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理想国

梵高一生郁郁不得志，他的画在有生之年几乎无人问津。而常玉不同，他的穷困潦倒，很大程度都是拜个性的孤独清高所致，是他主动选择了自己的命运。

黄永玉在书里讲过一件关于常玉的趣事：五十年代初，中国文化艺术团来巴黎，访问毕加索，也访问了常玉。那时候常玉五十多岁，已经过了声名鹊起的时期，受访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二者相识。代表团中有位画家劝他回国，还可以做个美术学院的教授，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住在暖气不足的阁楼，靠一年卖两三张小画勉强维生。常玉只回答说：可是我早上起不来床，也做不了早操…… 这样的理由可谓不算理由。

常玉作品

再早几年，吴冠中对常玉有更为直观的第一印象，“当时在巴黎男人很少穿红衬衣，他显得很自在，不拘礼节，随随便便……他说哪儿舒适就呆在哪儿……给我的印象是居无定处的浪子。”

常玉二十岁即赴法，比徐悲鸿晚两年。徐励精图治，在巴黎国立美术学校攻读油画和素描，同时游历西欧，几年后回国奠基下中国现代美术，可谓是端正的人生路线。而常玉，未进正规美术学院，早年在大茅屋画馆，一家私人开办的业余美术学校学习，后来也未继续。他浪荡到六十多岁，因为煤气中毒在巴黎去世，这期间只回国过两次。

常玉作品

常玉去世后，在他朋友的回忆里，还可以看出他的个性剪影。“如果常玉喜欢你，他会给你名片。然后当你发现所谓的名片，其实是他用过的地铁票或公交车票上，优美的写下名字与电话号码时，他会看着你惊讶的表情得意的笑。”

有人曾经提出过一个疑问：天才是自知其天才的吗？像常玉这样破釜沉舟的生活，是清楚自己会赢得身后名，还是真的不在乎自己的作品最终会流落到何处？他去世后，作品成捆的在拍卖市场出售，仅值数百法郎。后期因为穷困潦倒，使用劣质颜料作画，也给后来的保存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常玉作品

黄永玉用《世说新语》里的一个句子总结他：“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这句话出自东晋名士殷浩之口。魏晋之风清朗陶然，那个年代，既有陶渊明“悠然见南山”，又有竹林七贤吞石服药而不入世的狂放。形容常玉其人，其作品，恰如其分。裸女、花卉和野兽是常玉作品中的三大主题。纵观近十年来常玉作品在拍卖行的成绩，多数都以八位数高价成交。2011 年，他的《五裸女》由罗芙奥拍卖公司在香港拍出1.28亿港币（约合人民币1.07亿元），刷新了华人油画的最高成交价。

人们总把常玉和梵高做比较，都是生前穷困潦倒，死后名声大噪的艺术家。我认为二者虽然同归，但殊途而行。梵高是逐日的夸父，是自我精神世界狂躁的信徒，艺术是他在狂奔中解渴的大河大泽。 常玉则更像水，南音中的流水，清逸从容。他从不画自画像，作品中充满“无我”的禅念，仿佛无论去往何方，他都不在意。

常玉作品

有评论家根据他的人生经历，把他与贾宝玉作比。都是出生富贵，心思稚纯的公子哥，却同样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但常玉与梵高不同的是，梵高一生郁郁不得志，他的画在有生之年几乎无人问津。而常玉不同，他的穷困潦倒，很大程度都是拜个性的孤独清高所致，是他主动选择了自己的命运。

早在 1925 年，常玉的作品便入选秋季沙龙。又在 1932 年被列入《1910- 1930 当代艺术家生平辞典》。如此发展下去，功名利禄都将接踵而来。但是常玉对这一切都毫不在乎。他常常把画送人，也不愿出售。他跟请他画画的人约法三章：一是先付钱，二是画的时候不许看，三是画完拿走不提意见。这一方面是因为常玉个性随心所欲，一方面也是不满于当时画商对艺术家的垄断和打压的经营方式。

常玉作品

试想，如果梵高在生前也遇到这样的机会，他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呢？也许梵高不会是今天的梵高了。常玉假如知道他今天“东方马蒂斯”，“身价最高的华人画家” 等等的称号和标签，恐怕也只是一笑了之。

艺术家简介

常玉本名常幼书，1900年10月14日生于四川顺庆（今南充市），1966年在巴黎因煤气泄漏去世，近现代著名画家。

少时家境殷实。1919年常玉以留法勤工俭学的方式前往巴黎，与徐悲鸿、林风眠熟稔，常玉的艺术观点却与他们不同，他不进美术学院进修，常在咖啡馆里一边看《红楼梦》或拉着小提琴一边绘画。常玉在艺术上坚持我行我素，追求精神自由，他经历大起大落，一生默默无闻、不被赏识；而今，西方公认他为世界级的绘画大家，被誉为“中国式的莫迪利阿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