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郑州正在从世界最大iPhone生产基地之一转向电动汽车生产，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最近成了不少外媒报道的主题。由此，以新质生产力助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并因此“出圈”的中国地方城市，又多了一个。在此之前，贵州省贵阳市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重点城市之一，依靠大规模数据中心和智算中心优势推动算力经济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发展，引来广泛关注；安徽省合肥市建立国有投资平台并制定重点产业链“链长制”，以股权投资方式打造产业引进与培育闭环，建立起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被国内外一些媒体称为“合肥模式”……

无论郑州遵循的“由大而强”发展思路，还是贵阳的数字经济发展、合肥的“引链固链强链”举措，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毫不犹豫地拥抱“新质”，紧跟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的技术和产业潮流。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使它们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与技术创新颇为成功的典型。

新质生产力代表着全球产业与技术发展的前沿方向，对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跃升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将助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提质增效。

区域协调发展的本质是实现区域平衡发展或共同富裕，主要目标包括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等。概括而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就是要缩小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区域平衡发展是相对的，且在程度上有高低层次之分。低层次区域平衡发展存在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之前与现代化初期阶段，这种区域格局的典型特点是各类区域的发展水平都不高，因而区域之间差距不大。高层次区域平衡发展，则是一个国家发展到较高水平后追求的一种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突出特点是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升了不同类型区域的发展水平，并使不同类型区域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利益交织的局面。

改革开放前，为了平衡工业发展布局，中国大力发展内地工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成为当时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十大关系”之一。囿于那时候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区域平衡发展水平有限。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快速发展尤其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影响力持续提升，科技水平有了长足进步，并且开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标志着中国开始向着更高水平的区域平衡发展迈进，新质生产力则成为助推区域协调发展提质增效的中坚力量之一。

不过，新质生产力分布的空间差异远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得多，既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又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现实中的一道难题。正因如此，郑州、合肥、贵阳等中西部城市的实践为破解这道难题提供了有益启示。当下，其他一些城市和区域也在探索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速度的新路。在已有实践的基础上，我们或可尝试梳理以新质生产力助推区域协调发展提质增效的可行路径。

首先，在制定发展思路和方向的阶段，地方政府就须充分考虑并抓住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新质”机遇。因为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对象和新型劳动工具的空间分布是不均衡的，某些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存在一定的短板。比如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资源禀赋方面相对不足。为了弥补这些不足，这些地区就需要充分利用外部资源，更高效地利用外部市场。郑州、贵阳、合肥等地的发展经验表明，外部环境变化往往具有重要影响，地方发展不能一味地目光向内，还要保持足够的开放性和创新性视野。许多发展成功地区的经验也都证明，在区域化、一体化和全球化时代，只有着眼更大范围的区域乃至全球，才能在寻求地方发展新方向时豁然开朗，找到适配的对策与路径。

其次，同时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作用，促进区域间的分工与合作。要鼓励企业跨区域发展，特别是要鼓励发达地区企业发挥技术优势，帮助其他地区传统产业转型，推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企业围绕颠覆性和前沿性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实现合理分工与合作。郑州、贵阳、合肥等地打造自身发展新方向过程中，无一例外都在促进企业跨区域合作方面下足了功夫。

最后，充分发挥顶层设计作用，优化新质生产力的全国布局。较之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其他地区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科技与教育水平相对落后，人才储备相对不足，因此中央政府在谋划新质生产力布局时，需要同步优化科教资源和人才等因素的空间分布，支持其他地区吸引人才甚至形成人才集聚效应。在这方面，郑州、贵阳、合肥等地依然都可称之为范例，这些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它们步入良性发展轨道也与相关政策支持密不可分。（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