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安妮宝贝开始在网络上创作小说，2000年出版的《告别薇安》令她一举成名。此后出版的作品大多一经面世便成为“爆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销量奇迹。而20年后的今天，尽管出版市场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一路伴随着巨大争议，她的作品仍然能稳居畅销榜第一，何以如此？
改名庆山的安妮宝贝，七年里没出过长篇小说，直到今年1月推出《夏摩山谷》。这部书名稍显怪异的小说一下子打消了人们对她是否已经过气的疑虑——《夏摩山谷》甫一上市就大卖，一跃高居当当小说阅读榜榜首。作为世纪之交最早起家的网络作家之一，庆山（安妮宝贝）在今天通俗文学界的受欢迎程度的确不凡。连笑傲多年的青春教主郭敬明也因在图书及电影市场屡次失手而引发“没有人永远需要郭敬明”的嘲讽，然而长情的读者对安妮宝贝却始终怀恋依旧。
《夏摩山谷》有体系地呈现出都市中产阶级女性一整套的中年危机美学，集合了时下多种受欢迎的空间和情感元素。这是一个从旅行开始、人物关系复杂多重的故事。故事的地理坐标从不丹、印度、喜马拉雅，横跨隐秘山谷、湖水、寺院、幻海、惹觉、犀地等具有空灵意境的场所。至于那些姓名用字美丽而又难记的人物，往往陷入灵或肉的复杂纠葛：净湖和远音突破常规世俗的情感，如真和不同身份的男人（寺院法师、故乡小城的政府官员等）的关系，雀缇与无量的感情……
有豆瓣网友将故事的母题概括为：“一事无成的‘女子’和中年有妻子儿女的‘男子’莫名其妙纠缠不清的模式”。尽管这一说法并不全面，但对于今天的都市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相当现实主义的中年命题。不过，对于庆山当下的写作而言，这一类情欲世界的花式冒险已不再是故事的主题，而成为需要挣脱或是和解的泥泞，她要从肉身再出发探讨“爱”的本质和人的归宿。
如果说安妮宝贝的残酷青春书写因启蒙了一代城市青年的身心痛感而富有先锋性，那么今天庆山的佛系禅修、告别欲望又如此切合了中产阶级渴望内心平静的汹涌大潮。阅读史变迁本身也是一种成长叙事，成为庆山的安妮宝贝与旧时读者一起成长渐进，迈入生理或心理上的中年时，也共同经历着从情爱纠葛到家庭羁绊的人生阶段转变。
撰文 | 董牧孜
多年以后，
是谁在阅读庆山？
这些年，为人妻人母的庆山因行事低调而话题热度不高（电影《七月与安生》或许是公众存在感的峰值），她离群索居勤恳写作，与媒体保持距离，不签售，不亮相。可二十年来，不论新书旧作始终畅销不衰，销量逾千万册。一个商业上极度成功的作者，如今以反商业的姿态而写作，不受外界意见左右。
两副面孔、一个灵魂的安妮宝贝和庆山始终以笔尖搅动着时代痛点的旋涡——爱她或厌她的人都无法否认这点。这是一个微妙的要求，既敏锐又要主流、既先锋又要套路。如今她一意孤行坚持自己的写作主题，而这种“一意孤行”恰又是许多人“在路上”时不约而同的偏爱——某种集体口味。
尽管没有社会学数据表明今天庆山的庞大读者群由谁构成，但参考微博及豆瓣短评，将《夏摩山谷》推向畅销榜首的主力大概仍是与“安妮宝贝”共同成长的昔日伙伴。尽管有人与之划清界限或温情告别，但仍然有许多默默追随的读者“每一本都买”或是“偷偷购买”。
豆瓣评论
“想起自己曾经喜欢过安妮宝贝，会有些许的羞耻。”
“在那个年纪认识到文学的迷人之处。”
“很难分清是喜欢看她的书还是怀念曾经读她的书的自己。”
“她的语言轻易就成为捆绑我头脑的绳子：你应该渴望流浪，你应该热爱香水，你应该谈许多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之后你应该冷漠地转身离开，你应该去伤害和被伤害，不需要特别的理由。”
庆山新作《夏摩山谷》书封。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当《夏摩山谷》推荐语宣称庆山-安妮宝贝的作品“让一代读者踏上追寻自我的精神之旅”时，经历过世纪之交的人都知道此话真实不虚。安妮宝贝曾是最畅销的青春文学读物作者，拥有母女两代读者，以及大量男性读者。这些庞大的读者基础，意味着安妮宝贝的光环将持续笼罩着巨大的市场。
成年人的阅读前史值得尊重，永远不要简单否定自己的青春，也不该轻易贬损别人的青春——尤其是在“黑”安妮宝贝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以来。有些作者假如能在我们年轻时与我们相遇，就很难不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了。想当年，那些安妮宝贝金句在QQ签名或空间里总被引用或是模仿（她本身即是网络时代塑造的金句式作者）；至今，许多人仍习惯透过安妮宝贝/庆山式的表达确认自我。
事实上，安妮宝贝的写作塑造了城市新中产的语言审美与爱情想象，也影响了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现象级作者的恋物写作。80后、90后心目中的都市文青形象恐怕永远无法摆脱安妮宝贝描画的模子了：海藻般的长发，白色棉布裙子，光脚穿球鞋的女孩，以及那些穿棉布衬衣、系带翻绒皮鞋、用草香味古龙水的男人。每种身份都要有与之匹配的具有“生活品质”的物件，作为建构身份及品位认同的环节。
“任何一件事，只要心甘情愿，总能变得简单。”出自安妮宝贝《彼岸花》。
安妮宝贝/庆山一直以来都忠实于符码化的写作，她随时代而更换符号，与时俱进。如同曾于里所说，她的兴趣已经从帆布鞋、烟花、女子和宿命，转向了树木、自然、经书与传统文化。以一种矫饰而又真诚的作态回归自然，这同样是今天的趣味潮流。如果说这些年庆山-安妮宝贝始终在做不乏真情的自我重复，那么我们对于她的谈论或批评也已言辞穷尽，成为陈词滥调。那么，今天我们还需要读庆山吗？又要把“少年情怀总是诗”的安妮宝贝置于生命经验的何处？
读安妮宝贝的年代，
我们在寻找什么？
杨庆祥写过一篇文章叫《今天还需要读安妮宝贝吗？》，说回头检视和阅读安妮宝贝，或许有意料之外的发现。
安妮宝贝展露锋芒时，与村上春树和米兰·昆德拉一同流行。2009年教中国当代文学史时，杨庆祥将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作为入选篇目，因为它“有着那个时代中国文学少有的语言和情绪”，带来了极大的阅读不安。到今天，这种有关都市精神焦灼的表达不再新鲜，早已落实为一种普遍的存在状态。
《告别薇安》
作者：庆山
版本：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年
实际上，安妮宝贝-庆山的文学性很少被学界严肃对待。除了郜元宝等文学研究者坚持“向坚持‘严肃文学’的朋友介绍安妮宝贝”，大部分对她感兴趣的是文化研究学者。安妮宝贝被视之为世纪之交城市及女性书写的代表，2014年改名庆山之后很少再作为文学现象被谈论，而更多被视为一个市场现象。
1998年，安妮宝贝开始写网络小说。戴锦华是较早留意到她的学者之一：
“
在网上，你会遭遇一些你始料不及的东西……大约以这种方式，我遭遇了安妮宝贝的文字。有几分心动，有几分惊艳的感觉。当然，这中间有沟：代沟，似乎也是某种阶级文化之沟；但有体认：关于城市、关于现代世界、关于性别和女人。听年轻的、几乎是稚嫩的学生讲，每晚网上读一段安妮宝贝的文字，然后含着自恋、温暖的眼泪入睡；我只有宽容的笑，带着无名的不安。
戴锦华看待安妮宝贝的书写，是一种隔膜而又温柔的凝视：“在一份毕竟源自张爱玲式的物恋与自恋之间，在一份悲凉与颓废之间，安妮宝贝的作品，展现了一脉中国大陆版的世纪末的华丽，一份灰烬间的火光的弥留。”这说法对应的是台湾小说家朱天文的名篇《世纪末的华丽》，后者呈现上世纪八十年代台北的都会世象，以及都市中人的孤独和欲望觉醒。
《世纪末的华丽》
作者：朱天文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4月
或许可以说，安妮宝贝等女作家的出现，是因为中国大陆城市现代性也发展到了可以生发这种都会情愁的阶段。现代人被高度发展、瞬息万变和物欲横流所裹挟，造成虚无、挫败与前所未有的自由感相交叠，这种无所依傍的情感是一种真实存在的都市体验，也是所有城市现代性的普遍经验。
最先敏于捕捉和表述这种情感的作家，也最容易获得市场中读者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如戴锦华所说，整个90年代，大众文化都在不断构造和呼唤着中产阶级的莅临。新中产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构造都需要导师，在这方面都市小说是一种很好的示范。
曾于里指出安妮宝贝早期小说的真诚与真切，往往是一个勇敢女性的受难史，想通过爱情汲取庇护与爱，但在高度物质化的男性社会，她们节节败退。不过，即便故事中互相取暖的“都市夜归人”，也深知此类爱情的不可靠，最后总是清醒决绝地离去：“我们是没有未来的人，不断地寻找，不断地离开。”读者在安妮宝贝的感伤故事里找到了共情的同类，也发现冷漠颓废的都市“性感”。
如此，安妮宝贝对都市姿态的描摹，品味貌似不经意实则门槛颇精的书写，对郎才女貌现代翻版的再造（受过良好教育的美丽女性寻找英俊、多金、有品位的男性），都使之成为郑国庆所言的“第一位中国（大陆）特色的品牌流行家”。不过，小说对于“小资情调”的调教与展演之中，弥漫着一种“没来由”之感，她并不解释女主角的特质及其悲剧是如何从环境中来，而是致力于塑造令人耽溺迷恋的颓废氛围。
改编自庆山（安妮宝贝）小说散文集《八月未央》的同名电影剧照。
那些年，我们在教室里偷偷传阅的性启蒙小黄书少不了这些女作家：大胆让老外“脱下我的CK内裤”的新新人类卫慧，探讨什么是高潮哲学的摇滚女孩棉棉，也包括更为疼痛恻隐的安妮宝贝。世纪之交女性书写的情欲释放，是中国都市女性自我意识与身体经验的萌芽时刻。相比卫慧、棉棉，安妮宝贝-庆山的大众影响力似乎最为持久而深远，伴随我们从世纪末的青春疼痛走入了新世纪的初老危机。
从《清醒纪》开始有佛气，安妮宝贝时期的代表长篇《莲花》之一已经潜入雅鲁藏布大峡谷寻找生命意义了。这几年里，庆山的作品始终与旅行、隐居和修行有关：《得未曾有》在长途旅行中记录与回归农村的摄影师、年轻僧人和古法弹奏的老琴人对话；《月童度河》则是阅读、写作、旅行、自我修习之中对情感及琐碎生活的体悟。至《夏摩山谷》，庆山的书写空间仍在这类与世隔绝之境晃荡，旅行和隐居成了她长久的母题，也构成了她所理解的人生修行。
从青春疼痛到佛教清修，庆山的书写发生了什么？她对都市里爱与怕的关怀似乎一以贯之，但却将出走、隐居与修行变成了年轻时无解之题的解药。作为世纪之交典型的“飘”一代作家，安妮宝贝的写作无可避免地成为城市化转型过程中一部分新生活弄潮儿的情感记录。还包括邱华栋、余则成等北漂作家，卫慧、郭敬明等沪漂作家，不论其文学成就如何，这些作家都提供了富有时代气质的北京及上海书写。从安妮宝贝到庆山的经历并不特殊：一个从小镇奔赴都市的女孩，经历了都市纸醉金迷的探索并扎根其中，中年后却渴望逃离城市、回归自然的生活——“幻海”一样的都会似乎已不再能提供不同寻常的可能性。
在荷尔蒙退去的时代，最炽热的欲望倒向了最寡欲的抉择，似乎当年性放纵的酷女孩都去搞禅修了，吐出同一种调调的心灵话术。2017年侯虹斌有篇著名文章《为什么文艺女青年在人到中年时都走上了灵修之路？》广为流传，说卫慧、棉棉、安妮宝贝等热衷欲望与身体的女作家都“佛了”“玄了”。与这些女作家类似，王菲、伊能静等演艺界成功女性也投身灵修，这侧面透露出一个时代审美趣味的变化，体现出这一代成功人士精神求索的既定模式。从安妮宝贝到庆山，是一种从姿态教导到人生哲学输出的阶段转变，而她在新书中一以贯之所提供的，是一种向内寻找的答案。
安妮宝贝
中年危机一定会到来
没错，中年危机一定会到来。发福，秃顶，出轨，婚姻裂隙，事业天花板……总有一些磨难接踵而至，将日子变成苦熬。
充满自恋色彩的男性中年危机已占领了我们太多的小说和电影（比如姜文的《一步之遥》和《邪不压正》都曾被如此指摘）。我有位朋友打趣说：当看一部以中年男性为主角的电影时，马上可以根据有娃无娃、婚姻状况、跟娃感情如何、跟配偶感情如何、文艺小众片还是院线大众片等因素，直接导出情节和结局公式。而女性中年危机的表达，在庆山的书写中得到了一种典型的呈现。
微博豆瓣上有关《夏摩山谷》的留言，好评一片，骂声参半。
豆瓣网友@away在《夏摩山谷》的短评中写道：“想有很多很多的钱然后过上安妮宝贝那样的生活。静心，修行，问道。”这道出了庆山书写中年危机的格局。获得过爱情、家庭或事业成功的男女，要么如今遭遇了具体的婚姻与家庭问题，要么就只是无法成为一个庸常的满足者。《夏摩山谷》的主角，都是不满于“中产阶级沾沾自喜画地为牢的生活模式”的人，必须要给心灵寻找超越性的归属：
到处旅行，去非洲或者南美洲，去一切有异域风情和新奇感受的地方，还是搭建我们的居所，在一起朝朝暮暮重新开始生儿育女。像所有所谓幸福的模式，在好的餐厅吃饭，去海外购物，送孩子去私立学校，开派对招待朋友，遵循所谓的中产阶级沾沾自喜画地为牢的生活模式。还是两个人浪迹天涯。如果我们没有信念。我对俗世的一切没有丝毫兴趣。
庆山刻画了不愁吃穿用度的乏味，如何成为一种人格上的磨难：他们“没有什么爱好也从不读书，没有真正关心的事情”。她似乎格外喜欢描写那些在中产婚姻之中自我满足的女性，她们的无知觉和缺乏自我意识往往消磨着她们的配偶，反过来构成男性中年危机的一部分。抱怨妻子，成了有产中年男性与追求灵性的女主角相遇之后的共鸣话题之一：
在内心深处她对我没有什么兴趣，也没有需求。她更热衷打扮、玩乐、去美容院做按摩、看韩剧、打麻将。打扮成上流社会的模样，和一些女友争奇斗艳好吃懒做。或者说，她无法感知到自己的内心和情感，也无法去理解和探索他人的内心和情感。在她光鲜年轻的躯体之内，空无一物。她跟我在一起，因为我是个男人，可以跟她生孩子，保护和照顾她的生活。
她唯一的作用是作为妻子存在，让这个家以形式维持。但是我已失去耐心。我之前并不知道，与不合适不匹配的对手的结盟，会让生命的能量减损。
小说中涉及人生哲学的探讨，往往顺势以男女知己对话的方式进行：
“男人与女人之间是否需要忠贞不二的关系。”
“那你对性是什么样的看法。”
“新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
然后抛出一些不乏真理性的答案：
只得到欢愉的性行为不符合人类宏观的秩序，在某种意义上会被归类于虚空。觉得伤感的是，他们之间的所有只是互相赠予，不曾互相属于和一起创造。
对关系的前途来说，不是相爱就可以结婚，也不是结婚了就会相爱，更不是相爱了就会永久。也不是不爱了就可以离婚。它们之间没有条件关系。爱与婚姻，是两套迥然不同的系统和体制。
《夏摩山谷》中的男主角读很多书：东方的《易经》、儒释道、萨满、吠檀多哲学、佛教上座部、禅宗、金刚乘……庆山的小说也往往被一些读者当成是佛教的入门读物。尽管这种透过学佛感悟写小说的距离不是所有读者都能接受，但对于中年危机感同身受的言说，还是说到了一部分人的心里。
在接受《收获》采访时，庆山说《夏摩山谷》的核心之一是真爱与承诺。她承认“快餐爱情”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每个人的心里会有对爱的真正渴望，这是一种天性。而在“ONE”对庆山的专访中，她给出90后年轻人关于“爱情”的人生建议：所谓的世俗意义中的“爱情”里面有太多误区、幻觉、妄念、自欺与谋算。真正的爱是一种“强烈与深刻的心的连接”。
拥有一千一百多万微博粉丝的庆山，此时更像是一位情感导师，她透过小说诉说着关于人生的部分真理，尽管她小说中的“所有人都像是同一个人”。事实上，作为作家的庆山可能过着比绝大多数人更加封闭的生活，她在采访中提到自己是如何心平气和地进行着一种孤岛式的写作：“我的写作是孤独的，没有什么可参照的同行者，也没有向导或任何老师，没有可以归属的圈子或者流派。我觉得也不需要。”
或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她的写作可以如此轻描淡写地将个体在生活与情感上的挫折、不幸与煎熬，划归为内心世界的问题（沉迷物质、欲望过多、缺乏信念），而无法有针对性地分辨不同痛苦的现实土壤与客观社会条件。当矫饰的美学表达早已深入人心，而很大的自我又陷入危机时，就需要以某种人生哲学的配方加以和解。同为情感导师，庆山与木子美的差异就体现在此：在微博上“答读者问”的庆山，有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温柔敦厚与真诚，她透露出对于中产阶级乏味生活的迷惘与反思，但又无法跳出这种生活所预设的框架。相反，答读者来信的木子美“不加V”老师，则是每一个分析都来得狠准爆裂，将千疮百孔的游戏爱情婚姻与家庭剖开，向你指出每一个毛孔里的脏污。
正如所有心灵鸡汤都含有一定的真理成分，作为金句式作者的庆山老师仍然值得市场检阅。我们大概可以说，庆山的不过时，并非来自文学性的肯定（尽管在《收获》发表意味着纯文学市场一定程度的接纳），也非体制上的确认（无关官方属性的作协），她始终是大众市场最真诚最即时的选择——读者取最愿入口的一瓢饮。畅销作者往往面临极端的口碑，爱者爱之深，恨者恨之切。她会持续被阅读，因为她曾走在一代人的前面，今天又与步入中年的中产阶级以及谈论初老的年轻人在危机路上同行，她戳中处境相似者的痛点，替平静而成功的社会主流轻浅地发出了最底的心声。
