山高皇帝远的情况下难免没有充满猫腻的变通，更何况执行这些僵硬死板的条文对于地方上来说也是个不小的负担。因此，违规现象比比皆是。比如，章程要求每间洋人商馆只能雇佣8个中国人从事杂务，而1810年广东布政使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来往文件中却称夷商“所用不下数百丁”。
清廷也明白政策的局限，所以准许商馆区边上开设一些其他中国小商人经营的零杂店铺，供久住的外国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像丹麦商馆就是直接与一排中国商铺邻接。结果这又成为了钻空子的好机会。商铺越开越多，经营范围早就不限于卖基本生活品，有冒险精神的人甚至直接贩售与行商竞争的货物。
经营中西两种款式家具的店面
1807年两广总督和粤海关强行关闭两百多家违章商铺，结果英国人承认，到1824年时这种私商交易量反而增加了。由于私商也建立起了与外商、十三行、官员的灰色利益链条，广东官方被迫于1828年有限承认了十三行以外私商的地位。
《中国丛报》 1834年报道：广东官方又出法令禁止十三行以外的私商，大批受影响的人聚集到官衙申诉，政府最终放弃该禁令。朝堂之上费尽心思要华夷两隔，却阻止不了民人的热忱，各种小摊小贩瞅准机会挤进商馆门前的广场，形成热闹的集市。揩过油的吏员衙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商馆无法忍受拥挤来找麻烦时才会出手。不过，很快就会故态复萌。
专门制作外销茶叶的手工场所
唯有十三行行商能无阻碍地与欧美商人打交道，他们相互之间除了谈生意，还有许多密切的私人来往。不但行商会经常造访欧美商馆，洋人也时常被行商邀请去其府上宴饮游乐。行商处于比较艰难的“夹心”地位，除了打点官府，还得应付好外国商人，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贸易利润。基本上外商对行商的好感度较高，毕竟，这些土豪连自己的私家花园都任他们自由出入。
对外贸易蕴含的巨大利益导致清廷禁令变成了洋人的保护伞，无怪乎1830年的英国下议院审查委员会会议上，“几乎所有出席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
嘉庆年间番禺人李明彻所绘地图，因内陆的封闭，地图也是洋人重点收购对象。
至于提起清代中西贸易，许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茶叶、瓷器、丝绸和鸦片。然而，广州口岸贸易的多样性远超人们的刻板印象。走进中国市场的西洋商品里，最受欣赏的大概就是自鸣钟。清人有数不清的文学作品夸赞它的奇巧，皇帝的内府堆满了钟表，官员、商民也好以其为排场。从上到下热切的需求推动了国产货的发展，不少地方志和散文都记载了负有盛名的自鸣钟制作者。广东和江苏则是制钟业最发达的地区，两地的工匠经常会被召入宫中服务。
清人1809年出版的《自鸣钟表图法》
到十九世纪初，广州的钟表制造业竟然达到了足以与国外竞争的程度。英国人巴罗于1804年出版的《我看乾隆盛
世》一书就认为广州钟表业足以媲美伦敦，并直言中国人天生适合精致手工。
远渡重洋的西方人还能在广州买到物美价廉的纪念品——“外销画”。最初卖的是传统风格的作品，随着越来越多外国人的涌入，画匠开始了模仿西洋技法之路。作品主要是油画、水彩画和玻璃画，从广州风光、中外人物肖像，到中国市井生活，乃至西方文化题材都是热卖的类型。基本上外国客户提供的样品，画匠们都能驾轻就熟地临摹。
1780年左右的玻璃画，有趣的是，图中是禁止入粤的西洋女性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1802年有美国人向巡回法庭控诉，一名费城商人从他那里买走一幅华盛顿油画肖像后，去广州复制了100份回国销售，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意。专攻外贸的匠人甚至会临摹就当时而言极具突破性的画，江滢河的《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提到，外销画中不乏《丘比特与维纳斯》、《丽达与天鹅》等展示人体艺术的作品。
十九世纪初的外销油画，根据美国人提供的版画所作
当然，商业并非是广州口岸的唯一对外主题，这里来来往往的还有出于各种目的前往异域，收获了不同经历的中国人。
1782年，广东嘉应人谢清高随国内商船出海，途中不幸遭遇风暴。一艘外国商船将他救起，于是他跟着这艘船前往东南亚、欧美等地。1820年，定居澳门的谢清高将见闻底稿交给同乡，由他们整理出版。这本名为《海录》的书叙述了九十多个国家的地理、风俗、制度，是第一本刊行的国人游历西方的作品。之后，《海录》在广州流行多年。1839年林则徐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还引用了它的内容，称其“所载外国事颇为精审”。
成书于嘉庆年间的《海录》，是清代开眼看世界人士的重要参考作品
另外，十九世纪的清朝官府职员中也开始出现具有海外经历的人。1829年，美国商人与广州十三行总商向两广总督推荐了一位叫袁德辉的年轻人，他于1825-1827年间就读于英国人马礼逊在马六甲开办的英华学院。随后袁德辉被安排进入理藩院担任通译。1830年和1838年，他还两度回到广州为理藩院采购外文书籍。1839年，他又被林则徐聘回广州参与翻译事宜。
林则徐同时招徕的其他两名海归译员中一位曾长居印度，另一位则在美国康涅狄格州读过教会学校，这两人先前都供职于十三行的商馆。这几名译员和其他被林则徐邀请的外国人共同翻译了许多英文书籍、报刊，称得上是“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助力。
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鸦片战争前西学东渐的先驱式人物
凭借着中外贸易框架的便利，鸦片战争前其他在内地难以容纳的西方元素也能立足广州，比如西医学和医院。1678年，西班牙方济会的传教士曾在广州开了一家规模很小的医馆，1732年雍正禁教时被迫离开。然而，西医并非就此告别广州。英国东印度公司自1770年设置常驻十三行人员后，开始派遣本国医生服务，许多知情的中国人会主动上商馆求医。
1803年，公司医生皮尔逊使用英国新开发的疫苗为中国天花患者接种牛痘，他后来编写了一个种牛痘技术的册子1805年，公司的小斯当东认为此书会大大提高英国在华地位，便将之翻译成中文刊发。接着，十三行的中国商人雇人学习和传播此书，并于1815年成立广州种痘局。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各地都有人来粤学习种牛痘和成立本地医局。
1817年邱熺介绍西洋种痘法的《引痘略》抄本，此书有许多刊印本，影响很大
鉴于医学带来的良好互动，1828年，英国医生郭雷枢和美国医生布雷福德干脆在广州开办了一家正式诊所，接诊欧美贸易人员和中国人。1834年来华的美国医生兼传教士伯驾则将广州的西医力量整合成了一家眼科医院。地点设在新豆栏街，所以被称为新豆栏医局，由中国行商伍秉鉴提供房产。据伯驾自己统计，第一个季度就收诊了近千名病人，慕名前来的人远及内地。1837年起，人手紧张的医院甚至开始直接培养中国医生，可以说是帮中国医学近代化开了个好头。
广州的开放不仅仅是政策使然，中西贸易限制在广州一口之前，也有近九成的欧洲船只驶入珠江口，因为这里是自南而来的外商靠岸的第一大港，不但港口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而且市场足以提供令人满意的供货源和销售地。另一方面，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编年史中可以看到，其他地方的海关比如福建，不仅商业能力欠缺，一些陋习也更为严重，无法与广州的宽松流畅相提并论。即便鸦片战争迫使清廷开放了更多的口岸面向西方，广州也继续扮演了兼容并蓄西方近代先进元素的重要角色，更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策源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