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像】

“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为最。” 1862年，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给予了郭嵩焘如此高的评价。

然而，此后的百余年间，郭嵩焘这位有着超出时代认知的先知先觉者，似乎依旧未能以他应有的形象真正走进大众视野，也依然未能得到世人公允地关注和评价。

【《独醒之累》】

12月11日下午，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孟泽先生携新著《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在长沙时务学堂旧址（即天倪庐）与读者见面，现场讲述了他认知中的郭嵩焘。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柳肃教授、湖南大学法学院蒋海松教授、岳麓书社周家琛参与分享交流。】

超出时代的先知先识者

在晚清中国历史舞台上，郭嵩焘的重要性不及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对于这一传统观点，孟泽教授首先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在还没有世界概念的传统中国里，这种评价无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今天反思历史，我们打量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眼光必须要有所调整。当时的中国，已经无法不进入世界版图，郭嵩焘曾言“切记今时天下利弊，无过于洋务”，曾国荃也说“舍洋务无可讲者”。事实上，1840年以后的中国，一直面临着一件最为重要的事情，那便是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中国与世界的融洽程度，决定了我们国家、民族和个人的未来，决定了国人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郭嵩焘的言论与作为，在那个时代是走在最前端的，他的认知也是最先进的。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孟泽教授提出，“我们曾经以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来表达对湖湘近代人物的仰慕，但以现在的认知和发现，似乎用曾、左、郭、胡来代表湖湘近代人物，更能彰显湖湘近代人物对整体世界的认知，更能体现湖湘近代人物精神人格以及所作贡献的高度、丰富性与多元性。” 如果少了对世界最具认知的郭嵩焘，那么，谁又能代表湖湘文化的先进性呢？谁又能彰显出湖湘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引领作用呢？

【孟泽教授】

那么，郭嵩焘在哪些方面呈现出了与当时的传统士大夫不同的认知？

首先，孟泽教授认为，郭嵩焘区别于当时士大夫的是他对西方的认知。他这种与别人不一样的认知并不是出使英法之后才产生的，而是在他出国之前就已经产生了。在郭嵩焘看来，与洋人打交道，只要“以理格之”“以礼通之”，凭着人的本性，凭着内心的真实去与他们相处，就会知道怎么与洋人打交道。如果先入为主，认为洋人就是“夷狄”“禽兽”，那便无法处理好与洋人的关系。

其次，郭嵩焘与传统士大夫的不同，还体现在他对商人、商业的看法。传统士大夫认为，商业是没有产生价值的，是靡费民众的劳动的，一斤谷子，无论如何都还是一斤谷子，不会变成两斤谷子。而郭嵩焘则认为商业是能够带来财富的，他懂得钱的流通带来的好处，他没有把商人妖魔化，甚至还曾为商人立传。孟泽教授认为，郭嵩焘对商人、商业的这种认可，是与他的家世出身有关的，郭嵩焘家世富裕，积世城居，除了像传统富家那样经营田土外，他们家还经营着借贷业务，这种家世背景对郭嵩焘的观念是有着重要影响的。

第三，郭嵩焘尤为令人敬佩的是他的自我反思。在郭嵩焘的日记和文集里，经常出现对自己的批判。郭嵩焘认识到，中国的事情搞坏了，最可怜的其实是老百姓，而罪过都出在我们士大夫身上。士大夫之无识，对西方根本不了解，对这个世界更是完全懵然不知，这才产生了诸多问题。他认为，晚清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出在了精英阶层。

此外，孟泽教授还谈到了郭嵩焘晚年活动对维新运动的影响。郭嵩焘在晚年与长沙一群士大夫的互动，包括在禁烟公社、思贤讲舍的演讲，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孟泽教授认为，郭嵩焘的这些活动直接使得湖南后来成为维新运动的发源地。孟教授还引用了陈寅恪关于祖父、父亲的回忆文章加以佐证。陈宝箴北京考进士时，见到圆明园“干宵大火”，然后“痛哭南归”，回到长沙后，他整日与郭嵩焘交流，把主张变法的郭嵩焘许为“孤忠宏识”， “宏识”就是说郭嵩焘和别人看的不一样，他知道要挽救这个国家就必须变法。孟泽教授认为，通过这一点，便可证明郭嵩焘晚年在长沙的生活，跟之后很快便发生的湖南维新运动是有着直接的关联的。

【孟泽教授与柳肃教授】

如何与洋人打交道？百余年前郭嵩焘的经验

“郭嵩焘是一位非同一般的人物。”在柳肃教授眼中，郭嵩焘是近代尤其值得引起关注的人物。对于当时人对郭嵩焘所谓“汉奸”“卖国贼”的污名化，柳肃教授认为是没有根据的。他认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真正有思想、能够影响历史发展方向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曾国藩，一个是郭嵩焘。曾国藩代表着国内政治、社会的发展方向，而郭嵩焘之所以重要，则在于郭嵩焘在一百多年前居然就有先见之明，在没有出国之前，他就知道应该怎么与洋人打交道，出去看完以后他就更加知道怎么与外国打交道。工业革命以后，在资本主义要发展世界市场，向东方扩张的时候，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封闭起来，与国外不来往了。于是，怎么样与外国打交道，是自1840年以来，近两百年的历史中，我们不能不重点关注的问题。郭嵩焘在一百多年前与洋人打交道的思想，是很值得学习借鉴的。

西方法政观念引入中国，郭嵩焘功不可没

对于孟泽教授关于郭嵩焘地位的评论，蒋海松教授表示了赞同。谈及郭嵩焘的见识是否超过曾国藩、左宗棠的问题，蒋教授认为，与曾、左的地位主要凭功业挣得不同，在郭嵩焘身上，更重要的是他的见识、视野和眼界，这完全是另外一个时空的事情。郭嵩焘有着新的理念，新的视野，他有着另外一种境界，而且这种境界是更符合我们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的。郭嵩焘的视野更开阔，眼界更高，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也是更高的，他的影响更是全方位的。

【蒋海松教授】

通过在法政史视角的观察，蒋教授点出，郭嵩焘对于西方法政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是有着极大影响的。出使期间，郭嵩焘经常去英国法院现场观看，他发现这跟在中国完全不一样，原来英国的法庭是可以辩论的，议会是可以吵架的。他认为这种君民相争，才是治国之根柄。甚至他当时为了推广商业，想要去全世界通用性的《通商条例》，虽然最终没有编成。但是他确实已经请人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关于商业方面的法律文献，这为我们后来的一整套工商业法律保证的产生提供了很大的后备支撑。

在孟泽、柳肃、蒋海松三位教授分享完后，现场进入读者提问环节。有位读者问孟泽教授：“如果你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应该怎么对待或者安排郭嵩焘好呢？”孟教授讲述了历史上慈禧对郭的赏识和器重，但又明确指出，慈禧是一个没有世界眼光的掌权者，只是她有着极强的权术和手腕，她当着郭说的是一套，而面对诋毁郭的大臣，说的又是一套。

当天虽寒风萧瑟，酷似晚清政经大变局之气氛，然而名宅雅韵，翠木环绕，在梁任公等先贤论道之胜地，大家环坐露天，气氛热烈，畅谈郭氏此等“孤忠宏识”先知人物，让先觉带动后觉，让“独醒”者不孤独，亦不负先贤之深心遗志。

本次活动由时务学堂研究会、岳麓书社、武汉大学长沙校友会企业家分会共同主办，新湖财富、百态茶酒庄、思默文化友情赞助。（文|周家琛）

*原标题：孟泽携《独醒之累》开讲时务学堂，主张用曾、左、郭、胡概括近代湖湘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