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重器大盂鼎、大克鼎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合称“海内三宝”，此前一直分居三地收藏。

时隔17年，分藏国家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的盂克双鼎将再次重聚上博展厅，于6月18日开幕的“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中联合展出。澎湃新闻今天在上海博物馆展厅，目睹了200公斤重的大克鼎从一楼青铜馆被搬升至二楼展厅、落定等搬迁布展全过程。明天上午，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将在上博开箱点交，真正实现双鼎会面。

大克鼎在上海博物馆二楼布展现场

“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即将展出的青铜鼎澎湃新闻记者下午在上海博物馆，目睹了大克鼎从上海博物馆一楼青铜馆搬到二楼展厅的全过程。为了确保文物安全和人员安全，整个搬运路程经过周详设计，200多公斤的大克鼎，从展柜平移到手动升降车，从手动升降车更换到推车、再到手动升降车、直至摆放到预定位置，至少需要腾挪五次，然而每一次位置的腾挪都是确保文物水平移动，大克鼎每次蹄足的抬升不会大于一厘米。从一楼青铜馆到二楼展厅，短短几百米的路程，耗时1个多小时完成。

大克鼎从一楼青铜馆搬至二楼展厅 图为起吊展柜玻璃

陈列于上博青铜馆的大克鼎

大克鼎搬运现场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副主任马今洪对澎湃新闻记者介绍，自1996年上海博物馆搬到人民广场新馆，大克鼎就一直陈列于此（青铜馆），期间曾移动过两次，一次是2004年，在捐赠者潘达于女士百岁寿辰之际，大盂鼎和大克鼎在上博联展，大克鼎被搬到4楼展厅展出；另一次则是2015年，大克鼎被借展至河南博物院参加青铜鼎特展，在河南博物院度过一个星期。

明天上午，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将在上博开箱点交，双鼎会面。

盂克双鼎，17年后沪上再聚首

大盂鼎、大克鼎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合称“海内三宝”。三件青铜大鼎均于清末年间，在陕西出土。由于三鼎出土时间、地点相近，且均为西周国之重器，因而被誉为“海内三宝”。

据悉，大盂鼎于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眉县礼村。此鼎铸造于公元前11世纪中叶的西周时期，是迄今所见西周最大的青铜器之一。鼎腹内壁铸铭文291字，记载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的史实。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大盂鼎立耳、圆腹、粗壮三足。口沿下饰有一圈饕餮纹带，足上铸兽面并有扉棱及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铜鼎的典型式样。

大克鼎于清光绪年间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铸造于公元前10世纪末的西周时期。鼎腹内壁铸铭文290字，铭文记载了作器者为“克”，记载了克对其祖师华父的称颂及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

大克鼎 上海博物馆藏大克鼎整器威严厚重，口沿下装饰变形兽面纹，腹部宽大的纹饰波澜起伏而富有节奏感，蹄足上部饰有浮雕兽面。

毛公鼎于清道光出土于陕西岐山，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毛公鼎铭文长度接近五百字，在所见青铜器铭文中为最长。铭文的内容可分成七段，记述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最后颁赠命服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

毛公鼎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毛公鼎经陈介祺、端方、叶公绰、陈永仁等人收藏，于1948年随文物南迁至中国台北，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

毛公鼎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大盂鼎、大克鼎为潘家所收藏，潘祖荫曾自述“天下三宝得其二”。新中国成立后，潘达于代表家族将双鼎无偿捐献给国家，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大盂鼎应征北上，藏于当时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

自潘达于无偿捐献盂克双鼎，半个多世纪以来，双鼎同展机会可谓屈指可数。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大盂鼎、大克鼎两鼎陈列展出。2004年，在捐赠人潘达于女士百岁寿辰之际，国家文物局、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曾举办大盂鼎和大克鼎联合展出。

潘达于和大盂鼎、大克鼎此次“鼎盛千秋“特展为盂克双鼎时隔17年再次联合展出。

除了大盂鼎与大克鼎，展览还将呈现另外19件殷商晚期至春秋战国有铭青铜鼎，包括秦公鼎、刘鼎、宁女父丁鼎、父庚祖辛鼎等，展出青铜鼎均为上海博物馆1952年成立以来，源自社会各界人士的慷慨捐赠。其捐赠者包括潘达于女士、范季融、胡盈莹夫妇，孙煜峰先生、李荫轩、邱辉夫妇，沈同樾女士……

马今洪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此次特展虽然展品不多，仅21件，除了盂克双鼎，其它展品也颇具看点。首先，展览年代自殷商晚期至春秋战国，涵盖整个青铜时代的发展高峰；其次，展览几乎覆盖了所有鼎的造型；再则，展示的所有青铜鼎都带有铭文，为流传有序的历史名品。

据悉，此次特展也是为了献礼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感恩并弘扬捐赠者的爱党爱国情怀，激发博物馆合作的文化传承力量。

意义重大，“三千年来之至宝”

据专家介绍，青铜大鼎历来为国之重器，社稷象征，有铭文者，更用以称扬先祖之美，明示后世之用。上博此次展出的21件展品均为有铭青铜鼎。

大盂鼎（局部）（摄影：陈拓）

大盂鼎 铭文（摄影：陈拓）其中，大盂鼎铸造于公元前11世纪中叶的西周时期，是迄今所见西周最大的青铜器之一。鼎腹内壁铸铭文291字，记载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的史实。内容分两部分，一是康王向盂总结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和殷商亡国的教训，告诫盂应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二是周康王册命、赏赐盂的具体内容。

该篇铭文是研究周初“封建”制度的重要资料，而作为中国古代文字发展到书法艺术的早期作品，也对中国古文字和书法艺术的研究起着标尺作用。

大克鼎铭文拓片据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介绍，盂鼎及其铭文对西周史和青铜器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一，盂鼎制作于周康王二十三年，是一件典型的青铜器“标准器”，可作为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的重要参考品。第二，铭文记录了周康王时期的一次“册命”。册命礼是维持周代“封建”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是当时最主要的礼仪之一，多见于西周金文。盂鼎铭文是目前已知记载册命礼最早的文献，是研究周代礼制的重要资料。第三，铭文关于商人纵酒亡国的内容，印证了《尚书•酒诰》等文献的相关记载，并直观再现了西周早期周人的原始话语。第四，铭文记载周王赏赐盂大量臣仆（“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其中“人鬲”（多被认为是奴隶）合计多达1709人，为此类赏赐已知数量最大者。这一记载无疑是研究周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重要史料。

著名学者陈梦家曾高度评价盂鼎说：“所见铜器中的重器，此鼎为第一瑰宝。铭文之长虽不及毛公鼎，但内容更为重要而形制厚重雄伟。此器重量不及殷代的司母戊方鼎和大克鼎，而制作精于后者。制作、铭文和体量又都超过虢季子白盘。”有人将盂鼎与同为晚清时期发现的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合称“晚清四大国宝”，可谓名副其实。

大克鼎蹄足上部饰有浮雕兽面。大克鼎铸造于公元前10世纪末的西周时期。鼎腹内壁铸铭文290字，铭文记载了作器者为“克”，他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周王授予克的职责是上传下达王的命令。铭文内容分为两段，一是克对其祖师华父的称颂，二是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

这篇铭文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料，也是西周书法艺术中的皇皇巨篇。

大克鼎铭文拓片

跌宕起伏的流传经历

大盂鼎于道光初年在陕西省眉县出土。传同出的还有一形体较小的“盂鼎”（现器已不存），为方便标识，故称形体大的鼎为“大盂鼎”。盂鼎出土后先后为当地乡绅郭氏、县令周广盛以及左宗棠、潘祖荫等所有。

大克鼎于清光绪年间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具体出土的时间最晚不超过光绪十五年（1889年）年初。同出者尚有小鼎7件、镈、钟、盨等，皆为克所作之器，因此习称大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大克鼎出土后不久即为潘祖荫所得，潘祖荫同时拥有举世双绝，爱不释手，特辟一室“攀古楼”专藏，并镌刻印章曰“宝藏第一”。此后虽战乱纷繁，双鼎仍保存完好。

潘祖荫像潘祖荫去世后，其弟潘祖年将双鼎运回苏州老家收藏。潘氏后人为保护国宝费尽全力，特别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主持潘氏家事的潘达于女士决定将两鼎再次入土埋藏，躲过了日军的数次搜查，得以安然保护。

解放后，潘氏家族看到党和政府重视文物保护，认识到唯有人民政府才能使两鼎得以长期妥善保存，于是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在1951年7月6日主动写信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信中说，国家的文物不应再予收藏，而应公诸人民，由于上海即将建立博物馆，愿将家藏六十年的两鼎献给国家，以供广大人民欣赏研究。

潘达于1951年，潘达于女士无偿将大盂鼎、大克鼎捐赠给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1952年上海博物馆成立，双鼎成为了最重要的“镇馆之宝”。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大盂鼎应征北上，藏于当时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自此，两鼎南北两馆各镇一方，互相辉映。

展览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