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在村庄正北。据传那里曾是西辽河故道，千百年间水势时涨时落。河边有一处荒凉的渡口，常年有个摆船人在这里撑着木船，摆渡着不断走出去和回来的人们。
我要到河对岸的小镇去。母亲送我到渡口，我上了船。母亲挥着手，那褪色的红头巾越来越远。船夫光着膀子，用力拉着铁索。水面波光粼粼，河水好像一直在倒流，船一直在后退。然而，船终于还是到了对岸。我在小镇乘上火车，赶往更远的一座城市。
那是多年前的旧事了。2003年秋天，我刚成为一名记者。此前我在东大荒老家有一份正式工作，可我始终有“生活在别处”的错觉，或许那根本不是错觉。我极其迷惘，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工作之余我就去单位图书室读书，欲从书中寻求答案。我每每读着书，便望向前院的屋顶发呆，那里时常有风吹过，掠过几片飘零的叶子和鸟儿。
有一天我想明白了一些事。我不再患得患失，很快辞职离开了。我不知道这个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只是听凭内心的指引，带着自断后路的决绝。后来的年月里，我无数次往返于村庄与城市之间。那荒凉的渡口，一端连着故土，一端通向遥远的未来。
1986年，东大荒遭遇了一场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西辽河和东辽河仿佛商量好了一般，同时发了大水，仅有一条细流的西辽河故道河水猛涨，先是吞没了河堤，继而漫过了玉米地，冲毁了乡间小路，一路浩浩荡荡，势如破竹。我父亲那年三十二岁，是村里的支书，他带领村民日夜防洪筑堤，在村北筑起一道高高的大壕（就是大堤，我们村子土称叫大壕），逼停了西辽河咆哮的洪水。
然而，东南方向几十里外的东辽河水还是漫过了许多村庄，在一个细雨如丝的深夜抵达我家门前。村庄腹背受敌，情势危急，人们慌忙逃难。父亲十几天没有回家了，一直带领村民在一线抗洪。母亲沉着地把家里的米面搬到房梁上，又把鸡舍和猪圈的门打开。我那天还因为挖野菜摔伤了腿，无法行走。母亲背着我，拉着五岁的弟弟，哥哥姐姐背着包裹，跟着人群冒雨走出了村子。
渡口不知何时出现一艘渡船。然而母亲身弱力薄，又拉扯着四个孩子，根本挤不上去。船上早已站满了人，一个老奶奶不顾危险，蹚着齐腰深的水走到船边，双手死死抓住船板，被船上的人拉了上去。这条方圆百里唯一的船，此刻就像诺亚方舟，载着生的希望。那夜，一个孕妇强撑着爬上船，平安离开渡口后，未等走到小镇，动了胎气，生下一个女婴。婴儿的父母抱着这个顺水而来的孩子，取名“灏”。
几经彷徨，母亲无奈带着我们离开。我伏在母亲的后背上，只来得及透过拥挤的人群缝隙，远远地看了一眼渡船。深夜的渡口，黑黝黝的，在嘈杂的人流和喊叫声中，我心里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母亲一路背着我，带着我们沿大堤绕路多走了一个多小时，走到铁路桥上。慌乱的人群中，我们惊喜地遇到了祖父。祖父一把接过我放在背上，稳稳地跨过铁路浮桥（其实就是铁路桥，不晓得为什么当地人一直管它叫“铁路浮桥”）。洪水就在桥下呼啸奔腾。我闭上眼睛，一边心惊胆颤，一边又感到无比安全。
大洪水过后，西辽河有几年水量很大，渡口的船也忙碌起来。附近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都从这里乘船越过西辽河，到外面去讨生活。
我自幼体弱，却又没什么病，长到十二三岁，上了初中，遇到稍大一点的风，连自行车都骑不动。上初三的哥哥骑着“二八大卡”，我坐在车后座上，十几里的乡间小路，风里雨里雪里，跑了一年。哥哥上高中后，姐姐又骑自行车带了我一年。父母担心我的身体，商量过后，由父亲带着我去百里外的郑家屯镇（现在的双辽市）找一位有名的老中医看看。那年我十三岁，第一次乘坐渡船。
船上照例挤满了人。我不知道他们都去干什么，船上因何这般热闹。我对这艘当年没有挤上去的船感到新奇。在我们东大荒平原上，并没有什么水路，船只格外稀少。能坐一回船，令我很兴奋。船身斑驳破旧，随着铁索左右摇摆，我因专注地盯着水面而感到眩晕。
第二次乘坐渡船是在半年后。大伯去郑家屯医院看病，顺便带着我也去开中药。他把我放在船舱中间的位置，以防我掉下去。回来不久，大伯就病倒了，病得很重，很快就起不来了。有一次我放学后去看他，他一个人躺在冰冷的炕上，已经不能翻身了。他呼唤我的小名，让我给他倒碗水。昔日壮实能干的大伯瘦得皮包骨头，脸颊塌陷，面色青黑。我吓得不敢上前。我拎了拎，暖壶里空空的。我来到锅灶前，生火烧水。一锅水煮开，我给大伯倒了一碗，放在他的枕边。我摸了摸炕，冷冰冰的。我又去灶膛里添了把柴火，回到屋里。大伯喝了热水，脸色好看了些，叫我坐到炕边说说话。可我害怕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大伯没能熬过那个冬天，终于还是去世了，那年他才42岁。我时常懊悔，当时为什么没能多陪陪大伯，多说几句话也好。
离开家乡以后，我进了城市，先是到书店卖书，不久后成为一名记者。从那年起，我采访过很多人，有机会走进他们的内心。我发现，无论看上去多么平淡无奇，平凡甚至无趣的人，他们都在各自生活的洪流中熬煮，翻越他们命里的一道道沟坎。他们拉着生活沉重的套子，低头往前走，悲喜自行下咽。他们与我的那些乡邻何其相似。“过哪河，脱哪鞋。”他们说着这样坚韧的话，不紧不慢地过着一生。
也许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渡口，在人生遇到关口时用以自渡。
五年前我带着一双儿女回故乡去。途经渡口，七岁的儿子跳下车来，在宽阔的岸边奔跑。三岁的小女儿拾起几块粗扁的河石，说是要带回城去，放在鱼缸里给小鱼做床铺。我站在昔日的河边，缓缓的水流漫不经心，空旷的风依旧吹来清冽的气息。儿子捡起一根树枝来，蹲在湿润的沙土上画画。我恍惚看到曾经年少的自己，也是在这个渡口，橙黄色的夕阳下，在沙土上刻过一个名字。
许多的画面都是转瞬即逝，渡口人来人往。有的人走出去，再也没有回来，有的人走回来，再也没有出去。渡口联结着村庄和外面的世界。我的小侄儿和侄女也走出渡口到外地求学，一茬茬孩子们出去见识更辽阔的世界，如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飘落到天南海北，长大后偶尔衣锦还乡；更多的青壮年从这里走出去，到城里做最辛苦的工，吃最简单的饭，数着银行卡上增长的数字，憧憬着给妻儿带来好日子；患病的人心怀忐忑出去寻医问药，带着希望或绝望归家……渡口无声，看着村庄的悲欢离合，看着一代代人用力地生活，迎着年复一年的风雨，在嚣闹和孤寂里静静地守望着。
现今家乡渡口（摄影：周鹏）
走出渡口已二十一年，去年秋季我又回了一次故乡。渡口已无渡船，船夫也不知去向，一道铁制浮桥横贯两岸，汽车来来往往如履平地。早年间河边生长着大片芦苇，如今已被遍野的玉米和高粱覆盖。那荒凉的河边，那繁忙的渡口，不断地迎来送往，不断地告别重逢，不断地淹没失去，不断地重建新生。渡口从未消逝，它已然成为故乡的影子，通向遥远的未来。
作者：周静
文：周静图：周鹏编辑：谢娟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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