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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西洋月刊

✪ 尚道战略 (译)

【导读】

在传统的民主忧虑叙事中，“多数的暴政”向来被视为第一大威胁——自麦迪逊以来， 美国宪制设计层层叠叠地布下制衡、防火墙与冗长流程，意在防止一时情绪化的公众冲动。可时至今日，令美国政治停摆乃至社会信任流失的，却是另一股悄然蔓延的力量：

“少数的暴政”

（minoritarianism）。它

不似昔日的军人政变或民粹暴动那般粗暴可见，而是披着“合法程序”“专家治理”与“利益表达”外衣，通过无数看似理性的制度门槛，把广泛民意化整为零、层层稀释，最终让公共政策沦为利益集团的“精准定制”。

本文（及访谈）以史蒂芬·特莱斯（Steve Teles）

最新论文《少数统治无处不在》为切入口，犀利拆解美国民主失灵的深层机制：从 联邦制与分权结构固有的“阻断偏好”，到20世纪60—70年代自由派出于善意引入的公众参与程序、专业认证与环境评估，再到21世纪在地治理的“ 地方主义绑架”——

每一层都在客观上放大了组织化小群体的议价力量。由此，我们得以理解：为何在住房、警务改革、气候行动乃至税制优化等民调支持度高企的领域，国会与地方政府却常年无所作为；又为何美国在全球力量竞争与国内社会重建的双重压力下，仍陷于“想做却做不成”的治理困境。

更值得注意的是，“少数统治”并非简单地惠及某一党派。

它在州一级助长教师工会、警察协会与环保组织的否决权，在联邦层面则通过参议院议事规则、独立监管机关与司法审查，为共和保守势力提供政治杠杆；在智识共同体内部，它又演化为

“专家同温层”

，把不同意识形态者排斥在技术官僚体系之外。泰勒斯提出的两条应对路径——

“自由派民粹主义”

（依靠更直接、透明的立法与税费工具）与

“多元专业主义”

（推动专业领域的意识形态多样化）——看似各有缺陷，却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

若无对制度性少数优势的结构性改造，美国“民主赤字”将持续外溢为民粹反弹、政策失效与国际信誉受损。

本文的价值，正是在于既洞悉微观程序如何扭曲宏观民主，又敢于挑战自由派长期以来对“专家委托—渐进改革”路径的路径依赖；既为保守主义者提供“重塑国家能力”的镜鉴，也提醒进步主义者：逃避说服多数，终将动摇自身项目的正当性。

对于关注 全球治理、比较政治与 制度经济学的读者而言，这是一面映照各国民主深层结构缺陷的镜子，也是一次重新思考“在高度分化社会中如何有效治理”的前沿对话。

本文原载《大西洋月刊》，由“尚道战略”编译，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谁在真正统治美国？

少数派如何劫持美国的制度

——政治学者剖析美国“少数人统治”的隐蔽机制

在美国政治功能日益失调的背景下，一种被忽视的民主危机正在浮出水面：由少数、组织严密的群体主导政策制定的“少数人统治”（minoritarianism），正悄然侵蚀着美国民主的核心机制。这一观点由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尼斯卡南中心高级研究员史蒂夫·特莱斯（Steve Teles）在其最新文章《少数人无处不在》（Minoritarianism Is Everywhere）中系统阐述，并在《Good on Paper》播客访谈中与主持人杰路撒冷·德姆萨斯（Jerusalem Demsas）深入探讨。

▍从“多数人的暴政”到“少数人的渗透”：美国民主焦点正在转移

美国建国先贤设计宪政体系时，最担心的是“多数人的暴政”——例如通过公投剥夺个体权利。因此，他们构建了复杂的制衡结构：参议院任期长、法官终身制、权力分散，意在避免一时情绪主导国家走向。

但如今，美国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多数暴政”，而是“少数利益集团通过合法机制劫持民主”的现实。特莱斯指出，政府已被高度组织的少数派——例如警察工会、地产业主协会、专业认证机构及环保激进团体等——以制度化手段所操控，哪怕大多数人支持的政策也难以推进。

“美国并非多数治理，而是‘关注的多数’治理（attentive majority）。而关注政治的人往往是少数。” 特莱斯说。

▍从制度设计到治理现实：美国为何易被劫持？

特莱斯分析了三大结构性原因：

宪法制度鼓励阻碍而非行动：美国的制衡结构让“停止”比“推进行动”更容易，因此，少数派只需掌握一个关键节点即可否决变革。

现代政府权力扩张，制度未及时改革：创始人设想的“小政府”早已演变为管理庞杂事务的“大政府”，而原有分权机制在现代反而造成了“治理不作为”。

专家治理与民主合法性冲突：特莱斯区分了两类政府委托行为——一种是授权专家高效执行经民意支持的政策（如社保、失业救济等），另一种则是将模糊、道德复杂的问题外包给缺乏民主授权的专业机构或大学办事处处理（如教育政策中的Title IX执行），后者极具争议。

▍“自由派制度”同样构成少数人统治

在当前政治语境中，“少数人统治”常被视为保守派受益的机制，如选举人团、参议院代表权不平等等。但特莱斯指出，自由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创建的大量制度——包括环保许可、专业执照、行政机关委托程序等——同样创造了制度性少数派利益，阻碍民主民意的体现。

他认为，民主制度中的“非多数机制”不应只被视为保守主义的工具。若民主论者真诚地坚持“多数决定”原则，那么也应反思自由派主导建立的技术官僚体系与专业参与结构是否合理。

▍当“软威权主义”出现，民主机制成最后防线？

面对当前政府中出现的“软威权主义”现象（如效率署DOGE强推政策、绕开国会授权），特莱斯并不否认现有制度的部分阻碍功能正在发挥“阻止更坏政策”的正面作用。

但他提醒人们：“如果不趁此机会重新定义我们想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那么一旦制度崩塌，我们将毫无准备。”

▍制度重塑的两难：专业治理与民主控制之间的张力

面对“专家治理”和“民主参与”之间的张力，特莱斯主张进行系统区分：

对已明确授权的事务（如社保发放、公共健康系统），专家应被赋予高度执行权。

对社会分歧严重、道德复杂的议题（如高校性别政策、产业规范等），专家角色应被限制，立法机关应承担更多民主责任。

如果“多数统治”是美国真正认同的民主标准，就不能只批判选举人团或参议院，而要检视所有层面的“制度性少数人统治”机制，无论它们是左翼还是右翼主导的产物。

▍“民主”是否等于“多数人统治”？政治学者：也许没那么简单

在对“是否支持多数人统治（majoritarianism）”的直接提问中，特莱斯并未给予激进肯定。他认为：

“民主的合法性，并不完全取决于是否多数决定，而是首先取决于哪些决策应当由政府做出。对那些涉及基本权利或需要高效率的事务，多数规则可能不是最优。”

他进一步指出，多数人统治的实践问题关键在于“哪个多数”在决策。以住房为例，地方层级的多数决策是否应凌驾于州或国家利益之上，是无法通过单一民主标准判断的，而需要更广的制度设计视角。

▍地方主义制度如何放大少数派利益？结构性缺陷+投票冷漠是根源

德姆萨斯指出，美国地方政府尤其是市政层级，因选民参与率极低（例如纽约市2021年市长选举仅23%的注册选民投票，其他城市更低），为教师工会、业主协会、警察工会等有组织利益集团留下了极大空间。

特莱斯对此回应称，“地方选举制度本身是内生性的（endogenous）”——即制度设计反映了既得利益群体的偏好。例如，“非联邦大选年份（off-cycle elections）” 让组织良好的群体能在低关注环境下放大其投票权重，而教师工会、警察工会等拥有强大的组织与动员能力，因此往往成为地方政治的真正主导者。

此外，这些群体还通过集体谈判机制，在远离公众视野的渠道中获取决策影响力，进一步弱化多数公众的参与机会。

▍问题不在于“少数人的参与”，而在于“多数人的缺席”

德姆萨斯提出，问题的根本不一定在于少数人表达诉求，而在于多数人未能出现在政策形成的场域中。

特莱斯回应指出，在地方住房议题中，很多受影响的“潜在多数人”根本不在投票辖区内，例如那些希望迁入城市的人。因此，将关乎州级甚至国家发展的事项下放至小范围社区决策，导致政策变形乃至瘫痪。

他进一步批评：“在很多蓝州城市中，我们没有实质性的党派竞争。如果真有，那应该不是共和党对民主党，而是像‘德姆萨斯党’对抗极左邻避运动NIMBY主义的竞争。”

▍“少数人统治”也许正是“多数人默认的选择”？

德姆萨斯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悖论：是否存在“多数人支持少数人阻挠”的偏好？

在她看来，每个人在某些议题上是多数，在另一些上却是少数。而人们普遍更害怕“坏事发生”大于“好事未成”，因此可能偏好一个允许否决的制度，以保护自我不被伤害。

特莱斯对此表示认可，并回顾历史指出：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对政府“做事造成伤害”的担忧主导了公共参与、环保立法等少数参与制的兴起；而当前，“政府什么都做不了”的舆论氛围与中美竞争、欧洲军事无能感共同强化了“我们得赶紧行动”的焦虑。

“这种对‘政府瘫痪’的普遍失望，正是当前民粹主义情绪的重要温床。”

▍重塑制度，要看我们处在怎样的时代

两位嘉宾达成共识：如何平衡少数人保护与多数人主张，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

如果当下我们面对的是制度滞后、治理失灵的“供给危机”时代，那么更倾向允许多数推进公共事务可能更合适；

如果处在利益受损高发、政府过度干预的“风险防范”时代，那么允许少数否决可能更能稳住社会信任。

而政策制度的塑造，必须回应当下的现实危机，而非被过去的教训所定格。

▍“自由派民粹主义”：减少专家委托，直接以立法回应民意

特莱斯将“自由派民粹主义”定义为：一个不依赖复杂专家机构的激进政府行动框架。他引用19世纪美国民粹主义传统指出，立法机关应成为民主意志的直接体现者，而非把大量实权委托给难以监督的行政机构或法院。

举例而言，特莱斯建议可以通过：

立法直接废除地方政府的住房审批权，转而实施“全面合法建设”（by-right zoning）；

使用简单直接的税收与支出工具（如碳税），替代冗长繁复的市场机制和专家管理程序；

避免“结构性狡猾”（structural sneakiness），即绕开民意的技术治理，如通过EPA行政规则替代国会立法。

但他也强调：若无法说服公众，就应接受失败，“专家可以提出建议，但民主的前提是你必须劝服民众——若做不到，就不要做。”

德姆萨斯则反驳指出，公众往往发出混合信号：他们既反对碳税上涨能源成本，又关心极端天气与环境灾害。这要求政府具备调和矛盾偏好的能力，而非简单以“非此即彼”的方式回应民意。

▍“多元专业主义”：让专业治理摆脱单一意识形态的垄断

尽管批评专家主导治理的问题，特莱斯承认，现代政府在复杂领域（如医保、财政、教育）不可避免地需要专家参与和委托执行。

为此，他提出“多元专业主义”，主张：

打破当前专家群体的意识形态同质性（尤其偏向自由派、进步主义）；

鼓励更多来自保守派的专业人才进入公共管理、社会工作、教育等领域；

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等人才供给源头引入意识形态多样化机制。

他指出，目前许多专业领域（如社会工作）已被贴上“进步主义标签”，使得保守派人士在职业选择上自我排斥。这种“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偏差”与种族性别歧视类似，是一种隐性但深远的制度再生产。

特莱斯表示，他正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创设的新政府学院中推动这种“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实验，希望培养跨光谱、交锋式的专业官僚群体，从而在体制内形成更健康的政策辩论与执行监督机制。

▍结构性偏差背后是“同质吸引”：意识形态分化的职业路径开始于大学选择

播客也援引加州大学伯克利教授 Sahil Chinoy 的研究表明，劳动市场中明显存在“意识形态排序”（political sorting）。即便在同一地区，保守派和自由派的雇主选择也显著分化，而这一趋势从大学选校、专业选择、初职选择一路延伸。

特莱斯承认，意识形态的“群聚效应”有其合理性，因为管理多元工作群体确实更复杂、更费力，但他也强调：正因为多元化带来冲突，才有助于防止“意见回音室”，提高制度自我纠错能力。

▍失败经验的反思：伊拉克战争是“纸上谈兵”的典型

在节目最后，特莱斯坦言自己曾支持伊拉克战争，事后反思发现自己忽略了自己学术中最重视的问题——复杂系统中的协调难题。他以此为警示，在霍普金斯开设《政策灾难》课程，借此反省并教育学生如何在实际政策中应用理论，避免陷入“道德感驱动下的非理性冲动”。

▍结语

特莱斯对“少数人统治”的诊断既严厉也克制。他不主张全面否定专家制度，也不简单迎合民粹情绪，而是在重新架构政府权力与民主授权关系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一方面，推动清晰、直接、透明的民主立法；

另一方面，努力打造具备政治多样性与技术能力兼备的专业治理体系。

这种双轨改革路径，在当前“政府失能”、“民粹高涨”的社会氛围中，或许为未来美国治理提供了一种值得试验的出路。

编辑 | 渡波

本文原载《大西洋月刊》，由“尚道战略”编译。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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